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保全處的審訊科長布魯(陳泊)，是個很有才能的反間諜專家，曾破獲過很多有影響的國民黨特務案。可惜在延安審干運動中，他對那些被抓到保全處錯誤戴上"特務"帽子的革命同志也像對待真正的國民黨特務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破案技術高，槍法也好，審干中，他充分地發揮了這一技之長，審訊"犯人"時，桌子上擺著一支明光閃亮的手槍，如果審訊對象不"坦白"，他抓起手槍，右手一揮"啪啪"兩槍，一顆子彈給你的右耳帶過一股冷風，另一顆則貼著你的左耳呼嘯而過。神經衰弱者，立刻會嚇昏過去。
本文節選自，原題為《保全機關：大牆內外的眾生》
陝甘寧邊區的保全機關，主要是中央社會部、軍法處和陝甘寧邊區保全處。在審干期間，延安各單位審查出的重大"特務"和"特嫌"份子，大多數就被關在保全處和中央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軍隊系統的則被關在軍法處。
在這些地方被關押的所謂"犯人"，除少數真正的特務外，多數都是被冤屈的幹部、學生和群眾。但由於這些保全機關是專門與敵特做鬥爭的，因此，被關到這些地方的人，不懂組織上認為他們是確切的"特務"、"特嫌"，就連普通的群眾也認為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特務"、"反革命"。
然而，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關於這些機關的材料，筆者在調查延安審干運動的過程中，也曾注意收集研究過。但是由於這些機關工作性質的特殊，許多材料是不可能公開的。因此收集這些機關的材料是十分困難的工作。
由於材料收集的困難，所以我們五法對這些機關在延安審干運動期間的全貌進行客觀的描述。但是通過一些當事人的點滴回憶，我們還是看到了這些冰山中的一角。
通過這些文字，可以使讀者對這些當時頗為神秘的而又令人恐懼的地方的真實面目有所了解，並對這場不堪回首的政治運動有更多的感性認識，從而更加深入地對其發生、發展的過程進行理性的思考。
鳳凰是尊貴與吉祥的象徵，綿亘於延安城西南方向的鳳凰山，氣勢挺拔，飄灑俊逸，從頂峰向南北兩方伸展著的兩條陡峻山樑，猶如金鳳凰展翅，凌空飛翔。
延安的鳳凰山中外聞名，這並非因為它有什麼奇麗的自然景觀，而是因為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來到延安後的第一個住地就在鳳凰山麓的鳳凰村。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負責間諜與反間諜工作的陝甘寧邊區情報和專政機關——邊區保全處也設在鳳凰山麓。這，自然就為鳳凰山增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審干運動期間，一向被視為邊區安全盾牌的保全處，忽然成了成千上萬受審幹部心頭的一座大山，成了恐怖和恥辱的代名詞。"送你去鳳凰山"和"到鳳凰山也不怕"成了審查幹部的人施加壓力和被審幹部表達清白的口頭蟬。
師哲
審干期間，康生親自控制保全處，將保全處變成他實現個人野心、為所欲為的工具。據審干期間在邊區保全處工作過的師哲回憶：
整風學習中，中央號召幹部下基層鍛鍊，我自認為在蘇聯15年，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層。我覺得保衛工作能接觸各種人，能了解幹部和中國的社會，就向任弼時同志提出到保衛部門做實際工作，他同意了。
於是1943年1月我被調到陝甘寧邊區保全處一局任局長。調去之前，康生找我談話，他認為西北的幹部不純，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個社會部，想把我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肅反"。
雖然當時我對他的意圖並未看破，但我認為西北已經有了個保全處，不應該再另搞一套，沒有答應他。但他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是搜集敵方情報的中心，所以實際工作還是要聽他的。保全處處長是周興，他每天晚上都要聽康生給他的電話指示，然後通過我去執行(一局是保全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全處的對敵鬥爭全部在一局)。
這年4月的一天，康生要周興和我帶了邊區幹部中坐過監獄和"歷史不清"的名單去見他。康生在名單上圈了200人，叫我們把這些劃了圈的全部抓起來，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單中有"師樹德"的名字，我隨口說出"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過名單，把師樹德的圈抹去了。
我說："有問題應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擺，嘴裡"嗯嗯"著，然後在"師樹德"名上點了一點(這是送行政學院審查的記號)。我有點茫然，也有點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據還是隨心所欲，於是我問："這些人都有材料?"
康生回答得很乾脆："有材料還要審問?"這似是而非的話，倒使我啞口無言。我想了一下又說："一下抓這麼多人，保全處容納不下。"他說："想辦法!"我們領了任務，便向下布置執行。
康生利用了這樣一個時機，藉口"為了整頓後方，清理陣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來。於是延安一夜之間抓了260人，中央社會部也抓了100人，綏德專區抓了100人，關中也在抓人，以後還在擴大。
師樹德沾了哥哥的光，免受了一場牢獄之苦，可是師哲的前妻卻未能得到丈夫的蔭庇。師哲的前妻當時在延安縣川口區擔任副區長。1920年代中期，師哲被馮玉祥派往蘇聯留學後，好多年杳無音訊。師哲的前妻多方打聽，終於打聽到師哲可能在延安的消息，她就帶著女兒來到延安。
到延安後，因為沒有找到丈夫，她就回到西安寄居在省政府任職的一位親戚家裡。後來打聽到師哲確實在延安，她又帶著女兒來到延安。到延安沒多久，師哲與她離了婚。審干一開始，這段經歷就成了她"特務"活動的"鐵證"。在曹軼歐的主持下，她被打成了"特務"，備受折磨，九死一生。
康生對於和他一起共過事的同事，特別是了解他底細的人是決不心慈手軟。師哲在延安審干運動中，受命於康生傷害了許多革命同志，建國後，他也重蹈了他所整過的那些同志的覆轍，陷入了康生的魔掌。
1962年，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師哲被捕入獄，罪名是和高崗一起反對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將劉少奇打倒了，他的罪名換成了與劉少奇一起反對毛主席；林彪事件發生後，他又和陳伯達弄在一起成了蘇修特務。就這樣顛來倒去，沉冤牢獄長達15年，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康生曾親口說過："師哲活著進去，絕不能讓他活著出來。"
布魯(陳泊)
