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再教育」本意之外的收穫
知青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對知青，或者說是對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就像一顆炸彈，把我們盲目信仰、盲目崇拜的狂熱腦袋炸懵了，也炸醒了。這部分人對歷史的反思，應該說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實際上，在官方公布「9.13」事件之前，我和水文九隊的幾個知青朋友已經偷偷通過「敵台」聽到了相關的報導。九隊的朋友三個人一戶，住在山頂，六隊的我一個人一戶，住在山腰的長院子裡，有事的時候，他們往曬垻邊一站，喊上一嗓子就成。九隊知青的住房是由曬垻上臨時存放糧食的庫房改造的，周圍沒有其他住戶，我們幾個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圍著鴨子（綽號）那台當時還很稀罕的半導體收音機，聽台灣、香港的節目，有時還可以收到日本NHK的華語節目。
知青下鄉後都有很強烈的反叛心理，越是官方反對的，越是要去做。比如唱「黃色歌曲」在知青剛下鄉不久就風靡一時。那時官方認定的黃色歌曲，主要有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些革命歌曲，如像「喀秋莎」「小路」「共青團員之歌」等；還有一些膾炙人口的抒情歌曲、電影插曲、民歌，如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美麗的姑娘」「拉茲之歌」「麗達之歌」等等。我妹妹她們下鄉當年夏收之後某一天，幾個同學湊在一起學唱這些歌，竟然整晚沒睡覺。我們收聽港、台和外國電台節目，也是出於這樣的心態。
「9.13」發生後，「敵台」快速跟進報導，想必我們比當時縣革委會的領導知道得還要早。收聽到這個消息，我們最初的反應是不敢相信，「會不會是境外敵人的惡意攻擊」——這是內心最大的疑惑，反覆收聽各個不同電台相同的報導多次以後，才相信了事件的真實性。相信是相信了，心理上卻不知道該怎樣應對這個八級大地震一樣的事件。長期接受個人崇拜教育的結果，是內心依然對四個偉大存在著宗教一般的敬畏，就像陳丹青所說的：「腦袋裡都裝滿了如下內容——李鴻章喪權辱國，義和團保家衛國，蔣介石只會摘桃子，地主個個是周扒皮……」，有了這樣一腦袋的懵懂，當時就很難想通這個問題：偉大領袖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中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怎麼會背叛他，為什麼會背叛他？
不過，那時的我們已經有了先被利用後被拋棄的朦朧感覺，生活的困苦於我們也成了最真實的存在，文革小闖將們遠不像文革前期那樣瘋狂了，我們很快就不再關心事件本身，而是把遙遠的政治事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開始猜測這件事對我們會不會是好事？我們被下放到農村，是不是和林彪加強戰備、疏散城市人口有關呢？現在他死了，不搞戰備了，我們是否有希望回到城市去呢？當然，所有的猜測和議論，都只限於熟悉的小圈子，絕對不敢讓「外人」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在當時屬於「現行反革命」罪，是要坐牢的。
大約在9月底或10月初，估計是自上而下布置的統一行動，那天，公社所有的農村基層幹部，包括大隊書記、隊長、會計、民兵連長、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生產隊隊長、會計、出納、貧協組長和民兵排長，都被召集到公社，傳達了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幹部們開會回來後，神秘兮兮的，他們一個個滿滿地憋著一肚子秘密，卻又不敢亂說亂動的樣子，有點滑稽。據說上邊有規定，必須要達到某個級別的幹部才有資格傳達這份文件。
在公社三級幹部會議後的第三天，我們大隊但凡勉強聽得懂讀報紙的男女老幼被一個不漏地召集到一起，由縣裡來的一個幹部宣讀了關於「9.13」事件的中央文件。文件傳達後，各個生產隊還多次組織學習討論「文件精神」，批判林彪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過了兩年多（我已離開農村，我妹妹還留在那裡），又把林彪與幾千年前的孔子聯繫在一起，把林彪要「復辟」和孔子要「復禮」聯繫在一起，進行了更加轟轟烈烈的大批判，稱作「批林批孔」運動。
