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黃金十年的誕生（續）
文革期間，狂熱執行和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國廣大農村和城市，普遍處於極度的愚昧和貧困之中，尤其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我去粵北的連南瑤族自治縣採訪瑤族人學毛著，瑤族人的村寨都建在半山或山頂上，瑤寨與瑤寨隔山相望，但從這個寨子去另個寨子，要下山再上山，走一天時間；有的瑤族人從出生到死亡，一輩子也沒走出過自己的寨子，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縣裡樹立的瑤族學毛著積極分子，認不得幾個字，卻能把幾十條毛主席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對那幾十條毛主席語錄的理解，就是他們所知的全部世界。模範瑤寨的生產隊長為了招待我這位記者，取出隊部帳上僅有的幾元錢，到幾十里路外的公社集市割一塊豬肉。瑤族人視腐爛生蛆的豬肉為肉中上品，用於招待貴客，我為表示自己與少數民族兄弟有深厚的階級感情，不能不動筷子夾碟子裡的腐肉吃了幾口。晚上我住在公社招待所，蓋的被子，被頭油漬鋥亮，發出腐屍般的氣味，晚上成群的老鼠在我頭頂跑來跑去找吃的，如果不是隔著蚊帳，飢餓的老鼠肯定不會放過我。第二天我離開招待所，忘了結帳，招待所所長跑了幾里路追上我，討要五毛錢住宿費，那可能是招待所一天唯一的一筆收入。我去海南陵水新村漁港採訪漁民學毛著，見漁民沒有魚吃，漁船從海上回來，漁獲全部被等在碼頭上的供銷社收走，漁民吃魚，要到供銷社去買。漁民的家沒有廁所，我要去漁村里用木板搭起的茅廁解手，帶上一根棍子，一邊解手一邊揮動棍子，驅趕等在茅廁旁邊的野狗以及圍著茅廁飛的綠頭蒼蠅。海南黎族地區情況更差，我在黎族生產隊參加勞動，下午落日前，生產隊長喊一聲「收工」，黎族人不回家，而是漫山遍野的四處抓老鼠、青蛙、蛇，抓回家倒進一口缸里用米水醃製，十天半月後醃爛了舀出來吃。我也吃過，不吃就沒有階級感情。我去海南生產建設兵團採訪廣州知青「紮根農村幹革命，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想家的知青，見到從廣州來的記者，就像見到家人，幾位知青為了招待我吃一頓飯，從附近村子裡偷來一隻狗，殺了煮成一鍋狗肉，對我說是從山上打來的果子狸。我走後，知青偷狗被告發，全部關進連隊禁閉室，然後被罰干最勞累最危險的勞動挖山洞。這是多年後海南知青回城，我採訪過的一位知青告訴我的。文革期間，我採訪過廣東紫金縣城附近一間「用毛澤東思想教書育人」的先進小學，只見課室的土牆四面透風，房頂被風掀開一個大洞，學生們沒有書桌，一塊石板當課桌，一塊泥磚當板凳，我昧著良心寫的報導是：「靠毛澤東思想沒有課桌也能培養出紅色接班人」。當年，每個人都能背誦毛主席的詩《七律二首·送瘟神》，毛主席說他聽聞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道：「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於是黨中央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下全國消滅了血吸蟲。文革前有一齣電影《枯木逢春》寫的就是消滅了血吸蟲的事。我到廣東四會縣疫區採訪消滅血吸蟲的偉大功績，我去過的村子裡，到處可見感染了血吸蟲、肚子被腹水漲得滾圓、面色蠟黃、眼神痴呆的男女老少。這次我總算良知未泯，放棄了原來打算寫這些村子「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報導，一個字沒寫，離開了血吸蟲疫區。
城市裡的貧困沒有農村嚴重，因為城市居民有不至於餓死、凍死的基本生活物資供應，但我也嘗夠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給城市人帶來的貧困。我1965年2月參加工作，見習期一年，每月工資二十九元人民幣，第二年轉正每月三十六元，文革十年，工資凍結，三十六元工資一直領到文革結束。每月發工資，第一件事就是把整個月的飯票買夠，就怕到月底連買飯票的錢都沒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糧票、肉票、油票、糖票、布票、媒票。我結婚後生了女兒，為了給孩子煮一碗肉粥，早上四點鐘去肉鋪排隊，天亮了提著二兩豬肉回家。豬肉佬切肉的時候，我眼睛緊張的盯著他手中的豬肉刀，希望他刀子一歪，給我多切一點。我和妻子的工資養不活女兒，只好把女兒送去父母家養，父母是老幹部，工資高。文革後期中央提出計劃生育，但可以生二胎，居委會給我生二胎的指標，我不敢要，生了養不起。那時我和許多同事，都穿打著補丁的衣褲，所發布票不夠縫製一件新衣，說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抽菸，中華、牡丹、大前門這些中高檔牌子，只能看軍隊的首長們抽；我偶爾奢侈一次，抽三毛五分錢一包的豐收牌，平時抽一毛二分錢一包的電車牌，九分錢一包的無牌煙。