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貝茲梅諾夫專訪（網路截圖）
主持人：G.Edward.Griffin,愛德華.格里芬
受訪者：Yuri Bezmenov尤里.貝茲梅諾夫
（編者按：這個專訪是在1984年進行的，旨在提醒美國防止蘇聯的。而當1991年蘇聯解體後，很多人以為危險已經解除。但是，隨著中共的壯大，其統治世界的野心也逐漸暴露出來。中共不但繼承馬列主義的暴力與謊言的基因，而且把克格勃的滲透、策反的手法全部學會，成為新的毀滅世界的邪惡帝國。所以這個視頻中披露的克格勃的各種手段、策略和共產黨思考方式，及美國應如何反顛覆的建議和警告，對現在的美國和台灣以及所有的民主社會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說明：1.下內容根據相關視頻https://www.ganjingworld.com/s/pEB9KxWYMy
翻譯整理，因本人水平有限，難免有不夠準確的地方，請參照原視頻理解專訪內容。
2.因為譯文過長，為了幫助讀者快速找到感興趣的重點，我把內容分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下面又按照內容加了小標題。小標題部分和括號里的內容都是編譯者後加的。）
第一部分：概述。
第二部分：通過講解幻燈片來談具體的事例。
第三部分：意識形態顛覆的4個階段和對策
第一部分概述
包括：1.仇恨洗腦的童年。2.不同體制下生活的差異。3蘇聯.的暴政。4.勞改營是否還存在？5.普通蘇聯大眾對蘇聯體制的態度。6.蘇聯政體將如何毀滅。7.給自由世界的忠告。8.叛逃的過程。9.叛逃後的生活
主持人：與我們對話的是尤里.亞歷山德洛維奇.貝茲梅諾夫。他出生與1939年的莫斯科近郊的一位蘇聯高官之家。曾接受蘇聯精英學校的教育，現精通印度文化及當地的多種語言。他曾任職俄羅斯新聞社（RIA Novosti）這個蘇聯新聞部門和宣傳機器，同時也是克格勃的分支機構。他的工作任務之一就是洗腦來莫斯科訪問的外交使團。接下來他會透露一些他們的工作手法，以及如何在自由世界的媒體上植入他們想要的信息並發表。1970年時，他在完全厭惡蘇聯政體之後，冒著生命危險逃到西方。他絕對是這個世界上了解蘇聯宣傳手法及製造假消息和行動策略的頂級專家。
貝茲梅諾夫先生，讓我們從您童年的記憶談起吧！
1.仇恨洗腦的童年
貝茲梅諾夫：我對於童年最深刻的記憶就是二戰，更準確的說是二戰的結束。當美國突然從幫助我們打敗納粹的友邦，一夜之間變成死敵。一切都是那樣讓人不可置信。報紙上充斥著對於好戰和極具侵略性的美帝國主義的描繪。蘇聯灌輸給我們的是，美國這個侵略性的強權，馬上要入侵我們美麗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情局正在我們美麗的馬鈴薯田裡散播科羅拉多金花蟲來摧毀我們的莊稼。每個學生的筆電後面都有一張金花蟲的圖片。我們被派往農田，尋找小金花蟲，當然沒人會找到金花蟲。同時，我們也沒找到任何馬鈴薯。當然，沒有馬鈴薯的罪責也要由墮落的帝國主義來背鍋。
蘇聯宣傳中的歇斯底里和反美、恐美情緒的行動達到如此之高的強度，以至於許多不善於質疑和容易動搖的人真的會相信，美國馬上就會入侵我們美麗的祖國。不過有些人私下裡盼望著美國真的會入侵。
2.不同體制下的生活差異
主持人：這很有意思。回來討論在蘇聯或者任何共產主義國家的生活，在美國大學裡我們會讀到蘇聯的政體和我們不一樣，但也並非完全不同。世界上所有的政體都有一個交匯點。無論你生活在哪一種政體下都一樣，都存在腐敗、無誠信和暴政之類。以您個人的經驗來說，在共產國家生活和在美國生活的區別究竟是什麼？
貝茲梅諾夫：生活上的巨大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簡單來說，蘇聯是一個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個人是沒有任何權利和價值的，其生命如同一隻蟲子一樣微不足道，用完即丟。反觀在美國連窮凶極惡的罪犯也會被像人一樣對待。他會經過合理的審判，有些甚至利用其罪行謀利，如出版在獄中的回憶錄，並從瘋狂的出版商那裡得到一筆豐厚的酬勞。當然日常生活千差萬別，這要取決於我們討論的目標人群。
從我個人來講，從未受過共產主義的迫害，因為我的原生家庭是高級軍官，哪裡的大門都為我敞開，各項費用也是政府出資，我也從未和當局以及警察產生過任何問題。我可以說我曾享受社會主義帶給我的特權，或者說我有理由喜愛所謂的社會主義體制。我投誠的原因與讓生活變得充裕沒有任何關係，主要是因為基於道德的憤慨和反抗蘇聯體制的非人道做法。
