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爺還在世，現在就回憶他，似嫌過早。可我又不得不趕緊回憶他，怕時候久了，他的好些有意思的事兒被我忘了。前兩天，我還打電話回國給他，知道他還在，就是聲音更啞了，有氣無力的。我要掛電話，他一個勁兒的說：「回來瞧瞧吧，回來瞧瞧吧。我這兒半年也來不了一個人，安個電話，也沒人給我打，算是白安了。」
他怕快不行了，我想。但也難說。
那年「六·四」過後不久，我剛到哈佛，吃了午飯，和一個教授在教研室里閒扯。我說，看電視上鄧小平那副老眼昏花的樣子，大概活不了多久了。他就說其實也不然。比如說頭幾年，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眼看自己快不行了，就捐了她所有的錢給哈佛的系裡，但是加了個條件：得等她死了之後才能花。當然她沒死也能花，那就得算借，花了不但要補上，還得還利息。系裡一想，她也活不了多久，現在系裡正等著錢修房，先花了，不管補上還是利息，反正早晚還不都是系裡的錢，背著抱著一般沉。
錢也花了，房也修了，可老太太沒死。系裡拆東牆補西牆，為了補上挪用的那點兒虧空費神費得太大了。所以說，人事難料。
果然讓這位教授給說中了，鄧小平也是「六·四」過了好些年才死，而且死前還干成了不少好事。
可是馮爺不同，他再干也幹不成什麼事，枉有了一肚子的學問。
我跟馮爺的認識是通過一位小學的同學。
還是插隊回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看同學劉君。說了會兒話，他便送我出來。大街上人來人往，他就開口說了，別瞧人都長得差不多，穿得人五人六的，可真不敢貌相。你瞧那邊那個光脊樑的，懂六國語言！說著他還伸出大姆指和小姆指，一臉的神氣勁兒，不由得我不留神看。順著他的眼神望過去，街那邊，一位大漢，果然好身量，古銅般的皮膚泛著油光，褲腿兒卷到膝蓋以上，一隻大腳蹬著地，另外一隻腳踹著他的四輪小車，正從付食店門口的土筐里往外撿爛紙。
「怎麼樣，信不信？」同學還一直在瞅著我，怕我不信。
「我怎麼會不信，我當然信，」我連忙說。這時候我正愁找不到一個老師學德文，見有這麼好的機會，便順勢央告他：「怎麼樣？既然你那麼熟，給我介紹一下？」
「我不認識，都是聽人家說的。這樣的人，我們這條胡同里有好幾位。」說罷他就要往回走。
「別介，這個人你不認識，別的也行。總不能一個都不認識吧？」我說。
他好像覺得，如果承認一個都不認識也太丟面子，而且這麼一說，我可能連眼前的這一位也會認為是他在吹牛。於是沉吟片刻，抬頭對我說：「這樣吧，過三天我給你一個回話，讓我爸爸跟那個人說說，這就要看那個人同意不同意了。」
「哪個人？什麼樣的？」我挺想先打聽一下。
「先別問。見面再說。還不知道行不行。」他打住我的話頭，說罷就截直往院子裡走，也不回頭。大概是吹了牛，現在一腦門子的官司，還不知道回去怎麼和父親交代。
那年頭，唱個外國歌，看個外國畫片都恨不得犯法，就更別提說外國話了。我想我也真難為他。
不想第三天劉君果真來了，手上遞過來一張紙條，上面有人名和門牌號碼。他說：「就是這個人，去找吧。他會四國外文，整本整本的哲學書都是他翻譯的。」別瞧他一臉的無所謂，我知道他是在強按著心中的得意。我千恩萬謝過了，他就又囑咐道：「這人可是個邪性的，我爸爸說，多少人都跟他處不長，你要是往後跟他合不來，可別怨我。你見面管他叫馮爺就行。」
「不會，絕對不會。我怎麼會怨你呢。」我知道這可是個天大的人情，我知足得很。
