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做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實在是太簡單了，因為他們完全可以不管不顧「有頭有臉」的標準，首先他們可以不要臉，其次他們可以沒頭腦，最後他們可以不是人。而做一個普普通通的群眾就太難了，首先難在「群眾」的定義不是群眾定義的，其次難在「普普通通」這個詞明明背負了太多的沉重和苦難，卻偏偏要被人物們定義為各種美好的存在，什麼安貧樂道歲月靜好，什麼知足常樂現世安穩，什麼洗盡鉛華淡泊明志，什麼靈活性就業是福利……，我就想問一句，能不能讓群眾的歲月別那麼靜好，群眾能不能先不知足，鉛華先別給我們洗那麼乾淨，給群眾的福利能不能固定下來，別那麼靈活。
我常想中國的水果和飲料為什麼那麼多甜蜜素，不是老百姓愛吃甜的，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他們又是那麼的吃苦耐勞。但總有人把被動的吃苦耐勞當成先天性的職責，他們不僅把吃苦耐勞給群眾寫進了工作手冊，還給寫進了道德準則，更有甚者，把群眾吃得苦說成了甜，當成了他們的福利。河南有個「吃虧書記」叫李連成，今年「七一勳章」獲得者、河南西辛莊村黨支部書記，他有句名言叫「當幹部就應該能吃虧」，並把這幾個字刻在村委會門前巨大的石頭上，字是非常丑的小學生水準，但他這句話說的比很多高級領導幹部都有水準，作為一個農民他都知道，吃虧的應該是幹部，而不是群眾，吃虧要成為幹部的一種能力，而不是老百姓的一種福利。
前段時間北大的張丹丹教授在一期財經訪談節目中說，「從勞動經濟學角度看，靈活性本身就是一種福利。他們（靈活就業者）不像我們朝九晚五固定上班，雖然我們有五險一金，但那是用時間與自由換來的。靈活就業者要的是靈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保障自然會弱一些。」從道理上講，這話很講道理，從情感上來說，這話對中國人民很沒有感情。於是這段話被扣上了「何不食肉糜」的帽子。
我之前寫過因為「何不食肉糜」而名噪天下的晉惠帝另外一個故事，說的是他在園林里散步，突然聽到青蛙哇哇叫，就問旁邊的人，「這種哇哇叫的東西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旁人回答說，「在公家地里就屬於公家，在私人地里就屬於私人。」多麼好的領導人，他潛意識裡沒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蛙的霸道思想，也沒有一見到青蛙就思考椒鹽還是爆炒，而是問了一個絕大多數領導都做不到且心裡也沒有的核心問題，公家還是私人的。這說明他不僅是一個公私分明的領導，更是一個注重私人產權保護的領導。至於「何不食肉糜」那句話，「肉糜」說明缺少基層生活經驗，而「何不食」說明還是關心民間疾苦的。
所以，我是不同意把「何不食肉糜」的帽子扣在張教授頭上，皇帝可以不食人間煙火，學者特別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不能不接地氣。我查閱了一些張教授的資料，我覺得她並非對底層人民冷漠，她還是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比如做了許多給靈活就業者上社保的呼籲。所以，我們不必嘲諷張教授，更不宜把她歸類為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的那類學者，簡單來說，我認為她的觀點是有問題的，人心大概率是沒問題的。那些給她貼上各類標籤然後一頓吊打的行為是情緒化的，當然，這背後的原因首先是專家學者體系的信用崩塌和專業技術崩塌，是人們長期對這個群體積怨已久的又一次簡單化的具體表現，張教授也許是無辜的，但這個群體又是不值得進行學術批評和理論尊重的，誰都別委屈了，晉惠帝比你們還委屈。
自媒體人彭遠文撰文稱，「不覺得她有任何需要道歉的地方。她已經說了，是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此處的「福利」是專業術語，與大眾理解有差異；她關注的靈活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現實議題；她對於外賣員群體的社保建議，務實且接地氣，我基本上都認可。」我也不覺得她需要道歉，跟很多人相比，她做得說的都很好了，但也沒好到要鼓掌叫好的地步，更沒好到需要樹碑立傳的程度。我簡單學習了一下勞動經濟學，它確實將靈活就業中的「靈活性」視為一種福利，但這在理論上有嚴格的前提條件，且不能簡單套用於外賣騎手等絕大多數被動靈活就業的群體。
靈活性就業中的「靈活性」要成為「福利」，必須有兩個嚴格前提，一個是勞動者擁有充分的選擇權：能自由在正規就業與靈活就業之間切換，靈活是「主動選擇」而非「被迫無奈」。一個是勞動者擁有平等的議價能力：能真正從靈活中獲得收益，而非被平台算法和用工規則單方面支配。對於一些高技能群體，比如說富二代官二代，靈活確實是一種福利，你也可以稱之為體驗生活，找新鮮感，但對於專家眼中的靈活性從業者而言，他們往往是因為找不到穩定工作沒有穩定收入，才被迫進入該領域，「靈活」並非主動選擇的福利，而是「沒得選」的生存妥協。
用一個僅適用於少數主動靈活就業者的概念，去概括超2億非主動靈活就業者的整體處境甚至是困境，並以此作為社保薄弱的藉口，這也並不是什麼接地氣，更不是務實，是掩蓋了制度保障不足的重大核心問題，雖然這樣的建議在當下又的確解決了很多靈活就業者的燃眉之急，但這並不代表著核心問題本身在未來會被解決，因為這些建議的存在，核心問題根本沒被發現和重視，它被掩蓋和沖淡了，這是在有意無意的變相維穩，這是在幫一種不合理的機制合理化甚至美顏。
