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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與社會習俗塑造了中國人的群體性特點

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出生在北愛爾蘭安特合郡的大地主家庭,1759年畢業於都柏林三一學院,之後進入倫敦坦普爾大學進修,師從荷蘭伯爵亨利·福克斯。

簡介

他是英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曾率領使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於1793年抵達中國,欲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卻無功而返。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1793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國使團乘坐一艘六十門炮艦「獅子」號和兩艘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隨行船隻抵達天津白河口,之後換小船入大沽。奉命在此等候的天津道喬人傑和通州協副將王文雄上船迎接,並準備菜蔬酒肉迎接。使團進入天津,受到直隸總督梁肯堂的歡迎。

8月9日,使團離大沽赴北京,途中在通州停留,與中國禮部官員發生禮儀爭執。9月2日,又離北京赴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帝,途中參觀了長城。9月13日,使團抵達熱河,向中國政府代表和珅遞交了國書,並同其就禮儀問題再度發生爭執。最終雙方達成協議,英國作為獨立國家,其使節行單膝下跪禮,不必叩頭。

9月21日,使團回到北京。10月7日,和珅向使團交呈了乾隆帝的回信和回禮。使團離開北京,經京杭大運河往杭州等地參觀。在遊歷了中國東部之後,11月9日,使團抵達杭州,12月9日抵達廣州,兩廣總督在廣州送行。

之後,使團在澳門停留了一段時間,並於1794年3月17日離開中國,9月6日回到英國朴次茅斯軍港。馬戛爾尼的隨員安德遜說:「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裡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馬加爾尼和他的隨從團員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成為了歐洲研究清朝的珍貴資料。在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時,他認為是翻譯水平過低導致的。

1795年,馬戛爾尼作為密使出訪撒丁王國,商談反法同盟事宜,之後他再次被封為馬戛爾尼男爵,不過這次是作為英格蘭貴族受封。

1796年底,他被任命為好望角總督,統治新獲得的開普殖民地。1798年11月,他因健康原因辭職。1806年逝世。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文摘:

我已有機會指出中國人的本性因受政府法律和規章的影響幾乎改變,在這個國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在別處受到更大的扭曲,因為這裡的每條古諺語都起到法律的效力。他們天性安靜、順從、膽小,但社會狀況和實施的法律,把他們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殘忍,這有許多事例可以清楚證明。我有時從一些特殊案件推測他們的品行,確定他們的道德特徵。

同時,我覺得應當容許完全不同於我們自己的。如出現在我們本國,按統一標準得不到真正理解的特殊思想方式和風俗習慣。少女當著年輕男子裸體舞蹈的斯巴達公眾節日,並沒有如預期那樣在歐洲對萊賽德蒙尼(Lace demonian)青年起同樣的作用;印度婦女的神經也不因看見靈根(Lingam)受到刺激。因此中國人因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理應受到我們的寬容,但我把這點留給讀者去考慮他們可得到怎樣的評價。

傳教士認為用竹板打人是糾錯的輕罰,上級打下級如同父親懲罰自己的兒子,並不是羞辱的刑罰。儘管這些教士輕鬆地對待從宰臣到農民都會遭受的這種丟臉處分,但它往往是官員在生氣時施行,而且是在難以保證的殘酷和不公正的情況下。此說我們有幾個事例為證。當我們返回白河,河水比我們頭次在這條河上航行時要淺得多,我們的一條供應船午夜擱淺。天氣刺骨寒冷,船上可憐的水手在河裡忙碌到天亮,盡力讓船離開。其餘的船已經前行,監管的官員終於失去耐性,他命令士兵打船長和全體船員的板子,士兵殘忍地予以執行:這是徵用船隻和兩天勞動付給他們的唯一報酬。我曾有機會提到,因為食物在氣溫達到華氏88度的樹蔭下稍有腐壞。有個官員被降級,他手下的人都挨了板子。

