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是我們家的房東。從我記事起，我們家就住他們家的房，一直住到文化革命，紅衛兵大抄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此之後，我們家仍然住他們家的房，但房子充了公，房租交給國家的房管局，按照國家標準，房租減了幾塊錢。結果弄得我們家挺不好意思，仿佛是我們家趁文化大革命占了李家的便宜。當然李家知道文化革命不是我們家發動的，但是我想，他們家人心裡肯定不好過，尤其是那十幾二十塊房錢對李家來講，是挺要緊的。
母親告訴我，說我是在上海生的，當時國共兩黨正打得不可開交。等我們家搬到北平，北平早就又改回來叫北京了。我們先住在和平門外的舊帘子胡同，後來嫌地方小，沒住兩年就設法找房。這處房子是母親在上海認識的陳老先生居仲介紹的。陳老先生在我們之前就從上海調到了北京，他認識房東李家，聽說李家要找房客，就介紹了我們家。於是我們就搬到石駙馬橋附近的頭髮胡同。這時候我大概兩歲多，所以要不是母親告訴我，我會認為我就是出生在這個院子裡。
院子不大，按老北京建房的規矩也不四致。大門不朝南，也不夠氣派，只有兩個門楣，門前也沒有影壁，可見李家祖上沒出什麼安邦定國的大人物。正房不是北房，而是南房。據說是當初起這個院子的時候，李家老太爺手上的錢還不富裕，北房的正房蓋得不夠氣派。後來又有了幾個錢，想蓋幾間好的，可北邊的正房又捨不得拆，就在南邊起了大瓦房作為正房。所以，後來懂房子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院子不怎麼樣，出不了什麼出將入相的大人物。北京的院子如果大了，再沒有收拾，就叫做大雜院。但我們的院子不大，到我們家搬進來的時候，收拾得還挺雅致。一進門的山牆後頭是一棵大松樹和幾棵無花果樹，院子靠東西牆各有一架葡萄藤，院子中央是一口磨盤大的瓦制魚缸，裡邊的魚沒有中山公園唐花塢的好，但足夠全院的人沒事的時候瞧了。貼著魚缸是五盆石榴樹，一人多高，結了石榴並不吃，為的是觀賞。靠西牆的高坡上是幾棵香椿樹，還有一叢叢的茉莉花。院子中央還擺著兩條一般公園裡才有的長坐椅，為的是歇涼用的。三伏天，大家就都躲在葡萄藤的蔭涼下乘涼，聽著知了和蟈蟈不停地叫。早先老北京人的社會烏托邦是「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頭三樣，我們院子裡樣樣都有；後三樣，先生不許叫了，肥狗不許養了，丫頭也不許雇了，但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因為環境特別地道，沒有這三樣，也差不多就是天堂。我的父母都是來自南方，可能就是被老北京人的這種悠閒所感染，我們家立刻就決定住進來，也想享受一下老北京人生活的溫馨。
房東李家是旗人，原住在海淀藍旗營。老太爺那一輩，不知怎麼學會了照相。因為照得好，被宣進宮裡給太后、光緒皇上照過相。大概因為是旗人，也不用讀什麼書，所以也就沒個出身，自然當不成官，但家中興許有兩個閒錢，就在西城蓋了房。到我們搬進來的時候，老太爺早死了，留下三門骨血：大爺、二爺、三爺。大爺也死了，大奶奶還在，住在東牆下的小屋。當初不知道怎麼分的家，這處房產反正是屬了二爺。二爺還有一處買賣在西單東南角把口，挨著長安大戲院，是間西藥房，後來有了新政府，產業充了公。到我上小學的時候，那裡變成了一家文具店，叫文華紙店。三爺也住在這個院子裡，但不指著這處房產，大約是繼承了父業，有間照相館，叫大陸照相館，在宣武門裡頭，後來歸了西單路北，上海遷京的歐亞照相館，叫歐亞照相館分店，文革的時候改過名字，沒人記得了，後來又改回來。我小時候還去那兒照過像。後來這個小照相館也歸了公，大傢伙管那叫公私合營，每年到節下，總能看見兩個原來照相館的夥計到我們院子裡來，大約他們已經是經理或者黨支部書記了，可還是依著過去的老規矩，開口仍然叫三爺。母親說，那是給三爺又送定息來了。