保全處的審訊科長布魯(陳泊)，是個很有才能的反間諜專家，曾破獲過很多有影響的國民黨特務案。可惜在延安審干運動中，他對那些被抓到保全處錯誤戴上"特務"帽子的革命同志也像對待真正的國民黨特務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的破案技術高，槍法也好，審干中，他充分地發揮了這一技之長，審訊"犯人"時，桌子上擺著一支明光閃亮的手槍，如果審訊對象不"坦白"，他抓起手槍，右手一揮"啪啪"兩槍，一顆子彈給你的右耳帶過一股冷風，另一顆則貼著你的左耳呼嘯而過。神經衰弱者，立刻會嚇昏過去。
還有一次，他正在審訊一個"犯人"，喊得口乾舌燥，勤務兵給他端來一杯開水，他端著杯子問那個犯人："你到底坦白不坦白?""我不是特務，沒啥可坦白的，你就是把我槍……"還沒等"犯人"說完，一杯滾燙的開水潑到了他的臉上，那個"犯人"慘叫一聲，用手捂住了臉……
行政學院趙一峰的神經錯亂，也可以說是布魯種下的罪孽。趙被抓到保全處以後，始終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布魯起火了，竟然從廁所弄來一勺大糞往他嘴裡塞……
儘管如此，布魯仍然得不到康生等重要人物的信任。布魯曾在海南、蘇門答臘、新加坡和上海進行過十幾年的地下工作，而且兩次被捕入獄，左手又有傷殘(沒有手掌)。康生曾聲言，布魯的斷手很可能是敵人搞得"王佐斷臂"的苦肉計，不可信用。
不過，布魯畢竟是大革命時期的老共產黨員，而且剛剛破獲了一起延安最大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案，名聲赫赫，受到毛澤東的誇獎，因此，康生沒敢抓他，只是把他下放到離延安一百多公里外的綏德分區保全處，名義上是副處長，實際上是靠邊站了。就在布魯心情沉重地與新婚妻子呂璜依依惜別的頭一天，呂璜也被送到中央社會部接受審查去了(後面還要講到)。
1951年1月，時任中共華南分局社會部副部長、廣東省公安廳第一副廳長、廣州布警局第一副局長的布魯(此時已改名陳泊)與廣州布警局副局長陳坤一起被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宣布隔離審查。
1953年3月8日未經審判即以"國際間諜"、"包庇重用反革命"，"嚴重違法亂紀"等等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十年，刑滿後又無限期地羈押在勞政農場，直到1972年慘死在農場，是建國後公安系統與潘漢年、楊帆案同樣馳名的大冤案。幾十年來，他的妻子呂璜含冤忍辱四處奔走，不斷地向公安部及中央申訴，結果也被開除黨籍。直到1981年，他們夫妻的問題才得到平反昭雪。
關於師哲、布魯，我們不想多說什麼，他們的經曆本身就包含著很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對於我們解讀延安審干與搶救運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對於保全處關押的審干搶救運動中"搶"出的所謂"特務"的生活情況，北黨校"搶"出的著名"特務"張宣的回憶似乎更具體生動：
走進一座平房，兩個押送人員把我交給一個人。屋裡還有三四個人，門外有武裝守衛，門內的人搜查了我的全身和行李，搜去了褲帶、縫衣針和一根別針，據說是防我自殺。笑話！還搜走了S為我抄寫了十幾首外國名歌的小本子。這本子的封面是她用染成紅色的紗布精心裝飾的。
他們給我一根粗粗的草繩系著褲子，我兩手抱著剩下的一點行李，頭上被人用一件黑色大衣罩了，要我跟著走。黑夜裡，我只能看見前面人的腳，沿著小路，爬上土坡，轉了幾個彎，進了一處高牆圍著的院子。院子裡的哨兵用馬燈照著，開了一個窯洞門，讓我進去。這就是保全處的看守所，也就是正式的監獄。
小小的窯洞內有一盞昏暗的小煤油燈，窯的後部是一面橫亘於兩牆之間的土炕，炕上，頭朝外睡著三個人。他們在被窩裡，只是回頭看著我。押送我的人站在門外對我說：
"不許互報姓名，不許互通案情。他們都有號數，你是四號。二號是組長，窯內的紀律由他告訴你。不許違反所規，否則加重處理。"
門"咔"地關上，又從外面下了鎖。我這是進了正式監獄了，可能比黨校內的獨居監好一點吧。一個獻身革命的人，為什麼要被關進革命監獄呢?漫漫長夜好似一面密密的網，好似一條深黑的隧道。我已經在裡面熬了三個月，現在我第二站又開始了。何時是了結啊?
炕上的人給我擠出一條空位，我就靠著邊牆睡下去。
天微明時，哨兵敲著門上方的小窗(小窗平時由一塊小木板遮住，以免"在押人"窺視外面)，呼喊起床。接著有人進院來，按次序給各窯送一盆冷水洗漱，然後又在同一瓦盆內倒了供全窯人一天喝的開水。最後是開飯。每人按次序把自己的土碗從窗口送出去，拿回來一碗小米乾飯，上面澆了湯菜。這一份飯我是夠吃了，大飯量的就不夠，有時可以得到一點補充，否則就指望小飯量的同伴調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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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窯內又平靜了，大家坐在炕上，有人養神，有人低聲談話，有的人抽菸。"在押人"大半是單身；即使有家庭，家裡也不知道他在哪裡；即使家庭知道，一般也不許探視或送東西。他們哪來的煙抽呢?原來，他們抽"代用品"，這就是糜子草，這種草在墊炕的亂草中可以尋到。
據說抽起它，心想是煙，它就是煙味。不過，火柴是專用於點燈的，兩三個月發一盒用。煤油定量，不能點長明燈。囚犯們都是讀過歷史的，他們想出的辦法是"復古"——"鑽木取火"。
這裡無木可鑽，也沒有可以鑽木的硬物，"在押人"發明了替代辦法：從棉襖里扯出一點棉花，放在一對爛鞋底中間，用力搓這兩隻鞋底，以此取火。這是一種重活。漢子們接力搓鞋底，常常搓得滿頭大汗；最後才可望聞出一點焦糊味，看見一縷輕煙，向冒煙的棉花吹氣，這才得到一點明火。趕快用草繩或破布接上火，就可以抽一次糜子草煙過癮了。
上午有一段"放風"。保全處所在的鳳凰山，是延安城的西山。上午，太陽從東面照來，雖然被土牆擋了一截，但送來的還是光明和溫暖。"在押人"們對放風都極為珍視。早飯後聽見北面的窯洞門響，就知道放風開始了。一個窯洞大約放風20分鐘吧，不久就輪到我們。
前面窯門一關，我們的窯門隨即打開，四個人魚貫出去，組長在前，值日在後。值日提著陶製大罐(全窯人24小時的大小便已把它裝滿)，倒入廁所。我們在院裡活動，都不許談話，以免別的窯內的人聽見聲音，識別出熟人。當然別的窯此時都是閉門關窗的。
我們窯內的"一號"是一個臃腫的中年漢子，鬚髮長亂，看似浮腫。這人極少說話，偶然說一句，聽不出是哪裡口音，倒像是外國人說中國話。他性情溫和，對人友好，時常幫助別人。他的被子很特別：睡覺前展開，人仰躺上去後，手拉被子兩邊，交叉覆蓋在胸前。
被子兩邊各釘有一排帶子，他把它們一對一對結起來。一床被又鋪又蓋，拴成筒狀，好似睡袋。很久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朝鮮同志，已關了很多年，後來平反釋放了。"二號"是個年輕人，江浙口音。他身體較好，能幹較重的活、愛說話，像是讀書不多。
他也關了不止一年了，很留戀家人和外面的世界，有新人進來他總想問問外間情況。"三號"是一個瘦瘦的中年人，戴近視眼鏡，像是個知識份子。他很懂監獄紀律，循規蹈矩，情緒穩定，看來也是個"老犯"。
這人長期犯鼻炎，按照醫生建議，他養成了每天清洗鼻腔的習慣，用一隻搪瓷盤，裝上水把鼻孔埋進去，吸一次水，再噴出來，如此反覆幾次。他說清洗幾次，可使鼻腔保持半天通暢。
有一回我感冒後鼻腔不通，就學他洗鼻子。開始感到很嗆，慢慢習慣了，覺得呼吸特別舒服。於是我也從此保持這個習慣，直到現在。
我進來幾天之後，晚上又送來一個人：穿軍裝的，東北人，滿臉鬍子，矮個，三十大幾歲。這人高喉嚨大嗓子，用濃厚的東北口音發牢騷。他不守監規，自稱是保全處警衛連連長，老紅軍。