每遇逆風或逆流需要曳船前進,一些人就被徵用去拉縴。可憐的勞動者一直被逼幹這種費力的討厭工作,他們拉一天纖大約有6便士的報酬,沒有發給他們返回原被征地的費用。這些人知道難以找到替代的人,而他們要干到有替補之時,所以他們總是在晚上逃走,連報酬都不要。為了找人代替,官員派士兵到附近村子去,突然抓捕居民,強迫他們從床上起來去拉縴。每天晚上總有幾個可憐人只因打算逃跑,或者申訴年老多病乞免,遭到士兵的鞭笞。看見這些人的悲慘處境,真令人心痛。好些半光著身子的人,看上去缺乏營養,疲勞衰弱不堪。但隨船拉縴絕非輕活,有時他們必須趟過泥濘地,有時要游過港灣,接著就赤身暴露在烈日下。一名士兵或小監督官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驅趕、毫不留情地鞭打他們,好像他們是一群馬。

荷蘭使團在隆冬從陸路抵達京城,當時河流和運河都被封凍。氣溫時時在零下華氏8到16度,地面幾乎布滿冰雪;他們往往要整夜趕路。同時那些搬運禮物和行李的農夫,儘管負擔沉重,仍不得不儘量跟上使臣的步伐。在兩晚的行程中,范百覽先生發現,不少於8名這些可憐的傢伙,因寒冷、疲憊和監督者的虐待,死在他們的重擔下。

經該國返回途中,英使團幾名老爺習慣白天步行,趕在午飯時刻到駁船去。有一天,一名高級官員想要阻撓他們習慣的步行,就派9名或10名士兵去追趕他們,粗魯地強迫他們返回船上。我們的兩個嚮導王和喬及時趕到,了解情況後,命令狠狠鞭撻士兵。其中一個特別無禮的,耳朵被鐵線刺穿,一連幾天,雙手被縛一起。廣東總督此時與使團同行,地位比冒犯的官員高,他命令將這名官員押去見他,嚴加申斥,打四十竹板作為懲罰。我們的兩個中國朋友特別敦促受辱的老爺們到現場去看懲罰這名官員。但難讓他相信英國人並不喜歡這種做法。荷蘭使團中也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名下級官員被上級指揮官鞭打處罰,因為他沒有準備好搬運行李和抬轎子的苦力或挑夫。

官員處罰群眾或下級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權力。但如權力落在智者手裡就會變成危險物,有時甚至產生可怕的後果。

在老天面前玩弄奇妙的把戲,讓天使都哭泣。

那麼,當僅有職權可運用,無其他才能顯示其淫威的無知中國人,或粗野韃靼人手握權力時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

[page]總之,在我們旅經該國時,發生了幾件事,可以說明生活中相等條件的人們之間存在著猶如官員對百姓那樣冷酷無情的心態。其中一件事完全不近人情。有個在澳門為當地英商館雇用的可憐人,意外從一堵牆上摔下來,腦袋著地。他的同伴發現他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垂危,把他送往城區,在那裡遇上使團的一位醫生。醫生問他們要怎樣處理這個不幸的人,得到的回答十分冷酷:他們將把他埋葬。醫生表示驚異,他們怎能把一個還沒有斷氣的人送進墳墓;回答說他們認為他無恢復之望,如把他送回家,那麼只要他一直不能自理,就會給他的親友帶來麻煩和花費。不過,此人經過司各特醫生(Doctor Scatt)的人道醫治,恢復健康重返他的家庭和知道他生命價值的朋友處。然而這位醫生不知道他是冒風險行善,因為根據一條我們看來十分古怪的該國的法律,如果有受傷者被交給任何人調護,碰巧死在其手中,最後經手者要處以死刑,除非他能夠提供確實證據,說明傷口怎樣形成,或者受傷者受傷後活過40天。這條法律的後果是,如有人在打架時受了致命傷,那就讓他死在街頭,因為害怕(如有人照顧他)承擔他生命的責任。