在頻頻召開的批判會上，農民們完全沒有生產隊開分配大會時那種興奮、熱烈和歡樂，除了幾個幹部把從公社聽來的話學著說一遍，也就沒有覺悟高的其他什麼人發表意見了。情形跟當時開其它所有政治宣傳的會議一樣，氣氛沉悶，老農民「吧噠吧噠」地抽自製的葉子煙，「叭嘰叭嘰」地把口水吐得滿地都是；婦女們則「嘶啦嘶啦」地納鞋底，嘰嘰喳喳地討論著家長里短。沒有文化、長期閉鎖、生活貧困的山區農民對林彪不感興趣，對死了幾千年又跟他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孔子更不感興趣。
應該說，不是他們自私冷漠麻木不仁，而是他們太清楚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一如他們經常的自嘲自諷：莫非還把農籍開除了，遣送老子到城市？至少，在我們設籍的貧困山區，農民們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種地、納糧、吃飯、生娃。外面世界的各種變化並沒有帶給他們能吃飽飯的好日子，所以，上邊莊嚴鄭重自上而下一層層傳達的中央文件，到了他們這裡，不過是田間地頭歇氣時扯閒龍門陣的新鮮話題。他們遵循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犯法的事不干，鬧人（四川話『鬧人』即讓人中毒）的藥不吃」。
我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個相當大且屬於「接受再教育」本來意義之外的收穫，就是懂得了社會的真實狀況，和之前在學校接受正統教育形成的概念之間，有雲泥之別。親眼目睹的農民生存生活狀態，輕而易舉地粉碎了我們頭腦中那些粉飾太平的夢；農民們簡元素態物質朴的龍門陣，更是讓我們從不同的方位透視了農村的真實情況。這一點，好多知青都有深刻體會。
我妹妹講過幾件事。
1、有一次出工，婦女們在蕃薯壟里拔雜草，她旁邊那條壟拔草的是一位大媽。大媽的身份有點特殊性，雖然她家庭成分是中農，僅屬於團結對象，但她的公公在紅四方面軍建立川北根據地時，曾經是一位蘇維埃（那時候的行政區劃不太清楚，應該是鄉鎮以下的）主席，她丈夫作為上門女婿、外姓人，卻在生產隊坐到了出納這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也算個說得起話的隊幹部。那天，妹妹問大媽，嬸兒，你說過去的生活和現在比，哪個好呢？大媽脫口而出，那當然是以前好囉！以前吃乾飯、麵條子的時候多呢。說完了，大媽覺得有些不對勁，趕緊補充，現在也好，也好。
2、對地主富農，農民們有自己的看法。我妹妹所在生產隊有兩戶富農，全隊的男女老少包括大隊、生產隊幹部，都按輩分稱呼富農分子：哥（姐），爸（嬸）（當地人把輩分高的男性叫爸，自己的父親叫爹）。剛下鄉的時候，腦子裡灌滿了階級路線和階級鬥爭的妹妹，對這一現象特別不解：跟階級敵人之間還一團和氣，革命根據地的農民怎麼不講「親不親階級分」呢？這麼沒有階級覺悟啊？後來她和生產隊一個要好的女孩擺龍門陣，女孩說，我們這裡的地主富農，全是「嗇家子」「嗇」出來的，聽爹（大隊幹部）說，以前他們吃得比別人差穿得比別人破，省來省去省到土改就成了地主富農，太不划算了。
3、我妹妹還詢問過生產隊的老農民，你們這裡鬥不鬥地主富農？老農告知：鬥啊，咋不鬥？土改的時候開鬥爭訴苦大會，工作隊叫那些人（長、短工）上台子控訴，他們說，那些狗日的地主，給我們吃大「啶子肉」，肥得油順著嘴角流，他們自己撿瘦的吃；給我們吃的「米湯」（稀飯）幹得可以加圍席（屯糧食用的一種篾席）。安了心的，把我們脹的脹不得喲！老農民說完了，磕磕煙杆，一臉正經，沒有絲毫開玩笑的意思。
這些尋常而平淡無奇的龍門陣，在我妹妹心裡都是晴天霹靂。只是那時不敢多說甚至不敢多想，當然，也並不具備可以深入「想一想」的知識儲備和理論素養。
我在農村生活幾年，仔細觀察農民的人品、對待勞動和生活的態度，以及由之產生的結果，發現在生產隊裡，往往是上中農、中農干農活最拿手，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天氣收成等方面，都是全隊的領軍人物。他們做事認真，莊稼料理得極好，同樣是靠掙工分吃飯，他們的家庭總是比別人安排得好：自留地里種的菜長得比別人家旺盛；春荒時節從不會斷糧揭不開鍋；就連他們養的牛，都比別人家的壯實、皮毛更加油光水滑。
