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戰場上失敗的德國，用-文化馬克思主義-來摧毀美國（上）
嬉皮士、異皮士、雅皮士、黑豹黨、教士以及總統的自我意識，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由半個世紀以前的德國思想塑造的：馬庫色的口音變成了美國中西部的腔調；「德國造」的標籤換成了「美國製造」的標籤；美國的新生活方式成了迪士尼樂園版的魏瑪共和國，變得婦孺皆知。
艾倫·布魯姆
納粹上台之後，魏瑪共和國覆亡，德國的猶太人、反納粹的知識精英紛紛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極權國家。有人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宛如當年五月花號上尋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也有人逃亡到歐洲各國。但當納粹入侵波蘭進而占據大半個歐洲之際，那些飄零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流亡者被迫「二次流亡」。此時，除了隨時可能遭到納粹入侵、並不安全的英國之外，世外桃源般的避難之所就只剩下美國了。
儘管移民政策的限制和啟程時的險惡，遠不止十三萬德國人和兩萬法國人在當時來到了美國。除了宗教領袖之外，美國政府唯一超額接收的避難者群體就是大學教授。從二十世紀三零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便與歐洲知識分子建立起了持續的聯繫。哥倫比亞大學接收了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大學接收了奧地利學派和包浩斯學校的若干代表人物，洛克菲勒基金會幫助了巴黎的人類博物館人種學研究室和社會文獻中心的學者和資料的轉移。還有無數歐洲一流的畫家、音樂家、作家來到美國，使得藝術與文化的霸權實現了從巴黎到紐約的歷史性轉移，以至於學者塞爾日·蓋爾堡有些憤憤不平地評論說，紐約「竊取了」在歐洲建立起來的「現代藝術」思想，儘管「該霸權的轉移並非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整體性策略，而是史無前例的混亂所導致的結果」。1
流亡者們或多或少有些突然地，經歷了社會的邊緣化、文化的背井離鄉和身份的剝奪，他們後來的作品裡都保留了這些痕跡。但他們中大部分人很快在新大陸自由而寬容的文化學術氛圍中脫穎而出，贏得了美國的同仁們的肯定、讚賞與追隨。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戰爭結束、祖國光復之後，仍然選擇繼續留在美國。戰後的美國取代了大英帝國成為西方世界政治、軍事以及文化學術的高地和秩序的輸出者。而此時的美國文化，已不再是從日內瓦-尼德蘭-蘇格蘭-英國-北美一脈相承的清教秩序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一枝獨秀，它成了歐洲諸國文化傳統的大熔爐，歐洲的傳統被打上美國烙印之後，又反芻回到歐洲。
過去，人們只知道逃離德國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們大大加快了美國的原子彈計劃，讓美國在與德國的核武器競爭中後來居上。戰爭後期，美國主動從德國搶救了數以千計的科學家，更使得美國在戰後成為世界第一的科學強國。其實，同樣重要的是德國思想對美國的「入侵」——儘管很多時候是通過「法國理論」這一仲介。或許是因為德國思想對於英語世界來說過於艱深晦澀，需要經過法國人華麗的包裝和通俗的闡釋。正是法國這個仲介使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遺產、尼采和海德格的形象在美國廣為傳播，正如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庫塞所說：「從福柯到德希達，法國理論首先構成了一個批判的解釋形式，帶有德國哲學的雙重傳統，胡塞爾和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個傳統由上一代學者，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引入法國的大學中，隨後再進入美國。」左派的法國和德國思想由此取得了戰後持續至今的在美國大學和思想文化界的象徵性的壟斷地位。
反對這一思想脈絡的美國保守派學者們將「法國理論」看作是「尼采-海德格-馬克思-弗洛伊德」這一「四人組」的「選擇性閱讀」和「挑釁性閱讀」。因此，「法國理論」乃是德國哲學家的法國閱讀在美國的闡釋。這一切似乎是福柯、德勒茲或德希達對尼采、弗洛伊德或海德格進行評估、重新挪用、重新整理隨後被延伸到美國知識領域。2當然，就整整兩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知識精英而言，他們乃是越過法國這座橋樑，直接對美國的知識界發號施令。在此一時刻，德國儼然成了一場隱形的文化戰爭的勝利者。
阿多諾：今時今日，藝術的任務就是帶混亂到秩序當中
這片土地如此富饒，一個人真的可以生活在天堂……你吃過酪梨嗎？如果沒有，那你一定要用幾每美分到最近的水果店買幾個。取出果核，然後用醋、油、鹽和胡椒等醬料把洞填滿，允許還要加點伍斯特沙司。這是一個人能在美國發現的最美味的食物。3
倉皇逃離越來越令人窒息的德國，繼而離開不友善的勢利的英國，阿多諾如釋重負地投入美國的懷抱。消失的是那個舊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它陌生而富饒。阿多諾在給雙親的信中，如此描繪美國空曠壯麗的河山：「星期一，我們開車穿過內布拉斯加州——沿途非常單調，只有玉米地（誰吃那麼多玉米啊？）。當晚，我們途徑懷俄明州境內的落基山脈，仍然空無一物，甚至察覺不出海拔差異。星期二，經過冰雪覆蓋的猶他州，大鹽湖就在那兒。這裡的風景看著有些奇怪，那些山突然像金字塔一樣冒出平原，在抵達內華達州時又逐漸不見了。」那是在德國和整個歐洲都看不到的曠野景色。而比景色更陌生的，是他難以理解的美國的社會和文化。