"老子管犯人管了多年，今天你把老子當犯人關起來，你媽的巴子!"他吵出來，我們也就敢問他了。問他進來的原因，他不說。但有時他就罵出來："說老子紀律不好——你好!老子就是愛喝點酒，愛找個女人吧，你們都比老子乾淨?不要逼老子說出來了!"哨兵都認識他，有時他吵的聲音太大了，哨兵揭開小窗蓋子看一看，也不大敢說他。
這人的確是滿腦袋女人。他興致一來，就教我們唱東北情歌。又愛講"葷"故事，講得結過婚的人特別沮喪。他幾次叫哨兵給他傳話，他要找領導談話。有一天，哨兵帶他出去談話，後來就取走了他的衣物。他恢復自由了。原來是罰他禁閉十天。
這位連長進來時，原來的"三號"就調出去了，連長頂了三號。他走之後，又送來一個新人，仍頂三號。這是我的一個老鄉——下川東(大概是涪陵)人。他的身體勻稱，肌肉發達，靈活矯健，就是嗓子有些啞。
他在這個閉門關窗的咫尺窯洞裡，仍然每天鍛鍊身體——作一種自編的操，不占地方，不用器械，無須技巧，而頸、肩、臂、腰、膝、踝、腳都參加了運動。
我看著好，就參加了他這個無名的體操，並且在以後坐辦公室或書房中繼續進行這種運動，直到現在，得益不少。離開保全處以後，我和這個同志多年都有往來，知道他當時叫寒十坡，真名陳宗鳳。全國解放後他在蘭州軍區任文化部副部長，80年代離休。
雖然窯洞內間或有人關進來，我們也能感知外界的些微動靜，但是，老號不敢多問，新號更不敢多講，窯洞以外的大千世界到底在朝什麼方向變，就簡直不知道。
當時唯一傳播消息的媒體是報紙，而在押人不許看報。甚至有時被押出"審訊"，朝桌子上攤開的報紙瞄一眼，人家就立即拿走報紙，還厲聲問："看什麼!"這種聾瞽的生活真難過，而到6月為止，我已經這樣過了半年多了。
大約7月初，保全處給我們發來一本小冊子，叫我們學習。自從去年12月以來，我還是第一次得到"學習"任務。小冊子的題目是《搶救失足者》，是中央整風學習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中央系統各機關幹部大會上作的報告。它現在是中央和邊區兩大系統幹部學習的主要文件，而且是緊急學習文件。
康生在報告中說，經過三個月來的"搶救"，已有450人"向黨坦白"。他說，胡宗南軍隊正在向邊區進犯，邊區軍民已進行緊急動員，大戰難以避免，因此黨中央號召"未坦白的人趕快坦白，不要放鬆一秒鐘時間"，否則大戰一發，這些人就性命難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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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警告說："寬大是有限度的，這一點要嚴重注意。"與發下文件同時，看守所院內和窯洞裡風聲日緊，日夜有人們的匆促腳步聲、開門上鎖聲。
一天早飯後，哨兵忽然打開我們的窯門，叫我們出來站在院子裡。出乎我們意料外的是：別的窯門也都打開了，從那些門裡走出許多平時不許見面的別的"在押人"。這些人一個個臉色蒼白、麻木，不知所措。院裡院外增加了武裝人員。
本院"在押人"約四五十人都出來了，看守人員發令，讓我們一組接一組，成一路縱隊，在兩旁武裝押送下走出院門。出了這個院子，同別的院裡的"在押人"隊伍會合。逐漸加長的隊伍走到山下，立定，聽一個幹部講話(我聽不見講的什麼)，然後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邊區政府禮堂。在禮堂肅靜的空氣中，我們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長板凳上。抬頭看到，主席台上貼的一行大字："邊區系統搶救大會"。
這種"搶救大會"已經開過一次了，那一次，保全處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分，聽高崗殺氣騰騰的講話，說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已經遍布全邊區。他舉了幾個例。其中之一就是"混進黨十幾年的老特務張宣"。
他批評黨員們"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憑特務到處破壞。現在黨中央給大家敲起了警鐘，務必把一切暗藏特務清查出來，並給予出路。搶救大會就是一個公開的範例，坦白從寬，回頭是岸，把願意改惡從善的特務搶救過來。大會之後，各機關單位都要行動起來，搶救你們那裡的失足者。
參加那次大會的人，後來在看守所認識了我，對我這個年輕的"老特務"感到很吃驚。
我們這次參加的是第二次大會，保全處的在押人幾乎全部來了。今天高崗沒來。主持會議的人號召："各單位的共產黨員要帶頭坦白。"
我聽到這話大為驚訝，因為在這裡，共產黨員和特務幾乎成為同義語了。在這種號召下，各單位與會的人就互相"格吵"起來，互相動員鄰座："你坦白嘛"，"你該坦白了"，"請帶個頭吧"……於是有人申請"坦白"了。主席就大聲詢問："是哪個特務系統?"回答是各種各樣的，有CC、復興、汪(精衛)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
報過名的各品種特務都被請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長凳上就座，胸前被戴上大紅花，以示"坦白光榮"。
這一天，約20個人享受這種榮譽。其中一個是我的四川大學同學、地下黨員，正在邊區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黨員中唯一獲得這種"光榮"的人。
這位擅長演說的同志在大會上還作了"坦白報告"，他說："和我一起進入邊區的偽黨特務有一百多人，我們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現，但現在看來，都不過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為人家看不見，其實黨早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話引起了全場的笑聲。
這個同志後來平反後，工作有成績，也受過不止一次的政治折騰，同志們早已原諒了他這一次不光榮的"坦白"。
這一天，保全處也因這位某某而露了臉。回去就把他從窯洞裡調出來，參加直屬於偵訊科員楊剛的一個"研究組"。保全處長周興趁熱打鐵，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會，讓一個陝北老赤衛隊、老鄉長賈志潔在會上"坦白"。
老賈一派陝北農民幹部本色，"坦白"時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說他被境外的國民黨"突擊"成了特務。他是用陝北的生動口語進行演說的能手，難怪周興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場動容，收到良好效果。
周興當即走過來同他握手，鼓勵他，安慰他，並且講話說："賈志潔畢竟是農民幹部，經過土地革命鍛鍊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麼真誠!你們都要學習他。黨的寬大政策不會虧待賈志潔，也不會虧待任何一個向黨坦白交代的人。"
賈志沽的"坦白"也使我感動。在此以前，我一直認為康生之流是在無限誇大敵情，賈志沽的事例使我考慮到另一方面：一個蘇區的鄉長、老赤衛隊員，竟然一夜之間被境外的敵人"突擊"過去，埋藏在黨內多年，這的確是很可怕的。那麼，荒唐的"搶救"不是也有一點理由嗎?