他們農業生產知識豐富，克勤克儉吃苦耐勞，只要政治環境允許，頭一撥發家致富的應該是他們。而有的成分特別好的，卻是遊手好閒的懶漢，家裡破破爛爛常常斷糧吃不起飯。下鄉不久看到這些現象我特別困惑，跟農民們比較熟悉後就有人告訴我，那些人的祖輩、父輩都不是踏踏實實的莊稼人，好吃懶做的習性還代代相傳承襲下來，所以窮成那個樣。
印象尤為深刻的是一個志願軍復員軍人，當時擔任生產隊的貧協組長。這個曾經參加過志願軍的貧農，也從另一個角度讓我們知青大開眼界。
聽說他是志願軍復員的軍人，我們興致勃勃地去到他家，一是想看看心目中的英雄，二是想聽英雄親口講講打美國鬼子的故事。
志願軍的家徒四壁的貧窮讓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眼前的志願軍，也不是想像中那般氣宇軒昂；他給我們講述他在朝鮮戰場上的親歷，更是讓我們驚詫不已。他說，嘿呀，那些美國鬼子簡直太厲害了，一上來就把我們分割包圍了。當時上級下達的命令是化整為零，分散突圍。其實就是讓大家各自想辦法逃出包圍圈。我們男的還好說，最可憐的是那些女兵，她們平日裡挺神氣的，拿個快板「呱嗒呱嗒」地鼓舞士氣，會唱會跳卻不會放槍，沒有技戰術也沒有體力，根本沒啥自救的本事。那些女兵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懇求男兵們帶她們出去……
這個細節，讓我們——在「誰是最可愛的人」「英雄兒女」這些故事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革命接班人——跌破了眼鏡，那些女兵不都是王芳嗎！那些男兵不都是王成嗎！
我們眼前的貧協組長，和呈現在他用來回憶的青春故事裡的那個年輕士兵，差別如霄壤。我們看到的他和其他農民在龍門陣中擺出來的他，好吃懶做，有事無事跑去鄉場上逛盪，欠了一屁股債，哪有一絲胸懷理想甘灑熱血保家衛國英雄戰士的影子？家裡唯一能證明他曾經是一名志願軍戰士的物證，是一件軍大衣，但已爛成了漁網，鋪在滿是浮塵的地上給他的孩子當鋪蓋。他的貧困和懶惰在公社都出了名，政府年年救濟也少不了他，幹部們拿他非常頭疼。若不是他有些顯擺地拿出當年在朝鮮的照片給我們看，我們無法想像這樣一個人會是魏巍筆下那種「最可愛的人」。
可惜的是，他的故事我們當時聽聽也就算了，現在能回憶起來的也只有印象最深的那一小節。當時不具備收集口述歷史資料的意識和能力，失掉了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且已無法彌補。
廣闊天地里，一個個人，一句句話，一樁樁事，於我們都是平地驚雷。很多問題很多疑惑的答案，那麼鮮活那麼生動那麼具體地擺在我們面前，和我們長期被告知的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鬥爭南轅北轍。我們開始懷疑，開始思考，開始把自己變成一個主體而不再是盲目崇拜任人支配的客體。我們這些文革中基本沒有自己的頭腦莽撞而衝動的中學生，在「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下，慢慢地也真正地成長起來了。
二、老紅軍的故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大巴山區的通江、南江、巴中、旺蒼、蒼溪、閬中等川北數縣，曾經是張國燾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建立的根據地。我們下鄉前聽說這裡是老革命根據地，心裡還有點小激動，革命根據地對於當時的我們這代人，和領袖一樣讓我們崇敬膜拜。待我們安下家落定戶以後，才發現我們身處其中的根據地，和經由長期的革命傳統教育印刻在腦子裡的「根據地」根本沒法重合，這裡的農民不但生活貧困，精神面貌也十分落後，完全沒有我們以為的那種階級覺悟和革命熱情。
現在，蒼溪縣已經在當年紅四方面軍為策應紅一方面軍，離開大巴山區西渡嘉陵江的原址上建了紀念館、紀念碑。但我們下鄉那個年代，應該是由於張國燾的原因，紅軍、革命根據地、當年硝煙瀰漫的戰爭遺留下來的痕跡，只有縣城附近的紅軍院，星星點點散落在大山裡的老紅軍戰士，以及很多山岩上的「蠻洞」。聽農民說，那些「蠻洞」是當年紅軍留下的游擊隊棲身處。
通過和老農民們擺龍門陣，我得知張國燾這個人物在川北革命根據地還是蠻有威信的，農民們談起當年的「蘇維埃」，口口聲聲「張主席，張主席」，言辭中充滿了敬意，沒有人因為他是另立中央的叛徒而批判他，這一點讓當時的我非常驚訝。他們對紅四方面軍以後的遭遇以及張國燾後來的下落，和我們一樣處於零認知狀態，只有川北革命根據地那一段歷史，跟他們血脈相連地一起生存綿延下來了。
