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當時北大師生都很清楚這是康生、曹軼歐指使炮製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講話時說：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但是30多年後，人們的認識發生變化，除聶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

1985年，王實味的老同學王文元說：「王實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獄的被害人；他是史達林——毛澤東文藝政策施之於中國的第一個犧牲者；他又是中共內部第一個挺身而出、反對高幹特權、尋求內部民主的知識分子……王實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會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說毛病，也許是暴躁一點，太易激動。」

鑑於郭沫若在史學界的地位，很多專家雖然不同意郭沫若的論斷，卻不敢公開出面與郭沫若論爭。如果一直這樣萬馬齊喑，今天的出版書籍和教科書上，蘭亭序書法和文章的作者，就都改稱智永和尚了。然而中國這塊土地上，真還有膽子大的，這人便是江蘇省文史館館員高二適。眼見眾人都不做聲，高二適伏案疾書，很快便寫成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文中引證大量文獻和法帖資料，針鋒相對地提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

毛某依據康、閻的報告，在全會上親自宣布把《劉志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點名看過小說原稿的習仲勛是「黑後台」，揪出了一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進入「文革」以後，「《劉志丹》文字獄」繼續升級擴展，不但西北老幹部被揪鬥、被關押、被殘酷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株連延安地區陝北紅軍老根據地的一般幹部、普通群眾，多達60,000人受害。

以前，我們都曾聽說過，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民黨要害部門和軍隊將領中就有按照這一方針長期埋伏的精幹，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夕紛紛倒戈，顯示出這一方針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張戎的《毛澤東：...

7月16日，毛抵達武漢視察。看守李達的一個學生悄悄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李達當晚寫了一封不到20個字的簡訊：「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李達頓首。七月十九日。」然而，就在李達將信交給學校「文革」工作隊的前兩天，毛已離開武漢。8月中旬，當毛的批示到達武漢時，李達業已奄奄一息。李達被送醫治療，然而，為時已晚。李達於8月24日死去。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有機會整肅內部反對勢力，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毛髮動了一場持續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這1萬5千個特務就是延安整風後期由康生直接指揮的「搶救」運動的產物。一個女學生在《我的墮落史》中寫道：「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展有6歲的小特務」。

1960年康生作為觀察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堅持秉承毛的旨意，與赫魯雪夫唱反調。1962年，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導致小說作者李建彤以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被關押審查，而牽連在內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殘忍可見一斑。

康生說：「晉綏是老區，要按過去的標準去找地主富農，你找不到。他們在人民政權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還說：「老區的地主富農，把財產轉到工商業上去了，凡是這樣的人都應該是鬥爭的對象，要挖浮財，把他們掃地出門，只給他們一雙筷子一個碗。」 在經驗交流會上，康生大談其挖底財的經驗（實際沒有挖出多少），陳伯達聽了大叫起來：『唉呀，我犯了個大錯誤，忘了挖底財啦，我要補課！』。本來，他在靜樂搞的那個點的土改結束了，卻又匆忙趕回靜樂去挖底財，『左』的勁頭真可以呢！」

2009年，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撰文《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其中寫道：（從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職位上）離休後，我負責編中共組織史資料，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1萬5千個特務，但事實上一個打入黨內的特務都沒有。這1萬5千個特務到底是怎...

康生和周恩來過從密切。康病後，周恩來多次來看他，說他們同年生（1898年），還說他們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個人（指周、康、陳雲）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這個消息沒告訴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時跟醫生吳階平說：「我這裡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兒去吧！」現在書上都避諱康而說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裡去吧！」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被捕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紅衛兵頭目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自那以後，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吳法憲、葉群、溫玉成等，你來我往成了「文管處」的座上客。為了接待首長，還特意開闢、裝修了一處溫馨舒適的「首長接待室」，內藏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等稀世珍寶。這些「首長」定期、不定期地多次來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大批的珍貴文物。一時間，府學胡同36號院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最多的時候，「首長」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紅旗」等高級轎車一下來了九輛，從院子裡停到院外胡同口。

周的病情是由汪東興和張春橋向毛報告。開始時毛並不完全相信。他認為好多病情是醫生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干，找來的麻煩。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他曾問我，為什麼查尿可以看出癌來呢，而且那麼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認為，周外表上看來絲毫沒有病容，怎麼可能得了癌症。他說，既然是癌，那就無法可治了，何必再檢查，再治療，給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痛苦。不如聽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一些。他說：「我得了癌，絕不治療。」

害人者必遭報應，曹軼歐曾患過一種特殊的病症，這種特殊病症與瘋狂年代和極左政治有特殊關係。她經常白天黑夜地做惡夢，夢見有許多奇形怪異兇惡的人要殺她、追打她，後來甚至於白天她也見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於惶惶不可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