大約一年之後，賈志沽編到我所在的小組。我諒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漸接近。那時，大家早已學習過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關於"甄別是非輕重"的報告，言論禁忌比以前少了。
在一次小組會上，有人提到賈志沽那次在全體大會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來。他說，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編造出來的，因為當時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來。今天他又哭，卻是一種深深的悔恨，一種對自己的譴責：受過黨多年教育的人，怎能這樣說假話，欺騙黨?
一年時間中賈志沽的兩哭說明什麼?它說明，要頂住以黨的名義，用封建專制的方法，"群眾性強制"的手段推行的錯誤政策，是十分困難的，是使革命者萬分痛苦的，是對共產黨員純沽黨性的嚴重扭曲。它還說明，即使像我這樣身受其害、並不輕信的人，在這種有系統、大規模的騙局而前，也有時會受到蒙蔽。
賈志潔平反後到了延安大學工作，我和他此後有了長期的接觸，覺得他吃苦耐勞，搞總務工作稱職，所以1950年我到蘭州擔任西北民族學院副院長時，就把他調到那裡當總務處副處長。1952我受到陷害，離開民院以後，老賈繼續在那裡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處長、副院長。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擔任黨委書記、院長，同老賈又共事一年。賈志潔77歲時離休，80歲時因心臟病半夜突發逝世。這個同志的一生，證明"審干"和搶救運動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當然，工農幹部被"搶救"只是一種偶然現象。在保全處，在棗園，在各單位被關押逼供的，絕大部分是知識份子。
保全處的"在押人"從參加"搶救大會"開始，原來的高度保密狀態就降了一級。回來以後又降級，逐漸到了半自由狀態。這個過程經歷了幾年時間。開始，監窯的門打開了，院內可以見面、來往，哨兵退在院門外。以後門外的哨兵也撤了，在鳳凰山環抱的山腰上有幾個崗哨監視著看守所各個院子。我們經允許可以到別的院子去。後來，保全處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藝術人才豐富的特點，為保全處及其上級提供文娛和宣傳服務，建立了由"在押人"組成的宣傳隊。這時，宣傳隊員可以整隊下山。再後，親人可以來保全處探視，個人也可以請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須回來。這些逐步開放、逐步增加的自由度，是隨著保全處任務的變化而實行的。
從邊區系統"搶救大會"回來，保全處就要擴大大會的影響和"戰果"。各個院子的"在押人"奉命舉行院內的"搶救大會"，鬥爭本院的重點對象。參加這種鬥爭會的"特務"和"准特務"們都是整風中的過來人，都有被鬥的經驗，知道應該怎樣"鬥爭"。他們是願意為黨、為保全處立功的，他們鬥爭起自己的難友來，精神十分飽滿，火力特別強烈，自然也就會有某些"戰果"。
一兩年後，時勢變了，這些人敢於說出自己當時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務，但特務肯定是有的，危害極大。我以外的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務。不然黨怎麼會把他們抓進來?黨是實事求是的，一時冤枉個別人固然難免，但冤枉這麼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在眾多的特務面前，只有聽黨的號令，勇往直前鬥爭他們。
在這些特務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務身份，以免被他們鑽漏洞，助長他們抗拒交代的氣焰，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就在諸如此類善良而糊塗的動機下面，院子裡的鬥爭會開得熱火朝天，口號、吶喊、訓斥之聲，不絕於耳。保全處審訊科派到各院組織領導的人員非常高興。各院調出"坦白"較好的人組成"研究組"，每天開夜車寫簡報、整材料。
這些人作為審訊科某個科員的耳目和手足，有時也起某種"智囊"作用，替他們設計對那些鬥爭對象如何進攻，得到"戰果"(即壓得對方"交代"問題)以後，又怎樣"鞏固戰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這些人能夠和審訊人員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個美孚油桶的蔥油湯麵，比窯洞裡的飯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這個院子裡，我所得到的"殊榮"，就是第一個上這種鬥爭會，鬥爭的火力比西北黨校白天大會大大地加強了，也比那時夜間的"突擊"更加震動耳膜。"在押人"中那位邊區老詩人高敏夫義憤特高，衝上來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楊剛興致很好，稱這是"高級形態的鬥爭會"。可是，它的結果也還是與西北黨校一樣，也就是沒有結果。
我也參加過鬥爭別人的大會，其中印象較深的是鬥爭胡采的大會。大家分析，他是從蔣介石廬山訓練團出來的大特務，他不承認，於是滿場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不覺得可笑嗎?自己也都是"敵人"呢!)有人從院子裡拾回一塊半截磚，準備"砸爛他的狗頭"。不過，這種話可以喊，這種事還是不允許做的。
保全處為了組織這種"群眾性"鬥爭，就要調整在押入的組織管理。關起四五個人一窯的小門是不行了，需要實行第一次的解密。為了調整組織單位，就要在院內各組中間交流成員；還要打開"院"門，在幾個"院"之間實行交流。保全處看守所各院分布於鳳凰山前一大片坡上，占了好兒層窯洞，各院編了字號，有"保"字號、"看"字號、"紀"字號、"嚴"字號等等。經過調整，各號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號關"女犯"，"紀"字號關"大特務"，"嚴"字號有懲戒性質，其他號則比較一般。不過事實上，從打開院門以後，除了"嚴"字號外，都不興關門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搶救"的鑼鼓停了，邊區的生產運動開始傳入我們這些坐吃公糧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們組織起來紡毛線，織毛毯，制肥皂，上山開荒、燒木炭，為此還蓋了兩間工廠，又對各院、組成員按生產能力和產業進行了一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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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開始甄別，1945年平反、釋放了一批人。因為當時抗戰進入反攻和勝利階段，各敵後根據地急需幹部，所以這些同志也就被調出去工作，留了個"繼續調查"的後遺症。保全處的在押人數逐漸減少，便接收了一批原來關在棗園的中央系統的人來補充。這些人不享受我們的半自由，仍然關在鎖了門的窯洞裡。我們也不能去他們那個戒備森嚴的院子。當時我們以為這一批人大概是甄別出來的真特務了。但若干年後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於炳然，還有後來被錯殺的王實味，至少這幾個人不是特務。
經過近三年的廝棍，我們這些"在押人"漸漸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被編在"紀"字號，成為"大特務"之一，所以對於一些"大特務"更加熟悉，其中有些是我永遠忘記不了的同志。"大特務"中，有一些是已經在保全處關押多年的"老號"。其中，錢維人同志是使我最為驚訝的。