等見到馮爺，說實話我真有點失望。他長得既不象那位撿爛紙的大漢一樣身材魁梧，也不象學富五車的泰斗那般溫文爾雅。聽說他不到五十歲，但顯得有六十開外，牙掉了好幾顆，精神顯得很萎靡。後來才知道那都是因為文化革命鬧的，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營養不足，精神也就打不起來。
家裡的陳設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符合那個年月的學者身份：一般來講，知識的水準高低與居家的困窘程度成反比。他住的是東屋，裡面黑黑的，一塊木板床，兩個床架是鐵條搭的。桌上、床上到處都是書。屋子不通風，一股霉臭味。
在我打量環境的工夫，他斜著眼睛從上到下地打量著我。我知道該是自報家門的時候了。我先是說和劉君是起小的同學，雖不在一個中學，可總還是玩在一處。他父親從小看著我們長大，那年他當校長的父親去挨鬥，臨出門時他奶奶用《周易》卜的那付大卦就是讓我扔的銅錢。我們家沒有一個黨員，不過也沒有一個右派，就我一個兒子，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絕對是個清白人家子弟。他倒也沒說什麼，沉吟片刻，最後添上一句：「這就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學德文的事。我發現他並不是怎麼難處的人，說話還挺幽默，有時候甚至象個孩子。這樣的人我最喜歡，於是三句兩句就扯開了。
馮爺問了問我原來上學和下鄉插隊的事，我都照實說了，然後還加上自己的感想，說在鄉下別的沒瞧見，老百姓的窮可真讓人開了眼，不但貧農窮，地主也窮。
說到窮，馮爺搭上了話頭：「要說窮，我是真窮。我不是說我現在窮，我是從小就窮。」說到這兒，他忽然來了興致，說：「老八應該依靠我呀！我不是貧農，也不是僱農，我是繞世界要飯的。這不比他們還窮？」說著他還用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個「八」字。後來我才知道他這表示的是八路軍，代表共產黨。
「那您還真看不出來從小就這麼窮過。」我覺著會四國外文的人小時候差不多都是過得舒舒服服的，要不然哪裡會有這份閒心，不由得我吃了一驚。
可他沒有瞎說。馮爺起小跟著爹媽從河北靜海一直要飯要到大名。要到一處有個大教堂的村子，神父給了點吃的，好歹就先安頓了下來。後來知道那是個匈牙利教區的神父，人挺和氣。馮爺沒事就爬上教堂外面的一棵大槐樹，往教堂里看做彌撒。神父看他有些靈氣，有的時候就教他一點兒《聖經》，他也愛學，三下兩下，學得有模有樣。神父見著他爹媽就夸，爹媽也就不走了。不過他爹媽也不找地主租地來種，要飯要慣了，還是三天兩頭跑出去要飯，馮爺就跟著神父過。
轉眼就是幾年，馮爺也在教堂辦的小學畢了業。聽神父說北平城裡還有教會辦的中學，也不要錢，他便想去。神父知道他有能耐，便寫了封推薦信，給了幾個盤纏。馮爺拔腿就上了北平。
到了北平，截直去了城南的匯文中學，那是當時最好的教會學校。他趕到那兒一打聽，才知道敢情還得要報名費，剛上學還得要交學費。所謂的不要錢，是要等你上學的成績好，得了獎學金才能免學費。馮爺一聽就蒙了向，正在慌亂之際，看到人群里有個同村有錢人家的少爺，便上前打探，說出自己的難處。那位少爺自己在外讀書，並沒有錢可以資助他人，但那少爺早就聽說馮爺的本事，便帶著馮爺去找一位同村出來打天下的營長，那位營長正好在北平駐防。一聽家鄉來了個這麼有出息的秀才，又聽身邊的書記官念了神父誇獎馮爺的推薦，營長知道了馮爺還會說外國話，要上洋人辦的學校，簡直樂壞了，馬上叫人從軍餉中拿出十幾個大洋給了馮爺。
