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畢業按「檔次」分配，剛從初中學校大門跨出來的我們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做工務農或掃地賣菜。
我被分配到上海中華印刷廠當工人。印刷廠在擁擠的澳門路上，一邊是廠房，一邊是沿馬路的民居，門口放著拖把、馬桶。街上的男女老少大多裹在藍色灰色的衣服里，縮脖子駝背地走著，整個畫面陰沉凌亂而醜陋，一跨進廠門更覺寒氣逼人。門衛是個矮小的老頭，一臉陰沉地伸手攔住我：「錄取通知！」
我掏出錄取通知遞給他看，他卻一把收走了，指著一棟四層的大樓，眼睛看著別處對我說：「三樓。」那神態，就像他是這家工廠的老闆。
我被分配到排版車間。帶我們青年工人參觀的是車間團支書。她長著一張紫紅色的大臉盤，配上一對三角眼再扛肩伸脖仰著臉，就只剩一個大腮幫子了。大腮幫帶我們繞著車間走了一大圈，一邊指著什麼人說：「這個是『四類分子』。」「那個是中國的安東尼奧尼。」
那時，義大利攝影師安東尼奧尼來中國拍攝了文革時期的中國後不久，中國掀起了批判安東尼奧尼的熱潮，而這位被叫作「中國的安東尼奧尼」的老工人，因為過年後從鄉下回來說了一句鄉下吃不飽，就被戴上了這頂帽子，聽著有點滑稽。
這時一位年逾花甲瘦骨嶙峋的老人佝僂著腰，兩手吃力地拎著兩大桶熱水走過來。大腮幫指著他說：「那個是國際間諜，他叫林鳴奎。」
我問：「這麼老了還不退休啊？」
「他是階級敵人！」大腮幫的三角眼瞟了我一眼，好像驚訝我這個人怎麼這麼沒有階級覺悟，「毛主席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們要監督階級敵人，階級敵人怎麼好退休啊？！」
「哦，那麼他就要干到老死了？」我問。她這次沒有回答，但是看我的那對三角眼忽然變得惡狠狠的，估計我給她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我被帶到了一個字架前，看著這漢字的海洋，我覺得有點暈眩：這上下左右地拿字，而且左手還要托著鉛字盤呢！我好奇地秤了秤鉛字盤，哇，排滿了字大約有六斤重，這比紡織女工還辛苦啊。
我眼前雖然車間明亮、空氣只有鉛字氣味並不渾濁，但如此強體力的勞作，對於當時只有十七歲的我來說可真不容易。好容易熬到下班鈴響了，我換好衣服剛要走，一個女工提醒我說：「今天是禮拜三，青工要政治學習的！」
車間中央有一張長條桌，四周放著長條凳，青工的政治學習就在那裡。大腮幫已經坐在當中的位置了，一本正經地說：「今天是批評和幫助王賢萍提高思想覺悟，年輕人要樹立共產主義思想，艱苦奮鬥，不能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但王賢萍放鬆思想學習，燙髮發！」
原來青工中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工用電烙鐵卷過兩根辮子的發梢。那是在不讓美的年代裡我們常用的辦法，但醜陋的團支書最討厭漂亮姑娘，她命令王賢萍：「去把頭髮洗直！」王賢萍只好垂頭喪氣地去洗手池當眾洗頭了。
那天我剛到車間就聽說車間裡發生了大事：有個叫程鳳琴的女青工被關進了一個小房間，原因是她「作風不正派」。那時的單位就像一個民政局或派出所，管你結婚生子還管你是否犯錯誤。團支書安排了幾名「要求進步」的女青工三班倒地看守她，三餐由「看守」去食堂幫她打飯，上廁所也由「看守」押著她一起去。
第二天我剛進車間，只見女工們圍在一起正在大聲地議論：「程鳳琴本事也大嗷，敢爬鷹架！」原來程鳳琴逃走了！當時大樓的外牆正在整修，窗外搭著鷹架，我想像著程鳳琴是翻出窗子爬上鷹架，再慢慢地順著竹柱子滑到地面上的，而下面就是通往工廠大門的過道。門衛當然不會知道排版車間居然可以羈押一個年輕女工，他們更不會想到這個面目清秀的程鳳琴，其實不是中班或夜班下班的女工，所以沒有攔她。
強體力的勞作使人感覺時間像爬一樣慢。好容易熬到星期五快下班時，坐了一天辦公室的大腮幫扛著肩膀伸著脖子來了。她仰著下巴大聲宣布：「大家要發揚共產主義精神、樹立共產主義思想，我們明天搞『星期六義務勞動』！」
我說：「我有事，要請假。」
「什麼事情比政治任務還重要？」大腮幫義正詞嚴地瞪了我一眼。
「那你幹嘛不義務勞動，每個月還要拿工資？」我忍不住懟了她一句。
「義務勞動是要鍛鍊你的革命意志！」大腮幫惡狠狠地瞪著我說。她大概從來沒有碰到過像我這樣不知天高地厚、膽大包天的人，公然敢於和她這個代表著革命真理的團支書唱反調，當著那麼多青年工人的面，她必須在氣勢上要壓過我，同時也是殺雞給猴子們看，看哪個青工還敢和她頂嘴。
「那你為啥怕苦不去插隊設籍要到工礦來呢？」我仍然鄙夷地反問她，倒不是我一定要贏她，而是覺得她的說教總是自相矛盾。大腮幫惱羞成怒了，說：「下個禮拜三青工政治學習，讓大家幫助你提高政治思想覺悟！」
到了星期三，大腮幫開始了訓話：「今天，我們政治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對後進青工進行批評教育。」然後巴拉巴拉地批判我撿字時帶指套、平時學英語還練琴。
