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全國各地都有人赴京上訪。他們在文革中受到了種種不公正的待遇，上訪高峰期，在北京守候者達數十萬人。那時的國務院辦公廳有個人民來信來訪接待站，每天擠滿了人。我們因為來得早，有幸給安排了食宿的地方，後來人太多了，接待站無法應付，上訪者只好露宿街頭，在街頭的餐館裡撿剩飯吃。
眾所周知，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幾乎聚集了所有的最高權力機關，當越來越多的上訪者問題在當地得不到解決時，自然會把目光或者說唯一的希望轉向北京。越來越多的上訪者長期滯留在北京，給北京的社會、經濟、治安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讓政府部門越來越頭疼。
超過90%的上訪者，明知無望，但仍羈留北京。因為他們一旦開始上訪，就已有家而不可歸了，上訪起碼給他們一個生存的理由。
這些身穿破衣爛衫，胸前別著毛主席像章的上訪者，歷經歲月和制度的磨難，他們大多都臉頰深陷、眼睛突出，雙眸中閃爍著一種異樣的光芒。他們背著大大小小的包里，裡面藏有被他們視為「第二生命」的申訴冤情的材料。
你如果能接近他們，就會就深深地知道，成千上萬的上訪者並不是刁民或暴民，也不是精神病人！每個上訪者背後都有許許多多令人心碎、令人憤怒的故事。
對於上訪，許多人不能夠正確認識。他們把上訪看作洪水猛獸；看作是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其實上訪乃是不得已之舉，如果沒有巨大的冤情，一般人是不會花那麼多的精力和財力去上訪的。
上訪也不是反政府、反權威、反對一切現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訪是對政府期待、對權威認同，對現有秩序下的缺失，懷抱一種撥亂反正的期望。假如中國人根本不信任政府及任何現存權威，他們就用不著丟下自己的工作，中斷自己的正常生活，千辛萬苦地來到北京，天天纏著信訪辦的工作人員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普通百姓很難接觸到官員，官員也很難走到人民中間去。因而在歷史電視劇里，我們常常見到最多的情節，就是受冤屈的女子或草民攔截巡撫或縣令的轎子鳴冤叫屈，「大人大人」地呼喚不停，我們也常常渴望巡撫或縣令大人的明察或公義！
事實上，當上訪者邁到請願的路上時，就一點一點地把自己丟失了。最後，每個人都患上「尋求正義導致的神經疲勞症」，他們的每個感覺器官全部扭曲變形。
即使如此，人類司法史上也不會留下司法黑暗對他們的羞辱；他們也不會影響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歷史進程；地球也不會為他們沉沉地喊一聲冤。
在上訪者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死在北京，自然結案。上訪者不是一敗塗地，就是死得很難看，北京是掩埋絕望了的上訪者的墳場。
我和景柏岩、軒春生、杜鐵四個人是幸運的，好運再次光顧了我們。當我們在北京逗留了三個月之後，我們的事情終於有了轉機：國務院辦公廳的兩位大姐跑來告訴我們，她們已經和包頭市委電話聯繫了，要求他們敦促原單位儘快給我們平反，正式的公函也已經由北京發出。
我們在1967年初的嚴冬季節，踏上了充滿希望的歸途。再見安定門外六鋪炕！再見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再見27路公共汽車！再見西直門外的麵食館！
回到包頭後，包頭市委接待站安排我們在昆都侖區烏蘭道旅社暫住。那是一個非常簡陋的小客棧，沒有暖氣設備，全靠一個火爐子取暖。天氣雖然寒冷，但我們的內心卻是火熱的，充滿了希望。
烏蘭道旅社至今仍然存在，經過翻修改造，外表變得豪華、瑰麗，我後來雖然經常路過，但再也沒有進去看過。
包頭市委給內蒙電建公司的領導打電話，通知他們來市委商談給我們平反的事宜。那位領導開始還很驕橫，說我們幾個的確存在問題，但是包頭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正顏厲色地告訴他，他們是在傳達國務院辦公廳的意見時，對方口氣終於軟了下來。
後來不久，公司就下達了給我們平反的決定，但我們始終懷疑，我們的黑材料仍然在檔案里留存。
為什麼我們會如此幸運？我想：一是，毛澤東要利用我們這些人，向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二是，我們那時才17歲，稚氣未脫，凡是有良心的人都會萌動惻隱之心。
201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