就憑這些大洋，馮爺報了名，考了試。發了榜，就上了學，錢交了學費還有富餘。第二年他得了獎學金，一直拿到中學畢業。後來又上了北京大學，靠的也是獎學金。
馮爺能讀書，但不善於與人相處，而且特別愛抬槓。在北大讀完了書，他還想呆在北大，成天還是聽課泡圖書館，不願意出來做事，說是到社會上去他活不痛快。那時候的北大還真不錯，由著他。解放也好幾年了，正在「鎮反」，就是鎮壓反革命。他的房東的女兒也在北大讀書，有一天給揪了出來，罪行是因為她和她先生都信天主教。警察也來了，說話快要逮捕了。馮爺和房東的女兒不在一個系，可當初房東知道馮爺是老北大的高材生，見識也廣，於是就託付馮爺有事照顧他女兒。馮爺受人之託，又住著人家的房，覺得這事得管管，於是就跑到房東女兒的系裡，跟人家說他懂天主教，如果人家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他可以給解釋。馮爺還確實懂天主教，因為他一直上的都是教會學校。警察和系裡的人當然說不過他，抬著抬著槓，警察就急了，說是要不然把馮爺一塊帶走算了。馮爺一聽害怕了，但他懂得政府的政策，忙說，你先調查一下我是什麼出身。我是要飯的出身，現在政府正要依靠我這樣的，你怎麼胡來呀。大概警察的出身還沒他好，話頭就軟了，放了他一馬，不過房東的女兒還是給帶走了。
後來政府看房東的女兒和她先生歲數都還小，剛二十出頭，再說抓的人太多，監獄也不夠用，就把他們放了出來。馮爺說，房東老兩口當時也給抓進去了，還是他把房東的女兒兩口子從監獄接回來的。等房東也出了監獄，覺得馮爺恩重如山，一直到文化革命都沒給馮爺漲房錢。反倒是文化革命紅衛兵抄家，把房子歸了公，房管局才給馮爺加了兩塊錢房租。
當時馮爺知道北大的交情也就到此為止，趕緊找了個事兒，到工農速成學校教進城幹部學算術去了，離開了北大的是非圈子。我們這一輩沒人經歷過「鎮反」，但文革的厲害都領教過。等馮爺說完，大家都說，好玄吶，聽著都害怕。您經了這麼大的事，可怎麼還愛抬槓啊。
這樣的大槓後來他是不敢抬了，但抬槓的毛病不好改。
且說他到了工農速成學校，有了工資，馮爺算是獨立生活了。
「我那五十多塊錢花不完呀！你想想，炸糕兩分五一個，還給一大勺白糖。」除了在教會學校吃黃油麵包那兩年，再就是在北大白吃白喝那幾年，然後就得數剛出北大那兩年了。這大約是他一輩子最闊的時候。
可是他抬槓的毛病太大，一來二去的就和來學習的幹部們幹上架了。有一回，幾個幹部正在談論學習馬列主義哲學的心得。其中一個覺得自己有了一些體會，於是就談上了。他說哲學大師艾思奇有一條講量變到質變的例子，佩服得不行。大家就讓他說說看。這人並不知道馮爺也在場，更不知道馮爺給馬恩列斯編譯局翻譯過馬克思、恩格斯的玩意兒，他就說，艾思奇說量變到質變，就象雷峰塔，你從塔腳底下把磚抽出來，一塊，兩塊沒關係，抽得多了，到了一定數量，雷峰塔嘩啦就倒了，量變就到質變了。大家果然佩服得一踏糊塗。可馮爺搭碴說，你就沒想想，要是不從塔腳底下抽磚，而是從塔頂上拿磚，你得拿完所有的磚才成。你的量變什麼時候到質變哇。那人臉一紅，不說話了。但是幹部們都覺著馮爺的政治覺悟太低，當個教員不夠格。
後來不到幾年又開始了「反右」。聽馮爺自己說，在此之前已然看出來這是個有意賣出的破綻，他就趕緊辭了職。我們對他的眼光有些將信將疑，但不管怎麼說，他真是辭職不幹了。他還說，當初要不是溜得快，肯定也做了王羲之。後來才明白他指的是王先生的官銜：右軍。
從那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管街上怎麼鑼鼓喧天，紅旗招展，他也不管，一門心思給幾個出版社翻譯點書，掙點稿費。空下來的時候就泡泡圖書館，也不用政治學習。自己吃飽了，全家不餓，倒也十分自在。我們後來聽了都納悶，那時候政府怎麼忘了管他了呢。