蒼溪縣的「老紅軍」都是當年參加紅四方面軍隊伍的農民。他們跟隨長征隊伍幾次爬雪山、過草地，紅軍西路軍很多都是川北根據地出來的戰士，其經歷、遭遇的慘烈悲壯，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披露出來。
這些農民戰士歷經南征北戰僥倖活下來，因為沒有文化，更可能因為是張國燾的部下這個政治背景，取得政權後只有極少數升了官，留在大城市裡享受勝利成果。更多的人回到了農村，回到了他們成為紅軍戰士之前的那種生活之中。
不過，他們畢竟吃過樹皮草根、闖過槍林彈雨，戰爭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為新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不能把他們完全扔下不管。蒼溪縣按照國家規定在縣城近旁劃出一塊地皮，建起一棟棟的小樓，部分老紅軍帶著自己的家人，在這裡得到一套高標準的住房——比照當時極其低下的生活水平。這個地方被稱著「紅軍院」。
「紅軍院」里住的老紅軍，聽說也有當年從我們設籍的浙水公社轄區範圍出去的人，他們的地位和待遇比當時的公社書記社長還高，每到年節，公社幹部們都要去慰問原籍屬於自己公社的老紅軍。老紅軍的子女可以在安排工作等方面得到適當的照顧，因此，他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幸運者。
在上述享受地方優惠待遇的老紅軍之外，還有一部分「散落」在鄉間的老紅軍。「散落」的老紅軍之所以被「散落」，有的是在張國燾率部離開時，因故土難離留了下來，原本說的留下打游擊，實際上是回家了；有的是在征途中覺得太艱苦或受到排斥，不願意繼續留在隊伍中開小差回了家。這部分人，老紅軍的身份有些似是而非，被「散落」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還有一部分老紅軍「貨真價實」，他們槍林彈雨一輩子，從參加長征一直打到解放戰爭，卻因為沒有文化過於糊塗，看不清形勢辨不准方向，革命十數年沒有與時俱進，思想定格在川北根據地，緊跟「張主席」不忘初心。
這兩部分「老紅軍」享受不到「入住紅軍院」的待遇，他們每月可以領取25元人民幣的生活補助，大約還有一點定量供應的豬肉、食油等物品。他們拿著比城市剛出師的青年工人工資還少的生活補助，過著和普通山區農民差別不大的貧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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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公社平等大隊就「散落」著這樣一位老紅軍，因為他說話瓮聲瓮氣（不知道是不是戰爭年代受過什麼傷造成的），別人都戲稱他「張瓮成」，真名反倒被遺忘了。張老紅軍幾次翻雪山過草地，他到了延安，隨部隊被整編為八路軍，抗戰勝利後，還參加過圍剿國民黨精銳部隊74師的孟良崮戰役。
他之所以沒能成為高級將領享受國家優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甚至連最基層的紅軍院都沒能入住，估計就是因為他非但沒文化，還認死理，屬於那種作戰勇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稀里糊塗的人。他好像一輩子就服膺「張主席」，開口閉口不離「張主席」。結果不言而喻，「政治腦殘」抹掉了他的革命經歷和戰鬥功勞，他成了「散落」於鄉間的老紅軍之一。
奪取全國勝利以後，他回到家鄉每月領取25元生活補助，我們見到的他，已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老農民形象。不過，他好像天性比較樂觀，對每月25元的生活補貼和肉油供應似乎很滿足，在公社也很活躍，我們每次趕場幾乎都能看到他，而且總是看到他在公社辦公室一本正經地「訓」人。由於他的老紅軍身份，公社的幹部們對他倒也畢恭畢敬。
下鄉的第一年，公社可能是得到了上級的指示，要求對知青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那天，全公社的知青被召集到公社會議室，請了張瓮成這位有革命經歷也有些口才的老紅軍，給知青們講紅軍的革命史。
那是一次讓很多知青深感震驚的老紅軍說革命史。
