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35年後，中共再遭國際社會疏離
1989年，中共對民主示威者的鎮壓引發了中西方關係的重大危機。在那場大屠殺35周年來臨之際，中共領導人在國際上面臨著與那時類似的境遇。
今天，對中共的不安不再源自槍炮聲，而是中共激進的產業政策疊加其對近鄰動武的傾向，以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議程；這個議程對內限制個人自由，對外影響國際事務。
如今，中共已從1989年時貧窮且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強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和外交力量，正試圖重塑全球秩序並在國際上推行自己意志。
加州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知名訪問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對中共進行了長達四十年的研究，他認為中共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樣面臨一次性衝擊，而是正在經歷「系統而漸進的長期性下滑」。他認為現在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狀況既有相似點，也有不同之處。
沈大偉說，雖然中共政府現在的抗壓能力大大增強，但當今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憂慮比天安門事件後蔓延得更廣，而不僅限於西方。
外商對華投資正在減少，許多國家的政府正在重新考慮與中共的貿易往來，中共政府的人權紀錄再度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這是一次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從未經歷過的負面力量大匯集。
在蓋洛普(Gallup)一項關於美國人對中共態度的長期民意調查中，不利因素顯而易見，美國人目前對中共的好感度僅為20%，遠低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久的34%，也表明許多人嗅到了一場新冷戰的味道。令人驚訝的是，蓋洛普的數據顯示，1989年美國人對蘇聯的好感度要高得多，達到62%，當時冷戰正逐漸平息，自信滿滿的美國可謂是所向無敵。
目前中共經濟增長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天安門事件後的低點，即1990年時3.9%的增長率，無法企及此前幾年兩位數的增幅。經濟不景氣反映了普通民眾對中央決策的悲觀看法，而爆發類似天安門事件的公眾抗議的微弱勢頭更是加劇了這種悲觀情緒。
1989年的一個標誌性畫面：在北京，「坦克人」在阻擋人民解放軍。圖片來源：STUART FRANKLIN/MAGNUM PHOTOS
1989年，醫護人員將一名生病的絕食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離，當時北京的地方法官與工人們一起在北京街頭舉行示威。圖片來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歷史教訓
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加強了國內安全管控，著眼於消除未來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共給了民眾甜頭，推行了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這增加了財富並推進了現代化進程。
1989年春天，民主示威者和中共當局在北京對峙了數周，由於鎮壓行動可能迫在眉睫，緊張的氣氛導致許多活動被迫停止。圖片來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特別是，當局加倍押注其與民眾之間一種心照不宣的協議：經濟不斷改善，則黨的權力不容置疑。
1989年時，律師孔傑榮(Jerome Cohen)的一些美國藍籌客戶非常迅速地撤離了中共，令中共領導人感到不安。孔傑榮說：「中共領導人知道，他們在對外關係方面搞砸了，並極力緩和相關影響。」
1992年初，中共邁出了關鍵一步，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巡視了廣東省，以「致富光榮」的口號吸引外國投資者回歸。孔傑榮說，儘管天安門事件令人心有餘悸，但這一舉措還是奏效了，因為看起來「中共的未來仍然可期」。
中共不僅僅是重新加入了國際社會，還成為了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居於前列的外商投資目的地。當前，中共的經濟規模在全球經濟體中的排名從1989年的第11位躍升至第2位。
經濟的迅速發展淹沒了對中共政府的批評。多年間，天安門事件中的知名抗議者周鋒鎖時常被問及一個讓他感到沮喪的問題：鎮壓學運不是讓中共穩定下來了嗎？
周鋒鎖往往會反問：如果殺人能帶來更大的繁榮，你會殺人嗎？而現在，隨著人們對中共的看法日益暗淡，周鋒鎖說，再也沒有人問他這個問題了。
1989年，示威者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放火焚燒了一輛坦克，當時解放軍們正與持不同政見的學生對峙。圖片來源：TOMMY CHENG/AFP/GETTY IMAGES, 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中方的回擊
