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鐵藩，57年因「兩報一刊」攤上了大事兒。兩報？兩張大字報。「傀儡的呼聲」，土木系學生會鳴放紀要，抱怨學生會不受重視。「保密與愚民」從英文版《史達林時代》，把一段有關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文字，翻譯後抄上大字報；還加了個按語：保密應該，愚民太小看人，我們長大了，要獨立思考。一刊呢是我主編的《清華土木》，據稱登了宣揚腐朽的詩：「我門前的小河呀，你今天怎麼這樣清澈，讓我喝一口你的水，嘗嘗它是不是還像往日那樣苦澀？」
憑此，我被定為極右，處以「保留學籍，監督勞動」。五年勞動剛得脫帽，又逢階級鬥爭時時講；保留學籍只能兌現一紙肄業證明。我們與學校交涉了近一年，蔣校長終於恩准，為我們舉行單獨的入學考試。我乖乖地考了四門：俄語、水力學、熱力學、傳熱學。另有一哥們兒生性倔強，堅決拒考。此公後來有了個更倔的兒子——薩哈羅夫獎得主胡佳。或因我聽話出活，1964年初插班暖六。與學弟學妹們相處無間，但日子挺憋屈的：保密的地兒不許沾邊，「九評」學習當反面教員，破罐破摔，無所謂了；令人難堪的是，男女生（女生系有夫之婦）通姦這種爛事兒，也把我們拉去參加批判會。前些年，我問當年管教我們的領導這是出於什麼考慮？他打哈哈說，你顏值這麼高，不怕犯錯誤？我們這夥人里還真有顏值高的，以其右派學生之身獲得了校醫院漂亮護士的芳心，不幸的是，這段姻緣於清華園「八二四」紅色恐怖中戛然終結！
說到清華文革，除了傷痛外，感觸頗深的是知識分子不斷被矮化。知識分子最可貴的操守莫過於費厄潑來精神和批判意識——反右時還一息尚存。那時明齋門前設有自由論壇，我曾在校廣播站播音，出來進去，聽得最多的話是，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如孫寶琮（學生右派Number one）解釋其大字報《神鬼人》說，此系建言黨走下神壇復歸於人，免得蛻變為鬼，是喻世明言。反駁者則厲言相告，黨本就生根於民，你裝神弄鬼，分明是妖言惑眾。但雙方話前或話後都帶上那段口頭語。語言暴力始於反右，我遭受的一擊是「打斷脊梁骨」。之後，反右展覽，紅專辯論，三大革命實踐，「九評」學習接踵而至。這一系列的高壓灌注，在人們心裡鬱積起越來越濃的偏執與戾氣——這就是知識分子的矮化及其由來；恐怕也是團四之爭愈演愈烈的心理基礎。
1967年，校黨委垮了，工作組撤了，八九兵蔫了，團四打開了嘴仗。一次我潛入大禮堂聽報告，聽著聽著，給報告人鮑長康寫了張字條，其中有這麼一句：「一個多總部並存的革命競賽時期勢必出現」。同去的哥們兒說，你丫是來聽蹭兒的，找碎（cei，即暴打）呀！我沒敢往上遞（字條保留至今）但心有不甘。事後，偷偷批註在一些大字報上，反應還不少，多是天真妄想之類的——當時大家果然天真點兒，或許就不會有百日武鬥了。
團四之鬥很悲壯，也很冤大頭：一個成了文革發動者進攻之矛，另一個成了對立面防守之盾。可也無法怨天尤人，咱當初不是想英雄創造歷史嗎！由此看來，文革發生的充要條件應該是：尊神＋集權制度＋點點點＋矮化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引領潮流的作用不可小覷。當年羅家倫一筆寫出了「五四潮」，蔣南翔一張書桌促進了「一二九」；他們可也是咱清華的人。不得不承認咱比人家矮了半截。你們是七老，我已八十了，加一起就是七老八十；大事兒也無能為力了，說點，寫點，讓年輕人明白點兒應該可以吧！
亂彈到此，見笑了！
以上是為「422」準備的五分鐘的發言稿。下面做點兒補充。
1、關於批判意識
所謂批判意識即對事物持審視態度，其反義詞是，人云亦云，官雲亦云，神雲亦云……
現從反右與文革各選兩位顯赫人物，將其標誌性語錄附在下面供大家鑑賞：
反右中精選兩位：
林希翎（人大，1957年被稱為第一學生右派）：「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譚天榮（北大，1957年毛主席賜予學生領袖稱號）：「我們要思考，除了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我們要想，不讓想嗎？偏要想，讓那些一輩子不動腦筋的人去發神經病吧！」——以上摘自《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
文革中也精選兩位：
聶元梓（北大，1966年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作者，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抄自「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蒯大富（清華，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毛稱蒯司令）：「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中，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摘自《清華大學親歷——史料實錄大事記》