二奶奶沒有生育，三爺就把他的二小子給了二爺做兒子。到了二爺的兒子長大了說親，二奶奶就把娘家侄女給了過繼的兒子。他們小兩口生下的孩子，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幼年的夥伴李國棟。國棟的媽生了五個孩子，老大是個男孩，叫李國祥。老二、老三是女孩，叫李桂芝、李桂蘭。老四是國棟，下面還有一個小的，叫李國梁。名字沒有比這再普通的了。要不是來回這麼搞運動，大傢伙也趕著湊熱鬧，居然能想出「抗美」、「建設」、「文革」這麼寒磣的名字，那麼他們家的孩子還得有更多同名的了。
二爺、二奶奶都五十了，當然不工作。國棟他媽（我管她叫二媽）也不工作，一家大小九口人，全指著國棟他爸（我管他叫二大爺）一人上班掙錢。三爺家的三爺、三奶奶也不工作，三爺的兒媳婦也在家，只有三爺的大兒子，就是國棟的大爺一個人上班。全院只見我的父母跑進跑出地上班，顯得最忙，還得雇個人看著我。有時候看著全院的人都挺清閒，也都沒有個進項，母親就說，給他們點兒錢，無論讓哪一個照看著我，可他們都不怎麼願意，看過一回兩回就煩了，母親只好作罷，到外面去請人。二奶奶有一回還跟我說，你媽不在家看著你，到外邊兒掙那兩兒錢不值。
李家上下看著我們這一家從南方來的蠻子，只道是南方人勤儉，愛上班。我們家看著李家上下一家人坐吃坐喝，也替他們著急。想著是死了的駱駝比馬大，皇上都換了兩朝，旗人還真能挺得住。
彼此看著奇怪，一塊兒相處卻並不吃力。旗人好的是面子，禮數到了別的都好說。李家知道父親是個讀書人，替政府作事兒，但從來不細打聽。知道我們家北京沒有親戚，逢年過節，從城外老家藍旗營來串門的送個點心匣子，他家必是讓大丫頭或是二丫頭送過來幾塊餑餑嘗嘗。我們家也必得找個藉口，送過去一盤桂香村的南式點心給他們。我們家炒了什麼菜，總是端過去一碟兒讓李家嘗個鮮兒，不過他們家大多不喜歡吃我們家的湖南菜，不是辣椒、豆豉，就是臘肉、苦瓜。旗人禮兒大，都客氣，送給他們的菜每次都放在飯桌上，只是不動筷子。他們家的菜我也嘗過，現在想起來，我最愛吃的就是芥菜疙瘩皮炒青椒。那芥菜皮和青椒用花椒爆一爆油，再一炒，甭提有多香了。
二大爺愛上天橋，有時候也帶上我和國棟一塊兒去。聽相聲，看摜跤，瞧唱大鼓的，瞅變戲法兒的，都是那時候開的眼，回家還學著給院裡的大人演。二奶奶瞧著樂，說我的作派有那麼點兒京味兒了。母親有時候擔心我學會了這些不好，父親總是安慰她，說孩子除了正經功課，三教九流的知道點兒沒壞處，老是正兒八經的，長大了沒出息，雖然父親自己一次天橋也沒去過。
父親也挺喜歡國棟，禮拜天經常帶我們倆去放風箏，打球，要不就是去逛琉璃廠，翻翻舊書，瞧瞧古董，然後拐過楊梅竹斜街，去前門外大柵欄吃個小館兒。
不過父親是個生性散淡的人，並不喜歡湊熱鬧。到我快上中學了，街坊上像他這樣的鄰居差不多都陸續搬到機關宿舍大院去了。父親單位的領導也來動員過幾回。記得有一次是舊曆年，領導的太太（當然也是領導）到家裡來拜年，跟父親說，還是搬到機關宿舍去吧，也算是照顧你，那裡設備好，有暖氣，有抽水馬桶，房租也比私人的房便宜，家裡有了什麼事情，同志們之間還可以互相照應。父親拿出我來作擋箭牌，說我的小朋友都住在附近，從小一塊兒長大，離不開。事後我聽見父親和母親在說，八小時在一起上班還不夠，晚上還往一處湊。張家長，李家短，麻煩在後面呢。依我看，火爐子、茅坑就挺好。母親是什麼都聽父親的，這樣，我們家在李家小院一直住到「文化革命」後被掃地出門，轟到鄉下的「幹校」為止。