阿多諾並非自覺的反法西斯鬥士，他是因為族裔身份而非政治立場受到納粹迫害。如果他有選擇的權利，他會像他改信新教路德宗的父親，當一名忠誠的德國人，而不願當一名被懷疑的猶太人（若兩者只能選擇其一），但希特勒不由分說地剝奪了他的選擇權。在某些方面，阿多諾就是湯瑪斯·曼所謂「非政治的德國人」這個類型的左翼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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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零年代初，納粹一上台就日益勒緊政治繩索，但阿多諾並不情願離開德國。一九三四年，他為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施拉赫的詩寫了一篇阿諛奉承的評論，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在二十歲就獲得博士學位，但在申請教師資格時卻被拒絕，理由是「身為非雅利安人，你沒法感受和領會這樣一種責任」。這是何其大的羞辱。
向納粹低頭是人性的軟弱和雅斯貝爾斯所說的「道德上的罪」，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不必苛責阿多諾。但當這個妥協在戰後曝光之時，它成了一個大大的尷尬。為了自衛，阿多諾把矛頭對準其死敵海德格爾，他說海德格爾的哲學跟他自己的哲學不一樣，「其最深處的內核就是法西斯主義的」。4但實際上，如果阿多諾不是猶太人，他未必對納粹思想有足夠免疫力，如同恩岑斯貝格爾所說：「在法西斯時代我未嘗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時代。」亦如正式參加過黨衛軍的格拉斯所說，他那一代人覺得，自己「要變成納粹，年齡還太小，被（納粹政權塑造），卻是足夠大了」。5
美國對歐洲逃難者足夠寬容、足夠接納——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胸襟如此寬廣（比地理還寬廣）的國家，尤其是牛津經歷了那些裝腔作勢的老男人們的蔑視之後，阿多諾感觸頗深。跟他先後抵達美國的，是一個龐大的歐洲知識分子社群——包括幾乎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然而，阿多諾、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眾多歐洲流亡知識分子，不僅沒有努力捍衛庇護他們的美國的憲制，反而像那個古老故事「農夫和蛇」中攻擊農夫的蛇，對美國發起狠狠的反戈一擊。他們用有毒的思想玷污和顛覆美國精神，且樂此不疲。
剛到美國後不久，在一封家信中，阿多諾已然透露出某種陰暗心理。他認為，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是德國民族性格的心理異常。它是一種普遍傾向」，他將美國拿來陪綁：「至少像在德國一樣，（法西斯主義）也出現在了這裡（美國），無論如何，比起德國的那些形式，這個半開化半文明的國家將產生的可能會有過之而無不及」。6
另一位也在流亡路上的猶太裔哲學家雅斯培的看法與之截然不同。雅斯培在一封給漢娜·鄂蘭的信中寫道：「德國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作為一個民族走入毀滅的民族。」所以，他的感受是：「現在，德國被摧毀了，我頭一回感到心安。」而另一位猶太裔美國作家索爾·貝婁則將美國視為「重塑歷史的地方」——如果逃亡在巴西的猶太裔作家斯·茨威格擁有這種信念，他或許就不會自殺身亡了。通過與歐洲的對比，美國的這種特性獲得了其道德價值。索爾·貝婁用「冷冷的直率」的語氣說，美國是一個「不會置猶太人於死地」的地方。一切盡在不言中。
阿多諾一生養尊處優，從小被父母的寵愛、書籍和音樂所浸泡。他的哲學家朋友利奧·洛文塔爾記得，阿多諾擁有「你會情不自禁愛上的生活——假如你不是非常妒忌這種美好的、受盡保護的生活的話——而且阿多諾從中獲得的自信心一生從未失去過」。他的父親是富有的酒商，母親是唱義大利歌劇的歌手——這一遺傳因子讓阿多諾成為一名業餘音樂家。湯瑪斯·曼在《小說的故事》中毫不誇張地將阿多諾形容為「智慧超卓之士」，並引用一個美國歌手的觀察：「簡直不可思議！他（阿多諾）了解世界上的所有音符！」
即便在流亡路上，阿多諾也從未忍受過一天苦日子——他在洛杉磯的公寓，即便按照美國中產階級的水準而言，也足夠「豪華」，他收藏大量黑膠唱片和水晶玻璃杯，為其新家設計家具布置的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影導演弗里茨·朗。與其他流亡者相比，他實在是太奢侈：艾茵·蘭德抵達美國時，父母給她的三百美元大都用於辦簽證和買船票，已所剩無幾；漢娜·鄂蘭抵達美國時，口袋裡只有二十五美元，只能在紐約一棟搖搖欲墜的大樓里租到一間狹小昏暗的小公寓——廚房是共用的。
很有意思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好幾位代表人物，比熟悉聖經更熟悉馬克思主義，卻從未體驗過「工人階級」的生活，他們富足得讓人嫉恨。眼饞的劇作家布萊希特寫了一整本書來嘲笑法蘭克福學派的奇形怪狀——一九四一年的一個流亡者晚會之後，布萊希特在日記中尖刻地寫道：「在魯爾夫·紐倫堡家中的花園聚會上，我們遇到了兩個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兩個來自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衰人（Tuis）。霍克海默是個百萬富翁。波洛克來自一個只能算過得去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花得起錢，到了任何地方都出資買一個教授席位，為『研究所的革命活動提供一片陣地』。這回是在哥大……靠著他們的錢，他們養活了十幾個知識分子，作為回報，這些人要為他們提供著作，但不保證有雜誌會發表。所以不妨說『這些年來他們主要的革命義務就是為研究所省錢』。」7布萊希特後來要投奔東德共產黨政權才能過上官方作家錦衣玉食的生活，而法蘭克福學派的同仁們在他們痛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遊刃有餘。