到了文化革命，也不用政府管，馮爺自己就到政府報到來了。因為出版社都關了門，鬧起了革命，幾個原來跟他聯繫的編輯，死的死，關的關，沒人讓他翻譯東西了。他一下就斷了來源，只好到街道革命委員會找活干。人家街道革委會一商量，覺著他的出身還真不錯，就讓他去掃街道上的公共廁所，一個廁所三塊錢，讓馮爺掃十個，一個月三十塊。馮爺還真幹了幾天，但馮爺吃的太差，沒有營養，那沖水的大皮管子他拉不動哇。
[page]
馮爺只好靠著在天津的一個妹妹每月寄來十塊錢過日子。每次一說到這兒他就來了氣：「你們吃窩頭就鹹菜說是苦日子，對我來說那可是高級的。冬天沒錢買冬儲大白菜，等著你們買完了，我把你們撇下來不要的大幫子撮回家，剁吧剁吧，包菜糰子。也就是到這兩年，我才能到朝陽菜市場買點豬骨頭燉點兒湯，補養補養。」
就這樣，大傢伙都在專心致志掃除別人和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馮爺卻在一門心思找爛菜幫子填肚子。日子再難熬，大家總都有混過來的那一天，馮爺和大家一樣，總算沒有死在文革里。別人熬到了革命的勝利，馮爺熬到了出版社開門的那一天。
好不容易政府總算讓出版社出書了。一家出版社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翻譯外國人的書。那時候懂行的人不是抓起來了就是給弄死了，要不然輕一點兒的，歷史有問題，出版社輕易也不敢用。馮爺是要飯的出身，歷次運動也都逃過去了，自然合適。編輯們想起了馮爺，讓他接著把文革前翻譯了半截的哲學大師的著作繼續弄完。
按說文革這樣的機會，一個人幾輩子都不一定能趕上一回，應該能學點東西，至少抬槓的毛病應該可以改掉了，可馮爺依然故我。好不容易找到這麼個翻譯書的機會，他還忘不了抬槓。有一回他到出版社交稿子，碰上一位剛提拔上來的編輯室主任。馮爺說，一看就知道是個屁都不懂的人，氣就不打一處來。那個人好像抓住了馮爺的把柄，一見面就說：「老馮，咱們翻譯要準確，這沒錯，但是文字要通順。比如說，我正看您的這一段，『資產階級的罪』，後來您又提『資產階級的惡』，這就不通了。我們往常都是說『資產階級的罪惡』，哪有分開來說的。這要讓讀者看了，不成了笑話嗎？咱們出版社可不能出這樣幼稚的錯誤啊。」
那位主任正想意味深長一下，馮爺按不住了，說CRIME是罪，EVIL是惡，罪是法律，惡是道德。然後就引經據典說個沒完。爭了一下午，他晚飯也氣得沒吃，最後還是定稿成「資產階級的罪惡」。我就跟他說，這回又是雞兔共籠了，您老是數腦袋，一人一個，看著一樣，您怎麼不知道人家底下的腳不一樣多呢？結果呢，不出我所料，稿費壓低不說，這份活計一完，主任立刻就叫他開路了。
幸虧沒過幾天，一個特別愛國的大科學家回國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來了。人家漏出一句，說是帶了一本講量子力學的書來，應該翻成中文讓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一下。另外一家出版社知道馮爺是翻譯這本書不作第二人想的好手，趕緊跟他訂了合同，還告訴他這可是政治任務。他這算是好歹續上了工作，又有口飯吃了。
馮爺儘管愛抬槓，但學問是大家公認的，而且特雜。還有一樣，他能過目不忘，堪稱一絕。