3.蘇聯的對內對外暴政
主持人：有沒有哪一點讓你特別反對的？
貝茲梅諾夫：首先我要反對的是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和知識分子的迫害。在我還是一個年輕學生的時候，我曾目睹了最令人髮指的迫害。那時正是從史達林時代末期過度到赫魯雪夫的動盪時期，從完全的暴政過度到某種形式上的一定自由。
第二，當我開始為蘇聯駐印度大使館工作時，我驚恐的發現我們相比人類史上的任何殖民和帝國強權更具有壓迫性。我的國家並不為印度帶去自由以及兩國間的進步和友誼，而是種族主義、剝削、奴役以及經濟上的低效能。正因為我愛上了印度，所以出現了「不完全忠誠」的想法，這對一個克格勃來說是極其危險的。也就是說，一名特工喜愛自己派駐國多於喜愛蘇聯。我真切的愛上了這個美麗的國度。一個擁有巨大反差，但同時又擁有偉大的人文精神和偉大的包容性，以及哲學和知識的自由。我的祖先還是穴居人並茹毛飲血時，印度就在6000年前有了當時的高度文明。所以我做出了與蘇聯國家利益相悖的選擇，我決定叛逃並與這個殘忍的政權完全脫離。
4.勞改營的問題
主持人：貝茲梅諾夫先生，我們讀過很多關於史達林鄭權下的勞改營，現在美國大眾認為那些已經是過去時了。這些事情現在還在發生嗎？情況如何？
貝茲梅諾夫：蘇聯的勞改營體制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囚犯的人數有變化。當然這些是蘇聯自己提供的數據所以沒有可信度。我們不知道蘇聯勞改營里有多少政治犯，不過我們能從其他消息來源推斷大約有2.5到3千萬蘇聯人被奴役強迫勞動。一個和加拿大相同的人口正在被勞改。
主持人：不可思議！
貝茲梅諾夫：所以我認為有些知識分子，試圖說服美國大眾，勞改營已經是過去式了。他們不是故意誤導輿論，就是沒有腦子。這些人選擇性視而不見，並且缺乏知識分子的良知。
5.普通蘇聯大眾對蘇聯體制的態度
主持人：我們討論了美國的知識分子和蘇聯的知識分子，那麼大眾是如何呢？例如工人。他們支持蘇聯政體嗎？還是說他們只是忍受這個體制？他們是什麼態度？
貝茲梅諾夫：平常的蘇聯公民，當然如果他們真的可以稱之為公民，不喜歡這個體制。因為它殺戮，傷害所有人。這些人也許不懂得背後的原因，也可能是沒有足夠的信息，或者是沒有足夠的教育背景。在我看來，蘇聯國內大部分人都不認為支持蘇聯政體是有良心的做法。就連那些社會主義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支持。如同我自己，作為精英階層的一員，也不支持這個體制。既得利益者們出於不同原因厭惡這個體制，並不是因為物資短缺。而是因為不能自由思考，長期活在恐懼之下、口是心非、人格分裂。這是我的國家最大的悲劇。
6.蘇聯政體將如何毀滅
主持人：您認為公眾有任何推翻並取代這個政體的可能嗎？
貝茲梅諾夫：這個政體最大的可能是在未來被其內在的「自我毀滅」機制摧毀。這種機制深植於任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政體。因為這樣的政體沒有任何的反饋機制，並且也不依附於大眾的信任。但是在那（自我毀滅）發生之前，這個團體（蘇聯）正被西方世界的跨國公司、建制派以及政府所支持當然還少不了知識分子。美國很多所謂的學者以支持蘇聯政體出名。只要蘇聯還能從那些民主與自由的叛徒那裡收到資本、金錢、科技、糧食訂單以及政治上的認同，那我的國家（蘇聯）就沒有任何希望發生任何改變。政體也不會自己坍塌。正是因為所謂的美帝國主義正在哺育蘇聯。這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悖論。資本主義世界在主動的支撐和滋養其最主要的毀滅者。
7.給自由世界的忠告
主持人：我覺得，您是有一些忠告給我們。
貝茲梅諾夫：是的。我要說的是這一切必須要被制止，除非你想被發配到古拉格，並享受「社會主義公平」——無償勞動、渾身長滿虱子。唯一不同的是，你們會睡在阿拉斯加的木板上（而不是西伯利亞的）。除非民眾覺醒並逼迫政府停止援助蘇聯法西斯。
8.叛逃的過程
主持人：之前您提到您離開蘇聯的原因。可以更詳細的了解一下您的逃脫過程嗎？一定很危險吧？
貝茲梅諾夫：並沒有很危險，只是很瘋狂。首先，由於蘇聯政府的強力施壓，在印度叛逃西方是幾乎不可能的。
主持人：抱歉，打斷一下，您當時在印度？
