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周恩來過從密切。康病後，周恩來多次來看他，說他們同年生（1898年），還說他們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個人（指周、康、陳雲）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這個消息沒告訴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時跟醫生吳階平說：「我這裡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兒去吧！」現在書上都避諱康而說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裡去吧！」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被捕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紅衛兵頭目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自那以後，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吳法憲、葉群、溫玉成等，你來我往成了「文管處」的座上客。為了接待首長，還特意開闢、裝修了一處溫馨舒適的「首長接待室」，內藏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等稀世珍寶。這些「首長」定期、不定期地多次來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大批的珍貴文物。一時間，府學胡同36號院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最多的時候，「首長」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紅旗」等高級轎車一下來了九輛，從院子裡停到院外胡同口。

周的病情是由汪東興和張春橋向毛報告。開始時毛並不完全相信。他認為好多病情是醫生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干，找來的麻煩。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他曾問我，為什麼查尿可以看出癌來呢，而且那麼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認為，周外表上看來絲毫沒有病容，怎麼可能得了癌症。他說，既然是癌，那就無法可治了，何必再檢查，再治療，給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痛苦。不如聽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一些。他說：「我得了癌，絕不治療。」

害人者必遭報應，曹軼歐曾患過一種特殊的病症，這種特殊病症與瘋狂年代和極左政治有特殊關係。她經常白天黑夜地做惡夢，夢見有許多奇形怪異兇惡的人要殺她、追打她，後來甚至於白天她也見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於惶惶不可終日。

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我看江青雙眼圓睜，兩手握著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來則兩腿縮回，兩手撐在膝蓋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傾，好像凝固起來。毛的這些話，分明是將國家的黨、政、軍大權交給了周恩來，而且是當著江青的面講出來的。我那時還餘悸未定，全身大汗，沒有體會到毛那時話中的意思。

曹軼歐住進這座樓後，時時感到猶如生活在囚室中。人們的咒罵使她終日恐懼、憂慮、痛苦、緊張和不安。她怕敲門、怕響聲，更怕人，特別是怕受過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經常白天黑夜地做惡夢，夢見有許多奇形怪異兇惡的人要殺她、追打她，後來甚至於白天她也見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於惶惶不可終日。

【好人難當】在這個黨的高層中，既積極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又未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本黨亦被世人公認為大奸大惡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賢之輩。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

延安時期這一時期，中共偏據西北瘠地，物質貧困，客觀條件對貪占有所制約。「魯藝」印尼僑生古達（1917～？）：物質生活的艱苦、貧乏，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期那樣產，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夠維持生存的物質，僅夠溫飽，沒有可供你爭我奪的物什。[①]中共...

康生這個人，多才多藝，幾乎到了難以想像的程度，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墮落到了極端。另外，他又是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有些實際情況跟他講，他心裡知道。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文學藝術方面知道得這麼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現的剛好相反，知道文學藝術的人，一般都比較文雅，人格比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惡濁，非常暴虐。

據後來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講，在毛髮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有多達15000人被打成特務。而其中，一個真的特務都沒有。（百年真相提供）上世紀30年代，延安曾是中共大本營。中共理想主義的宣傳，吸引眾多青年男女投奔延安。但是，據後來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講，在毛...

張三洗本名張宗可，字少卿，他一生中還用過諸如張叔平、張沄（又作張耘）、趙雲、趙容等，但都不如他於1933年在蘇聯起的化名更令人談之色變──康生。在康生的一般性傳記中很少人提及「張三洗」這個名字，事實上，「張三洗」是康生一生中若干化名里最為敝帚自珍的一個。何謂「三洗」，早年的康生將其解釋為「洗心、洗腦、洗精神」，延至晚年，康生又將其解釋為「洗臉、洗腳、洗屁股」

當毛通過整風取得黨內獨尊地位後，他必須出面收拾殘局，消解普遍的不滿和怨憤，掃除恐怖和壓抑的氣氛，為抗日勝利後與蔣介石的內戰作最後的準備。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還將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過某種方式緩和矛盾、化解恩怨，他必須找出收拾整風殘局的辦法，於是把整風的全部罪過推到的康生的頭上。

中國著名學者王元化說：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的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他就是顧准，是當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因為堅持獨立思考 ，堅持講真話，一生飽受磨難，兩次被打成右派，妻離...

康生要說什麼呢？他的話，使這兩個年輕人驚呆了：「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等這兩個年輕人從猛烈的衝擊波中鎮靜下來，康生這才繼續說下去：「你們不要用筆記，用腦子記就行了，只向主席報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現在還有活著的證人，可以問王觀瀾。如果主席想仔細了解情況，可以派人去找王觀瀾調查。至於張春橋是叛徒，我是從張春橋的檔案上看到的。」

北京醫院負責治療康的幾位醫生朋友後來告訴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為何獲准出院。康生是北戴河會議及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的活躍人物。毛在十中全會上攻擊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借歷史小說劉志丹替高崗翻案。審查習仲勛反黨的專案審查小組的組長就是康生。我跟習仲勛很熟，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和習仲勛黑爪牙這些罪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康生這次對黨領導幹部的審查，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基礎工作。

1959年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審訊中，金柏麟爽快的承認了他寫匿名信的事實。他說，江青入住錦江飯店時，他正好路過那裡，一眼就認出了江青。當天回到辦公室後，他用打字機打了兩封信，一封從上海寄出，另一封到北京出差時從北京寄出。他寫這兩封匿名信的目的，就是想把江青當年那些醜事抖摟出來，羞她一羞。最後，軍事法院以「泄密罪」，判處金柏麟有期徒刑3年。據說，當時有軍隊高級將領發過話，說金柏麟是「革命烈士」子弟，可從寬處理，才有了這麼一個結果。金柏麟後被押解到大西北的勞改農場。

聶元梓也害怕了，向陸平說明這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讓她寫的。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幾天，6月1日晚8時，中央廣播電台新聞廣播的黃金時間，突然播放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大家無不震驚，我們雖然不知曉這是毛澤東的決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勢突然發生180度的變化，決不是一般人能決定的。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通過張恩慈授意寫的，這點在北大是公開的，人人皆知的事實。黨委副書記王效挺和黃文一合寫的《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一文有理有據，講得很清楚。

康生是黨內的整人大王，製造冤假錯案的大師。 他早在蘇聯留學期間就學到了史達林時期整人的套路，把一些中國留學生整成托派，受盡迫害。

1946年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向晉西北轉移。不久，以康生、陳伯達為首的中央土改考察團來到晉綏以後，當地土改再次掀起高潮。據楊尚昆回憶，從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他領導的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後委）在山西臨縣三交鎮住了一年多。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