三年前我在宜賓做地下黨工作時，讀到過延安出版的黨內刊物，就對延安破獲"大特務錢維人"的報導印象很深。據報導說，他是國民黨派遣到延安的，混入黨內，當了邊區公路局長，利用職權大肆破壞邊區建設，被捕後供認不諱，被法院判處死刑。這真是一篇使地下黨員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好教材。但我在保全處和他見面了，有段時間同住一窯。
我既知道他沒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務，他是受了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的羅織陷害。三年之後他被平反釋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學教書，後調回公路戰線，恢復了黨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幾次在醫院和交通部內他的宿舍見到他。他已經患了晚期腸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趕寫揭發康生罪行的最後申訴。次年，他逝世了。
1980年，中央做出了開除康生黨籍的決定，其中有幾件罪行材料，就是維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當時保全處女監中的"老號"，平反後和維人結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當我在保全處第一次見到這個"大特務"、死刑犯錢維人時，我驚訝極了。相處之後，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受了這麼大、這麼久的誣陷迫害，對人還是那麼和善，那麼體貼，那麼誠懇，顯示出寬廣的胸懷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體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臉色蒼白，皮膚浮腫，動作遲緩，平時戴個大口罩，兩個膝蓋用破布爛絮包成水桶樣粗。這些都是長時間蜷伏在潮濕的土窯內不見天日的結果。
"大特務"老號中的奇人還有蔡子偉同志。他是陝西地下黨和蘇區知名的領導幹部，1936年被高崗誣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華報》上公布過。知道這件事的人，在保全處見了他，也是十分驚訝。我原不知道這件事，卻從較長時間的相處中認識了這位革命長者。
他是藍田人，大高個兒，絡腮鬍，胸無城府，對人非常熱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談，笑聲朗朗。邊區政府把蔡子偉、錢維人關押多年，這兩件壞事也有好的、值得嘉獎的一面，就是終於沒有傷害他們的性命，把這兩個好同志保存下來了。子偉後來和維人先後平反釋出，調到延安大學。
子偉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書記，領導並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國解放後，他任過西北農業部長、國家農林部副部長，約在70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線，後來離休。子偉十分喜愛勞動。年近80還光著膀子在院子裡拿條帚、鐵鍬，從事園藝和清掃。
林里夫
"老號"中的奇人還有林里夫同志。他1929年在日本東京入黨，曾被捕入獄，後被驅逐回國。他曾任北平西城區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到延安後任陝北公學教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秘書等職。後被批"右傾"，關進保全處多年。
這個同志愛好理論，常思考各種問題，有鮮明的個人見解。他的個性強，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見到他時，他瘦得活像印度的聖雄甘地。與其他"老號"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黃髮亮，這是他刻苦鍛練，抓住太陽拼命曬的結果。
"解密"以後，他發現太陽對在押人價格低廉了，就在院內找了一個別人看不見的角落，脫得一絲不掛，躺在地上翻來復去地曝曬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脫皮了，又長出新皮了，新皮鍍成了金黃色，而且全身渾然一體，連褲帶的影子都沒有。
這個同志對毛主席的意見很大。別人談論說，毛主席制止了高崗殺人，停止了康生"搶救"，還是比較英明的。他說："什麼英明!就隔一個窯洞，把千百個黨員和群眾打成特務，他知道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急躁、固執的同志。這副可貴的性格也就決定了他坎坷的一生。
解放後他當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被打成了"右派"。70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見他和老伴帶著八個兒女住在一間小屋裡，大人小孩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內凌亂不堪，口裡仍然評陟世事，無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見了他，他已84歲，發胖，思維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與我差不多同時被抓到保全處的，有一批甘肅地下黨的骨幹，他們是搶救運動最早的受害者。這個運動就是康生利用年僅19歲的甘肅地下黨員張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訊逼供折磨，製造出甘肅"紅旗黨"的荒唐案件而開始的。這就是著名的"張克勤事件"。從此甘肅地下黨大量骨幹被捕，其中不少關進了保全處。
這裡有孫作賓、李鐵輪、陳成義、萬良才、馬爾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貧進民)等同志。這些人中，除李鐵輪平反後去了山東，再未見面之外，我和他們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誼最深的是孫作賓同志。他為人十分正直、誠懇、樸實，為黨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
這時卻被誣為"特務"、"兵痞"，抓了起來，和他年輕美麗的妻子劉傑同志長期分離。後來放鬆一些，允許劉傑探監。老孫不滿地說："老婆又不是看的。"後來才允許她每星期六來留宿一次——這在延安叫做"過禮拜六"。作賓和我此後在50年代，70、80年代有過多次的密切接觸。
"紀"字號的"大特務"中，有一位白面書生，他是浙江地下黨的負責幹部，叫黃先河。在十年內戰中，他和粟裕大將一起領導過四明山的紅軍游擊隊，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這個同志性情柔和，態度靦腆，說話不多，誰也難於看出他的紅軍指揮員身份，當然更不會認為紅軍里有這麼一個暗藏很深的"敵人"。
但是，以康生為代表的中央"學委會"把這個"敵人""洞察"出來了。當然，黃先河堅決拒絕這種誣陷。但是他有一個大"弱點"，就是他的愛妻陳雪瑩。這是一位年輕、美麗、溫柔而又堅強的女共產黨員。"學委會"發現，這是他們進攻黃先河的突破口。她因為丈夫而被捕到了棗園。
經過專業人員百般審訊，她只承認黃先河是共產黨的好幹部、游擊隊的好領導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審訊人員說，黃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務問題，承認她是他的"特務下級"，但是小陳堅信先河，絕不交代"特務"。
末了，審訊人員宣布："抗拒從嚴，判處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從後面開了一槍。槍是朝天打的，但小陳應聲倒地，昏迷過去。從此，她神情恍惚，說話缺少倫次。她仍然堅決否認先河和她是"特務"，卻認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務，懷著陰謀詭計，要傷害先河和她自己。黃先河被抓到保全處以後，無法處理陳雪瑩的棗園便把她也解到保全處監獄裡來。
