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裡？這是端傳媒「白紙周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艾歌害怕敲門聲，害怕陌生來電，即使如今已身處海外，聽到遊行喊口號、看到遊行中警車燈光晃過來，她仍會全身發抖、心跳加快。恐懼是如此日常、具體、隨處可見，催生出或戰或逃的應激反應。柏莉總會隨手攥住一串鑰匙，手指穿過鑰匙扣，在腦中模擬遇到突發危險時、一拳擊中施暴者太陽穴的畫面。順財則試圖「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轉發港區國安法的講座，她想「做個好人」。
一年前的白紙抗議，讓他們在恐懼中向前邁出一步，但緊隨而來的是更猛烈的打擊——被捕、被連夜審問、被拘留、被扣上「尋釁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反覆被問話；一些人被送回戶籍所在地，不允許離開；還有一些人在關押四個月後取保候審。
溝通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無論是和他人還是和這個世界。在微信里詢問一個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為。沉默安撫了恐懼，也切斷了人與人的連結。被警察沒收又退還到自己手中的電腦和手機，好像內置了一雙監視的眼睛，盯得人喘不過氣。獲釋後的幾個月，艾歌不敢聯絡朋友，不敢翻牆，不敢搜索新聞。
在廣州和上海，街上巡邏的警車比以往頻密，地鐵里檢查手機的警察也變多了。每每遇到，寶榮都會加速繞著走，並在心裡默誦警察不可隨便查看公民手機的法律條文。獲釋後，羊艮將手機從靜音調整為鈴聲模式，以防錯過有關部門的電話。她想，要是漏了接聽，警察找上房東或父母，可就更麻煩了。每當警車從身邊呼嘯而過，羊艮腦海中就會出現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畫面——這一情形，也發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們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隨著那個冬天的終結逐漸回落，有關白紙的記憶——與無人統計的感染病逝者一樣，陷入失語。但恐懼留了下來。事實上，恐懼從未消失，它潛伏在每一個親歷者、見證者的身上，不時發作。恐懼成為他們共同面對的課題，連結了彼此的經歷和感受。一些人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抵制恐懼？
我們都曾被恐懼擊倒
恐懼穿牆而來。
3月，海外獨立雜誌《莽莽》的幾位成員暴露在危險中——有人受到有關部門施壓，被要求停止活動、透露成員信息，也有成員的家人被騷擾，被詢問孩子是否參加反華活動。
2022年末在歐洲掀起的抗議浪潮，始於10月的北京四通橋事件。一些海外留學生組織了柏林集會，結束後，幾位參與者決定做一本中文雜誌。11月12日，《莽莽》初創團隊成立。
《莽莽》的創刊介紹中寫到，這是一本不受審查的中文獨立雜誌，「書寫大離散時代中的行動、連結和歷史」，「令華語創作在審查的高牆之外野蠻生長」。
隨後到來的白紙運動成為第一期主題，這群書寫白紙的人很快遭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據創刊成員傅梓說，到今年10月，在德國被國安找過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雜誌無關的人士。傅梓20多歲，兩年前來到歐洲留學。
幾乎是一夜之間，《莽莽》的工作群組全數解散。
「當時就想縮起來。」傅梓把兩三年來積累的海外群組資源全部切斷。
由於不知道有多少成員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懼。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無法聯絡。《莽莽》初創成員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員，「我清清楚楚看到焦慮，愁眉苦臉」。大家都在擔心：未來還能回國麼？家人會不會被找？
尤加想起雜誌第一期出爐時，成員們帶著雜誌、搭地鐵去聚會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員把雜誌抱在胸前、如視珍寶，說抵達酒吧後大家再一起看。「沒想到過了兩個月，這位成員就『半死不活』，沒有力氣了，就因為這個恐懼。」尤加說。他20多歲，在歐洲留學。
信任感正從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總是將手機開啟飛行模式，把微信從後台關掉——萬一會被監聽呢？去到其他國家，手機上蹦出陌生來電，雖然心裡知道那大概率是詐騙電話，仍會想像那是公權力的觸手。倘若在外地留宿，傳來預期之外的敲門聲，亦會讓尤加膽戰心驚。
傅梓在恐懼中感受到孤獨。身邊的外國同學每天快樂地喝酒、玩樂、積極討論問題，他卻憂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離，好像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某個不知名的地方。兩邊都在施壓，把我擠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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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像變成了一個敏感詞。」尤加說。