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年底，上海，陰沉濕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級里的兩位工宣隊員在一位高年級女教師的陪同下突然來到了我家裡。
那時，父親正被「隔離審查」（後來知道是所謂「抗戰時期在重慶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歷史問題），母親早早就去上了班，大我2歲念高中的哥哥則和同一派系的同學在樓上亭子間，為他們的畢業去向籌劃。
我的學校——上海市五四中學工宣隊來自郵電部某廠（是507廠？），而班裡兩位師傅，一位是矮胖黑臉的中年女將，另一位是總戴著一頂洗的發白舊軍帽的寡言少語的消瘦男子，顯然，說話有著濃重蘇北口音的女將是主角。
斜挎「紅寶書」、臂戴紅袖章的黑臉女工宣隊員鄭重向我宣布，根據「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統一部署，根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統一安排，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須去農村插隊設籍。
說到「最高指示」，女師傅提高了嗓門，粗糙的黑臉泛光，神聖而莊嚴。
陰冷冷的房間，靠牆的方桌兩邊就坐著這兩位嚴肅的，由「無產階級司令部」派來進駐學校搞「鬥、批、改」的工宣隊男女師傅；外端是必須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窩窩囊囊、垂頭喪氣的我；我的邊上是那位女教師，正是我在清華大學建築系、已經來信說將去四川綿竹漢旺東方氣輪機廠的大哥，當年高中時的老師。桌上，我的面前，攤開著沉默男工宣隊員從草綠色仿軍用書包里拿出的「獻忠書」。
此刻，我，必須向我們的偉大領袖，我們的導師，我們的舵手，我們的統帥，我們的紅太陽，獻出自己的「紅心」了。
我的心在往下沉，空空的，忽悠悠飄蕩起來，沒有著落。我覺得要說些什麼，應該說些什麼。我抬起頭，孤立無援。
我面對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無形的強大的壓力，面對著執掌你人生前途、生死命運的黑臉判官，我只有表示服從和效忠。我願意接受，只是——我來了轉折，一種拙劣的小聰明——我願意去上海的郊區比如崇明島，甚至更遠些，屬於上海管轄的蘇北鹽城地區的「大豐農場」。
那位女教師——我忘了她姓什麼，我始終心懷感激——開口了：同學的表現是好的，願意去農場接受……富有「鬥爭」經驗和高度階級覺悟，有靈敏嗅覺的工宣隊黑臉女師傅扳起了臉，即可打斷了女教師的話，明白告訴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隊。額外開恩的是，我可以選擇：江西、雲南、貴州、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畢竟我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師傅的黑胖臉上有一絲憐憫和輕蔑。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勞的了，我不再作無謂的掙扎，我只想讓他們趕快離開我的家，走得遠遠的。我的心在顫抖，我在那油印的、獻給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親人毛主席的「獻忠書」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寫上日期：1968，12……
寒氣向我襲來，那樣的冷，屋外在下雨。
「傷脫了，傷脫了！」（滬語：傷掉了，傷掉了）我上樓，對著我的哥哥還有他的同學重複著。我在「獻忠書」上簽了名，我把自己的紅心獻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樣，我傷心。
「獻忠書」是一份賣身契約。「開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獻給偉大領袖，獻給紅太陽，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錢財地位，它只是一種證明，證明你的心是「紅」的，證明你的人是「忠」的，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允許你的肉體的存在。這是無價的交換，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獻出的是獨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三四個月後，1969年，我離開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幫亭子間的同學一起離家，去吉林省懷德縣插隊設籍。
因為那名字，那個插隊的公社叫「柳楊」。有柳有楊，於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裡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們的是遮天蓋地的風沙，才知道什麼叫「春風浩蕩」。
我哥哥因為疾病，偉大領袖沒有要求他獻上自己雖紅色而不健康的心。
那時，我已沒有悲傷。
偶爾，心頭會有一絲莫名的惆悵襲來。
那時，我已1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