這種個性也幫了父親一小把。「文革」中父親被揪出來，同事中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自然有那喜歡打「太平拳」的，能揍一巴掌就快活一下。可是從沒有在一起住過，「私德」揭發不出來什麼，只好在「公德」上狠下功夫。罪行當然就少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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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過了好些年，我從農村「插隊」回了北京，借住在出版社大院裡。同院的一個夥伴，父親是個作家，又是出版社領導，剛剛被「解放」，自然要處處為人小心。這個朋友就報怨，說他們家吃飯館都不能一道兒出去，怕讓大院裡的人看出來是去下館子。一家人得分頭行動，悄悄摸摸地鑽出大院的門口，然後到飯館聚齊。他們全家還統一了口徑：要是在飯館外面碰見同事，就說是從來沒來過，這是順路來參觀一下；要是在飯館裡面吃飯正好撞上，只好自認倒楣，少點幾個菜。他們家從來不去地安門大街上的「馬凱」，也不去燈市口路北的「翠華樓」，因為離出版社太近，容易撞上熟人，心驚膽戰的，多好的飯菜也吃不出滋味兒來。
聽他這麼一說，我不由得不感嘆父親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現在想起來，我還真得感謝父親當初的主張，幸虧沒有搬進機關大院去，否則像籃球戰術中的「緊逼盯人」，非把人逼瘋了不可，而且我也就沒有染上那些大院裡的孩子們的臭毛病。我也學著父親的樣兒，作了個散淡的人，別人的事不打聽，自己的事不聲張，至今不喜歡湊熱鬧。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與同事一律不深交，叫作「遠交近攻」，這在兵書上是有講究的。不過，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往日的戰術聽說如今在北京大多過時了。
就說前些日子，聽說波士頓的中國城剛剛從北京來了弟兄倆兒，開了個「兄弟小館」，請了四川師傅，揚言做正宗川菜。我們家自然去捧場。太太想試試他們的深淺，就點了幾樣招牌菜。那個當哥哥的，一看就知道是個在江湖上混過的外場人，誇人夸在明面上，接過菜單對我太太說：「看得出來，這位大姐是吃過大飯館的。不象那幫吹牛皮的小子，還跟我說在北京吃過『大三元』呢，看他們點的那些菜，除了芥蘭牛肉就是酸辣湯！」按他的話，這快趕上笑話里說的，在門後頭掛塊豬皮，家裡一來人趕緊用豬皮擦嘴。
原先北京人是自己掏錢下飯館都唯恐別人瞧見；要按這位剛從北京來的兄弟所說，如今北京城裡講究的是沒去過的飯館都得趕緊誇獎那兒的廚子手藝好。世態人情進化至此，這是幾十年前父親在世時絕對始料不及的。
可是要說到吃，在李家小院住的那些年，還真趕上一段讓人臉上掛不住的時候，這就是「困難時期」。幸虧當時人連吃的都沒有了，臉面要不要也不打緊。那時候，說沒吃的就真沒吃的。現在說給別人聽，都找不著人相信。我就給我兒子說過：在中國牛奶憑過票。他不信，說我冤人，是沒事找碴兒嚇唬他。可那時候憑票的不光是牛奶，糧食、花生油、布匹、棉花，你跟過來的人打聽打聽，問問哪一樣是不憑票的，就是個火爐子上的煙筒拐脖，你沒有街道居委會的介紹信也不靈呀。要是二奶奶還活著，聽見我兒子這麼說，准又得咬緊牙關，哆哆嗦嗦地搖頭晃腦，從牙縫裡擠出她那一著急就冒出來的話：「饒了我吧，我的小祖宗！」