記者出差可以預支旅差費，出差回來憑發票報帳，我曾把一百元旅差費，與自己的錢放在同一個口袋裡，自己的錢花完了，不知不覺把旅差費花了，出差回來差二三十塊錢報不上帳，我嚇得半死，向母親求援，母親為我墊上了這筆錢，我才沒有犯挪用公款的錯誤。那時即使是大幹部，因為缺少吃的，也嘴饞，一九七四年毛澤東發動「批林（林彪）批孔（孔子）」運動，我去肇慶地區高要縣一個生產大隊採訪運動試點先進經驗，在那裡蹲點的是已經解放還沒有安排工作的原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曾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李爾重，和曾擔任《羊城晚報》總編輯的楊奇。我們住在大隊的祠堂里，自己開火煮飯，由於缺少油水，常常飢腸轆轆。有一天和我們一起住在祠堂里的狗，從田裡叼回一隻大田鼠，這狗拿耗子令我們喜出望外，我從狗嘴裡搶下田鼠，拔毛開膛，楊奇掌勺，烹成一鍋鼠肉，我們三人飽餐一頓，鼠肉的美味許久難忘。
儘管物資短缺，當記者，總有門路搞到一些食品：每到過年，單位領導便要囑託記者到縣裡為大家搞點年貨回來，我為同事們拉回過臘肉、臘腸、柑橘。這都要找商業局長批條子，一些商業局長見到記者就躲。有商業局長為了對付卻不得罪索要食品的記者，與部下商定：批條子橫著寫，意思是叫部下不執行；豎著寫，意思是必須執行。有個縣商業局長的小伎倆被我識破，他批條子時我在旁邊看著，逼著他必須豎著寫，也真難為了這位商業局長。我還為我的單位從軍隊拉回過幾罈子酒。中國菸酒專賣，禁止釀私酒，文革期間誰也管不了軍隊，駐惠陽的四十二軍用軍糧私釀的「假茅台」，可以亂真，供應全軍。過年前我去採訪四十二軍，軍部給了我幾罈子「假茅台」，派軍車送到廣州，那個過年我和我的同事們好一場醉。文革期間只有軍人不缺吃穿，廣州軍區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會後在軍區的珠江賓館大餐廳聚餐，大魚大肉大碗酒，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喝酒如喝水，他輪流到各桌敬酒，全是一飲而盡。許世友走到一位老紅軍、某軍分區司令員面前，要老紅軍乾杯，老紅軍患有心臟病，說不能喝，許世友立馬翻臉，說軍人不喝酒沒資格當軍人，你不喝我撤了你；老紅軍硬著頭皮幹了一杯酒，當場倒下，搶救不及死亡，許世友若無其事繼續到別的桌子敬酒。許世友被稱為「喝酒將軍」，他沒死於戰場，而死於酗酒導致的肝硬化發展成肝癌。許世友的最後一戰是指揮1979年侵略越南戰爭的東線戰場，他完全不懂現代戰爭，只懂得命令手下衝殺，攻不下敵人的陣地提頭來見；他手下的軍長、師長、團長就學他，命令自己的部下攻不下敵人的陣地提頭來見。只聽見東線解放軍部隊一片「提頭」聲，結果大敗。解放軍撤退時對越南百姓燒殺捋掠，發泄怨恨，殘忍至極。
文革期間的貧困比起大躍進後的三年大饑荒好一些，文革期間有殺人、自殺，未聽說餓死人。三年大饑荒時，我正讀初中，我們學校因幹部子弟多，受特殊照顧，每個學生每月配給糧食定量二十八斤到三十二斤，比別的學校學生高出八到十斤，由於肚子裡沒油水，也不夠吃。學校取消了體育課和晚自習，晚飯後叫同學們早早睡覺。校園的空地種上速生快長的「豬乸菜」，叫做「肉不夠，瓜菜代」；游泳池用來培育小球藻，據說那是含有蛋白質的營養品。星期天學生放假回家，家長把平日省下來的食品留到星期天讓孩子吃，星期天晚上回校，有學生吃多了，又拉又吐，忙壞了校醫。文革如果繼續兩年，大饑荒餓死人有可能在全國重現，首先餓死的就是那些把毛主席像章別在奶頭上的農民。文革後期，毛澤東提出「抓革命，促生產」，表明他已經意識到，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五）
文革期間，發生了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與他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出逃，三叉戟專機墜毀在蒙古國溫都爾汗草原事件。毛澤東受林彪叛逃事件沉重打擊，可是他並沒有停止文化大革命，無論出什麼樣的事，他都對愚昧、狂熱的中國人跟著他「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充滿自信。