一九四零年代，在流落加州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區期間，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作寫出了法蘭克福學派里程碑式的著作《啟蒙辯證法》——從納粹的野蠻主義這一史無前例的文明倒退出發，質問和批判歐陸自啟蒙運動開始的思想史，全盤重新闡釋西方文明的發展，奠定了「批判理論」在當代西方思想體系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零年，阿多諾出版《威權主義人格》一書，該書對美國心理學及整個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書中將傳統美國（清教徒文化）有關性別角色和性觀念的看法重新定義為「偏見」——即「基督教、資本主義和父權專制家庭在社會中的存在，造成了容易產生種族偏見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性格」、「如果不剷除這些罪惡，另一場大屠殺可能會在美洲大陸發生」。阿多諾將「威權主義人格」看做是導致歐洲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傳統，而忽略了法西斯主義本身是激烈反傳統（特別是反基督教）的一種現代意識形態——這種論述方式類似於共產黨的大批判手段。如今，「法西斯主義」成為極左派抹黑異見時最常用的字眼，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
阿多諾及法蘭克福學派其他學者通過出版有關心理壓抑的著作，從經濟學（馬克思）轉向心理學（佛洛伊德）。他們將社會割裂成兩大主要群體：壓迫者和受害者。比如，他們認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社會角色實際上是「壓迫者」定義的性別差異，性別在現實中其實是不存在的，它僅僅是一種「社會建構」。這樣的理論對女權運動來說非常好用。
阿多諾從未認為自己能融入美國、成為美國人。戰後，他很快如英雄凱旋般回到德國，從此將美國拋到身後。然而，他的思想觀念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卻日盛。
一九五零年代，是美國的單純、浪漫和金色時代，是傳統因素在美國社會中占據文化優勢的最後一段時期。艾森豪的美國，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開國先賢們的那個美國。美國擁有成千上萬的小鎮，在那裡，托克維爾的世界完好無損，對自身和自身的價值充滿純樸天然的自信。愛國主義受到尊重，人們見到國旗、聽到國歌會舉手敬禮。「美國生活方式」是一句讚揚的話，意味著郊區大宅和海灘度假。每一年都能見到逾四百萬嬰兒出生。艾茵·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剛剛出版，國家航空航天局完成組建，州際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美國在每一個領域都登上了世界之巔。那是「自由國度」的一個經濟鼎盛時期。
那個時代，上進是人們的目標。商業上的成功受到人們的鼓掌喝彩，被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當艾森豪任命通用汽車領導人查爾斯·威爾遜為國防部長時，後者在參議院公聽會上說：「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對通用汽車也有利，反之亦然。」沒有一個參議員持異議，提名全票獲得通過。8這種兩黨一致的情形，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
那麼，信心、自豪和責任感這些美國特質，後來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破壞這些特質的是貓王和伍迪·艾倫嗎？是搖滾樂、大麻和愛滋病嗎？西方文化的衰敗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作為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一個鬆散思想宗派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此難辭其咎。9
一九六零年代是一個全球（甚至包括美國自己）仇美、反美、造反和革命的年代。六零年代的左派青年們，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反抗世界，幾乎都仰賴阿多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講課與書寫。
阿多諾影響之深，使許多作家與學生都熱愛引用其思想與文本，試圖像他那樣以奧秘又帶著詩意的語言提出穿透社會的理論。德國媒體創造了一個新的德文字形容這種風格：adornitisch，意思是如同阿多諾的、帶著阿多諾風格的。阿多諾的讀者包括所有想借著社會學之眼看穿當代資本主義與文化工業運作模式的知識渴求者，蘇珊·桑塔格從學生時代起就致力研究德國思想，她說：「阿多諾的一冊文集，便等同於一整個書架研究文學的書。」