當時政府告訴大傢伙，說蘇聯跟我們不夠意思，所以就沒吃的了。房東李家趕緊和我們家一合計，決定把院子當中的地方騰出來開荒種莊稼。你還別說，旗人一輩子不操心，到了這啃節兒的時候還真識大體，出大力。多好的小金魚兒，多漂亮的石榴樹，說不要了，一句二話都沒有。再說，飯都沒的吃，誰還有閒心坐在那兒看金魚，瞧石榴哇。大魚缸搬走了，石榴樹砍了，長坐椅順到牆根兒。李家人多勢眾，我們家再搭把手，一兩天的工夫就把個花園似小院改成莊稼地。那時候二爺還在，說這比前清在南苑跑馬省勁兒多了。
父親單位分過一點兒黃豆，還抓鬮分到過一隻兔子。又養了幾隻來亨雞，因為雞也餓，所以也不怎麼愛下蛋。剩下的就是指望當院的莊稼了。記得當年打下過幾十斤老玉米和一些葵花籽，幾家人分了分，也就是塞塞牙縫兒。李家人口多，二媽把玉米杆和葵花葉都剁在飯食兒裡頭了。
有時候我餓極了，就趕緊泡一碗糖精水喝。我這樣的孩子沒知識，還以為糖精裡頭全是糖呢，其實吃了也不管用。這時候政府裡頭有專門負責宣傳的，就在報紙上講解科學知識，說：「曬半個鐘頭太陽頂吃一個雞蛋」，「多睡一個鐘頭合半斤大米飯」。於是我們學生就不那麼早去上學，即使到了學校也老是在操場上曬太陽。
當然也有不信報紙的人。聽說離我們李家小院二里多地的西單商場，一天夜裡有個餓瘋了的從天窗里爬進食品櫃檯，痛痛快快地大嚼了一氣好幾塊錢一斤的「高級點心」（不用糧票！）。那些「高級點心」就是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月五十六塊錢工資也吃不上幾斤，純粹是為了救急用的。這個人大概好些日子沒吃上東西，吃得太急，不小心一下子撐死了，人就趴在櫃檯上，嘴裡還含著點心。
二大爺得了這個消息，沖院子裡的大伙兒說，「這可應了那句老話了：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李家膽小，可也不願意被餓死。到了這工夫，就是旗人也挺不大住，二媽只好出來工作，到一家工廠去作工，為的是能多買兩斤高級點心高級糖。不過還是那句話，死了的駱駝比馬大，人家的精氣神兒不倒，見了面照樣是有板有眼，處處的禮兒都不缺。不過二媽私下裡跟母親嘀咕，說兩條腿都浮腫了，走不動道兒，眼睛一到晚上就看不見人影兒，說不知道這日子還得熬多少時候。
雖然我們家是南方人，口味和李家不同，但這時候和李家一樣，都愛吃高級點心高級糖。記得那時候還有人在報紙上介紹經驗，說包高級點心的紙千萬別扔了，上面有油，可以在做湯的時候在鍋里涮一下，保證提味兒。我這貪饞好吃的毛病就是在那時候染上的，而且是慢性，一時半會兒還治不好。
就是前些日子，我們公司聖誕節聚餐，我吃得有點兒急，大概吃相不怎麼好。美國同事笑問我是不是太餓了，我就告訴他，三十多年前在中國有一回餓得太厲害，落下毛病了，現在一有好吃的就奮不顧身。他也不見怪，說他祖父當年就是愛爾蘭鬧土豆饑荒，餓壞了才逃到美國來的。他說：「要不是中國和愛爾蘭都鬧饑荒，沒準兒我們倆不一定能遇的上呢，這就叫緣份！」我想起那段在院子當間種莊稼的往事，就說給他聽。他說這是好事，不用化肥，屬天然食品，他現在還在自家院子裡種南瓜和土豆。我知道我們說不到一塊兒去，可也越說越近乎，不免有點兒惺惺相惜的意思。