貝茲梅諾夫：是的，我當時是蘇聯駐新德里大使館的新聞官。蘇聯外交人員叛逃幾乎是不可能的，是自殺性行為。因為英迪拉.甘地（當時的印度總理）是蘇聯的親密戰友，在議會通過一項法案，「任何叛逃者在印度共和國的領土上的任何大使館，都不能取得政治庇護。」這項法案相當虛偽，因為只有蘇聯叛逃者才需要政治庇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通過學習「反文化」的方法，計劃了一個瘋狂的方案。當時印度有上千名美國的青年男女，他們留長髮，打赤腳，吸食大麻，有時假裝學習一下印度哲學。印度警察極度厭煩他們，印度人嘲笑他們一無是處。我仔細研究了他們的行程路線和他們的用語，以及吸食什麼種類的大麻。終於有一天我混入了這群嬉皮士，得以避開印度警察。我穿了一身標準的嬉皮士行頭——藍色牛仔帽、長衫，一對零碎飾品。為此我還買了一頂假髮。短短几周我要從一名保守的蘇聯外交人員變成一個進步主義的美國嬉皮士。那是我唯一可以避免暴露行蹤的辦法。那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經驗，當然一切都是必要的。就我作為一名蘇聯大使館員工的經驗，我知道許多蘇聯叛逃者是被印度警察出賣的，其中一些西方國家的大使館也在其中扮演著卑鄙的角色。根據蘇聯方面的消息，某些算不上雙面間諜的，毫無道德良知的人在美國大使館工作，碰上這些人就死定了。我必須極度小心，不能相信任何人。以上就是我用這種荒唐方式叛逃的原因。
主持人：如果你在叛逃過程中被抓，你會面臨什麼後果？
貝茲梅諾夫：最大的可能是勞改營。或者克格勃官員一時興起，被處決也不是不可能，當然是秘密處決。我的逃亡之路也就到此為止了。
9.叛逃後的生活
主持人：你什麼時候才到達美國？
貝茲梅諾夫：1970年，在雅典經過六個月中情局對我的審查，大概聯邦調查局也參與其中。之後他們讓我去了西德，然後加拿大。我選擇去加拿大，並改換身份以求保護我還在蘇聯的家人和朋友。我當時也很多疑，因為克格勃和潛伏在美國的雙面間諜都在找我。所以我當時想離得越遠越好。我讓中情局給我一個新的身份，然後就不用管我。我作為一名學生在加拿大留了下來。我從農場幫工到洗衣店司機到語言老師換了許多工作。最後為在蒙特婁的加拿大廣播公司工作。
主持人：你受到過任何生命威脅嗎？不愉快的經歷？
貝茲梅諾夫：是的。叛逃5年後，克格勃發現我為加拿大廣播公司工作。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開始為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海外頻道，一個類似與美國之音的機構提供俄語廣播。蘇聯的監聽部門當然會查明每一個新的播音員。當然他們最終發現我不是托馬斯.舒曼，我的真實身份是尤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貝茲梅諾夫，正在為加廣工作，而且正在破壞美好的加蘇友誼。蘇聯駐加拿大大使，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利用其私人關係來詆毀我，他向皮埃爾.特魯多（當時的加拿大總理），這個親共者抱怨。加廣的管理層醜態盡露，唯唯諾諾，表現的根本不像一個獨立國家的代表。他們謹尊每一條蘇聯大使的訓誡，他們竟然無恥的開始分析我所廣播的內容並上報蘇聯。很快他們就找到一些會冒犯蘇聯政治局委員的言論，因此我必須離開那個工作崗位。當然也有一些暗示性的恐嚇，例如警告我過馬路要小心，魁北克的交通很繁忙。幸好我了解這些心理招數以及克格勃的運作方法，永遠不會讓自己被他們嚇倒。他們認為叛逃者會被恐嚇威懾住，一旦他們發現你害怕，他們會順藤摸瓜，直到你放棄反抗並為他們工作，或者迫使你無法進行任何政治活動。不過這在我身上並未奏效，因為我倔強的繼續為加廣工作。作為反擊，我對他們說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和你一樣自由，而且我的車也可以開的很快。當年加拿大還沒有槍枝限制，我地下室有幾把不錯的霰彈槍，歡迎帶著你的機關槍來做客。所以他們的恐嚇手段沒有達到效果。於是他們就更換手段，與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層接近，他們在那裡得到了成功。但是就我個人層面來說，他們失敗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