近來在廣州發生一起明顯的事件,說明這條法律的致命後果。郊區發生火災,三個幫助滅火的中國人肢體骨折,還被一堵倒塌的牆嚴重砸傷。英商館的醫生按英國職業責任很快予以人道救助,把他們送往商館,準備做截肢手術,這是唯一可能救活他們的方法。這時有個行商聽說此事,匆匆趕到當地,勸醫生不要給他們做手術,應當把他們儘快送出商館。還說,無論醫生的醫術怎麼好,若有一個病人死在他手裡,他必定會被判處謀殺罪,最輕的處罰是把他終生流放到韃靼荒野之地。因此受傷的中國人被偷偷送走,只好讓他們聽天由命。

這條野蠻的法律(我們看來是如此)的實施可用來解釋下面有關中國人的品行。我們在大運河上目擊的一幕,可說是缺乏同情心的突出事例。一群聚集在運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舊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負重破裂,這些人隨沉船落入水裡,此時正值使臣的船駛過。儘管當地有許多舟船行駛,卻沒有人去救在水裡掙扎的人。人們甚至像不知道發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塊上孩童的呼救聲也未引起注意。有個傢伙看來忙著用篙鉤去取一個溺水者的帽子。我們無效地拼命叫我們船上的水手停船,放艇去救人。確實,我們當時前進的速度是一個鐘頭七英里,這一點因此成為不停船的藉口。我不懷疑這些不幸的人必定遭到滅頂之災。

對同伴和同胞如此無情,更不能指望他們對待外國人了。根據荷蘭使臣隨員保留的一份手寫記,在使團赴首都途中,作者想在路邊的冰上試試他的冰鞋。同行的官員也督促他試一試。他在岸邊滑行了一個距離,冰破裂,他掉了下去,水淹到脖子。中國人不僅不救他,還趁他自己的人不在時嘲笑這場意外,並且跑開,讓他掙扎著十分困難地爬上來。

在當地,他們的即時創造不及他們的精確模仿,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始終是有名的老手。按本性說,人是聚財的動物,但聚斂的努力,要看法律對他享有財富提供的保護和安全而定。在中國,有關財富的法律不能給予足夠的保護,因此國內的創造才能極少用於最需要最缺乏的地方。確實,在那裡富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員會以合法方式向他勒索財物。

中國各階層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們態度和藹可親,但即使有相當身份的人也受到法律的干涉,所以結果是,他們毫無誠意,講究虛禮,僅注重禮儀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風度。下級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來。尋常的問候規章由禮部制訂。百姓如對官員缺乏禮貌,要受到肉體懲罰,如是官吏,則被降級或罷官。就這樣百姓的儀表風範受法律的約束,社會在許多方面因此獲得安寧。在同等人之間,以及在下層百姓中,很少說粗話,也少有打鬥。如果吵架紅了臉,不過揪掉頭髮,或者撕破衣服。動刀動槍足以讓普通中國人嚇得發抖。他們的戰士看不到有什麼勇氣。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人是地面上最膽怯的人。他們個人既無膽量,面臨危險或困難也完全缺乏沉著,這可能是精神影響身體的結果。然而,或許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頻繁地發生自殺事件,這類事件並不視為可恥,不受到譴責。確實,政府似乎在鼓勵自殺,往往允許罪犯自行了結,免處死刑。廣東原總督大約兩年前吞石煙壺自殺,卡在食管中,痛苦身亡。

在這種制度下,人人都淪為奴隸。只要最小官一點頭,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還得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跪下感謝暴君糾正他的過失,根本談不到還有什麼面子和自尊。政府的規章作指導,百姓的思想跟上,可以說肉體懲罰是官員賜給被罰者的恩惠,一條確立的順從原則,足以抹殺、消除人性的一切尊嚴。

奴隸實際上也不能被侮辱。聽任別人擺布,沒有申訴的資格,這是人類的恥辱,以致不幸淪為奴隸的人再不知廉恥為何物。這種環境產生無數的弊端,在以文雅風度和文明政體受到稱讚(我認為多少不值得)的中華民族中處處可見到。中國商人一有機會就弄虛作假,因為據說靠誠信做不了買賣。中國農民只要能不被發現就偷盜行竊。因為懲罰僅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甚至中國王公大臣也強奪百姓的財物作為己用,因為這樣做不受懲罰。當權者貪婪的唯一障礙是害怕被察覺而受影響,所以當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丟臉,沒有公道感。