林彪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他率領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為中共打下半壁江山。在文革中林彪被毛澤東確立為自己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林彪是「四個偉大」（毛主席是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四無限」（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無限敬仰、無限忠誠）的首創者，他指示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小紅書，全國人手一冊隨身攜帶。那個年頭，凡公眾場合，揮舞《毛主席語錄》，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成為時代一景、世界奇觀。林彪將毛澤東由人變成神，最後背叛了毛澤東，以致發動政變，置毛澤東於死地，失敗後出逃，其前因後果至今仍是中共黨史上的未解之謎。有人說，林彪出逃事件使中國人覺醒了，我沒看出誰因為林彪出逃而覺醒，從而反對文革和毛澤東。我倒是覺得，如果林彪成功了，中國應是大不一樣，只是歷史沒有「如果」。「九一三」事件後，我們分批參加批判林彪的學習班，遵照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把文革造成的所有災禍都推到林彪的身上。在學習班裡，大家閱讀被作為批林反面教材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內心感到震撼，那種震撼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對中國政治的分析深刻大膽帶來的。「五七一」是「武裝起義」的諧音。這份由林立果起草、得到林彪認可的武裝起義計劃紀要，將毛澤東比作「秦始皇」、「B-52」，說他「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主張「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五七一工程紀要》石破天驚，是啟蒙、啟示中國人反對毛澤東獨裁專制的第一篇偉大不朽的雄文，文中的思想，中國人的主流意識人遠遠不能企及，至今仍不失其現實意義。近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先驅非林彪父子莫屬，尤其是起草並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林立果，年僅二十六歲，他的思想與勇氣不但超越當年也超越當代青年數十年。可惜的是，「五七一」功虧一簣，不然中國不會是現在這個模樣。
文革後期，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先後死亡。1976年1月8日周恩來死亡時，我感到心中一陣迷惘，在觀看首都群眾淚灑十里長街送別周恩來的紀錄片時，流下幾行眼淚。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那天，大家回辦公室，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訃告和隨訃告播出的哀樂，有墮胎淚了，淚流滿面如喪考妣；有墮胎不出眼淚，便伏在桌子上，肩膀抽搐，發出嗚咽聲，做痛苦流淚狀。我不敢不流淚，但流不出來，就和流不出淚的其他人一樣，伏在桌子上，讓肩膀抽搐，發出嗚咽聲，給人看見。毛澤東一死，大家說中國的天塌下來了，我的感覺是，毛澤東死了，人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預示著文革該結束了，中國將有一個大的變化。變化來了，1976年10月6日，離毛澤東死亡不到一個月，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便聯合中共元老葉劍英、汪東興等人，將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一舉抓捕。消息傳來，全國上下歡呼雀躍。我的感悟：這才是人們真實的高興心情的釋放，人們慶幸那個被億萬中國人每天高呼萬歲、敬祝萬壽無疆的毛澤東終於死亡，文革災難該結束了。果然，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開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據葉劍英說：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國民經濟損失了八千億人民幣。