再說過了「困難時期」，一來二去的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我還記得文化大革命在我們院子裡是這麼開始的：多少年來李家上下都管我父親叫先生，管我母親叫太太，旗人禮兒大，經過了多少次革命，就算殘留下這麼點禮兒，到底還是讓文化大革命給破了。有一天，二媽到我們上屋，對母親說：「X太太，這運動說話可就又開始了，咱也別讓人褒貶，從今往後，我就叫您X同志，管X先生叫X同志，您看行不行？」
怎麼不行，就這麼叫。可這以後，全院就只有兩位同志，我的父親和母親。聽著李家所有的人，包括二奶奶和三奶奶，都「X同志，X同志」這樣稱呼他們倆，我覺著挺彆扭。
好在父親沒幾年工夫就被揪了出來，喪失了同志的資格，我們和李家總算又是好鄰居了。
文化大革命對李家最大的衝擊就是房產歸了公。二奶奶起先不樂意，不過也沒有辦法，誰教碰上了革命呢。再看看周圍左近的街坊四鄰，沒有一個好受的，心裡也就心平氣和了一點。
接著，院子裡就前後腳搬進一些閒人來，說是攙砂子，把革命群眾與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放在一塊堆兒。這招還挺靈，沒幾天全院的人就見面誰也不搭理誰了，旗人的禮兒當然用不上，更甭提給誰送餑餑和點心匣子了。
後來就是院子裡有一家人偷電，不交電費；另外一家人在街上工地里偷磚，擴建了自己的小伙房。再有就是誰家有後門兒，可以買到肥膘最厚的豬肉，誰家的丫頭眉眼有模樣，嫁給了支左的軍宣隊隊長，這樣的閒言碎語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樣，一天能發布兩三回。
等到單位里宣布要下「幹校」，我們家這一下子算是如釋重負，總算舒了一口氣。想當年，搬進這個院子為的就是想學著享受一回老北京人的舒坦日子，既然現在什麼都沒了，也就是該走的時候了。李家和我們家住了十幾年的街坊，到底有些捨不得，但也不便表示出來，怕人家背後又說閒話。
離開李家小院之後一直也沒有回去過，如今也快三十年了。前些日子我太太回國，我讓她有工夫去趟李家小院，拍點兒錄影帶回來給我瞧瞧。她真去了，還碰上了國棟的叔伯大哥。他頭髮全白了，聽說是我的太太便連忙說：「知道，知道，他們家的房你看不出來了，也就是那磨磚對縫的後山牆還在。」
太太回來後問我，原來花園似的院子就別想了，可那片莊稼地怎麼也沒看見？我告訴太太，錄影帶從頭到尾我全看了，那片莊稼地早沒了，現在上面都是加蓋的臨時窩棚和小廚房，把院子堵了個嚴嚴實實。太太當時還打聽了一下，說是現在院子裡住了十幾家，好幾十口人。我就跟太太說，現在科學技術發展得也真快，雖說人多生了好幾億，院子裡也用不著種莊稼，可糧食呢，還夠吃，多了不起！
自二大爺，二媽過世以後，聽說國棟當了家。那年我從德國留學回北京，他來看我，跟我提過，自從落實房屋政策，李家小院又歸了李家。俗話說，沒有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現在補漏一年就得花好幾千塊。房租不讓漲，院子裡自文化大革命新添的幾十號人，一個也不能轟走，說這是國家的政策。李家嫁出去的兩個閨女說，要不然就把房子再交給國家吧。國棟說，你別想美事兒了，你想交給國家，國家還不要呢。政府說，這是私人財產，國家要保護。不過國棟倒是說了，李家小院是祖宗上留下的產業，咬咬牙，說什麼也要熬過這一回。我和國棟是起小一齊長大的，我知道國棟身上沒有一丁點兒旗人的作派，可這回是到了節骨眼兒上，李家小院保不保得住，就瞧他的了。
二閒堂，吉光片羽齋，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