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說：「知識分子只會動嘴動筆，真要五體勤快起來可不容易。知識分子勞動化，不是一句空話。勞動的一大好處是，你必須接觸群眾，必須認識群眾的集體力量。每隔一段時間，你要參加一次這種勞動。這對你有好處。

1966年夏天，宋慶齡家被紅衛兵與造反派包圍衝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里。當天，周恩來立即派來了一個加強連（原先只有一個警衛排），分為三班日夜守衛與巡邏在宋慶齡家的內外。為防不測，宋慶齡還令衛士長隋學芳關閉了兩扇大門，只在緊鄰衛生部的那扇東大門上開...

江青的前夫，黃敬，當時任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在會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責後，精神崩潰。我到了黃的房間，他睡在床上，但是並沒有入睡。他語無倫次，精神恍惚。不斷地說：「饒命啊！饒命啊。」途中黃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頭說：「饒了我吧。」大家知道黃是瘋了。到廣州後，送入廣州軍區總醫院。黃敬住院期間試圖從醫院窗口跳樓逃跑，跌斷了腿。我自此後沒有他的消息。許多年後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中共高層內鬥不止，陶鑄被打倒。圖為陶鑄（左一）陪同周恩來、劉少奇、羅瑞卿視察廣東省胡椒園。（圖片來源：公有領域）有如此惡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談什麼美好的目的。——讀戚本禹《回憶江青》有感。文革風雲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最近發表了長篇文章《回憶江青...

人在黨的眼裡，只具工具價值。結果黨員被捕之後，不是改換門庭，洗心革面，就只能是精神分裂了。一方面要求黨員忠貞不渝，一方面又對他們不放心，不信任，及至栽贓誣陷，這就是共產黨的精神分裂現象。

我就是用這電話打電話給保鍵局的。保健局的意見，舒同是中央委員，山東省委書記，他主持之下，應該沒有問題。我說，這些藥怎麼做藥物安全檢查呢？他們也沒有辦法，因為中藥不比西藥，很難弄清裡面的成分。最後商量好，按藥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給毛吃。我與舒同做了一次當成試驗品的荷蘭豬。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此外，毛澤東還經常指示他向我們傳話。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這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

1966年底，于會泳回到了上海，很快從一名普通教師升為上海文化局黨委書記，同時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音革委會副主任，他成為了上海樣板戲的實際總管。除了寫過迎合江青的文章，為江青首創「三突出」理論，他還秉承江青旨意，讓樣板戲運用了中西混合樂隊。

最後診斷仍是癌變。但癌細胞沒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療。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蘇聯進行鈷六十放射治療。毛會後請大家在頤年堂吃了一次飯。醫生跟江青說明病情後，江差點崩潰。經由醫生們一再保證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癒，她才平靜了下來。幾天後，江便乘飛機往蘇聯。中南海里不准飼養動物——連貓狗都不准。衛生部和警衛局怕動物會將傳染病傳染給毛和其他領導。後來江青竟破例養了一隻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驚天動地。

700×439上山下鄉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把城市青年下放到農村參加農業活動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自從1962年也已經成立了專門的官方機構來負責這個工作。但是我認為文革前的運動與文革後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徵，而且規模不能比。從1955到1966年下鄉知...

一1967年初夏，北京掀起反軍高潮。一日，我去景山東街小飯鋪買豆漿油條，偶一回頭，差點驚叫起來，站在我後面的排隊者，乃是中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上將。他隻身一人，戎裝，眉宇間似有淡淡的憂愁。我看肖華，肖華也看我；我們四目相對，臉上毫無表情。除了我，無人...

三個女紅衛兵強迫第一夫人（劉少奇當時仍是國家主席）去穿一件絲質旗袍，一雙高跟鞋，戴上一頂英國貴族式的寬邊草帽——這是她和蘇加諾「調情」時的那身打扮。……由江青導演的壓軸戲開場了，紅衛兵拿出了最主要的道具來對付王光美。一串桌球串成的稀奇古怪、醜陋不堪的項鍊掛在王光美脖子上，每個球上都打了叉子。這是一串江青進行報復的套索。為了留作紀念，江青還讓人拍下了當時的照片。

劉的最後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王那時大約三十幾歲，頭髮黑而濃，臉微長，門齒微露。毛在的時候，王總是很熱情地走來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內平台。每當這個時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陽台上，一臉的不耐煩和不高興。江不會游水。最多只在沙灘旁近海處「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軟鞋，因為她右足有六個足趾，不願意別人看到。

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發言稱：「你辦事，我放心」這件事，仔細想一想，是毛晚年的一件嚴重錯誤。其中一個理由是它「違反共產黨組織原則」，「這不是公天下，而是家天下」，「毛違背黨章，華國鋒也是違背黨章。是我們黨的一件不光彩的歷史事件。」

1943年8月7日考慮到毛澤東對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敵意，我決定公事公辦，要求毛澤東接見我一次。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覆我。他邀請我去，但要我單獨去。他還是在平日那間屋子裡接見我。他讓我坐在為貴賓準備的皮椅上，端給我一杯茶。他笑著開著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後，他問我...

「『高峽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們的話，還是恩來同我談起這一設想。我是沒有把握，這才請他們來談談，他們計劃在巫峽築壩，引水到華北、西北廣大缺水田區。也有人提出來，這一來，四川境內長江水位提高太大，重慶朝天門碼頭只剩下兩級石階，重慶以下的農田全部要淹沒，我是很想追溯黃河、長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說『不到黃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黃河心不死。」

披露的張玉鳳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更證實了這封信根本就不是毛澤東寫的，而是林彪事件發生後，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模仿毛的口氣寫的。

歷史學家們多認為，江青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兇狠的敵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之間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後，這一矛盾還在繼續升級。江青在周的遺體前衣領露出紅毛衣、拒不脫帽，指使御用文人在報紙上含沙射影對周進行攻擊，大有鞭屍之勢。...

諸如此類史不絕書的經典故事，當然與1965年通過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寫批判文章、並以此發動宣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機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這種一脈相承則說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確立的政治體制，是如何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兩千年以來中國歷史的面目。

毛說到高、饒的錯誤問題時，常一帶而過，但是每次講到高的私生活醜史，無論在口氣上，或是表情上，都是顯出極為驚羨而至為嚮往的神情。毛非常羨慕高用舉辦舞會的辦法，藉機勾引女人，和一百多個女人發生了關係。毛講：「這種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節不虧，這種小節算不得什麼。高崗如果沒有政治上的錯誤，或把自己的錯誤說清楚，這點事無所謂，我還要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