當然，戰後的德國為阿多諾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戰爭期間他在美國舒適的流亡成了他的一大資本，讓他有資格定義戰後德國思想的走向。阿多諾的學生克勞生形容老師是「最後一個天才」，柏林大學思想史教授菲爾許更形容戰後聯邦德國知識分子及學生受阿多諾影響之深，使得聯邦德國幾乎就是「阿多諾聯邦共和國」。當時在阿多諾課堂上的學生、哲學家和作家波克曼在一九六四年寫給朋友的信里，稱阿多諾為「我們的主與我們的大師」。此說法稍嫌誇張，但不可否認的，當時阿多諾在法蘭克福的居處——克騰霍夫路一二三號——堪稱學生們心中的學術神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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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諾很享受這種帝王般的待遇——至少在課堂上。他寫信告訴友人，學生們對哲學如饑似渴，使他相信，儘管德國永遠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國只能作為東方和西方政治列強的雙重附屬物得以倖存」，但德國文化可以再度繁榮，德國可以保持「文化大國」的優勢。11
然而，在左派的世界裡，從來都是「沒有最左，只有更左」，「弒父」是左派的天性。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席捲西方世界，激進學生組織「德國社會主義學聯」揮舞著盜印的法蘭克福學派經典文本，搶占政治舞台。激進學生從老師們那裡得到啟示——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具有對應關係，於是他們採納了一套反法西斯信條（Antifa），並自認為是一場新抵抗運動的一部分。此時此刻，批評青年學生「用燃燒彈來實現自己理想」的阿登納被譏諷為保守派，遭到一群女學生當面羞辱（沒有中國的老師那樣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已是不幸中的萬幸）。此前宣揚「只有擾亂既有秩序，人們才有可能解放自我」的阿多諾，如今自食其果，他召來警察驅逐學生，試圖重建課堂秩序。由此，他與學生的關係徹底破裂。一九六九年，阿多爾諾鬱鬱寡歡地客死瑞士。
法蘭克福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對峙：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死敵，還是一丘之貉？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由於世界工人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如果歐洲爆發戰爭，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資產階級，從而引發一場共產主義革命。然而，等到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時，無產階級不僅沒有發動一場革命，反而穿上軍裝奔赴戰場，為各自的國家而戰，將子彈射向原本屬於同一階級的敵國士兵。
戰爭結束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捫心自問：「問題出在哪兒？」當時有兩位赫赫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和盧卡奇——不約而同得出結論：歐洲工人階級受了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成就的蒙蔽。他們推斷，直到二者皆被摧毀，共產主義革命才有可能發生和成功。
葛蘭西為義大利革命者，遭墨索里尼囚禁，一九三七年死於獄中。他提出「文化霸權」作為階級統治手段的理論，認為在進行任何政治革命之前，必須創造一個新的「共產主義人類」。他極端敵視基督教：「只要工人們還有一個基督徒靈魂，他們就不會回應革命號召。」所以，發動革命之前，必須打倒基督教。
盧卡奇出生於一個匈牙利銀行家的家庭，擁有法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其代表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使他被公認為自馬克思以來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隨著一戰的推進和俄國革命的爆發，盧卡奇在布達佩斯帶領的星期天小組轉向激進的政治哲學。12他像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一樣，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人類的希望。
盧卡奇認為，「要想產生新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必須摧毀現有的文化」。他指出，「我把革命摧毀社會看作是解決時代文化矛盾的唯一辦法」、「要想實現全球的價值觀顛覆，沒有革命者消滅舊有價值觀並創造新價值觀是不可能的」。俄國革命爆發之後，他評論說：「恐怖在社會主義意義上是合法的，所以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真正體現。」而且，「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基礎——是一種超驗的體驗，舊規則不再適用了」。13
