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湖北武漢大學是全國反右鬥爭的重災區，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級學生為打擊重點。這個年級共有三十三名同學，其中有十一人劃為右派分子，其中極右占了九人。吳開斌品學兼優是全校的尖子，有翹楚之稱。他的同班同學傅治同在一首悼詩中寫道：二十年中雨雪霏，...

鐵流（圖片來源：鐵流提供）出於歷史責任和個人遭遇，我在反右鬥爭5O周年的2007年跳了出來，立即成為中共重點的監控對象，4月24日紀念一結束，從海淀會場歸家便有兩輛不明來歷的汽車跟隨。我泰然處之，不視為什麼大事，生活照舊過日子，但名聲卻出去了。北大荒856...

四季如春的昆明也逃脫不了大自然變暖的影響，六月初的氣溫也高達攝氏30度。可我去那三天，夜夜小兩淅瀝，又是初春氣候。6月8日那天，我通過趙漢科邀請幾位難友在昆明最好的一家西餐館閒聊。特別提出，一定要請到卓秀群大姐，我曾說要給她祝賀90歲大壽。她應邀赴約，走路...

2007年6月15日，朋友們相聚翠湖茶座，張平中笑談自己蒙冤受難的經歷。他說：1957年整風時期，我在整風辦公室當工作員，像我這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階級異已分子，怎能進入那樣的機構當差，說起來是場誤會。整風期間呂逢全市長是宜賓市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動員各界人士...

六十年前的反右運動，共產黨以學校黨組織的名義將數萬名20歲左右的大學生，16、17歲的中學生，甚至12歲的小學生打成右派分子。那時的學校，就是不折不扣的審判庭和大監獄。校園審判庭反右時學校就是法院。每個系科、每個年級、每個班都是審判庭，都可以對學生進行審訊...

1957年中共究竟錯劃了多少萬右派份子？

清順治年間

右派的妻兒們，仍在社會中，體制內，不受敵視，卻受歧視，不入五類，仍屬另類，不受監視，也受內控，尤其在政治統帥一切的社會，政治生命第一，妻兒們被政治歧視所受壓力，是生活加精神的雙重重壓，歷朝皆無，亘古鮮有：那講「親不親，階級分」的年月，逼親人的親情，要變敵情，不反目成仇，認親為敵，便成反黨同流。這種慘酷地親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磨難了。由此而夫妻齟齬、父子成仇，千古畸態，幾成常態

民眾駐足觀看圖片展。（林丹／大紀元）在中共所謂百年黨慶之際，紐約華人舉辦各種活動揭露和聲討中共百年罪惡，讓更多華人及各族裔的民眾認清中共反人類的本質。6月27日至7月2日，基督徒公義聯盟在法拉盛圖書館前舉辦清算中共百年反人類罪圖片展，歷數中共百年罪惡。6月...

1993年夏天，一向謹言慎行的馬三立罕見地對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我是個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憐蟲。他還一次又一次地說：「我不是大師，不是藝術家，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老藝人，是個熱愛相聲、喜歡鑽研相聲的老藝人。」而有著如此普通願望的老藝人卻在中共的翻雲覆雨中，走過了苦澀的一生。

1957年7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成都市總府街省府大禮堂召開上一千四百多人批判鬥爭我的大會，對我進行「極其隆重盛大」的「高規格」批判。第二天《成都日報》、《四川日報》均有批判我的整板文章。《成都日報》上不僅有我頭像，還奉送三個版面。未向我收取「廣告費」，我也沒有要稿酬，大家両免。在鬥爭會結束前，主持會議的負責人張烈夫先生，叫我上台表態「認罪」，。我強項揚頭說：「我不是右派，歷史將會給我作出公正結論。」

大田勞動是單調乏味的，一天8小時，對農作物的田間管理，總是千百次地重複著同一個動作。到了收穫季節或冬天興修水利，除了付出較平時增多好幾倍的體力之外，不管是割麥、掰玉米棒，還是挖工挑泥，也還是千百次地重複著同一種運動和姿勢，這就愈益顯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只有...

風雪海濱1958年1月31日下午，我被宣布為右派，開除公職，收容勞動教養。我被一個法警押送到司前街拘留所。次日下午，那個押送我的法警也被打成右派，真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他跟我關在同一個號房內。拘留所的幾間號房人滿為患，擁擠不堪。除了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

「從1957年到1978年，我該失去的失去了，不該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時，除了這條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從1957年到1979年，江平與法律專業隔絕22年，這是他生平最苦悶的22年。「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的時候，已經50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30歲到50歲這20年，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是十年文革的序幕。反右擴大化使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遭到滅頂之災，極左思湖的陰霾籠罩著無聲的中國。按照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彙編》，當時黨中央對1957年整風反右中劃定右派的問題，曾作過非常明確的指示：可劃可不劃的，一...

1976年，我刑滿，從宜賓漢王山茶場送到四川省地方國營新華硫磺廠當就業員，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二犯人。這裡地接雲貴高原，硫磺廠位於仙峰山下，氣候惡劣，濃霧障目，谷含陰霾，峰積寒雪。廠區硫磺氣體環繞，惡臭難忍，十里不見樹，五里不長草，山溝里的水都是黃綠色的。...

1957年反右時，金寶善因其言論而被打成「右派」。他的言論主要有：「多請專家參加行政領導」，「目前衛生主管機構甚至業務機構掌握領導權的都是黨員，叫專家『鑽到行政機構去』」；「現在衛生部司局長很弱，比國民黨時的衛生部差的遠」；等等。

五部分人都是當時和未來中國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須拍馬的」。作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徒徒具有學歷的標籤，而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

1957年7月7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當毛澤東引蛇出洞策略成功之時，毛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位列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嘛--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

這兩個軍人的故事讓我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同樣是歷經坎坷，前者雖然處處是罵名，所謂的負能量，但讀起來讓人莫名輕快。而後者，每一處貌似偉光正的正能量。但只要你想想那3個被自己的父親親手殺死的孩子，想想那個血肉模糊的模範，你很可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