毛澤東死前不到一個半月，1976年7月28日，百萬人口的河北唐山發生大地震，民間盛傳死亡四十多萬人，官方口徑死亡二十四萬人。我的一位新華社廣東分社的記者朋友，奉總社調遣，趕赴唐山，采寫「內參」，向中央報告唐山大地震的真實情況。我的這位朋友寫「內參」，只求真實，而不顧其他。文革前期他任新華社廣州軍區分社記者，參過當時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一本，後來黃永勝當上總參謀長、政治局委員，立即報復他，給他安上「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抓捕入獄，流放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勞改，黃永勝垮台後才得以釋放，安排任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這位朋友從唐山回來後對我說：進入唐山，看不到一幢沒有倒塌的房屋，找不到幾個活著的人，解放軍在瓦礫中找屍體，時值盛夏，整個唐山城籠罩在屍臭中。我這位朋友敘說唐山大地震慘絕人寰的狀況，估計死亡四十萬人而不是二十四萬人。他如實寫內參向中央報告，但他估算的數字與官方估算不符，不被採納，至今中共仍將真實數字隱瞞著。但無論四十萬還是二十四萬，慘烈的唐山大地震，無疑是上蒼對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天譴」。問題是，上蒼為什麼要把這巨大的災難降臨給唐山百姓，卻讓毛澤東安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水晶棺材裡？
文革期間發生的另一場災難，是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地區六十多座水庫在強降雨中崩塌，淹沒三十多個縣市，衝垮數百里京廣鐵路，三十萬人死亡。衝垮的水庫都是大躍進期間，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驅趕農民大干快上、改天換地興建的豆腐渣工程。洪災發生，副總理紀登奎向鄧小平緊急報告，鄧小平在打橋牌，興致正濃，紀登奎掃了他的興，他拉著臉，不予理會。災難的慘狀全國人民毫不知情。我是80年代從廣州乘坐京廣線火車去北京，路過災區，同在一個車廂的乘客指著外面講述當年的災情，知道中國竟然發生過這樣的災難。我記得那位乘客講述：洪水未到，強大的氣浪已經將房屋推倒，然後洪水淹沒村子、鎮子。洪水過處，無人生還；洪水退去，屍橫遍野，有的屍體掛在樹上。如果說，唐山大地震是天災，駐馬店洪水就是人禍，禍首之一是吳芝圃，之二是鄧小平。
毛澤東死亡，文革結束，我和國人一道，帶著林彪出逃的震撼，帶著毛澤東死亡的解脫，帶著文革的累累傷痕，帶著對文革的反思和對國家未來的憂患和期盼，走進1980年代，去參與推動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轉型。走進一段充滿浪漫色彩的人生旅程。
（六）
我的1980年代，是從《羊城晚報》開始。1980年初，我從廣東人民廣播電台，調入曾在文革中停刊、文革後剛剛復刊的《羊城晚報》。1981年我被派駐剛剛建立的深圳經濟特區，擔任《羊城晚報》深圳記者站站長。
《羊城晚報》是一份命運多舛的報紙。它於1957年10月1日，奉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的指示創刊，領導創刊全過程的是主管宣傳的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王匡。《羊城晚報》是全國第一份大型晚報，與後來創刊的《北京晚報》、《新民晚報》、《今晚報》為中國四大晚報。《羊城晚報》為對開大報，其他三家晚報皆為四開小報。《羊城晚報》發行量最高時達一百八十萬份，僅在《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之後，為全國發行量第三的報紙；其發行面，三分之一在廣州市，三分之一廣東各地，三分之一全國。陶鑄創辦《羊城晚報》的意圖是，廣東省除了有一份每天板著面孔指導全省黨政工作的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還應有一份每天以笑臉面對群眾的報紙。這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講，是難得開明的辦報思想。《羊城晚報》創辦頭些年，陶鑄對這份報紙的採編業務，事無巨細親自過問，每天報紙的大樣要送他審閱才能付印，因此報社的編輯們說陶鑄才是《羊城晚報》的總編輯。文革初期，四人幫中的筆桿子姚文元寫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周揚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革初期被指為文藝黑線總頭目，文中點名《羊城晚報》是「放毒、造謠的舊報紙」。1966年9月1日，《羊城晚報》因姚文元的文章，改名為《紅衛報》，劃歸中南局領導。儘管《紅衛報》從內容到形式已找不到《羊城晚報》的痕跡，但由於其前身是《羊城晚報》，仍難逃被扼殺的命運。三個半月後，1966年12月15日，中南局宣傳部發通告，停辦《紅衛報》。直到1980年2月15日，文革結束多年，停刊十三年的《羊城晚報》得以復刊。《羊城晚報》復刊，除了召回原《羊城晚報》舊部，還從廣東省各新聞單位徵調一些編輯記者。我1980年5月從廣東廣播電台調進《羊城晚報》。我加入《羊城晚報》不久，便由經濟部轉入由總編輯直接指揮的五人機動記者組，負責重大和突發新聞的報導。1980年創辦深圳經濟特區，我調任《羊城晚報》駐深圳特區記者站站長。《羊城晚報》是最早設立深圳記者站的報紙之一。