「張瓮成」沒有文化，參軍後可能一直忙於打仗奔波也沒時間補習，結果他的政治覺悟總是提不高，新政權建立後他返回了鄉下。可是，他的經歷很不平凡，雖然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卻親歷了某些官方從不披露的事件，後來又身處社會的最底層，所以說話口無遮攔，他告訴了我們當時聞所未聞，並且在正式出版讀物中絕不可能讀到的史實。
不知道公社幹部之前對他是否有過交代，開講的時候他還比較謹慎，說了一番大道理。聽慣了這樣的革命傳統教育，官樣報告對我們完全沒有吸引力，知青們的興奮點指向了同學間的龍門陣，不出工還拿工分，「帶薪」會議上龍門陣擺得如火如荼，老紅軍講的革命道理基本無人理睬。但不久，拐點出現了，老紅軍講著講著就把公社幹部的交代忘了，他開始「信口開河」，革命傳統教育報告會呈現出戲劇性的變化，知青們之前的漫不經心180度轉彎成了全神貫注，大家（特別是男知青）都認真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張國燾，帶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川北地區建立了紅軍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他們翻越大巴山最先到達的是通江、南江和巴中，蒼溪縣這一帶，是後來擴大根據地的戰果，所以蒼溪的農民們不太清楚紅軍的來歷。
由於川北山高路遠，地廣人稀，四川當時的大小軍閥對這個貧困、沒有多少油水的地方管制得不是很嚴，國民黨的中央政府，那時並未掌控四川。在這個幾不管地帶，張國濤的隊伍發展得很快，也很順利，隊伍到鼎盛時期約達十萬，地盤包括蒼溪、旺蒼、閬中、通江、南江和巴中等數個縣。當國民黨政府調兵遣將大舉圍剿當時的中央紅軍根據地時，張的隊伍偏安居於四川北部一隅，有穩定的立足之地，圍剿紅四方面軍的軍閥不是紅軍的對手，交戰的結局往往是紅軍不斷擴大地盤，繳獲的武器也不少，軍閥對紅軍就有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所以，中央紅軍從江西蘇區大撤退時，張在四川的事業卻是風生水起。
「張瓮成」老紅軍當時只是一個普通戰士，對黨內和紅軍高層的情況並不了解，所以他只能從一個士兵的角度把自己的親歷和所見所聞講給我們聽。
他說：
中央紅軍繞道貴州雲南渡過金沙江來到四川西北的藏民聚居地松潘毛兒蓋一帶時，張主席懷著對黨中央的一片忠心，到毛兒蓋去迎接他們。中央紅軍衣衫襤褸，人馬疲憊不堪，槍枝彈藥奇缺。張讓中央紅軍到「根據地」休整（當時川北根據地已被放棄，在川西北一帶另闢地盤）。紅四方面軍拿出在當時的條件下已是相當充足的食品、衣物和槍枝彈藥，補給中央紅軍。中央紅軍的官兵們自從離開江西根據地以來，一直沒有固定的給養，長期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見了大米豬肉都狼吞虎咽，一些人由於突然的過度暴食，被撐死了。
兩個方面軍匯合期間，高層領導們幹了些什麼事，張老紅軍當然不知道，他的故事是這麼說的：
有一天我們突然接到命令，說中央紅軍走了，讓我們去追趕。
我們立即出發去追中央紅軍。
追到駐地外不太遠的地方，就看見了前邊正在行軍的中央紅軍隊伍。我們毫無防範，邊追邊喊話，主要是叫他們回來。前邊中央紅軍的隊伍突然就散開了，他們迅速占據有利的地形，朝我們開火。
我們開始還以為是中央紅軍誤把我們當成了國民黨的追兵，就大聲喊，我們是紅四方面軍的人，張主席請你們回去。殊不知這一喊，對方的槍打得更狠，火力更猛。老紅軍說到這裡，似乎穿越回到了當年的場景中，他的情緒很激動：
這一下把老子們「惹毛了」（很生氣的意思），老子們供你們吃，供你們穿，你們龜兒子的還用老子們給的槍來打老子們！打！我們奮起反擊，對方的人就不和我們打了，他們撤得很快，我們又追了一陣沒有追上，帶著抓的俘虜返回了駐地。
審問俘虜，俘虜供稱他們得到上邊的命令，若是有紅四方面軍的人追上來，就開火。
我們紅四方面軍的下層官兵聽說了俘虜的供詞，群情激憤，都認為中央紅軍恩將仇報。於是，大家把一方面軍的俘虜狠狠地揍了一頓，趕走了。張老紅軍補充，如果不是上邊出面干涉，我們這些兵就是真的把他們斃了。
中央紅軍走後沒過多久，又派了人來，這一次張主席不知為啥就恭恭敬敬聽了他們的話，由他們指揮，把我們紅四方面軍的隊伍帶離了北川一帶的根據地，尾隨一方面軍過草地向陝甘方向行進。
……