陳雪瑩知道先河也在這裡，精神有所好轉。1944年保全處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隊，陳雪瑩被編了進去，常在歌舞隊員中出現，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從她總帶一些憂鬱和麻木的神態中，先河知道自己連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這裡，夫妻間也不能交談，只能"目成"。
後來，他們夫婦都"甄別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線，又迎接了全國解放。但是，陳雪瑩的病卻隨著形勢的好轉而加重。因為，在新環境裡，她接觸的生人更多，於是她那"被特務包圍"的疑心更重了。
她開始懷疑"特務"在她和先河的飲食里放毒，就不吃別人(哪怕是集體灶上)的飯菜，不喝別人給的茶水。各種中西醫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後發展到，她懷疑"特務"毒化了空氣，連門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見了。
當黃先河從外面回家，她也認為他帶回了"特務"的毒素。她因此不讓先河出門。這一點辦不到，她就捨棄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夠信賴和依靠的姐姐遠在上海的家，終年足不出戶、只吃姐姐親手做的飯，姐姐也為她謝絕各種交遊。
1981年，我見到獨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陳雪瑩這時已經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視著"特務"的破壞陰謀。陳雪瑩同志可算是毫無私心地堅持反"特"的一名共產黨員了，但她卻成了催人淚下的悲劇人物。
以上是張宣發表在2000年第4期《紅岩春秋》中的長篇回憶文章《鳳凰驚夢——延安搶救運動親歷記》中的一部分。張宣從1943年3月到保全處監獄，直到1946年2月平反出獄，整整三年時間，親歷和目睹了搶救運動期間，邊區保全處和保全處監獄中發生的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奇事、怪事和悲慘之事。
張宣在回憶文間中還寫道："近年，當時同難的曉晨、高梅同志和我共同回憶，保全處當時關押的人，現在或亡或存，解放後職務或高或低，包括後來運動中捱整而死者，姓名、職務可查的，尚有195人。當然這遠不是當時在押的全部。"
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全部引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原文認真地讀一讀，相信讀完這位老共產黨人的回憶文章，任何人的心裡都是不會平靜的。
魯藝秧歌隊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盛況空前的秧歌運動曾使保全處紅極一時，當時延安的秧歌隊最火的是"魯藝家"，其次就數保全處秧歌隊，這個秧歌隊當年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機關學校，所到之處，無不"人潮如涌"。
與"魯藝家"不同的是，這支秧歌隊全部由"犯人"組成，胡河是隊長，迪之、程之等等都是其骨幹。胡河離休前是北京京劇院的院長，1938年16歲時加入共產黨，上中學時由於不滿學校的反動教育，在重慶加入了著名的"怒吼劇社"進行抗日宣傳，隨後又同劇社的4個年輕人從重慶到成都想奔赴延安。
因為當時形勢緊張，成都地下黨勸他們回重慶，其他三個都回去了，胡河沒有走，留下參加了旅外演劇隊在川西北進行抗日演出，演劇隊當時掛的是劉湘的名義。
第一次反共高潮時，為了保護革命力量，成都黨組織決定轉移一批黨員骨幹，此時恰好閻錫山在四川招收政工幹部，成都地下黨組織了這次招收工作，乘機把一大批黨員招進，共招了350人，其中一半是黨員，在寶雞徵得延安的同意，這批人就直接到了延安，進入澤東青幹校學習。
學習結束後，胡河被分到青年藝術劇院，1942年審干開始，由於他的特殊經歷，很快就被打成特務關進軍法處，一年後又轉到保全處。1943年秧歌運動興起後，保全處領導就讓胡河組織保全處秧歌隊，人員調遣訓練全都由他負責。
於是，胡河就認真地將其作為黨交給自己的重要任務來完成。好在保全處關押的人才有的是，加上嚴格的訓練，保全處的秧歌隊一出演就名揚延安，隨後他們就到處表演，一般老百姓也根本不知道他們都是"犯人"，除不能與外邊的人隨便交談之外，秧歌隊隊員倒也沒有受太多的限制，所以大家扭得很認真，也很放鬆，胡河的隊長也一直當到1945年9月，他完全甄別平反後，奔赴東北解放區。
1993年，延安大學五十五周年校慶時，71歲高齡的胡老率"老校友母校回訪團"回訪母校，在和師生聯歡的篝火晚會上，胡河曾忘情地帶著一幫老校友進行了精彩的秧歌表演，並和青年大學生一起圍著篝火扭了很久很久。一招一式，仍然是專業水平，那氣氛，那激情，仍然是當年的風釆。
筆者有幸目睹了他五十年後的表演，並由衷地相信，五十年前，風華正茂的胡老所率的保全處秧歌隊，一定是名符其實的"火爆"。當年這些戴著腳鏈跳舞的人們，竟能跳出那樣一份瀟灑，那樣一份豪氣，真令人嘆為奇觀。
中央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同邊區保全處一樣，也是當年延安審乾的反省機關，只是被審查者的所謂問題的嚴重程度似乎略輕一點。曾任西北公學副校長，後任全國政協委員、總參政治部顧問的李逸民回憶道：
審干開始不久，歷史比較複雜，社會關係又搞不清楚的懷疑對象就被一批批集中起來，送到反省機關進行集中審查，我校是集中點之一。各單位審查出來比較嚴重的人，一批批來報到了，有的帶著行李，有的沒有帶，一個個垂頭喪氣地到來，有的實際上是逮捕來的，說是來學習的，可是，誰都明白，災難在等待著自己。
隨著人員一批批的到來，材料也一批批轉來了。一下子，我校集中了300多人，增加了三個班。再看那些材料，有的比較複雜，有的也就是一些小事。
接著就要進一步審查了。一天，李克農同志把我找去，說："你那裡已經增加了許多人，那些人的情況很複雜，怎麼辦呢?我和康生同志研究，決定調吳德同志幫助你工作。"增加領導力量，我當然很高興。後來我才知道，因為我是白區來的，曾蹲過國民黨監獄，康生、李克農對我也產生懷疑，但這時還未說破，名義上是派吳德來幫助我工作，實際上是讓他一面工作，一面監視我的。不久，又派來了李世英同志。
我們學校500多人，只存下20來人沒有被"搶救"了，前面已經說過，我本人在運動開始不久，就已被打上問號，主要因為我在國民黨監獄中坐過10年牢，另外來延安以後，在一起工作的兩個同志在被"搶救"中"坦白"時涉及到我。
但是窗戶紙還沒有捅破，一面讓我參加學校的搶救運動，另一方面又派吳德來學校負責全面工作，實際上是來監督我的。這時我心裡矛盾極了，自己背著很沉重的包袱，覺得如果積極參加運動，也許被人懷疑是假積極，但如果不積極，更會被認為有問題。矛盾的心理，思想的負擔、痛苦的心情真是一言難盡，但是在當時情況下，能向誰訴說呢?
不久，我愛人也被懷疑了，她在北平參加過學生運動，加入民先組織，1937年又加入共產黨，在絕大部分人都有"問題"的情況下，她又怎能逃脫厄運呢?此時她正懷著孩子，生活需要我照顧。一天，吳德通知我說："李逸民同志，李克農等同志的意見，你應該和愛人分居，因為她有問題。"我只好說："可以的，不過現在不行，等她生了小孩，我一定讓她去接受審查。"事情暫時擱下，等她產假滿後，運動已基本結束，開始搞甄別了，她總算躲了過去。
在這個運動中，許多單位發生了死人事件，我們學校死了兩個人。人們也在暗暗頂著運動，例如有一個叫王演的學生，每整一次，他就寫一條魯迅語錄，什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等，就是不"坦白"，我們覺得他是個"頑固份子"。有一天他跳崖死了，他那個班的同志故意把他埋在我和吳德的窯洞對面，以示抗議。
隨著運動的發展，我逐漸對它發生了懷疑，能有這麼多特務嗎?我們的做法對嗎?但只能是自己腦中思考的事。一天晚飯後，毛誠同志來到我的窯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樣子，就問她："毛誠同志，你好像有話要說，你就談吧!"