復刊後的《羊城晚報》，總編輯為吳有恆。吳有恆，廣東恩平人，是中共一位老幹部、老作家，是思想開明的長者。中共建政前，他曾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共華南遊擊隊粵桂邊縱隊司令員。中共建政後，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一九五七年在毛澤東下令、陶鑄主持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中，吳有恆與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馮白駒、林鏘雲等廣東籍幹部一起被打成地方主義頭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下放到廣州造紙廠擔任車間副主任，平反覆出後任廣東省人大副主任。貶官下放，卻使吳有恆因禍得福，他獲得充裕的時間，從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山鄉風雲錄》、《北山記》、《濱海傳》、歷史小說集《香港地生死恩仇》、《當代雜文選粹·吳有恆之卷》、粵劇《山鄉風雲》以及大量詩詞、散文，成為全國知名作家。吳有恆不是只懂得對共產黨歌功頌德的作家，他的雜文《榕陰集》有一篇寫道：「陝北有首《芝麻油》的原生態情歌，抗日時被八路軍宣傳人員看中，遂改成《白馬調》，有句這樣寫：『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兒嗨喲，一人一個女學生。』後來為歌頌劉志丹改成『太陽出來滿天下，陝北出了個劉志丹。他帶領窮哥們鬧革命，呼兒嗨喲……』再後來這首歌叫了《東方紅》。」吳有恆具有當年中共報人所不具備民主理念和世界視野，有一年他隨全國記協組織的新聞代表團訪問北歐，期間剛好遇到某個國家議會對政府總理不信任投票，導致總理下台、內閣解散。其他訪問團成員對這一在中國不會發生的事件不敢觸及，唯有吳有恆將這一事件寫成短文，發表在《羊城晚報》頭版，使得不知道民主政治的不信任投票為何物，不知道西方國家還有總理下台、內閣解散這回事的讀者大開眼界。吳有恆主持復刊後的《羊城晚報》，由於他擁有廣東省人大副主任的身份，使得省的宣傳部門不敢輕易干涉《羊城晚報》的編輯工作。《羊城晚報》言論大膽，新聞報導觸及尖銳社會話題和群眾切身生活，成為廣受讀者歡迎、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報紙。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推動國有企業廠長、經理負責制，倡導民營經濟等等，《羊城晚報》都走在輿論的前列。吳有恆曾撰寫評論，呼籲政府「打開一扇門，讓開一條路」，扶持私人工商業發展，使得廣東省湧現出首批個體戶，出現首批萬元戶。廣東的城鎮，頓時熱鬧起來，街上到處可見個體飯店、燒臘店，民眾又能吃到他們喜愛的燒鵝、白切雞、烤乳豬，擺脫了二十多年物質匱乏、生活不便的狀態。由副總編輯許實執筆的專欄《微音》，言簡意賅，切中時弊，最為讀者喜愛，成為《羊城晚報》的一塊招牌。
（七）
我1985年5月從《羊城晚報》深圳記者站站長職位調《人民日報》，任《人民日報》駐深圳特區首席記者。《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最高級別的報紙，在中國從事記者行業，當上《人民日報》記者，可謂獲得最高的榮譽感。
當年，據說《人民日報》是世界十大報紙之一，但從報紙的定義來講，《人民日報》算不上一份報紙，它只宣教不傳播信息，只掩蓋或歪曲事實而不報導事實真相。中共稱《人民日報》為黨的喉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代表黨中央向全黨、全國發布黨中央的指示，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報紙被賦予這樣的定義。中共中央有一份下發各級黨政領導人閱讀、指令他們做什麼、不准做什麼的「紅頭文件」，《人民日報》是「紅頭文件」的擴大版，下發至最基層。悟性高的中國人讀《人民日報》都反著讀：如果報上說形勢大好，那就一定是形勢很糟；如果說前途光明，那就一定是前途暗淡。新聞學講的是，事實是第一性，然後才有根據客觀事實的新聞報導，但《人民日報》，包括中共的各級黨報和電台、電視台等媒體，黨的指示是第一性，然後才有根據黨的指示的報導。黨報採編人員被要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尤其《人民日報》，「一致」前面還要加上「高度」二字。