應該說，聶蒯夠聰明有膽量並具有相當的組織才能，但是較之林希翎、譚天榮在思想境界上則相形見絀。北大教授錢理群有如是之說：「1957年『廣場』（既是57年北大的一份學生的刊物，又含作為五四發源地北大校園之意，所摘林希翎『語錄』，也出自她在北大的演講）上的思考和吶喊，正是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正是這樣一些中國民間的年輕的先驅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與鮮血奠定的。」錢理群沒有提及較之林與譚風光更盛的聶與蒯，是有道理的。
2、關於「點點點」
我的發言稿里所列發生文革的公式是，尊神＋集權制度＋點點點＋矮化的知識分子。什麼是點點點？就是眾說紛紜，一時說不清楚的。比如有人說文革源於毛不甘心大權旁落，還有眉有眼地說「八大」如何如何。可是毛在「八大」說的幾段話卻不支持這個說法——
「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起，那就要另行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麼總還有人頂著，……不像蘇聯那樣史達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和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的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個作用。……我是準備了的，請求同志們委派一個名譽主席。
「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和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上說，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
毛侃侃而談，胸無塊壘。怎麼也看不出疑慮、光火、敲敲打打什麼的。
還有一則毛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的生動表現也值得一讀。「他（毛）召開了南寧會議，在會上就發作了，說你們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志說了什麼，陳雲、富春、先念同志說了什麼，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著赫魯雪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同志。黃敬同志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後來得腦血栓去世了。」這段話來自非正式出版材料，但真實性可毋庸置疑。（《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亦有毛在南寧會議上的記載可作為旁證。該書說，毛大段大段地背誦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連挖苦帶損地批評反冒進的人如登徒子看女人一般，只講冒進的缺點不講冒進的成績。這些敘述表明：1）毛口無遮攔，頤指氣使，說明其權威猶在。2）政見之爭毛卻如此霸道，可見專制到什麼程度。
毛髮動文革與他怕被史達林化有關，但主要的還是政見或曰路線之爭。諸如這樣的問題，在沒有確實的史實前，不用太較真。
3、文革的「剪不斷，理還亂」
文革史無前例，或稱不同凡響。誰能想到，毛竟不惜將其幾十年積攢起來的罈罈罐罐盡數打爛。於是乎，那些急於建功立業者如醉如痴般投身火海，那些懾於權威者雖莫名其妙也踉踉蹌蹌緊跟不舍，包括那些曾經與之為仇者以為天降餡兒餅而亢奮不已。文革，太光怪陸離，太撲朔迷離；而且，文革屬於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太多猜想，太多的剪不斷，理還亂。除了起因外，再舉出以下幾端供大家玩味：
鬥垮走資派
毛的走資派的概念多是與蘇共的變修有關。「九評」中有這樣一段話：「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隨後連用四個排比句列出這個特權階層的斑斑劣跡：
「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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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九評」學習甚至文革時，了解其含義的恐怕不多。文革之初，我在大禮堂前聽艾知生回答質詢說，我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派即由此變化而來）。我心想：腦袋進水了？教了這麼些年聯共（布）黨史（艾曾兼過政治課教師），社會主義社會哪來的資產階級？不想文革鎩羽後這麼些年，走資派反倒被坐實了，鬥垮他們也成了大快人心的事兒了！