紅四方面軍中多數是川北山區的農民，本以為跟著張主席在自己的家鄉打出一個樣子，就可以安居樂業了，西渡嘉陵江的時候，好些故土難捨的人不願意走，張國濤也不勉強，發了一些錢讓他們離開了隊伍。後來，還有一路上開小差回鄉的和從延安被遣散回鄉的，就成了建政後的「散落」老紅軍；跟著隊伍走的人，除了戰死的，還有難以計數的人淹死在草地的沼澤里，凍死在雪山上，餓死在那些人跡罕至的路途中。
年代久遠，當年張老紅軍講述的故事已經被時間的長河沖刷模模糊糊，今天還留在腦子裡的，不過是他長長的敘述中印象極其深刻的小部分殘存。當時沒有做詳細的口述歷史記錄，依然是因為那個時代我們的矇昧無知，特別遺憾。現在，老紅軍們都已作古，原先紅軍院的所在，被命名為紅軍路，其他的好像都蕩然無存了。
隨著許多絕密檔案的解密，隨著那些年代不同政見者的著述逐漸流向民間，當年張老紅軍告訴我們的那段史實，已經不是什麼可以引起轟動的驚天秘密，但在那個年代，卻讓我們內心非常震驚，我們第一次聽說了教科書以及所有革命傳統教育以外的，和正統說法截然不同的關於紅軍內部爭鬥的歷史。老紅軍的「口無遮攔」，讓我們看到了，歷史原來不見得就是官方所說的那個樣子。我們後來能夠比較獨立地作一些思考，也要感謝老紅軍「口無遮攔」的啟蒙。
三、回家探親途中的「奇怪遭遇」
我在農村三年只回過一次家，那是1971年的過年。回到家日子是怎麼過的，已經沒有太多的印象。反正當時的知青回到城市，不外乎是逛逛大街，看看久違了的城市面貌，互相串串門，邀約幾個朋友去北溫泉或縉雲山游游。說來很慚愧，在那段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里，我竟沒想過要摸一下書本，那時，進入知識殿堂攀登科學高峰的夢想，在「讀書無用、搞科學有罪」的氣氛中，已經徹底破滅。
當時我和絕大多數知青一樣，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被招回城裡當一個工人，確實胸無大志。曾經在《讀者》上看到過一篇文章，說北京有幾個和我們同時代的中學生，下鄉的年月里堅持自學，還成立了數學研究小組。後來他們都事業有成，在國內或國外拿到了博士學位。按我對自己能力和基礎的評估，如果在農村時能像他們那樣鍥而不捨地堅持自學，相信能夠取得比今天大得多的成就。只能怪自己當時目光短淺，在惡劣的現實面前，一時失去了人生的目標。
知青年代唯一的一次回家，路上發生了一件離奇而驚悚的事，至今記憶猶新。
那次同路回家的，有新民三隊的知青好友陳樹培，到縣城後又碰到了公社另一位熟悉的知青，相約大家一起走。我們到縣城時，得知正好有一個重慶來的知青慰問團，他們乘坐的重慶市人交二總站的公共汽車，將在第二天空車返回重慶。這個消息讓我們很振奮，立即四處尋找這輛車的司機。
陳樹培很善於和各色人物打交道，見面熟，現在叫做公關能力很強。我們找到了司機，他湊上去把煙一遞，就和司機搭上了話。司機也很年輕，三十歲不到，不難說話，陳樹培沒有費多大的勁，司機就同意我們搭他的車回重慶。第二天離開蒼溪縣城的時候，車上除了司機和他的助手，還有十幾個搭車的知青，有的是像我們這樣靠自己遊說的，有的是通過慰問團的關係找到司機的，還有的則是由縣知青辦介紹來的。
那時的年輕人都被文化大革命錘鍊得特別「野」，司機也不例外，一上車他就對我們說，兄弟伙，今天走到路上，看見放野的雞，幫忙捉幾個喲。
搭人家的車，欠人家的情，我們都連忙說沒問題沒問題，捉幾個雞我們拿手。
汽車從開出蒼溪縣城起，每當經過農民的院落，就放慢速度，我們盯著窗外看有沒有跑出來覓食的雞。司機運氣不太好，一直快到閬中我們才看見一隻小母雞在路邊晃。司機把車一剎打開門，我們幾個人就衝下去抓雞。
小母雞在幾個人的包圍中亂竄，它瘋狂大叫，拼命扇動它不能飛的翅膀助跑，眼看就要衝出包圍圈了，我一把揪住了它的尾巴。幾乎在同時，附近地里幹活的農民聽見了小母雞絕望的嘶叫，大喊，有人偷雞囉！地里的人齊齊地舉著鋤頭端起扁擔一路喊打喊殺奔過來了。我們一看這陣勢，揪著雞急急忙忙上了車，司機猛踩一腳油門，汽車咆哮著沖了出去。
包圍過來的農民在汽車後面緊追不捨，前邊也有農民站在路中間企圖把車攔下。司機咬緊牙關不松油門橫下一條心往前沖，大家都知道，車一停我們就完了。攔車的農民畢竟還是怕死，到最後一刻紛紛閃開。就這樣沖了一兩公里，攔車和追趕的農民才被甩掉。我們一車人緊張萬分，到了閬中也不敢停車，害怕有人通知了閬中的公安，此刻正等在那裡張著網等我們撲進去。一直到離開閬中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司機才敢停下車來讓大家方便，並找地方吃飯。