這時，她才說出別人都不敢說的話來。她說："李校長，我看目前這個運動有點問題，哪有這麼多特務啊?"這事我心裡已經想了很久了，但對誰也沒說過，也不敢說，經毛誠同志這一談，我才知道別人也有同樣的想法。於是我們倆談開了，從運動的方法到具體人，什麼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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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她提出讓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說："毛誠同志，現在我沒法找他談，一方面是我已成為懷疑對象，一談更使他懷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會聽我的。你能否找他談一談?"她也表示為難。就這樣，我們議論了一番，誰也不敢去找康生，因為我們知道，找他談這些，自己被懷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會接受的，說不定還會把運動搞得更大，以顯示自己是正確的。懷疑的人豈止我們二人，只是都不敢說出來而已。
我自己的問題一直拖到七大召開前夕才得到解決。
運動中，我漸漸地被靠了邊，到七大召開前就什麼也不讓我參加了。我是七大候補代表，別人都發了七大文件和學習材料，而且每天有半天時間集中學習，而我不僅領不到文件，學習也不能參加。這時自己的思想負擔大極了。
七大召開前夕，康生在楊家嶺召集棗園的幹部匯報工作，我也參加了。許多同志提出七大以後要離開棗園到根據地去工作，我因為背著包袱，坐到角落裡沒有發言，被康生看到了，他點著我的名說："李逸民同志，你還沒有講話，別人都說要走，你怎麼樣?"我這時才開口負氣地說："為了保持黨的純潔，我不參加七大了，我現在就可以離開，請你批准。"
他一聽我話里有文章，就說："你現在就要走，好啊!你既然說起來，咱們就把問題說開。"他打開辦公桌的抽屜，拿出幾份材料，說："你既然說要走，這裡有幾份黨校寫的材料，你先看，我再發表意見。"
我仔細一看，一份是董啟文同志的，他在抗大做過我的助手，運動中被整成"復興社份子"，還作了典型發言，末了問他還有什麼好朋友沒交代，他說："還有李逸民同志，在抗大我們關係最好。"
就這一點，他們就在材料上批上我是領導董啟文的；還有一份材料是一個叫黃振球寫的。1942年我去棗園時曾找他談過話，想讓他和我一起到棗園工作，他不願意，後來也就算了。
運動中，他承認自己是特務，並說："李逸民同志曾找我談過話，不知什麼意思。"意即我勾結他；還有一份是我在監獄的難友張惟楨同志寫的，說我在獄中表現好，而張自己被打成"叛徒"，所以我也被懷疑上了。這時才真相大白，就這三份材料，使我差點失去參加七大的機會。
我看完以後，康生發表了一通議論，最後說："我們棗園的同志都是審查別人的，自己被懷疑一下有什麼不好啊?"我說："我的歷史過去沒審查過，現在全面審查一下很好，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我可以找人證明。"他傲氣地說："現在沒有時間了，我也沒有時間聽你報告。"
其實，我的問題這時已有李富春等同志組成的七大代表審查委員會審查清楚，不久，李克農同志的秘書羅青等同志給我作了沒有問題的結論，並由李克農同志通知七大秘書長任弼時同志，給我發了文件，問題總算解決了。
當年曾被送入西北公學接受審查的布魯的夫人呂璜曾於1997年9月在延安接受過我們的採訪，她回憶道：
1943年夏天，西北公學已抓了1000多人。西北公學的校址在棗園的後溝，前面是中央社會部，溝掌是社會部的監獄。被送到西北公學的人，雖然名義上還不是關監獄，但和坐牢也差不多，進去的人都要被搜身，連縫衣用的針都被搜走了，而且整天都有積極份子監視著，沒有行動自由。
記得這一年8月的一天，學校通知我們開會，這是一場坦白大會，會址在後溝里的一個禮堂旁，這個禮堂旁有一塊不小的平地，但根本容納不下那麼多"特嫌"份子，於是周圍的山坡上也站了不少人。
大會開始前，從後溝掌的監獄裡被押解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實味，緊跟其後的是吳奚如、於炳然，他們都帶著腳鏈手銬。這些人每過一個，會場的人就高呼"坦白從寬"之類的口號。
李克農
坦白大會由李克農主持，他首先發表了講話，號召大家自動坦白。李克農講話後，一批人被積極份子推拉著上了主席台開始坦白，不長時間，主席台上就站滿了人。我抱著孩子站在主席台下的第一排，我扭頭一看，身後稀稀拉拉的已經沒多少人了，人都被拉上了主席台。
不知是因為我抱著孩子，還是別的原因，積極份子沒有拉我上台。李克農眼看著主席台上已經站不下人了，於是他走上前宣布說，不是自動上台者可以下去，自己先反省，反省好了，再上台來坦白。
聽了這話，台上的人你看我，我看著你，誰也不作聲，誰也不敢動。這時站在台邊一位姓王的學員，因為他是被積極份子們強拉上台的，加上離台下近，所以哧溜地溜下了主席台，蜷縮著身子蹲在主席台前。
那些積極份子發現後，馬上又連拉帶打地把他重新拉上了台。當時他的臉色死灰死灰，非常難看。過了一會兒，他在台上撐不住了，要求上廁所，說是上廁所，其實哪裡有廁所，跑到山坡上看不見人的地方就能大小便。
在積極份子的押解下，那位姓王的學員上山後，乘著積極份子不注意，突然轉身跳下了幾十丈的山崖，當即就摔得七竅出血，悲慘地死了。當時的場面十分駭人。
在西北公學被關起來的日子裡，我最欣慰的是我的孩子反而比自己帶著好了。因為當時西北公學有100多位女學員，而且大都有孩子，而在西北公學其實也沒有什麼學習任務，除了交待問題就是生產勞動。
被送到西北公學審查的有1000來人，這些人住的土窯洞並不是事先就挖好的，而是去一批自己給自己挖一批窯洞。住的問題解決後，又在附近的山坡上開荒種地，自己給自己解決吃的問題。我們這些帶孩子的人，在生產勞動中自然有很大的拖累，就是想表現都表現不成。
於是學校決定辦幼兒園，吳德親自擔任園長，園址就在棗園溝口。過去我自己帶孩子時，由於工作忙，沒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孩子瘦得皮包骨頭，像麻杆一樣。放進幼兒園才半年，孩子一下就長胖了，也長高了。我心想，我自己的冤屈在孩子身上得到了補償，這也是一種安慰吧。
1944年4月份，我的問題由葉帥夫人曾憲植親自做了結論。結論是既無政治問題，也無歷史問題。於是，我就被從西北公學放了出來，重新回到了邊區保全處。由於我的丈夫布魯此時在綏德分區保全處，所以我又被派到綏德保全處，去做綏師審干運動的總結工作去了。
中央警衛團雖不是保全機關，但它卻是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擔負特殊使命的保衛部隊，這支部隊理應受到高度的信任，但在審干運動期間，就連這支部隊也能審出大量的特務，實在是天下奇聞。
誠然，李逸民、呂璜的回憶，師哲、布魯的奇特經歷，以及張宣在保全處監獄的所見所聞使人心情沉重而又難以置信。而原中央警衛團幹部王真，一位歸國華僑的坎坷命運，卻更使人備感心酸。
1940年，僑居泰國、有著優裕生活條件的王真離家出走，回國參加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經昆明、重慶等地輾轉來到了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那年他才22歲。
1941年，王真從陝公畢業，被分配到中央警衛團擔任文化教員。中央警衛團是直接保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部隊，能在這裡工作，在政治上無疑是被高度信任的。因此王真感到十分的驕傲和自豪，工作積極主動，熱情高漲，意氣奮發。