恐懼一度溢出，傳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動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線下聚會，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白紙運動促使政治站隊變得大膽而公開，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時，亦加劇了恐懼和警覺。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難以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實的連結。身處美國的行動者胖丁說，以前大家參加活動還願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現在都用 Signal、Telegram或 Whatsapp等相對更安全的社交軟體。線上群組中，也更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參與運動已有四五年，關注女權、種族、社會動員等議題。四通橋事件後，紐約在地組織「不粉紅」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願者。
「我不覺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還在國內。我知道他們（政權）會做什麼，如果暴露了，一定會牽連到家人。」航星20多歲，正在日本留學。曾將政權視為「慈祥的父親」的她，少時使用母親的VPN翻牆出去，了解到六四的歷史：「原來慈父不僅家暴、還會撒謊。」
剛到日本時，她不信任身邊所有中國人，甚至假設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關係，自己隨時可能被舉報。「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懼。我不知道話說到什麼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裡說有可能會被聽見。」
為了參加在日華人組織的白紙運動，航星做足了偽裝。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藍色的頭髮，連耳朵也不落下，並專門購入優衣庫當季熱銷衣裝——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時，航星也會取下掛飾、徽章。2022年參加港人在日本舉辦的六四集會時，航星甚至戴了兩層口罩，因為擔心現場有衝突，會被人扯下口罩。
恐懼是「雞生蛋、蛋生雞」。「特別是在簡中媒體上，過度渲染海外遊行的衝突、抗議者的暴力破壞。讓大家害怕暴亂、肢體衝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參加身邊事情的動力。」胖丁觀察到，這種恐懼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參與者要求組織者創造一個絕對的安全空間，比如英國的女權脫口秀要求「全女環境」。
港區國安法落地後，順財認定，在政府時常擔憂「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動要建立比「打壓已相對制度化」的大陸更嚴格的自我保護，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機軟體。順財也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練習區分人——哪些人不會舉報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夠好？
「2019年之後，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線大概在什麼地方。又經過2020年，看了那麼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麼去做區分。」順財20歲出頭，她一度以為自己能踩住安全線。
但這套區分系統被現實擊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陸學生曾雨璇被控煽動罪。曾雨璇2022年來港後參加白紙運動，又於2023年1月和6月兩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輝，被保釋後，又因試圖於六四前夕進行紀念活動再度被捕。曾雨璇認罪後被判刑6個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動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滿後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國，隨後音訊全無。
曾雨璇案披露的證據包括：她與八九民運人士、傳媒記者、朋友等人的對話記錄，以及手機備忘錄寫下的注意事項和緊急聯絡人等。相關證據被法官接納，寫入判詞。
旁聽曾雨璇案後，順財的恐懼被推至最高點：「感覺距離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間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開始失眠，脾氣變得暴躁，「無差別攻擊」親近的人，有一兩次甚至在公共場合崩潰大哭。順財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國安法講座轉發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體帳號里的行動相片，退出活動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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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後，在人人自危的恐懼下，海內外社群活動減少，聯繫也變淡了。傅梓有時覺得，「我們在社會浪潮之下，曾經有無數人站在身邊，像海浪一樣裹挾著沖向體制高牆。現在浪潮退下去了，我們留在沙灘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拋下了。」
