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此外，毛澤東還經常指示他向我們傳話。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這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

《解放日報》公布了關於中央政府的軍隊和中共的軍隊投入抗日戰爭兵力的材料。發表這種對比數字還是第一次，這樣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設法要與美國掛鈎。這些數字正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為駐重慶的美國大使館提供的。根據這些數字，八路軍和新四軍牽制了全部在華日軍的58%，以及匪偽軍的90%。這個數字是誇大了，至少可以這樣說。

1943年8月7日考慮到毛澤東對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敵意，我決定公事公辦，要求毛澤東接見我一次。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覆我。他邀請我去，但要我單獨去。他還是在平日那間屋子裡接見我。他讓我坐在為貴賓準備的皮椅上，端給我一杯茶。他笑著開著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後，他問我...

諸如此類史不絕書的經典故事，當然與1965年通過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寫批判文章、並以此發動宣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機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這種一脈相承則說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確立的政治體制，是如何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兩千年以來中國歷史的面目。

1943年7月24日王明在吃有毒的藥。很明顯，有人在給王明下毒，而且，毛澤東和康生顯然與此有牽連。要公開殺害中國共產黨內國際主義者的領導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一個在共產國際受愛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雖然如此，毛澤東認為，時間緊迫。目前的形勢世界...

1943年7月16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朱德給位於特區南部的國統區司令胡宗南發了個電報。電報內容如下：你在洛川和宜川交界處視察之後，該區形勢已瀕臨戰爭狀態，謠傳中央政府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業已決定要取締中國共產黨。又謠傳大批部隊正從黃河南部地區西調，大批彈藥...

1943年6月30日康生對各種可疑份子態度特殊。給人這樣一種印象：特區里真正的日特、國特和其他的特務，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會碰到什麼危險。形形色色的可疑份子，受中共領導官員信任和保護的該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報局所寵愛的人中，就沒有忠誠的共產黨員。黨、政...

1943年6月2日看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好像要急劇惡化。因此，就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前不久，共產國際執委會曾經給中共中央發來一份重要電報。電報除了談旁的事情外，還勸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個領導，儘可能同抗日統一戰線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

在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堅決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緒很不好，折磨他的與其說是身體上的病痛，不如說是精神上的痛苦。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還沒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瘋狂迫害告訴她丈夫。王明氣憤地跟我談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為。在莫斯科，這位未來的刑官在職務上是王明的下級，他曾經曲意奉承王明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所有知名的領導人。王明回想起當時每次開會，康生總是第一個一躍而起，熱烈鼓掌，並狂呼「××萬歲！」

毛澤東利用了長征期間某些指揮員犯錯誤一事，把這些錯誤扣在博古和李德頭上，撤了他們的職，把他的意志強加於朱德，就把軍隊掌握起來了。總書記一職由比較聽話的洛甫擔任。王明從莫斯科一回來，就向中共中央匯報，提出需要改變策略，同國民黨搞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議。可以想得到，從那天起，毛澤東就把王明視為頭號政敵了。為什麼毛澤東對陳雲、徐向前、李先念和陳昌浩懷恨在心。他們目睹了毛在長征中具有什麼樣的「雄才大略」。

中共領導還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樣子欺騙莫斯科。對《新民主主義論》來一番徹底分析，會使人毫不懷疑中共委員會的主席是反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是反對調整同重慶政府的關係的。毛澤東的立場削弱了對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一直在特區進行著，原因就在於此。

毛澤東不停地吃著辣椒，一口一支，然後在椅子裡舒舒身子，問道：「史達林是一個革命家嗎？他喜歡吃紅辣椒嗎？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一定會吃紅辣椒。……」他喝了口酒又說：「亞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歡吃紅辣椒的，他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革命家。至於史達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孫平，你也得吃辣椒，假如你是一個革命家，那就請吃吧。……」

胡耀邦秘書陳維仁提到康生時說：康生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的教父，「文革」的罪魁，中共黨內最大的「棍子」。據陳維仁回憶，每當提起康生，胡耀邦從來不說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邊一划說：「那個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著鬍子）。

「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是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1942年7月18日多爾馬托夫對尤任所說的情況作了補充。當聽到毛澤東當著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氣憤的話回答蘇聯同志的問題時，我們全體同志的心情是多麼壓抑呀！他說，一旦日本向蘇聯宣戰，我們只是配合作戰，不用大部隊，以便保存我們的實力。在戰爭過程中，我們將根...

記者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稱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公認的天才」。毛澤東為這些具有自由主義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記者的到來，作了一切準備。他不遺餘力地想使他們對他產生好感。中央委員會主席在會見他們時，對中國革命談得還算有分寸，而談他自己就太過份了。毛澤東向埃德加·斯諾談出來的他青年時代的政治觀點，一直使我吃驚。毛澤東說，那是空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雜燴」。

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小股兵力或游擊隊的機動戰術，就像戰爭本身一樣古老。他們把這些真理的「發現」也歸之於毛澤東。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機動戰術」，就是對占領者避不採取任何戰鬥行動的戰術。

1941年下半年，當德軍逼近莫斯科時，中共領導人對蘇聯小組的態度更加不友好了，到11月底，發展成公開敵視。中共的高級工作人員不會見我們了。毛澤東藉口工作忙，沒接見過一次蘇聯記者，而康生則派人盯我們的梢。在這種不友好的情況下，我的任務是要與中國同志改善關係而又不放棄我們的思想原則。考慮到康生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日益增大，這是件難辦的事。

1966年「文革」爆發，康生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及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毛的默許下，他運用幾次運動中掌握的經驗，捏造罪名，再度製造了不少冤案，包括打倒賀龍、羅瑞卿、劉少奇、王光美等，人稱「劊子手」。

毛澤東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條，有一雙黑而機靈的眼睛。站在她壯實的丈夫旁邊，更顯得弱不禁風。她待他非常溫柔，想方設法討他歡心。這時候，康生告訴我們關於有人想害毛澤東的事，這種企圖都失敗了。原來，只要毛澤東向陰謀者看一眼，就足以使他們坦白交代出罪惡企圖來。這種事情已經發生過三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