有一回我和歷史所的馬先生閒聊。那已經是有名的大雜家了，博聞強記，馬王堆文物一出土，立刻就把他請了去。後來出版的漢簡帛書裡面全有他的功勞。他縱橫捭闔了半天，我佩服得要命，不禁叫了幾聲好，說是像他這麼好記性的真不多見。馬先生說，這不算什麼，他有一個北大的同學，那才叫人佩服。後來我才知道他說的其實就是馮爺。馬先生並不知道我和馮爺的交情。那時候馮爺沒地方住，就住在馬先生家裡。馬先生正在生肺病，每星期去看一位老中醫。從中醫那兒回來，馮爺就接過藥包，然後讀藥方。馬先生說馮爺每回都能說出大夫這一回又添了什麼藥，減了什麼藥，多了幾錢，少了幾分。剛開始馬先生不信，就把前次的藥方留起來，跟下回的藥方偷偷比較，馮爺居然沒有說錯過一回。馬先生說，和馮爺談古論今，馮爺能在他這個史籍專家面前不露馬腳，還算不得什麼，一付藥方都可以過目成誦，真乃神人也。
我跟馮爺說了，他淡淡一笑，說他無非是學了一點中醫，當然清楚藥性的規律。至於說到史籍的記憶，他說他離齊思和、楊樹達差遠了。馮爺他這人挺怪，當紅的學者總是讓他給褒貶了；可是他佩服的，卻差不多全是我到了國外之後才知道的中國名人。象辜鴻銘、顧維鈞、陳寅恪這些人的學問全是他給我開的竅。也幸虧他的指點，我在外國的那些漢學家面前才沒怎麼丟臉，要不然洋人肯定以為我是黨報派出國來的記者。
馮爺對文人軼事也有極強的記憶力。當初我從雲南剛回北京的時候，住在老北大的西齋。一天他來看我，走在過道里，他突然說，當初四九年胡適先生準備離開北平的時候，胡先生託運的書箱就放在這兒，一大排書箱都沒來得及運走。後來聽說胡先生在東單機場上了飛機，馮爺第二天還跑到這排過道來瞅過這些書箱，替胡先生可惜了一番，說是沒準當年胡先生和韋蓮絲小姐的通信就鎖在其中哪個書箱裡頭。說著還用手比劃著當年碼放的地方，仿佛能感覺到胡先生的手澤。可惜我一點也看不到，只看見革命群眾遊行用的大標語牌和各色彩旗亂七八糟地堆在那兒。
馮爺讀了萬卷書，可是沒有行萬里路。就我所知，他南到河北大名，北到北京，東到天津靜海，西邊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到過北京西郊的香山。但天下的事情很少有他不知道的。
比如說有一回，我和馮爺閒扯，說起在英國訪問的時候，劍橋大學考古系的教授推薦我去一家書店逛逛，說是即便不買書，這個書店也值得去看一看，書店名字好像叫BLACK WELL。我還在那兒買過一本包德甫寫的《苦海餘生》，後來回國的時候，我挺知趣，沒有帶回國，就送給剛從國內來的朋友。那位教授當時並沒有對我多說什麼，我便請馮爺指點一下那位教授推薦的原因。他聽後，胸有成竹地一笑，說那可是個大大有名的書店，多少學術泰斗、青年才俊都去過那家書店。然後就如數家珍，例舉與這家書店有關的名人軼事。我聽他描述那個書店布置的格局和屋內充斥的氣氛，再一回憶，還真和他講的一模一樣。我便稱了一聲奇。他便道，這在那些名人的傳記中早有描述，讀了便知。
另有一回，街上大批判鬧得正凶，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他忽然跟我說起美國的文人愛默生和梭羅。他說，只有在那個悠閒的時代，住在康廓鎮那樣恬靜的地方，過著那樣散淡的人生，才可能產生出像他們那樣的文人。他建議我以後如果有機會到了北美，可以去看看那裡的環境，非如此不能明白他說的道理。
後來到了美國，住在波士頓，小鎮康廓離得不遠，於是我就去華頓湖邊訪過一回梭羅的小木屋。幾年之後給他打電話的時候，我不無得意地告訴他，終於看見了我們當年說起過的梭羅的木屋。他問我是不是就在華頓湖畔不遠的地方？我連忙說就是那裡。他說他記得那是個仿造的，是為遊覽參觀用的，真的已經不在了，原本的遺址還在湖那邊另外一個什麼地方。我不相信，過了不久就又去了一回。仔細一讀旁邊的牌子，果然這是一個仿造的，我不免有些失望，又去看了馮爺指點的遺址。望著落日餘輝染紅的湖面，周圍靜得只聽得到啾啾的鳥鳴，多少也體會出一點兒梭羅當年的意境。但馮爺的足跡從未到過此地，只是憑籍著梭羅的散文，早已在塵世的喧囂聲中領悟多時了。
