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建設成就這麼偉大，人民生活改善這麼快，人民自然流露真城熱烈的愛心情，這是人民熱愛自已的偉大領袖，絕不是個人崇拜。」 張這番說詞大獲毛心。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總共有三十幾萬市民夾道歡送毛主席，個個競相親眼爭睹這位「偉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車站乘敞篷車所到之處。我懷疑這些「自覺」的群眾也是經過篩選的。他們穿著彩衣，頸上掛著花圈。敞篷車所到之處，一片花海，載歌載舞，群眾歡叫著「毛主席萬歲」、「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的口號。曾希聖事前做了萬全的準備，安徽省公安廳負責挑選群眾。

正是因為中共徹頭徹尾的反人民性，催生和深化了台獨與港獨的影響力，中共越反對，台港人民越傾向獨立。台灣民調顯示，51.8%的台灣成年人支持台灣獨立，香港沒有相關民調，但海外香港人的集會活動中，隨時可見港獨的標語與旗幟，證明台獨港獨的選項仍舊存在。目前放棄，並不等於永遠放棄，一旦內外條件成熟，這件事在可見的未來仍舊有機會發生。

2025年9月7日，紐約部分法輪功學員上千人在布碌侖大遊行，呼籲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戴兵／大紀元）十月，本應是金風送爽、碩果盈野的季節。然在這片本應屬於人民的土地上，又傳來沉重的消息——明慧網獲悉，僅在2025年10月，又有32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法庭非法...

此案難查的原因一是牽涉面太廣，參與殺人的人太多，從當時縣武裝部長到大隊書記、大隊民兵營長及民兵均涉殺人罪行，如果追查，株連太多。自古雲「法不治眾」。為了避免動亂，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於被害者多是斬草除根，少數倖存者也有如驚弓之鳥，沒有人代為申訴，故此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1968年邵陽縣大屠殺一案均不存在。

中共開四中全會，訪民擠爆信訪局，呼籲推翻暴政。（視頻截圖）中共四中全會10月20日在北京召開，雖然當局維穩力度升級，但仍有大量訪民湧進北京，但問題得到解決的訪民卻是寥寥無幾。民眾表示，唯有起來推翻暴政，中國人民才有生存的希望。據進京訪民介紹，四中全會期間，北京如臨大敵。各進京關口...

「沒有約束的專橫權力，對言論的壓制和迫害是沒有止境的。一開始，最令當權者惱怒的，可能是那些激烈批評和反對他們的言論，這也是他們最想消滅的。但在消滅了『激進』言論之後，那些『溫和』的批評言論就成了最刺耳的，因而也是當權者最想消滅的。」 「在明確的批評言論被消滅後，那些委婉含蓄的調侃，又會讓當前者覺得無法容忍。在這些聲音都被消滅之後，人們哪怕是完全沉默，都會讓當權者覺得不舒服，都會被他們視為無聲的反抗。他們接著就會要求人民去讚美他們，最後連那些讚美得不太賣力的人，都有可能要受到權力的懲罰。」

傅國涌|從我做起：和平抵抗(浙江)傅國涌一暴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讚美。六四屠殺在徹底摧毀中共政權在人民心中的道義形象的同時(六四的槍聲已宣告了中共道義威信的喪失)，也使廣大人民陷於一種巨大的恐懼陰影之中。要結束一黨專政，首先就是要驅除這種恐懼的陰影，讓中共暴政...

在中共暴力極權統治這七十多年，每一個普通中國人，我們的祖祖父父，我們都是像被中共判處死刑一樣，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有任何權力，現在黨終於賦予了國人有「辱國格」的榮譽，這可真是韭菜人礦的驕傲呢。 中共國有國格嗎？它們的國格一定是用人民的屈辱血淚生命寫就的暴政和貪腐吧，您說呢？

如果歐洲看不清這一點，它將重蹈1930年代的盲目悲劇——誤把掠奪者當成受害者，讓宣傳迷霧遮蔽了赤裸裸的現實。王毅的坦白，不僅是一場外交事故，更是一座中共道德腐敗、宣傳攻勢與對自由世界仇恨不悔的紀念碑。現在，世界是時候認清這個政權的真面目了：它不是全球穩定的拯救者，而是最危險的破壞者。

（編註：顧遠為基督徒公益聯盟執行理事，此為他6月29日在中共所謂建黨104周年之際，在紐約抗議中共百年暴政集會上的發言。）尊敬的朋友們、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們站在這裡，不是為了慶祝，而是為了控訴。我們控訴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帶給中國人民與世界的極權壓迫與人道災難。...

如果把這種殺人者的獸性僅僅歸咎於受形勢環境影響也不完全對，這些人本來就是人類的渣滓，文化大革命給他們沉渣泛起的大好機會。幾十年一直有一些有責任的公民想進一步調查這個事件，但一直受到阻撓。要求法辦這些壞人的呼籲一直沒有停止，但總有一股強大的勢力保護他們。這些壞人有的已經見了閻王，他們在那裡也會受到懲罰。有的已經風燭殘年，在印證著不是好人變壞是壞人已經變老的規律。

每每看到幫閒文人把那個時代里階級鬥爭的對象、被動方，和階級鬥爭的主體、進攻方顛倒；把文革1967年的幾個月說成是文革的全部；把文革描繪成牛鬼蛇神專了共產黨員人的政；「把文革中受盡迫害的人和在個人迷信大騙局中受騙的人作為攻擊批判的對象，像隔岸觀火似的對自己國家民族的大悲劇毫無關心」——（巴金隨想錄），我的心感到徹骨的冷。為何故意要國人集體記憶失憶，為何要造成歷史缺失。因為不能觸動毛澤東，不願承認文革罪錯是國家罪錯，更不願承認文革是人治體制的產物。

歷史上所有毛澤東犯過的罪行，鄧小平都犯過；毛澤東不敢做的事情，鄧小平也敢做。（網絡圖片）因為鄧小平開啟了中共國的經濟改革開放路線，使得知識份子的境遇較之毛澤東時代大為改善，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精英人士，痛恨毛澤東，卻對鄧小平有很大的好感，許多廣東人，特別是深圳人，對鄧小平發自內心...

從我個人來講，從未受過共產主義的迫害，因為我的原生家庭是高級軍官，哪裡的大門都為我敞開，各項費用也是政府出資，我也從未和當局以及警察產生過任何問題。我可以說我曾享受社會主義帶給我的特權，或者說我有理由喜愛所謂的社會主義體制。我投誠的原因與讓生活變得充裕沒有任何關係，主要是因為基於道德的憤慨和反抗蘇聯體制的非人道做法。

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繫起來，這六十餘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三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里，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