一場驚險之後，司機再不提抓雞的事了。當天傍晚到達南充，一路上無波無瀾。在南充住下來，大家都把路上發生的事拋到了腦後，誰也不曾想到，第二天會有一場更大的風暴在等著我們。不過，這場風暴和偷雞毫無關係，若要說有一點關係，那肯定是「頭頂三尺有神明」，蒼天也不容我們連偷帶搶的行為，讓我們受懲罰，為無辜受害的農民討一個說法。
第二天剛蒙蒙亮，我們就出發了。本來，一般的路線是經西充、合川、北碚，再到重慶市區。如果這麼走也平安無事。可不知為什麼那天司機偏偏不走這條路，他決定渡過嘉陵江走廣安、溪口，到重慶市區。這條路若是路況正常——車到渡口就能十分順利地渡江的話，也可安然無事抵達目的地。不幸得很，那天早上大霧瀰漫，車渡扎霧，河邊等過渡的車排了差不多一公里。我們的車也只能加入等待過河的汽車長龍。
這個時候，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一個老工人模樣的男人突然出現在車旁，說想搭我們的車。我們作不了主，讓他去跟司機講。司機和他的助手下了車，跟老男人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吵了起來，年輕氣盛的司機抬手扇了老男人一個耳光，他的助手跨上前去當胸一拳，打得老男人一個踉蹌仰面倒在了地上。他倆又上去在老男人的屁股上不依不饒地踢了幾腳。
這時路上的行人已經開始多起來，看見打人，一下子就層層疊疊圍了一圈看熱鬧的。老男人見人多了，突然像個撒潑的女人一樣，扯開喉嚨大哭大叫。圍觀的人中間就傳出了打抱不平的聲音：是哪個打的？出來講理！我們擔心事情鬧大了，趕緊過去把倒在地上的老男人拉起來，連勸帶架把他弄到一邊，圍觀者中有人出來把他攙扶走了。
至此，這件事貌似已經結束了。我環顧四周，大霧還沒有消散的跡象，就約了另一個同車的到附近一家小店吃早飯，飯後又在街上閒逛了一陣。天色大亮，濃霧開始消退，慢慢變稀薄了，估計很快便可以過河，我們返身往渡口走去。
我倆快到渡口的時候（街的位置比渡口高出一大截，下邊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發現事情有點不對，我們的車被吵吵嚷嚷的人群圍得水泄不通，司機和他的助手各自被兩個大漢揪住，站在人群當中。
當時我並沒多想，也沒停止不前，反而加快了步子想前去看個究竟。來到離我們的車還有十幾步路的地方，看見兩個人押著一個同車的知青迎面走來。這個人是我們水文大隊一位知青朋友的同班同學（我很清晰地記得他的名字，但我不願意在這裡寫出來）。當時，我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他把手一抬指著我說，還有他。押他的人一張面孔馬上扭歪了，聲嘶力竭地吼，抓起來——！霎那間，幾個大漢衝上來抓著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後，推進了人群的包圍之中，和司機及他的助手站在一起。這時我腦海里才漂浮出文化革命武鬥期間的一句話：被人點了水！雖然我在整個事件中什麼也沒有干。
我至今也不明白搭車的有十幾個人之多，為什麼他偏偏「點」我的「水」？我和他並不熟悉，無冤無仇，百思不得其解，只能這樣猜測：是不是他從什麼渠道知道了我的台屬家庭背景，把我拉進來做個墊背的，審問時有黑五類狗崽子擋在前面，他可以少受皮肉之苦？
很快，我們四個人——我、司機和他的助手，還有那個點水的，被從車邊拉到了路旁一個較高的地方，十數個大漢反扭著我們的手臂，揪著頭髮讓我們面孔上仰，就像文化革命初期鬥爭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各類牛鬼蛇神那樣坐噴射機。馬路上人頭攢動，七嘴八舌大喊大叫一片嘈雜，聽不清楚喊的是什麼。我看到有人磨拳擦掌像是要衝上來狠狠揍我們。我當時心裡並不害怕，只是很奇怪：那個工人模樣的老男人怎會有這麼大的能量，竟然能發動起如此聲勢浩大的群眾聲討鬥爭大會？俄頃，更加讓人費解的事發生了，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兩個軍人，他們和揪鬥我們的那些人中一個頭目模樣的說了幾句話，就把我們帶走了。
我對南充這座城市一點不熟，被押著七拐八拐，就暈了，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此刻我心裡才開始有一點發慌，想，我們是不是被逮捕了？若是送到看守所，會關押多久呢？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就這樣清零了？唉……又想，還好有司機和我們在一起，萬一放了，也不愁沒有回家的車。一路上胡思亂想著，被帶進了一棟房子。在一樓的一間辦公室里，一個滿臉橫肉的肥碩軍人坐在裡邊，看樣子已經有人向他報告過了，他正在等著我們。