馮爺不但文史學貫中西，對新技術的興趣也不甘人後。記得還是剛剛改革開放，大家見了日本人的錄音機新鮮得很，可是各種機器的高下卻不是人人可以說得出的。馮爺天天到圖書進出口公司去研讀錄音機的性能指標。有一天，正說到有個報社的編輯告訴我們，給報紙投稿也要靠關係，如果不經約稿，自己直接投稿給報紙，其採用率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六。馮爺聽了，馬上說這不正好是夏普什麼型號錄音機的抖擺率嗎？我們忙問什麼是抖擺率，他便一五一十地道了個明白。到我去德國上學之前，他什麼也沒交待，只說機器的抖擺率低於若干若干的絕對不能要，否則多好的錄音也讓它給糟蹋了。
因為學問雜，又愛抬槓，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跟他學完德文，後來又去德國上了學，回了北京，他還沒有找到一個固定的工作。好在過了文革，也還有人買他的帳，時常有出版社找他翻譯個東西。但馮爺漸漸也上了點歲數，身體不行了，孤身一人，有個頭疼腦熱的，到醫院又沒有公費醫療，花錢一次就是一大把，而且不先交錢醫生就不給看病。馮爺有時候只好借朋友的掛號證去看病，但制度越來越緊了，他也不敢老這麼幹。馮爺嘆了一回說，我可真是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弊病於一身了，掙著社會主義的錢，看著資本主義的病。我跟他說，您這是糟賤資本主義呢，還是糟賤社會主義呢？他也就是一笑，說：「我這是糟賤我自個兒吶！」不過自從大病了兩場之後，馮爺架不住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誘惑，也動了心思想去找個鐵飯碗。後來，那一年政府有了點兒招賢納士的意思，還真讓他趕上了，進了北京的一所小學院教英文。
我們都知道他待人處事的經驗頂多還是五十年代初的水準，到了八十年代，最忌諱的就是辦事認真，見人抬槓。大家都擔心他如何能應付周圍的環境。不出所料，沒有多久馮爺終於招架不住，他的英文被眾人褒貶得一無是處，給轟到圖書館做採編外文圖書的事。他埋怨了兩回，大約懂得了一點厲害，也不敢象在年輕的時候那樣輕易辭職，只好忍下一口氣，到圖書館報到了。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更不用提象馮爺這麼聰明的人了。馮爺抬了一輩子的槓，最後抬的這一回算是歪打正著了。他也著實為此得意了好久。
這是到圖書館之後沒幾年的事。馮爺在圖書館一來二去也不招人待見，領導看看馮爺的歲數差不多了，於是就勸他退休。馮爺說還沒有個職稱，這輩子總得對自己有個交待。領導挺通情達理，想了一會兒說，你才教了不到一年的英文，若是評你當教授，名額太擠，別人我不好辦。你現在圖書館管外文書，就申請個副譯審吧。這副譯審的職稱，翻譯過兩本外文書就行。咱們這兒沒幾個真正懂外文的，翻譯過書的更沒有，或許還有門兒。領導的一番好話，馮爺聽了反而不受用。他跟領導說，要申請我就申請正譯審，我翻譯的書有二三十本了。領導說，正譯審級別太高，那得要上級批准，我就說不上話了。馮爺說，行，那就看看上級的眼光。領導只好也說，行，咱倆就看上級的眼光吧。馮爺於是就申請了個正譯審的職稱。
之後，馮爺到了我家，說他聽見別人私下嘀咕，評職稱不但要有著作，還得送禮。我跟馮爺說，你們的領導你送得了禮，上級領導你知道往哪兒送嗎？他聽了也有點後悔，但他想想他這一輩子的學問，覺得不申請正譯審屈得慌。