一九一八年，盧卡奇當上了曇花一現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負責文化和教育事務的人民委員。他意識到，如果家庭單位和性道德受到顛覆，社會便會解體。於是，他實施了一項專注於這兩個目標的政策，他稱之為「文化恐怖主義」——該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兒童思想為目標，通過宣講活動鼓勵他們拒斥基督教倫理。庫恩領導的匈牙利蘇維埃政權很快覆滅，盧卡奇流亡維也納，然後流亡莫斯科，在蘇聯期間成了史達林的吹鼓手。
一九二三年，在法蘭克福舉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習周」上，盧卡奇遇到年輕富豪、馬克思主義者菲力克斯·韋爾。韋爾對盧卡奇從文化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很有興趣，決定贊助成立一家新的馬克思主義智庫。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作為德國第一個學術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正式成立。它以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為藍本，聚集在這裡的學者們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該研究所確定的核心工作是：繼續做好《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該文庫被視為「聯繫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橋樑」；加強與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聯繫，共同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並從事哲學取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一九三零年，霍克海默來到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並出任所長。阿多諾、馬庫色、班雅明、弗洛姆等先後來到這裡，使得法蘭克福學派呈現出某種「星叢」般的思想體系。
早年，該學派以其復興馬克思主義中的「異化」概念而著名（在文革結束後的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也使用「異化」這一概念來批判毛澤東和文革，這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自保策略），他們認為「異化」是現代生活的產物。由此，他們發展出最持久的先入之見：試圖使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聯姻。14
而該學派的「批判理論」，其實是一場語義學遊戲，其內容非常簡單：在西方社會，每一個成員都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宰制，西方文化的每一根支柱——家庭、教會、民主、普通法、言論自由等——都應當被推翻。15
由於史達林的暴政逐漸為世人所知，這批德國學者感到有必要跟於蘇維埃官定的「列寧—史達林」版的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他們便自稱「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亦稱「文化馬克思主義」——其實，這是自欺欺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會局限於文化層面，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是其不二法門。
當「文化馬克思主義」即將成型之際，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大選中獲勝，希特勒上台執政。在納粹高壓下，這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立錐之地，遂流亡美國，落腳東西兩岸的加州和紐約。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林德介紹，霍克海默與該校校長商討社會研究所遷址問題，哥大校長爽快地答應給他們可免費使用幾年的房子。一九三四年九月，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哥倫比亞大學鳳凰涅槃——哥大原本就是常春藤名校中最左的大學，如今迎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是錦上添花，還是雪上加霜？正是哥大為這群居心叵測的流亡者提供了物質基礎，他們才得以磨刀霍霍，向美國的文化傳統發起猛烈攻擊。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僅可以批判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批判資本主義，是一件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他們表面上反對的是肆虐德國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實際上反對的是美國憲制和清教徒傳統。這是他們的暗度陳倉之計。在美國不需要反對法西斯主義，美國和英國是西方國家中極少數對法西斯主義有強大免疫力的國家。在一九三零年代，法西斯主義是歐洲的病症，正如共產主義也是歐洲的病症。在美國高調反對法西斯主義，如同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在智力上是偷懶，在道德上是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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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師」們對庇護他們的美國毫無感激之心。