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學家秦暉對當代中國學人的一大啟發，就是點破了中國政治文化是一種大共同體本位的政治文化，而他提出「文化無高下、制度有優劣」的論斷則極有爭議，從而引發了不少人去深入思考關於文化和文化身份的許多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其實是理解21世紀的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構，無法迴避的難題。
目前台灣民眾反對藍白聯手濫用立法權的抗議運動方興未艾，從政治文化演變的角度理解這個運動，我的基本判斷就是，這個運動將成為台灣政治文化演變的一個跨世代的分水嶺。也就是說，在青年世代中占主流的「新台灣人」身份意識，正在取代碎片化的舊台灣人身份意識，成為支配台灣民主政治未來發展的基礎。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是，舊台灣人身份意識的政治基礎缺少共同的價值和道德約束，因此，目光短淺，有較強的機會主義傾向，而新台灣人的身份意識，則比較能超越彼此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分歧，去維繫整個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尊嚴和長遠利益。
這個發展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利的，但這個發展也意味著中共國的政治文化與台灣的政治文化之間的張力會明顯增大。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這個發展會不會嚴重地增加台灣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共同體，被對岸這個龐大的野蠻對手徹底毀滅的可能？坦率說，我過去沒有認真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因為和許多人一樣，我曾認為台灣的多數人寧可暫時低頭也不會選擇玉石俱焚。但近年來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和文明衝突中的地位有了重大變化。直白地說，在21世紀的文明衝突中，台灣成為文明衝突兩邊都不能放棄的關鍵「棋子」，由此給台灣人民帶來了他們無法選擇逃避的巨大風險。這樣一種表達似乎過於冷酷，但美國學者Victor Davis Hanson借他的新書《The End of Everything》點出了這個嚴酷的現實可能性。作者用四個歷史案例證明了這種可能性的人性基礎，並隱喻了今日的世界格局具有發生這種悲劇的條件。
這種悲劇發生的可能究竟有多大？有沒有可能完全避免？我相信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不讓台灣失守的決心，但台灣不會失守，並不等於台灣不可能被毀滅，儘管從現在來看，中共國的經濟災難大大削弱了共軍武統的能力，但依然存在習近平會選擇毀掉中國同時也毀掉台灣這種可能。台灣的青年世代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當然不會無感，但他們在此次抗爭中再次表現出來對公正和道義的堅持，尤其是對那些有賣台傾向的政治勢力的藐視，讓世界看到了只有自由的人民才有的品格，那就是無畏。這種無畏越來越壓倒了國民黨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在中共國占主導地位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政治文化。
台灣藍營一直有一種「理性」的聲音，認為台灣人不必去做美中對抗的棋子，也就是既不被美國利用也不被中共所利用。如果台灣有新加坡那樣的國際地位，這個道理不是講不通。但現實是，台灣不是新加坡。在文明衝突大背景下的台灣特殊地位，令決意生活在台灣的人，要麼向死而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要麼就做一個委曲求全的「中國人」。台灣政治文化革命的真意就在於，越來越多的青年世代，選擇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