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早上7點半左右，看到有朋友在某個群里求證傅國涌病逝的消息，大為震驚！我立刻打開傅國涌的朋友圈，看到他前一天晚上還在轉發那個破窗自救的視頻（只加了簡短有力的兩字按語：開窗），我心想，或許只是誤傳！
但很快就看到更多朋友轉發的訃告：傅國涌先生今日凌晨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世事無常，這些年來很多朋友遽然離世，包括天津的Mr Lee,金華的瀋陽，杭州的阮景弘，無錫華春暉，江西葛小智等等，都給我帶來極大的心理震盪，而那一年老XIA病逝更是讓我長期心理陰鬱……沒想到，這些年來疏於聯繫的老友傅國涌，也會以這種讓人猝不及防的方式忽然離開！
疫政三年朋友間甚少走動，疫情之後，那種「冷漠」狀態似乎變成了一種心理慣性，所以我已經超過5年沒有和傅國涌見面。當然，走動不多還有一個原因，我知道疫情後他移居日本，在杭州逗留時間不多。此外，看他朋友圈，除了這些年他專心投入的語文教育，偶爾他也會曬西湖邊帶孫子的照片，這種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對傅國湧來說，太不容易，我覺得「不去打擾」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我查看和他的微信互動記錄，兩年多前他發給我的最後幾句話是：「真快，我們這一代的時間消磨得差不多了」。「大家都已盡力而為，雖有遺憾，但也坦然。」現在去體悟這些話，其中似乎也隱含著某種直面死亡的樂觀心態，我知道，傅國涌多年前已經皈依主，願上帝憐憫，願他在天堂喜樂。
不過情緒和記憶涌動，我覺得還是得寫一點悼念傅國涌的文字。
2002年前後，我厭倦了原來的生活軌道，藉助於網際網路所打開的公共空間，和一些原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朋友有了頻繁的互動，而很多北京來杭州遊玩的朋友，都會提到杭州有個傅國涌，於是我們設法相約一起聚聚，一來二去，我們就熟悉起來，不定期會聚在一起暢談一番，傅國涌博聞強記，口才滔滔，聽他講述，頗有畫面感，很多朋友都甚為佩服。他夫人曹老師偶爾也會參與小聚，傅國涌和曹老師相識於那個特殊歷史時刻，他們走過的那段時光想必非常艱辛……曹老師畢業於北師大，但因為傅國涌的牽連，無法找到一個正經中學的教職，只能在一個聾啞學校謀份工作。在那些動盪飄零的歲月，是她給傅國涌帶來一些安定感。
回首往事，有幾段記憶特別鮮明。北京江老師夫婦是傅國涌故舊，2003年他們來杭州歇個腳，有一天，我和傅國涌陪他們在西湖邊散步，路過一公園，我們就在邊上駐足旁聽。那個年代，一公園被譽為杭州的「海德公園」，每天都有數十甚至數百人在那裡聚集，慷慨激昂縱論天下事。記得那天有位老先生說了一句：「5000年來我們都沒享受過人的尊嚴」！飽經命運風霜的江老師和傅國涌也不禁動容。
還有一次，因為耶穌堂弄的舊居拆遷補償問題，傅國涌和地方政府對簿公堂，開庭那天我和老費等幾個朋友前往圍觀，庭審完畢之後，我們都覺得當時請的律師言不及義水準欠佳，我說這種案子應該請寧波袁裕來辯護，說話間，袁裕來從走廊另一端走過來，原來他剛結束另一個庭審，我們皆感嘆緣分神奇，後來我們一起吃午飯暢聊。
正如丁東/邢小群老師的悼念文章里提到的，20世紀末的傅國涌已經經歷了人生的至暗時刻，承受了厄運，在人生際遇上，實際上我們有明顯的代溝。2003年前後，我內心充斥的是對公共事務的莫名興奮，而傅國涌卻已歷經滄海，或許基於對歷史更深厚的洞察，他對集體激情有著隔閡，有一份冷淡，甚至有一分警惕。在很多事件中，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他有意選擇保持距離。
比如當時的Chinese Pen，那個年代很多獨立寫作者紛紛加入，我也是早期活躍成員之一，而傅國涌則是最早的一批成員之一，但無論我怎樣勸說，他都不再參與其中活動，而只是選擇作為一個沉默會員。弔詭的是，若干年之後，我自己也變成了一個沉默會員，不再參與其中的任何事務。
那些年，我們很習慣參與到集體表達，無論是李慎之先生的仙逝，還是孫志剛事件，不鏽鋼老鼠事件、李思怡餓死等事件，都有一波波的集體表達，傅國涌關注這些事件，但他往往選擇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而婉拒集體參與。
傅國涌的這種選擇，既基於他理念層面的保留，更主要的是他必須面對現實的生活壓力。從那些熱點公共事件中退後一步，傅國涌有了時間和空間，通過寫作換取一些收入，他曾經告訴過我，每天他都要至少寫幾千字，否則心理不安。從丁東/邢小群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朋友給予了他幫助，他也影響了大量的朋友。
傅國涌第一本有影響力的大作是《金庸傳》，這本書因為披露了一些新的信息，引發了金庸的不滿，公開指責作者從來沒有採訪過他。傅國涌認為，金庸的指責毫無道理，首先並非他不願意採訪金庸，而是多次聯繫未果，其次很多傳記作者都不可能採訪傳主，比如那些歷史人物傳記。不過據說後來金庸認真看了這本傳記，發現對他的評價相當高，因此也就釋懷，後來還托人帶話給傅國涌表達善意。其實傅國涌自己對這本傳記並不滿意，覺得假以時日，可以寫得更好。不過因為這本書，他賣字為生的通道打開了，此後他筆耕不輟，陸續出版了多本著作，包括《歷史深處的誤會》《追尋失去的傳統》等等。他寫林昭，寫盧作孚，寫49年前那些律師，他的筆端飽含激情，他的歷史敘事中價值張力拉滿，細心的讀者能感受到和現實相關的詠嘆調。
傅國涌多年勤奮寫作有了回報，那些著作給他帶來了公共聲譽，在那「公知」依然是一種讚許性稱謂的年代，傅國涌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他也可以在很多公開場合發言，他那滔滔不絕的表達能力給他帶來了更多擁躉。
但在我眼裡，傅國涌後來獲得的這些聲譽都是輔助性的，他早年的那些選擇和擔當才是獨一無二的。時代浪潮之下，社會多重嬗變，而公共領域則是支離破碎，後來的傅國涌更像是一個隱者，隱身於歷史和文化研究，這些當然是他熱愛的領域，但其中有多少無奈，或許也不足與人道。前些年傅國涌親力親為，給學童辦起了文化課堂，在小圈子內聲譽鵲起，不少朋友都把小孩託付給他，對我來說，作為教育者的傅國涌已然有點陌生。如今他逝去，我再也沒有機會和他交流這些年來他的心路歷程了。
不過這些並不重要，有些閃亮的時刻可以對抗時間的侵蝕，猶記得2010年10月中旬，我、老莫和傅國涌一起吃飯，那天他慷慨激昂，言辭滔滔，眼裡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