上級領導果然好眼光，再加上學校裡頭也沒人申請正譯審這玩意兒的，名額好安排。大概上級領導並不知道馮爺愛抬槓，反而覺著這位同志顧全大局，居然就讓馮爺把正譯審給得著了。我們也沒給他慶祝，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是名至實歸。
當了正譯審，退了休，錢倒沒長多少，但是公費醫療總算有了。一輩子到臨退休這幾年才享受上公費醫療，這可是件大事。誰知道，馮爺還有更好的事等著他呢。前些日子我們打電話回去，他說他那個正譯審給合算成行政級別，成了共產黨的高幹了，有時候還真能拿回來兩片能治病的好藥。他說，這回可和「老八」一樣了。電話里聽他說話的口氣，象是開玩笑，也象是真有幾分得意，沒準他又伸出來大姆指和食指比劃上了。
最後見著馮爺是我這次出國之前。他還穿著「六·四」之後買的那雙高級旅遊鞋。當初他說是為了有人開槍可以逃得快一點。現在戒嚴都好幾個月了，看來他又是在開玩笑。一輩子就買過一回這麼貴的鞋，他準是怕人笑話。
聽說我要走，他還真有點難受，說是忘年之交就這麼幾個朋友，這一開槍，呼拉呼拉又走了一大幫，今後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了。我就勸他：「您的心不老，等這些小一輩長起來，您就又有朋友了。您看您當時和我認識，我才二十出頭。這些小傢伙說話就是二十。」
他說二十跟二十可不一樣，你們這些人經過文革，懂得事，說得上話。我說，您這是又覺著文化革命好啦？他就說，話不是這麼說。最後嘆了一口氣道：走吧，走吧，能走的全走，我要是能走我也早走了。話語之間還真是動了感情。
出國之後就是一通窮忙，也顧不上和馮爺聯繫。前次妻子回國，我想不起來有什麼可送給馮爺的，知道他離不了古典音樂，就送了兩張雷射唱片。其實我並沒有特意選擇，只揀了兩張我喜歡的。後來我去電話，他一再說，難為我還記得他最喜歡的就是勃拉姆斯和貝多芬的提琴協奏曲，而且是DEUTSCHE GRAMMOPHON的DDD最新錄音。他說他還真跑到圖書進出口公司查了目錄版本。這回不知他又是在幽默，還是客氣，或者真的是喜歡。
他還跟我說，他攢了好幾年的錢，就想買一台質量好的組合音響。這事他倒真跟我提過，從我沒出國他就開始攢錢。後來因為錢毛了，算是白攢。如今快十年了，錢總算攢得差不多了。馮爺知道我還有個朋友在北京，是個音響專家，想讓我給介紹認識一下，幫忙趕緊挑個好的，要不然錢再毛了，他這輩子就別想再聽音響了。我跟他說，這回就別挑抖擺率了。他也笑了，說不挑了，不挑了。再挑，錢就不夠了。
馮爺攢兩個錢不容易。我這次出國之後，他還到我家去看過我母親。母親說那天天挺冷，馮爺穿了一件呢大衣。等告辭的時候，母親看見他的大衣上少了一個扣子，就提醒他。馮爺低頭一看，臉上一驚，說是壞了，這件大衣還是一個朋友看見天冷借給他的，少了個扣子，不好還了。母親聽馮爺說冬天連件大衣都是借的，就說把我的一件大衣拿去，反正我也不會回國來了。馮爺先是推辭，後來就接下了。馮爺挺感激，說這一輩子從教會學校出來冬天還沒穿過大衣呢。母親說著說著就又感慨上了，說這要是在過去，象馮爺這麼一個有學問的人，家裡一定是棟小洋樓了。
聽馮爺一說他攢錢快十年了，我也一驚。那麼說我出國也快十年了，說不定也真該回去瞧瞧，就憑馮爺也該回去瞧瞧。我老是惦記著和馮爺最後通電話時他說的：「回來瞧瞧吧，回來瞧瞧吧。我這兒半年也來不了一個人。安個電話，也沒人給我打，算是白安了。」
二閒堂，吉光片羽齋。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