中共奪天下、治天下，靠兩桿子。槍桿子之首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筆桿子之首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人類進入網路時代，報紙式微，唯獨中共《人民日報》地位無可取代，也非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可比。按中共的規定和中共的傳統，《人民日報》社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其他媒體沒有這種地位。《人民日報》的評論代表黨中央的聲音，重要社論和評論員文章須經主管宣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中央總書記審閱才能發表。《人民日報》由中共中央撥款營運，不靠廣告和訂費維持開支，也基本沒有個人訂戶，其兩百五十萬份至三百萬份發行量，全靠黨規與行政命令公費訂閱。即使不強制，機關、單位也都自覺訂閱，不看《人民日報》，等於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要犯錯誤。
《人民日報》在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深圳特區設有記者站，在聯合國和世界四十多個國家派有常駐記者。駐國內各地的記者有一半的任務是為黨中央最高領導采寫「內參」。中央領導有普通讀者不得享有的知情權，「內參」如同向他們特供的食品一樣。新華社記者寫內參的任務更重，占他們工作任務的六成以上。《人民日報》的「內參」名叫《情況彙編》，每天出版兩次，列為機密或絕密文件直接送達中央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常委的辦公桌上。民主國家的媒體，沒有「內參」這個怪物，「內參」是專制國家媒體所獨有。所謂「內參」，大多數是發生在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階層的負面消息，這些資訊在民主國家都是公開登在報紙上的，在中國只能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知道，老百姓甚至基層幹部都不可以知道，他們沒有知情權。《人民日報》記者成了天之驕子，除了《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屬性決定外，還因為記者有寫內參的權力。《人民日報》記者到任何部門和地方，那個部門和地方的領導都恭恭敬敬向記者匯報工作，不敢怠慢，他們知道，《人民日報》記者的一篇報導，一篇「內參」，可以影響他們的職務升降、宦海浮沉。1980年代的「內參」，大致上實事求是。我任《人民日報》駐深圳特區首席記者期間，曾撰寫內參，反映當屆深圳市政府急功近利，否定上一屆政府的決定，強行改變機場選址，將機場跑道建在深圳大學教學樓只有九百米名叫白石洲的地方，白石洲對面就是香港鳥類保護區米鋪，導致嚴重的噪音污染和飛行安全隱患。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帶著這篇內參，親自到深圳乘坐直升飛機考察，最後拍板，將機場遷回最初的選址寶安黃田。內參雖然是專制國家中國媒體的產物，但當年的內參能夠如實向最高決策層反應基層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向上層反應的問題，也具有積極意義。不過時至今日，《人民日報》記者已不如從前那樣令人敬畏了，內參也專挑領導愛聽的話寫。我的一位前《人民日報》同事對我說，如今的《人民日報》記者一個個被官員和老闆收買，記者寫一篇報導，價碼動輒幾萬、十幾萬、幾十萬人民幣，「內參」的價格更高。
而派駐國外的記者情況有所不同。這些記者約半數為《人民日報》派遣，半數來自中共中央調查部，如今中央調查部已改為中國國家安全部。由《人民日報》派遣的記者，由《人民日報》國際部管理，主要任務是新聞報導，也要負責搜集情報；而來自國安部的記者，編制歸屬國安部，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也采寫一些新聞稿件以掩人耳目。我到《人民日報》不久，與同事一起參加一場追悼會，死者為駐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的記者，死於車禍。參加追悼會的一半人為調查部的官員和領導。我有點好奇，同事告訴我，死者是以《人民日報》記者名義派駐非洲的調查部官員，而非真正的《人民日報》記者。至於新華社與其他中央媒體派駐外國的記者，情況與《人民日報》大致相同。