我們進去後，他乜斜著眼睛把我們打量了好一陣，才操著一口北方腔川話威嚴地審訊：姓名。住址。職業。待我們一一回答完了，他沉默了約一分鐘，突然像屁股上安了彈簧一般從椅子上蹦起來，彈到我們面前，劈頭蓋臉大罵：你們好大的膽子！咹！竟敢跑到南充地面來行兇打人！咹！罵了一陣，他一步一步逼向司機，目不轉睛地盯著他，面目猙獰。我在一邊看著，心裡發毛，背脊上一股一股涼氣往上沖。
「橫肉」走到司機跟前，停住了，他好像有了什麼重大發現，伸著頭反覆探看司機敞開的外衣裡面那件軍用絨衣，發問，你也當過兵嗎？司機說是。又問，在什麼部隊？司機說在二十六軍。再問，二十六軍哪個單位？答，三十七師防化連。這一問一答，「橫肉」的臉上竟然雲開霧散了，口氣也和緩下來，你看你看，咱們原來是戰友。當時駐防南充的正是二十六軍三十七師。不知司機是早得到消息臨時編的，還是真正碰巧了。你這樣可不好啊，「橫肉」教育剛剛認識的戰友，在公共場所打人，破壞咱們解放軍的形象。司機一看事情有轉機，馬上討好附和，一連聲說是是是，今後再不會這樣了。「橫肉」開恩特赦，那好吧，你站到一邊去。司機聽話地退到了一邊。
「橫肉」轉過臉來，面對著司機的助手，眨眼就換回了原來那副猙獰的模樣，他不說話，揮手一拳打在助手的胸部。那一拳他像是拼了全身的力氣。助手長得瘦小，被這一拳打得向後踉蹌幾步，勉強站著，還沒回過神來，「橫肉」又衝上去，狠狠一腳踹在他的肚子上，這一下助手再也站不穩了，捂著肚子極度痛苦地跪倒在地上。「橫肉」依然不給他喘息的機會，扯著他的頭髮把他拉起來，左右開弓扇了幾個驚天動地的耳光，又一抬腿把他踹倒在地上。助手被這一頓狂風暴雨般的拳腳打得像被扔在地上倒空了的布袋子，眼睛都散了神。一旁的我們心驚肉跳，以為他要死了。
從幼兒園到文化大革命，我們頭腦中得到的關於人民解放軍的全部信息都是：軍愛民，民擁軍，軍民魚水一家親；我們還知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早在井岡山時就定下規矩，對待老百姓——說話要和氣、不打人罵人、不許稱霸道。「革命紀律條條要記清，人民戰士處處愛人民」，這是人民的軍隊無往而不勝的法寶啊。一直以為解放軍叔叔只有在戰場上打擊敵人才會這麼穩、准、狠，沒想到這位解放軍同志打起老百姓來比對付敵人更加穩、准、狠，更加輕鬆自如，赤手空拳又沒經過軍事訓練的老百姓對他們構不成任何威脅啊。一時間感覺好像是落入了國民黨的集中營或土匪的巢穴，我認定這一頓暴打是免不掉了，只在心中暗暗祈求別被打成內傷才好。
這時，司機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大概是仗著他和「橫肉」之間的那點難辨真偽的「戰友」關係，大著膽子挺身而出十分義氣地說，今天的事是我一個人幹的，和他們都沒有關係。「橫肉」聽他這麼一說，停了手，歪著頭又把司機好一陣打量，不知他那顆肥碩的腦袋裡在轉些什麼念頭，暫時的靜默里，我們的心都懸在嗓子眼。良久，他終於決定對我們放下屠刀，他說好吧，今天就到此。你們四個人每人寫一份檢討，就放你們走。不過，下次如果再到南充來鬧事，撞到我的手上，就沒有這麼輕鬆了。
司機的助手癱軟在地上站不起來，我們上前去把他扶起來。「橫肉」讓人送來紙筆，我們又花了大約幾十分鐘寫檢討。寫了些什麼現在一點印象也沒有了，當時是鬼畫桃苻慌慌張張把檢討完成，但求快點離開這個閻王殿。
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羈押，放出來的時候內心只有逃離魔窟的感覺。我們攙扶著可能被打成了內傷的司機助手回到車上，過河離開了南充。整整一個上午沒有人說話，大家心裡都像壓著一塊石頭。司機的臉繃得緊緊的，助手有氣無力地歪在座椅上。點我水的那個人，因為當著眾人的面做了被人最鄙棄的事，此時像被識破了真面目的叛徒一般，縮在最後一排座位上，一直到重慶，沒有一個人理睬他。
陳樹培不知從哪裡得到的消息，他告訴我們，今天遇到的這個「橫肉」是南充水運公司軍管會的頭兒，在南充是一個土霸王，誰犯在他的手上，絕對免不了一頓飽飽的「愛民拳」。他打人的霹靂手段在南充是出了名的，提起他，人們都面帶懼色。我們四個只有一人挨了他的揍，簡直可以說是奇蹟。也不知是不是司機所說的部隊番號真起了這麼大的作用，讓我們另外三個人免掉了一頓來自「最可愛的人」之手的皮肉之苦。
幾十年光陰眨眼之間就變成了只能用來回望的歲月，值得慶幸的是，飛逝的時光還沒有帶走昔年那些「再教育」派生的故事，今天講述出來，或許就不僅僅是一些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