他們認為，美國不是民主憲政的共和國，而是隱性的極權主義，這種極權主義不必通過恐怖和暴力的方式實施，只需要通過工業生產和消費的方式就能完成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唯有經過他們改造和升級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才可以帶領革命者擺脫這種極權主義的奴役。而「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容置疑和批評，所有反對的聲音全都被扣上法西斯主義的帽子——再也沒有比這更簡單的辯論方式了。
法蘭克福學派對美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將一九五零年代那個同質化美國重鑄成今天這個四分五裂、仇恨泛濫的國度。他們對於家庭單位無可否認的瓦解，對美國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激進女權主義和種族極化貢獻良多。他們塑造了一個「受害者聯盟」，鼓動「無知少女」（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少數族裔和女性）起來造反。美國的文化-政治建制派盡情擁抱此一理念，並藉助公共教育系統、媒體及好萊塢的力量，在全美範圍內推行之。然而，從霍克海默、阿多諾到柯林頓夫婦、歐巴馬夫婦，都不是弱勢群體，都是富且貴的掌權者（無論是話語權、學術霸權，還是政治權力）。
法蘭克福學派並非「打遍天下無敵手」，它亦有克星存在，那就是奧地利學派。並不是所有來自德語世界的知識分子移民都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的左派，為美國傳統和資本主義辯護的勇士中，在反對社會主義以及一切形式的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勇士中，也有不少是自德語世界，如米塞斯等奧地利學派成員——他們反抗的不單單是納粹政權，更是整個德意志文化思想體系。德意志文化思想體系如同一根「花開兩朵」的樹枝，它開出的兩朵花，一朵是法西斯主義，一朵是馬克思主義。在此意義上，看似決絕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反叛並不徹底，他們只反叛了一半的德意志傳統（法西斯主義），卻緊緊擁抱另一半的德意志傳統（馬克思主義）。而奧地利學派才是德國乃至整個歐陸思想傳統的全盤否定者。
一九四零年，法國淪陷，在日內瓦任教的米塞斯決定離開歐洲，前往安全彼岸美國。在美國，他長期未獲得在奧地利那樣顯赫的地位，因為他是一名堅定不移的反社會主義者和反干預主義者，而當時的主流學術界則認為社會主義不僅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而且還能改良資本主義，因此把他排除在學術圈外。他也堅定不移地鼓吹自由市場，而羅斯福-杜魯門時代的美國知識界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熱情降到了最低點。16
米塞斯生於集體主義（無論是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是集體主義）席捲全球的時代，卻在黑夜中昂然高舉自由的火炬，在風雨中做出照耀千古的學問。他在《反馬克思主義》一文中總結說：
對於每一位科學思想家而言，馬克思主義令人不能接受之處在於其理論，可它似乎沒有引起反馬克思主義者的一絲不快……反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的僅僅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政治症狀，而非其科學內容。他們悔恨馬克思式政策對德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卻看不到馬克思式問題解決方案的陳腐性和缺陷對德國知性生活所造成的破壞。最重要的是，他們未能覺察到那些政治和經濟麻煩就是這一知性災難的後果。他們沒有領悟到日常生活科學的重要性，而且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相信「現實」力量代替觀念在塑造歷史。17
米塞斯指出，從經濟學角度看，馬克思社會主義同那些五花八門、標新立異的國家社會主義沒有本質區別。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吵吵嚷嚷，反對把自己歸類到法西斯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同一個標籤下。但正如米塞斯所示，這些群體之間的區別都是表面性的。從經濟學上看，它們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均為社會主義不同形式的變種。18
米塞斯的作品充滿了不容置疑的語氣，他寫作時自信其觀點正確。他認為專業經濟學越來越偏離良性科學的發展軌道。他寫得越多，就越無法容忍他所藐視的蠢見。而且，他總是在與那些專業經濟學家早就不感興趣的問題論戰——例如，他的論著中花了許多篇章專門駁斥德國歷史學派、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19
米塞斯死後，其妻子曾這樣形容他：「他最大的特質，就是他正直坦率的勇氣。他總是毫不畏縮地為心中的真理辯護，從來不曾屈服。假若他肯稍微收斂對那些流行而又惡劣的政策的批評，通往高薪厚職的大門將會為他打開，但他始終沒有妥協。」米塞斯終身都未能在任何一所常春藤大學謀取到教職——奧地利學派的重要成員們，後來輾轉到了芝加哥大學，才開花結果成為芝加哥學派；而法蘭克福學派卻能輕而易舉地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壇設講，這一鮮明的對比足以說明一切。
