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XI: THE CULT OF THE CULL
來源：Bank News《澳大利亞人報》、《澳大利亞周末報》、《澳大利亞雜誌》（澳大利亞）–2026年7月7日–第12頁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在採用約瑟夫·史達林和毛澤東曾經使用過的專制手段，以剷除異己，並在其準備延長統治之際，將領導層安插自己的親信。
習近平的做法與20世紀最有權勢的共產黨領導人如出一轍，他清洗了數十名高級官員——甚至包括他自己的門生——並主導了個人崇拜的形成，要求絕對的忠誠。
他的目標：在未來數年內主導中國的命運，以擴大國家實力，並在軍事實力和經濟影響力上與美國匹敵。
如今，73歲的習近平已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4年，他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為防止重蹈一人獨裁覆轍而制定的各項慣例。
但這種強人策略也伴隨著風險。習近平壓制辯論、煽動恐懼，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隨意，錯誤也更難糾正。
缺乏明確的繼任計劃，習近平也面臨著重蹈史達林和毛澤東覆轍的風險。兩人在任期間的去世，引發了權力鬥爭，最終導致他們的政治願景破滅。
史達林和毛澤東在鞏固絕對權力的過程中，剷除了競爭對手，鎮壓了異議。這兩位領導人都主導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導致數百萬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鋃鐺入獄、被迫勞動甚至被處死。毛澤東發動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時，動員狂熱的青年攻擊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引發了暴民暴力和社會動盪。
雖然習近平摒棄了這種狂熱，但他清洗高級官員的速度和規模卻是毛澤東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
針對腐敗和政治異議的指控層出不窮，其目的在於迫使官員向習近平展示忠誠，並確保無人能動搖他的地位。
自2022年開啟第三個黨魁任期以來，習近平加大了清洗力度。他在六個月內罷免了三名位居核心層的政治局委員，這是自1976年以來該層級發生的最大規模清洗。中國的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和農業部長，以及多位軍事將領、地方領導人、金融監管官員和國有企業高管，均已被免職。
習近平沿用了毛澤東時代的做法，要求政治局委員在他主持的年度會議上進行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並依據包括「忠誠於其領導」在內的標準來評估他們的表現。
華盛頓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約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專門研究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權力鬥爭，他指出，對於共產黨領導人而言，「你越成功，敵人就越是懼怕你並集結力量試圖摧毀你，因此你就越需要進行清洗。這種局面沒有平衡點——敵人會不斷湧現。」習近平已摒棄了數十年前設立的防範機制，這些機制原本旨在防止重蹈毛澤東時代一人終身統治中國的覆轍。
在執政的第一個十年裡，習近平廢除了針對高級官員的年齡退休慣例，並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從而為自己無限期擔任黨魁和國家元首掃清了障礙。
習近平擔任黨魁的時間已創下毛澤東以來的最長紀錄，目前看來，他極有可能在2027年開啟第四個五年黨魁任期，並於次年連任國家主席。在擔任黨魁的前兩個任期內，習近平將關鍵決策權集中在自己手中，從經濟規劃到國家安全，事無巨細均由其親自掌控。進入第三個任期後，習近平將部分職責下放給了一小群忠誠的追隨者，這些人年齡多在六十多歲末期至七十多歲初期，被認為已不適合作為接班人。據黨內人士透露，他並未提拔任何既年輕又有足夠經驗、適合作為接班人的人選進入由七人組成的黨內最高領導層。
這種做法存在風險。史達林和毛澤東去世後的權力繼承之爭曾引發政治動盪。
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引發了權力繼承之爭，並最終開啟了「去史達林化」進程，從而瓦解了對他的個人崇拜以及大規模恐怖統治的體制。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他選定的接班人清洗了被稱為「四人幫」的一派政敵，但隨後被鄧小平排擠出局；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人，並扭轉了毛澤東時期的許多政策。
習近平進一步將重大政策（例如中國的五年規劃）的決策權集中在自己手中；這些規劃既設定了經濟發展目標，也配置了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國家資源。
過去，中國政府在制定五年規劃時，會諮詢世界銀行及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外國機構和專家。但習近平不願採納此類建議，並對制定過程保持著嚴格管控。
在制定最新規劃時，他讓其信任的代理人——國務院總理李強——發揮了更直接的指導作用。
據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分析，他的顧問團隊在起草規劃期間，採納基層官員及外部專家建議的情況有所減少。其後果之一是：儘管中國經濟深受持續通縮困擾，且有跡象表明需要提振消費，但習近平迄今為止對這些信號不予理會。
習近平建立了一套廣泛的規則與執行體系，嚴格規範著黨員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他的政府在制定或修訂有關黨員職責與行為準則的黨內法規方面，其節奏遠超毛澤東之後歷任領導人。為確保這些規則得到落實，習近平賦予了黨內最高監督機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更大權力，以審查全黨一億名黨員並監督其忠誠度。北京方面已將中紀委官員派駐到主要黨政機構，並在全國各地部署了巡視組。去年，共產黨當局對近一百萬人進行了紀律處分，創下了有記錄以來的年度最高數字。
習近平也保留了史達林和毛澤東社會管控手段中的一個要素：鼓勵民眾相互監督和舉報。儘管如此，習近平避免了這兩位領導人曾經引發的大規模恐怖和群體性暴力。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喬納森·辛（Jonathan Czin）表示：「史達林在『大清洗』時期的清洗行動，其規模、強度和暴力程度都遠遠超過了習近平整頓中國共產黨的舉措。我們並沒有看到那些遭受習近平雷霆之怒的人被肉體消滅。」像此前的史達林和毛澤東一樣，習近平將自己塑造成當代最偉大的共產主義理論家。他將重大政策歸功於自己，並將其與自己的政治哲學——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聯繫起來；這一思想已被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國憲法，與「毛澤東思想」並列。
新規定要求所有入黨申請人在加入過程中學習「習近平思想」。一旦入黨，黨員必須參加關於習近平各項政策的定期學習活動。
黨的宣傳將習近平描繪成中國復興進程中核心且不可或缺的人物。
監測中共官方媒體的平台「PropagandaScope」發現，近期官方媒體再次開始稱呼習近平為「人民領袖」，這呼應了毛澤東「偉大領袖」的稱號。
分析人士指出，借用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有助於習近平為其獨裁風格辯護，並使其延長統治的努力獲得合法性。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吳國光表示：「無論是史達林、毛澤東還是習近平，他們在推行政策和鞏固權力時，都表現出清醒的理性。他們無疑是冷酷無情的——在他們的算計中，不包含任何情感因素。」——《華爾街日報》
Chun Han Wong,『XI: THE CULT OF THE CULL』,《澳大利亞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