共存
精神最緊繃的時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體轉發公共議題，發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膽小又覺得要發聲，發完就害怕，不發又做不到」。
傅梓也發現，局勢根本不允許自己縮起來。「因為身邊朋友一個個被找到。我們需要收集情況，我就承擔收集風險、了解具體情況的工作。」
他「受夠了活在恐懼中」，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政治庇護。傅梓仔細研究所在地的政治庇護法律、程序運作，還跑去難民營了解生活，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這條路。「基於安全考慮，必要的時候要下決心，另一方面還是有很多牽扯、顧慮，要完全和中國切斷聯繫還蠻遺憾的。」
但不管怎麼說，下定決心這個動作給了他勇氣。
「你把那個東西（恐懼）想像得比你還大，你覺得它傷害你，你解除了那個誤會，或把自己變強大，恐懼會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會新聞記者，在北京工作數年，參加了在北京的白紙運動。
龐大的恐懼被拆解為細小的、可應對的解方。航星為自己打造了兩個身份，普通大學生和在日活動家。大多數人認識的航星，是一位大學生，過著上學、吃吃喝喝、與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動家則會組織活動，營運女權相關的 Instagram帳號，在線下辦展覽。航星有意識地避免合照，以防兩個身份在社交媒體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懼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斷的標準，「看大家做的事情，哪個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礎。」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紹自己時，他會優先展示不那麼敏感的身份，例如先介紹自己是讀者、或者向對方介紹某個平台；如果對方也是參與者，傅梓會考慮用行動者的身份介紹自己。
「你不踩線怎麼知道線在哪呢？」在香港參加過白紙運動的小錢認為，紅線是測出來的。「比如你看新聞和做行動就會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來看做女性（行動）還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體邊緣的《莽莽》決定繼續走下去。大家轉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資訊安全，日常採取信息「閱後即焚」的形式。
「我們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時後就會準時刪除。」傅梓說。
被恐懼纏身數月後，改變發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國參加六四紀念，現場不同社群的行動者們向傅梓誇讚雜誌辦得不錯。他感受到還能在不同國家、社群之間做更多橫向連結，「重新找回未來行動的可能性」。
在連結中，恐懼衍生的孤獨會被切斷。隨著與更多NGO行動者接觸，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羅斯的行動者也有相似處境，孤立感隨之減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學聊起安全問題，伊朗同學聳聳肩表示理解，然後緩緩從懷裡掏出兩個手機。傅梓很驚訝，也從懷裡掏出兩部手機。兩人打開手機，都開著VPN，一人在A國、一人在B國（註：均不是所在國），二人相視苦笑。
順財認為，與恐懼共存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白紙過後，吸納和維繫社群成為面對恐懼的緩衝地帶。例如，小範圍做一些「人畜無害」的事，看電影、騎車、爬山。在這些不敏感的活動中，或許能發現聊得來的可靠朋友。通過建立和維繫社群，打開新的窗口，也能從中了解更多本地議題。「很多「正常」的途徑（遊行、集會）無法實現，個人的表達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過一個『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順財說。
這個秋天，為了接觸到更多真實的人，《莽莽》舉辦了第一次線下分享會。在確定做線下活動前，尤加花了些時間了解和認識當地社群，心裡有底後，才敢發布活動信息，「也沒法100%感到安心，發布信息的群里有許多人不認識。」為了控制風險，尤加拒絕參與者空降活動現場，必須提前報名。
不過，恐懼仍會在不經意中現身。活動前，尤加忙碌於準備分享內容，在現場接觸到讀者，也一度讓他將擔憂拋至腦後。但中途出現了小插曲——一位走錯門的人士突然開門、探進身子，尤加趕緊叫停線上成員的分享，氣氛一度凝滯。後來經過交涉，才知道對方不是秘密警察，僅是一位找錯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讓羊艮緊張的警車巡邏已成了一種常態，她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害怕了。「你每次出門都可能會遇到，從恐懼慢慢變成習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