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1943年夏秋，審干和搶救運動的狂飆巨瀾竟然也不放過中央警衛團這塊淨土。1000多人的中央警衛團，共有30多位幹部，其中20多人被打成"特務"、"特嫌"，還有2人甚至被送到軍法處，占到了幹部總數的80％以上。
王真因為是歸國華僑青年，所以自然被打成"外國特務"遭到隔離審查。當時在延安的歸國華僑青年幾乎全被"搶救"。
如1942年春，中央成立了由朱德、葉劍英領導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為了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海外工作委員會抽調延安各單位的30多位歸僑青年，舉辦了海外工作研究班，準備培養一批海外工作骨幹，然後再派出去開展工作。
可這個班剛成立不久，就遇上了審干和搶救運動，結果這個班的成員幾乎全部被打成特務，最後還是葉劍英親自給他們甄別平反的。
中央警衛團政治部有位秘書原是張學良的通訊員，"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的部隊選派了一批軍官來延安要求中共培訓。學習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主動留在了延安，政治部的這位秘書就是其中之一。
審干運動中，他卻被指控為"張學良的特務"，原因很簡單，既是張學良的通訊員，當然是張學良的親信，前程錦秀，有著燈紅酒綠的生活，可為何要留在延安?為何要過這種艱苦的生活?惟一的解釋就是為張學良、為國民黨搞情報，搞破壞。
這位秘書渾身長滿嘴也說不清、道不明。他憤懣、委屈、痛心，滿腔熱情，一片赤誠，拋棄常人難以拋棄的榮華富貴投身革命，竟落下如此下場，遭到如此的踐踏，他的心碎了，乘著看守不留神，把自己運動員的體魄(他是優秀的籃球運動員，打中鋒)和自己的千古奇冤一齊吊上了一棵小樹，用寶貴的生命來表達一個熱血青年的清白與忠誠。
中央警衛團竟搶出如此多的"國民黨特務"，不能不引起分管中央警衛團工作的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的高度重視，也引起了他的極大懷疑。中央警衛團如果有這麼多的特務，中央的安全、黨的領袖的保衛豈不成了兒戲!於是，他將被打成"特務"的王真等20多人全部找去談話。
李克農用懷疑的眼光望著他們問："你們真是特務?!"
大家你望著我，我望著你，既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說是吧，人人都清楚，自己的確不是，再說能到中央警衛團工作的都是經過組織嚴格審查的；說不是吧，自己又都是親口承認過的，於是大家誰也不說話。
具有豐富反間諜和政治保衛經驗的李克農一眼就看出了他們的心思，而且作為中央社會部領導，他也壓根兒不相信，中央警衛團會有這麼多特務，如果真是這樣，那中央社會部豈不成了飯桶?
而誰都知道，中共的政治保衛部門歷來都是強有力的，是赫赫有名的，令敵特們聞聲喪膽的。於是他和藹又不失嚴厲地說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實事求是，忠誠老實，過去說錯的也可以改嘛。"
聽了這話，大家懸著的心才落了地，紛紛吐出了自己的滿腹苦水，李克農聽完之後，感到問題嚴重，立即指示中央警衛團停止搶救運動。
由於李克農的明察秋毫，王真免除了牢獄之苦，他不僅很快被平反，而且還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宣傳股股長，政治生涯似乎又開始充滿光明。然而，命運的捉弄，卻使王真建國後再次飽嘗了人生的磨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真從太行山來到了首都北京，進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應該說他的華僑身份，在這樣的部門工作是如魚得水的。然而平靜的生活僅僅過了十年，災難就再次無情地光顧了他。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以及8月2日到16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大躍進和農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
然而7月14日，彭德懷元帥的一封給毛澤東的"萬言書"，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引發了一場災難性的政治運動。隨後反右傾的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
300多萬幹部和黨員遭受到重點批叛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而王真又"有幸"成了這300多萬中的一個。他在中聯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並受到了嚴厲的處份。
文化大革命中，命運多舛的王真再次遭人污陷。有人別有用心地在他家門口貼了一張撕破了的毛主席語錄，然後將他騙出，當他走到門口時，立即就有一群人圍住了他，說他撕毛主席語錄，對毛主席懷有惡毒的讎恨心理。
加上他1943年在延安的這檔歷史遺案和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這下動機結果都有了，他被毫不猶豫地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新帳老帳一起算，被押送北大荒勞改了三年。在延安僥倖逃脫的牢獄之苦，現在終於補上了。
1970年，王真所在的北大荒勞改隊宣布撤銷，上級對他們這些勞改人員的處理是有家回家，無家的回單位。王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的妻子被迫與他離了婚，帶著兩個孩子走了，所以他無家可歸，只好回中聯部。
可是勞改隊的"犯人"都被接光了，中聯部仍未來人接他。他萬分焦慮，連向中聯部發了三封信人催問，全部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不得已他斗膽給當時正紅得發紫的康生和陳伯達寫信(康生當時在中央分管中聯部工作)，沒想到康生竟然收到了信，而且還在信中做了批示，要求中聯部派人將王真接回北京。中聯部接到康生轉來的信和批示後當然不敢怠慢，很快派人將王真從北大荒接回北京。
回到北京，中聯部政工組負責人找王真談話，對他說："關你去北大荒勞改看來錯了，但查清你的問題需要時間，現在部里也不好給你安排工作，你還是到部里的'五七'幹校先待一段時間吧。"
就這樣，王真又像踢皮球一樣被踢出了北京，雖然這次比較溫和，但卻再也未能回去。
中聯部的"五七"幹校設在河南省周口地區任丘縣，到幹校後王真萬念俱灰，很快就與當地的一位婦女結婚成家。"五七"幹校撤銷之後，領導上又對他說："你年紀大了，回部里也不好工作，又在這裡結婚成了家，乾脆就留在這裡退休吧。"
被政治運動折磨的似乎已經麻木了的王真，什麼也沒有說，也無話可說。於是他就死心塌地地留在了這個偏僻的小縣，如今還平靜地生活在那裡，由縣民政局發工資，在縣老乾局過組織生活。
也許，他在北京的兩個兒女能給他淒涼的人生增添一點色彩和安慰吧。他的兒子已是北京一家飯店的總經理，女兒在北京民航工作，1988年他參加"延安大學老校友回訪團"，從北京到延安的費用就是兒女資助的。只有說到他的這兩個兒女時，王真那飽經滄桑的臉上才露出一絲溫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