發揚大民主
大民主怎麼樣？官家不以為然。一些學者也認為文革中的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更有斥之為群氓亂世的。不過他們也承認，大民主使一些人獲得一種形式和手段，可以對抗以前壓制他們的官僚——這就夠了！比如，誰家的地被強占了，房屋被強拆了；哪個農民工被欠薪了，就可以給有關單位或領導來個大民主——拉橫幅，貼大字報，將樁樁件件不合理的事實和要求公諸於眾。能不能解決，解決得可心不可心先甭說，至少沒人敢扣上一頂尋釁滋事的大帽子，就地把你法辦了！
實行巴黎公社原則
89春夏之交時，我正就讀北京法律業餘大學。兼課老師北大袁姓教授因同情「暴亂」被批判，其中一條罪名是宣揚文革謬論蠱惑青年學生。我翻開聽課筆記，上面確有袁教授對巴黎公社的三個評價：1）官僚制度將被擯棄。2）公權利再無私有化的可能。3）官員和公職人員不僅依靠選舉產生，而且可以由選民隨時撤換。假若一直強調公社原則並逐步付諸實施，還會有那麼多官倒嗎？！還會有那麼多人非正常見馬克思嗎！
以上三端均屬文革標誌性舉措，文革之為浩劫，它們「功不可沒」。然而斗轉星移，文革多少年後，它們又悄沒聲地成為打擊腐敗，匡扶正義和指點未來的閃爍星火。一些人懷念文革，一些人宣揚文革，更有「今日歡呼孫大聖」者。怎麼解釋這個悖論呢？不難。文革之初的階段性目的，是連人帶機構搞垮官僚體制，然後重建，所謂不破不立。搞垮走資派，發揚大民主付諸實踐後，立竿見影。至於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重建，除了群眾組織或有實踐外，純粹是譁眾取寵——哪一個「三結合」與巴黎公社原則沾邊？！然而，當文革被徹底否定後，人們日漸感知，不公越盛，貪腐越重，經濟越遭盤剝，精神越被壓抑……環顧世界，遠水解不了近渴；回首家園，鬥垮走資派，發揚大民主，就近成了希冀。
再往深里想，官家否定文革，不就是奔這三端來的嗎？一則，這對他們有切膚之痛。再則，這三端最與專制為敵！奉行以專制為體，改革為用者，理所當然地要將其混入文革的污水中一併潑灑出去！
另者，此三端不過是軟性工具——怎麼用就取決於用它們的人了。打個比方：秦始皇臭不可聞吧，歷代帝王廟都不要他。可是他那個「書同文，車同軌，一法度衡石丈尺（統一度量衡）」卻飄香至今。
重提以上三端非為開拓文革之惡，蓋因其具有現實意義。中國政治轉型是必需的必然的，怎麼轉？蔣經國型，戈巴契夫·葉爾欽型都可接受。倘若是茉莉花型，代價就太大了。怎麼避免茉莉花開，公眾認知要有一個最大公約數，而上述三端或是最佳選項。它們於懷念毛者有幾分親切，於追求憲政者可以接受，唯權貴們或感躊躇，但他們畢竟不敢丟開尊神毛不是？當然，此三端太過原生態了，需要理論上的提煉，更需要法度化。特別是走資派學問深了去了，比如走資派的定義、分類，各類走資派的歷史作用（促進、促退），對各類走資派的政策（搞垮、扶持）等等。
4、文革之大惡是糟踐人
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超過第二次國共戰爭的五年（1945－49），接近抗日戰爭的八年（1937－1945），相當於第一次國共戰爭的十年（1927－1937）。若就空間而論，第一次國共戰爭僅僅蘇區一點，長征一線；抗日戰爭，也就東南半壁；即便是第二次國共戰爭，尚有偏遠山寨游離於國共兩黨的硝煙之外。故而，文革的震撼力至今猶存。1981年（文革十五年後），官方嘰嘰歪歪地將文革定性為「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然而時至今日，對那場所謂的內亂依舊地眾說紛紜。文革亦猶如一本糊塗帳，甚而懷念者有之，敬仰者有之，「今日歡呼孫大聖」者亦不乏其人。
官方的定性為何形不成共識？蓋因其評價僅限於在政治路線上辨是非，而政治路線最是說不清道不白的。劉鄧路線之劉，「四清」的司令員，基層幹部盡成洪洞縣裡無好人，即劉所炮製。劉鄧路線之鄧，「反右」前敵總指揮，五十萬右派即出自其手。文革中劉鄧忽而墜山，人們也曾為之唏噓，但多是對他們遭受非人待遇的同情，而非出自政治路線的考量。你說鬥爭走資派是文革之大惡，可是如今腐敗者比比皆是，不正是「走資派」還在走嗎？你說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系亂扣帽子，可是如今充斥螢幕的不正是蟒袍玉帶，皇子格格嗎？就現實許多弊端而言，文革幾乎是切中時弊的。
文革之惡不在政治路線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踐人作為貫徹政治路線的手段！走資派盡可批，觸及靈魂，罷官奪權都是可以的。鄧路線改弦更張，走特色社會主義的路，不也要批判堅持「兩個凡是」的華路線嗎？不也要擠兌華下台嗎？只是文革中批走資派，採取了戴高帽，坐飛機，剪頭髮，抽皮鞭等踐踏人的做法。同樣，毛路線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均系腐朽的文化，將其連根拔掉則是堅持其純粹社會主義路線的應有之義。只是使用了秦始皇似的焚書坑儒的辦法，致使文物被毀，著作遭焚，傅雷懸樑，老舍投湖……由此看來，文革之惡，實在的惡在對人的糟踐！