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位風靡全國的網紅經濟學家，跟張丹丹教授同一個單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薛兆豐。這些年我見過很多研究經濟的專家和學者，一線的二線的，一流的二流的，他們的水分往往跟風靡程度和知名程度成正比，政府隨便抽調兩個一線的去非洲，都能解決當地的乾旱問題。
我記得十幾年前薛兆豐就提出了提高火車票價解決春運一票難求的問題，他認為只要把票價提到足夠高，就能通過價格機制篩掉非剛性需求，消除排隊、黃牛和擁擠等「無謂的資源浪費」。在他看來，人們排隊、找黃牛、熬夜搶票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資源的白白消耗，不如直接通過價格競爭來分配。我當時就震驚了，這孫子恐怕是靈活性就業人員吧，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等過年假期才能回趟家，不用在假期結束前回到單位上班吧。
薛兆豐的主張在純經濟學邏輯上成立，但嚴重脫離中國春運的社會現實，忽略了回家過年的強情感剛需、低收入群體的承受力，更有意無意忽略了鐵路壟斷和供給不足的根本矛盾。薛兆豐認為回家過年不是剛性需求，提價後需求會自然軟化。但現實中，回家過年是中國人深厚的文化傳統和情感剛需，尤其對農民工群體而言，平時因工作繁忙、缺乏帶薪休假制度，一年只有過年才能返鄉團聚。
而且春運的主要群體是農民工、大學生和受薪族等中低收入人群，你讓火車票大幅提價，實質上是把春運壓力轉化為這些低收入群體的經濟壓力。薛兆豐的頭腦靈不靈活我不確定，但身段很靈活，他只談「分配」不談「供給」，迴避了壟斷問題，他的方案本質上是用高價「消滅」需求，而非擴大供給。春運問題的根源之一是鐵路客運運力長期不足，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鐵路客運售票包括代售點，存在大量腐敗和特權行為，這都是經濟學家們靈活性避而不談的問題。我是不反對張丹丹們解燃眉之急的做法，但反對將複雜社會問題簡化為純經濟問題，更反對借簡單的經濟問題掩蓋複雜的社會問題。
我不知道是誰研究定義的，說吃苦耐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弄得大家都不敢公開叫苦，一叫苦就好像自己沒有美德了。但吃苦的苦，不是苦難的苦，我可以吃苦，但你們不要動不動就美化苦難，讓人覺得吃苦的人甘之若飴。就像2025年11月底美團聯合央視新聞推出的一支騎手宣傳片，名為《她用外賣開啟了另一種人生》，短片女主原本是平面設計師，因厭倦辦公室兩點一線的生活，主動辭職到雲南大理送外賣，送外賣途中隨時欣賞沿途風景，夕陽下停車拍晚霞、雨天對著彩虹微笑……，片子裡最具爭議的一句話是：「送外賣帶給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隨時欣賞沿途風景的工作。」
其實這個片子應該叫《靈活就業的她開啟了另一種人生福利》。這片子把騎手風裡來雨里去討生活的艱辛，包裝成了「詩與遠方」的文藝，本質是精英視角對底層勞動者的傲慢想像、虛偽關懷。像是一群財務自由的人，對沒工作的你說你真自由，一群減脂塑形的人對沒飯吃的人說好羨慕你，到鄉下呼吸新鮮空氣的人對田地里揮汗如雨的農民說你們真接地氣，胡錫進跟李蓮英炫耀，無需自宮，亦可成功。
與這支廣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被稱為「外賣詩人」的王計兵在《趕時間的人》中寫下的真實感受：「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公眾並不是不接受正能量，每個人都喜歡正能量，但反感用虛假的濾鏡去粉飾真實的困境，反感塗脂抹粉去美化千瘡百孔的問題。
「靈活性就業是一種福利」之所以讓人不舒服，是因為它把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包裝成了恩賜，用恩賜的語言，去描述一種本應是權利的東西，這是侮辱人。勞動者需要的不是被「臨幸」式的福利，而是有尊嚴、有保障的就業權利，這是他們配得的，也是應得的。可悲的是，當年通宵排隊買火車票回家過年的這些勞動者，現如今，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甚至他們的孫子，或許又成了靈活性就業人員，一代又一代人吃苦耐勞勤奮打拼，最終傳下來給後代的是吃苦耐勞和勤奮打拼的精神，窮是一種病，他們傳下來的是精神病。
這麼多年我有一個觀察，逼良為娼的社會裡，人人都愛勸人從良，但這些人卻從不反思，卿本佳人，奈何為娼，或是故意避開那逼良的惡勢力源頭，把逼良為娼定義為靈活性就業，說這是一種福利。當靈活性就業遇上選擇性思考，此情此景，我想吟詩一首：他們站在高處，用很漂亮的詞，替泥濘里的人命名生活。而真正被淋濕的人，沒有麥克風，只有一輛快沒電的車，和一個不敢倒數計時的明天。當自由的意思是沒有退路，當靈活的意思是不能停下，當一個人跑斷腿，換來一句「你很自由」，那自由，是誰嘴裡的糖，又是誰骨頭裡的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