1989年時，西方國家仍有可能實現對中共的孤立。
在鎮壓抗議者之後，鄧小平曾指示幹部對國際譴責採取非對抗性回應：中共將「韜光養晦」。這一策略當時廣為人知。
習近平卻反其道而行之，通過祭出多位「戰狼外交官」，摒棄了鄧小平的外交方針。這些戰狼外交官憤怒地反駁對華批評者，並通過提出領土主張來挑釁中共的鄰邦。
即使更多國家（包括不少亞洲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對中共的尚武主義、重商主義和影響力表現出擔憂，但鑑於中共現在的實力和在全球的貿易地位，如今針對中共的手段是有限的。
沈大偉說：「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國家。」他還稱：「今天，西方，特別是美國，對這個國家的身份和未來走向有疑慮。」
習近平與俄羅斯領導人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的密切關係表明，中共有意挑戰二戰後的全球秩序；即便在普京繼續推進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的情況下，兩人的關係也沒有受到影響。兩人於今年5月中旬舉行了慶祝中俄建交75周年的活動，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35周年紀念日：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訪華之行。
1989年5月，蘇聯領導人30年來首次訪華，時值示威活動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戈巴契夫會見了鄧小平。圖片來源：AFP/GETTY IMAGES
當時，此行標誌著蘇聯領導人30年來首次訪華，時值學生占領天安門廣場、中共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出現內部分歧之際。六個月後，柏林圍牆倒塌，為蘇聯的解體埋下伏筆，也對中共等其他共產主義政權構成威脅。
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中共問題學者約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認為，習近平如今的執政理念折射出1989年的雙重危機。托里吉安表示：「對於年輕人來說，六四事件和蘇聯解體是反映了政治體制脆弱性的真實教訓。」他還表示，習近平表現出對改革的恐懼，怕改革會引發大亂，認為國家統一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而且他也不信任西方。
林昭榮是1989年軍事鎮壓民主運動後被處決的七名男子之一。學生領袖劉剛因「反革命」活動被捕。圖片來源：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化解威脅
擔任中共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組織駐紐約執行主任的周鋒鎖說，儘管中共當局想方設法抹去人們對天安門事件的記憶，但在一系列反抗事件中仍能看到此事的影子。
例如，「四通橋」現在成了2022年一名反對者獨自抗議習近平第三任期的代名詞。在網絡上搜索該詞，未經過濾的搜索結果會顯示「橋人」在北京一座天橋上的照片，就像搜索「天安門廣場」會顯示1989年阻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人」一樣。同樣，「白紙」指代了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學生，他們在2022年末發起了一場反對苛刻防疫政策的運動，並震驚了政府，有關部門此後不久取消了相關政策。
在中共，所有這一切在網上都被「和諧」了，但普通家庭還是會不禁注意到，中共正在失去活力。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的知名抗議者周鋒鎖去年參加了在東京舉辦的守夜活動，紀念鎮壓學運34周年。圖片來源：PHILIP FONG/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受房地產危機影響，人們的信心正在下滑，而房地產危機似乎又無法得到解決。隨著就業前景變得渺茫，中共年輕人的理想破滅。女性放棄生育，加劇了本已令人擔憂的人口下滑。
而大量的中共人在冒險移民，無論貧富，就像1989年的情況那樣。
在華盛頓，兩黨都認為多年前與中共的接觸適得其反。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出台了禁止向中共出口尖端半導體的一系列規定，以及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議重新對中共施加類似天安門事件後的壓力，比如對最惠國貿易待遇進行年度審查，這都反映了將中共視為對手的心態。
過去35年，中共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以確保天安門事件不再重演。但中共與民眾間心照不宣的協議正在承壓。
「這一難題中的政治部分依舊，」沈大偉稱，但機遇漸逝的局面表明，「基本契約已不是昔日的模樣。」
2021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紀念中共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儀式上發表講話。圖片來源：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