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米塞斯去世後的一年，他最傑出的學生海耶克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此時，蘇聯及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由盛而衰微；歐洲福利國家模式陷入泥潭，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及其干預主義藥方越來越失去人們的信任；美國國內的左派思潮退潮、保守主義興起、里根革命的鼓點隱隱傳來，由於一系列學術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沉寂的時代開始轉變為對奧地利傳統的興趣重新復甦。20米塞斯在美國最聰明的學生，羅斯巴德和科茲納在奧地利學派的復興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前者是奧地利學派最一以貫之、最跨學科也最堅定的思想家，也是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奠定自然法哲學基礎的構建者；後者致力於發展動態的、企業家視角的理論，向人們展示了非常清晰的、極具啟發的企業家才能驅動的市場過程思想。21
正如法蘭克福學派不僅僅是一個哲學流派，奧地利學派（以及作為其嫡子的芝加哥學派）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流派。在這兩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學術觀點的背後，有兩套截然對立的觀念秩序：前者是基於無神論、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秩序，後者是基於基督教傳統、新教倫理、古典自由主義的觀念秩序。
1、弗朗索瓦·庫塞：《法國理論在美國》，（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頁18-19。
2、弗朗索瓦·庫塞：《法國理論在美國》，頁294。
3、伊瑪·謝拉特（Yvonne Sherratt）：《希特勒的哲學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211。
4、理察·沃林：《阿多諾百年誕辰：否定辯證法的巔峰》，中國南方藝術網，https://www.zgnfys.com/m/a/nfpl-56778.shtml。
5、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uller）：《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頁13。
6、伊瑪·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頁213。
7、理察·沃林：《阿多諾百年誕辰：否定辯證法的巔峰》，中國南方藝術網，https://www.zgnfys.com/m/a/nfpl-56778.shtml。
8、保羅·詹森：《美國人的歷史》（下卷），頁106。
9、大衛·加蘭特：《文化馬克思主義誕生記：「法蘭克福學派」如何改變了美國》，ZeroHedge網站，2016年8月12日。
10、蔡慶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台北）春山出版社，2019年版。
11、沃爾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頁170。
12、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上），頁205
13、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上），頁206。
14、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上），頁260。
15、大衛·加蘭特：《文化馬克思主義誕生記：「法蘭克福學派」如何改變了美國》
16、卡倫·沃恩（Karen Vaughn）：《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一個傳統的遷入》，（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72-73。
17、約爾格·吉多·許爾斯曼：《米塞斯大傳》，（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18、約爾格·奎多·胡爾斯曼：《米塞斯：自由主義的最後武士》，轉引自動靜體驗：《納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是社會主義者》。
19、卡倫·沃恩：《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一個傳統的遷入》，頁73。
20、卡倫·沃恩：《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一個傳統的遷入》，頁9。
21、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奧地利學派：市場秩序與企業家創造性》，（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1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