文革集以往政治運動之大成，實現了對人的糟踐的系列化。
一是霸占人腦。主政者盡可宣傳自己的主義主張，那怕以法律的手段懲戒公然違抗者也屬在理。但採用「狠鬥私字一閃念」的方式窮追猛打腦子裡的思維，則實屬蠻不講理。因言獲罪已經有悖現代文明，因思得咎則更是野蠻。
二是糟蹋人格。人立於世，講的是自尊（尊嚴）、自珍（品格）、自譽（榮譽感），有此三自人格即輝。文革中為將對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從狠打態度開始直到被打者自輕自賤……不僅毀了個人的人格，還造就了一代蠅營狗苟之輩。人格不立，談何國格？
三是草菅人命。砸爛狗頭，焚屍揚灰幾成口頭語。現實的恐怖勝過語言的恐怖。打死幾個走資派，殺掉幾個地富壞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北京郊區大興縣，一夜殺掉325人都算不得駭人聽聞——各地武鬥遠不止這個數字。
對人如此糟踐而暢行無阻，源於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先是地、富，後添反、壞，再後右派入列。多少年來，地富反壞右是人而非人，對之糟踐，已成理所當然。同時，人淪入非人無章可循，僅隨革命需要變化無常。到了文革，更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揪了出來。包括那些曾任意將人指認為非人的黨政領導，一夜之間自己被指為走資派，當即淪入非人行列，遂即遭受非人般的糟踐。文革時期，人淪為非人速度之快，數量之多，達到49年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革過去已近半個世紀，老幹部被坐飛機，小業主被剃陰陽頭，老紅衛兵皮鞭下的慘叫，兩派武鬥的槍聲……卻難以忘卻。
上樑不正下樑歪。對人如此糟踐而暢行無阻，源於主政者對人的輕視。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位封建老夫子的話，不僅成為古老中國的政治戒律——妄斷一命，天地不容，也為現代世界文明所接受。可十年文革，竟將此本末倒置，而且，民何止於輕——簡直被視為草芥！看看68·7·28那段君臣對話：
大統領：井岡山他們這個作法不好，我說的是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了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副統領：值得，損失最小。
大輔佐：副統領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都幹什麼哩，扮家家酒呢？四死五十傷，活蹦亂跳的人呀……文革就是這麼惡，誰盼它，接他們家去！
5、反右文革異同說
許久以來，文史研究者有的說，「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的說「文革是反右的尾聲」。其實，既是同根生，基因無異，大模樣也差不了哪裡去。只不過，反右是常態，文革是特型而已。
說反右是常態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是，就本質而言，反右與文革都是反擊來自右側的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二是，就時間而言，這樣的反擊永遠處於進行時——即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三是就空間而言，涉及社會各行各業各階層。
57年反右運動，是首次集中的成規模的反右，其目標集中於民主黨派以及知識界。這些人被認為挑戰執政黨的領導權。至於分散的，涉及面相對較小的則連綿不斷：在此之前，有52年發生在大學裡的思想改造。在此之後相繼批判胡風、胡適、俞平伯……直到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觸發了文革。文革之後，如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以及近些年的封殺《南方周末》、《炎黃春秋》與對所謂出格言論的噤聲與處罰，如任志強等，都是反右的新形式。
說文革是特型即它雖具有與反右相同的本質，但就時間而言，它屬於突發或偶發，而非隨時隨地。就空間而言，它起事於領導層繼而波及社會。
如果將文革置於CT機下，其肌體切片，幾乎都帶有反右的病變。(1966)六月工作組整治群眾，(1967)二月部隊鎮壓反革命，(1968)清理階級隊伍，無不是在反右！清華園內的反蒯，其形式與內容無異於反右，而那場對「紅教聯」的圍剿，連對壘的主將幾乎就是反右的原班人馬！
要警惕文革的再來，就必須認識和鑑別各種形式的反右並予抵制！
（選自《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