「彈琴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學外語是吃中國飯放外國屁！」有幾個「要求進步」的女工也附和著大腮幫控訴我。這就是我在未成年時挨的第一次批鬥，也是我此生的噩夢。我看著大腮幫心想：這種文盲加醜女的人應該是讓人看不起的，現在卻成了「領導階級」。而那些女工們，自己已經活得夠可憐了還要充當幫凶，更是可憐而可鄙啊。
中午吃飯時，我從不和她們在一個餐桌上吃飯，而是一個人找一個角落面朝牆壁吃飯。因為我不知道那些幾乎每餐飯只買四分錢一盤青菜的女工們要是看見我每餐有葷菜時，會不會在青工政治學習班上繼續批鬥我。吃完後，我也是獨自一個人回到車間，目不旁視地從她們身邊經過，一個人在車間裡遛達。
車間角落裡堆著放鉛字版的木盤，那天我忽然看見有一位老人在堆得很高的木盤中間彎著腰在修理木盤。老人佝僂著腰瘦骨嶙峋，但他天生的捲髮、高高的鼻樑，在逆光下形成的剪影讓我立即認出他就是那位被叫做「國際間諜」的林鳴奎。車間裡所有的人都疏遠他，或對他呼名喚姓地使喚他。
我反正是在「地富反壞右」的「毒堆」里浸大的，也不在意多沾一點「毒」，就走過去看「國際間諜」幹活。老人低頭顧自幹活並不理睬我，我也並不指望和他有什麼交流，因為即使交談，一個六十多歲的「國際間諜」對於一個十七歲的女孩來說，理解的距離恐怕也是很大的。
忽然老人手裡的釘子掉落在地上了，但他老眼昏花一時沒找到，我連忙幫他撿起釘子遞到他的面前。老人伸出青筋暴突的手接過釘子時看了我一眼，我發現他的眼神很慈祥，就像記憶中的法國婆婆。他雙手端起身邊的一張小凳子遞給我：「請坐。你叫什麼名字？我經常看見你一個人玩，你和他們不一樣的。」老人說。
「他們說你是國際間諜，什麼是國際間諜？」我唐突地問。因為我只聽說過「地富反壞右」，還不知道「國際間諜」是什麼。
「我的同學是比利時人，我翻譯給他聽《人民日報》的內容，就變成國際間諜了。」老人無奈地笑笑。
「哦，你會講比利時話？」我很驚訝，眼前這麼瘦小的老人，居然會講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一個國家的話！
「是法語。比利時人講法語的。」老人笑了，「我小時候是在徐家匯的育嬰堂長大的。十八歲的時候，是一個外國傳教士把我帶到比利時去讀書，就會講法語了。」
「什麼是『傳教士』？」我忽然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懂，幾乎老人說的每句話裡面總有一兩個詞是我陌生的。
老人神情緊張地豎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後兩邊看看，說：「不說這個，不說這個。」然後微笑地比劃著說：「我十八歲時這麼高，和七八歲的小孩子坐在一個教室里讀一年級，呵呵呵呵，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就回國了，在徐家匯的教會裡翻譯《聖經》，後來把《人民日報》翻譯給比利時的同學聽就變成國際間諜了，發配到這裡來當清潔工。」老人平靜地敘述著，眼睛裡波瀾不驚。
我愣愣地聽著，感覺故事既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眼前的老人和我們25號樓里那些「地富反壞右」們非常相似；陌生在這個敘述是一個聞所未聞的荒唐故事。
老人告訴我：「學外語可以了解其他國家的文明，重要的文件都用法文簽署的。我教你法語好嗎？我每天中午教你幾句日常用語，日積月累你就會說法語了。」
於是從那天起，每天午餐時我就挑排隊最短的地方隨便買一點飯菜，然後快速扒完後就飛跑去那個角落。我們躲在高高堆放著的木盤後面，沒有課本，我們就上法語對話課。有時候我貪玩沒有去上課，第二天老人就會嚴肅而溫和地說：「你現在還年輕，一定要趁年輕多學一點知識啊，人沒有知識就會像那些人一樣野蠻的。」
這位別人眼睛裡的「國際間諜」，就這樣成了我尊敬的林老師。林老師幽默而睿智，經常在講課中穿插著做人的道理。他說：「人的相貌一半是爹媽給的，一半是自己的心給的。你去看看，心術不正、心地不善的人絕對不會生著一張端正的面孔。其實人也是有等級的，不過不在權力和財富，而是在品格。」
林老師還說：「有三種人不可交：不知羞恥、不知好歹、不懂感恩的人」。
這些話，是連我的父母都不曾告訴過我的知識，當我走過青春、閱讀人生之後，才真正理解了它深刻的道理。但林老師卻說：「謝謝你給我的友誼啊，你不像那些人一樣歧視我，你真的和別人不一樣的。我信天主教，但是我也希望有佛教中的來世，那麼我們在來世還可以做好朋友。」
文革結束後不久我就離開了那家印刷廠，再後來老人去世了。但每次在夢裡驚喜地看到他時，卻總是在那家噩夢般的印刷廠。
我曾有過許多老師，然而習琴學畫、行文賦詩，只是技藝。惟獨林老師用其豐富的閱歷、高尚的品德影響著我，讓我受益終生。在那知識匱乏、人性泯滅的年代裡，他把我這個不諳世事的女孩當作摯友和女兒，幫我捱過了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使我回憶人生中最短暫而最可貴的花季年華時，不至於腦海中只留下一片冷酷、愚蠢和醜惡的荒漠。有人說我「在骨子裡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可能，這就是林老師的精神罷。
完成於2021.10.8.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