不用多舉已記錄在案、有關中國商人在和歐洲人做生意時精心策劃的騙局,或者他們彼此交易中玩的把戲。這已為大多數國家所知,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也廣為人知曉。他們把商人看成國內最低賤的人。坑蒙拐騙的傢伙,所謂生意不過是收買和售賣手工產品。除了大家認同的這個普遍特點外,商人中也有例外,他們在政府直接允許下做生意,與廣州歐洲人貿易中一直以公平、誠信著稱。這些叫作行商的人,有別於普遍的mai—mai—gin「買賣人」,堪與英國商界最優秀的商人相比。

在原荷蘭使臣攜帶的禮物名單上有兩個大機械鐘,過去是天才科克斯(Coxe)先生珍奇博物館的部分藏品。從廣州到北京的漫長旅途中,它們受到輕微損害。離開京城時,他們從一個傳教士那裡得知,當這兩個鍾正在修復時,宰相和中堂用另兩個很低劣而且普通的鐘補足禮單,把兩個大鐘據為己有,或許他想在某一天以他自己的名義呈獻給皇上。

這些例子清楚表明中國人吹噓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但如我在前面指出,這類缺失似亦由政治制度造成,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質。登上寶座的異族君王,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法律和風俗,歷代制度的一切弊病仍然保留。當權者性格可能有所不同,但被統治者的風俗習慣沒有變化。

總之,這個民族總的特點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經和真淺薄,彬彬有禮和粗鄙下流的奇異結合。他們談話中表面很單純和直率,暗地裡卻趁歐洲人不防進行欺騙。他們跟大使談判有關宮廷禮儀的事,是他們安排這類事時耍花招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們好像無意中說到不同民族穿不同服裝多麼奇怪,自然趁機把他們的服裝跟我們的作一番比較,並且試圖仔細觀察我們的衣服。經過幾次三番的觀察,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服裝更好,更方便,因為縫製寬大,不需用帶子繃緊;而我們的服裝,除站立外,其他姿勢都必定很不舒服不便利,特別在皇帝出場,大家都按習慣真正跪拜的時候。這個巧妙而又明白的暗示,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們再拿他們的寬裙子和我們的褲子作比較,說明他們的膝關節可以自由活動,我們的膝帶扣和襪帶則必定有礙動作。這就把話點明,他們最後熱情友好地提議我們應換掉我們的褲子,否則朝見時肯定不便行跪拜禮。

在任何場合他們都表現出所謂民族優越的虛榮心、自視甚高的狂傲。他們不是沒有感覺到他人的優點,但假裝看不見。儘管他們不得不利用外國人校訂他們的曆法和調整鐘錶,並且習慣每年都接受各種歐洲工藝品和新產品,但仍頑固地認為,與他們自己相較,世上所有民族都是蠻夷。廣東的一名中國商人,經常有機會看見英國船,覺得比他本國的與巴達維亞和其他遠方港口做生意的船要好,決定開始按英船樣式建造一艘。但戶部(Hoopoo)即海關稅收官得知此事,不僅強迫他放棄他的計劃,還因他企圖採用夷邦的船型給予重罰。他們的民族性十分強烈,以至於如我在別處所說,沒有一種進口貨可以保留它的原名。任何國家、任何人,或任何商品,都要取一個中國名字。所以他們的語言,儘管貧乏,可認為是純正的。

中國人之間很講禮貌,而且十分拘泥於形式,以致稍有違背禮部訂立的規矩,都被當作犯法。訪問時使用拜帖,我們那裡現在是文明之舉,中國早在幾千年前已廣泛使用,但中國客人的身份由他拜帖的大小、顏色和裝飾顯示,也根據受訪者的身份在這些方面有所變化。北直隸老總督給大使的帖子是一張深紅色的紙,足以貼滿一間不大房間的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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