《人民日報》還有一個重要部門群眾工作部，群工部每天收到郵局送來的幾麻袋群眾來信，該部將群眾來信擇其要向中央報告，是另一種內參。每天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眾在《人民日報》群眾接待室排隊等候接訪。群眾來信和來訪的民眾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映官員欺壓百姓，社會不義不公，以及歷次運動冤假錯案得不到糾正。我到《人民日報》不久，住招待所，招待所在報社大門右側，一天午休後回記者部上班，見大門正中處躺著一具屍體，屍體旁有一輛翻倒的輪椅，屍體發出燒焦的味道，被一塊布覆蓋著。原來是一位來自遼寧省遼陽市的女士，在文革中被打致殘，冤案得不到平反；她多年上訪，遼寧省有關部門把她推出門外，她來北京，到過中紀委、監察部、最高法院、檢察院、公安部、總工會、全國婦聯，那些單位把她的申訴轉回遼寧省有關部門了事。最後她來到《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群工部工作人員接待她，收下她的申訴書。這位女士沒有得到《人民日報》的即時答覆，顯然已經絕望，中午時分，女士離開接待室到報社大門口，將事先準備好的一罐汽油澆到身上，點著打火機，在一團火焰中結束了生命。自焚抗議在1990年代後成為中國民眾包括藏人抗議中共暴行常常採取的極端行動，但在1980年代很少發生，發生在《人民日報》大門前的遼陽女士自焚事件也許是第一例。《人民日報》並無報導，公安部長親自來會同《人民日報》社長查看自焚現場。《人民日報》和公安部共同隱瞞了這一起悲慘事件。但遠在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不知怎樣得到消息，報導了這一事件。
報紙是與政府相對立而存在的，唯有獨立知識份子有資格成為報人。在西方社會，如果有哪一家報紙成天說政府的好話，一定為人所不齒、報紙難以生存。中國則相反：黨報的編輯記者列為黨政幹部編制，捧的是中共的飯碗。《人民日報》的社長、總編，非常時期從中央部長、省委書記或軍隊高級將領調任，如曾擔任社長的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錢李仁、吉林省委書記高狄、軍委副總參謀長遲浩田，1968年10月到1970年9月，《人民日報》的社長、總編輯由「首都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擔任」。從報人中升遷的，都先被中共打斷了脊梁骨，包括在中國享有盛譽的范長江、鄧拓。想維護自己人格清白的，唯有自殺，如鄧拓。
《人民日報》創刊至今六十多年來劣跡斑斑，但也並非一無是處，它曾有一度輝煌，那就是1980年代，《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提出「報紙的人民性高於黨性」並為之做勇敢實踐之時。那時《人民日報》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推動解放思想，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倡導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因此成就了1980年代中國的黃金十年。我到《人民日報》工作時，1948年創刊之初就在《人民日報》工作的一些老編輯、老記者還在崗位上，他們仍保持著純真的共產黨人的理想和追求，並影響著報社的年輕一代。擔任總編輯的譚文瑞、副總編輯王若水、陸超祺、余煥椿、范榮康，都是追隨胡績偉、《人民日報》一度輝煌的締造者。許多後輩繼承了他們的精神與人格，如吳學燦、張抒、宋斌，八九民運期間出版《人民日報》號外，披露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的講話。那次講話：趙紫陽提出：「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到《人民日報》時，胡績偉和接替胡績偉的秦川已被免去社長職務，由中共中央聯絡部長錢李仁捕手。錢李仁捕手《人民日報》後，延續胡績偉的辦報思想，不過那已經是《人民日報》黃金年代的尾聲，也是整個中國1980黃金年代的尾聲。89民運中，《人民日報》一批老記者舉著「不要再逼迫我們說假話」的標語，領著報社的中青年記者，到天安門廣場遊行；深諳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的錢李仁不想記者們日後遭遇不測，擋在報社大門口，勸阻記者們，被老記者們一把推開。對於89民運，《人民日報》主張中央與學生對話，反對六四屠殺。解放軍開進北京實行全城戒嚴後，報紙頭版一連十天刊登北京記者站首席記者高新慶的短篇特寫《戒嚴十日》，反映北京市民反對戒嚴的心聲。6月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該報記者張寶林6月3日晚發自天安門廣場、西長安街的報導《北京這一夜》，由副總編輯陸超祺簽發，表達了反對解放軍向學生和市民開槍的立場。總編輯譚文瑞，則是一位有幾分書生氣的報人。譚文瑞擔任副總編輯期間，主管國際部，是趙紫陽的國際事務顧問。六四前，譚文瑞以生病為由住進醫院，或許是抗議，或許是躲避，但最終未能逃過一劫，六四後他與錢李仁一起被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