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有關文革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在美離世的新聞，好奇之下，找了更多相關報導閱讀，發現跟著宋彬彬一輩子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之死，裡頭竟有個具熟悉感的鼻酸故事，卞仲耘的先生王晶垚，如二二八受難者台灣畫家陳澄波的妻子張捷，拍下心愛的另一半被迫害殘殺的身亡照，作為控訴的歷史見證。...

1966年遊行的紅衛兵揮舞毛澤東的小紅皮書。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慶小龍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年僅二十歲。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

李老師跑到我家來，趴在地上，又給我叩個頭，這個頭叩得卻是有板有眼呵，如謝救命恩人。我當時倍感惶惑，我不過正巧也看過這故事罷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這個大不幸者叩的這個頭呢？ 隨後，他請求我把這本致使他妻死子喪、坐牢八年的書送給他。我知道這本書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雙顫抖的手中。事後我聽說，他把這本書燒了，將紙灰灑在妻子的墳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鄉下女人的亡魂從此獲得安寧吧！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經歷不管多悲慘，也不能和小百姓們相比。大人物的冤枉總容易解決

無恥帶來解放拉拉出身好，追求進步，積極靠攏組織，可要想加入紅衛兵，就得當著所有的人，說出只有在公共廁所牆上才有的話。於是，她在家裡苦練基本功，練了幾天之後，她信心滿滿地跟一個叫汀汀的女同學來到八一八司令部——她們班唯一的紅衛兵組織—&mdash...

10月6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48周年的日子。一名居住在北京的曾經的紅衛兵呼籲更多的人公開站出來為文革道歉。他說，文革是一個被遺忘的共同犯罪體系。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每個人該道歉反省，因為這是喚醒自己人類良知基本的要求。另有一些人認為，如果推動文革的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至今功力無比，歷...

許多人都記得那天，1966年8月5日下午，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以「煞煞威風」為名在校園裡揪鬥副校長卞仲耘。紅衛兵慘無人道地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殘暴得令人髮指，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失去知覺，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處在頻臨死亡的狀態。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鄭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譯《上海生死劫》）出版於一九八六年，時隔卅五年，想介紹這本書並非偶然──時下愈來愈多人開始思考普通人在極權之下究竟該如何自處。在文革敘事中曾一度流行這樣一種看法，在正面直接的對抗之外，堅持屬於舊世界的優雅體面、善良高貴...

前幾天，文革時期非常有名的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在美國去世，引起廣泛熱議。她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並被毛改名為宋要武，煽動起了紅衛兵的暴行；二則她是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組織和參與了打死時任校長卞仲耘；三則她還是紅二代，是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

隨著中共反擊右派的開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党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在其親戚胡思孟接到學校打來的電報趕到唐山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學校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他也像毛澤東一樣，千方百計要使紅衛兵運動那種行為方式，那種精神氣質，那種價值觀念，不斷承傳下去。今年九月初，在新學期開學之際，習近平便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強調中共的教育是要培養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他最害怕青年人知道歷史真相因而成了他黨國事業的「破壞者和掘墓人」。今天文革雖然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習近平甚至連鄧小平給禍首毛澤東開釋罪惡的「三七開」評價都不願意承認，更不談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

更令人擔憂的是，仇恨教育與當前經濟環境惡化相結合，可能成為滋生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在深圳刺殺事件的背景中，兇手的生活狀況尚未完全披露，但已有消息稱他可能是一名失業者。經濟困境與社會不滿的結合，為極端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歷史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往往在社會動盪和經濟衰退的時期崛起。

（一）筆者在整理卞仲耘遇難資料的時候，又傳來了深圳日本學校一名10歲的男生，受到暴力襲擊，不治身亡的消息。儘管二者性質有巨大差異，我國社會環境也已經發生本質不同，不過過去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社會暴力的潛流仍值得高度重視。我們先說卞仲耘之死。時年50歲的卞仲耘，只不過是文革數百萬抑或...

「紅八月」里抄家這件事，實際上北京市警局下達過一個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統要配合紅衛兵。所以，各地區的街道，該抄誰家，其實是有名單的。紅衛兵並不熟悉這些街道的情況，他們都是按名單來決定抄哪家，當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辦事處提供的名單之外的，他們通過其他一些途徑獲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據說是因為當時我父親的關係還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國管局的一個員工對她的孩子說，有這麼一家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然後他們一幫學生就去抄家了。

西安37中文革中打死的兩位老師：王伯恭合王冷。周勍提供照片。題記「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耶利米書9:1在中共治下的幾十年中，幾乎每一天都是浸泡在血腥中的紀念日或曰敏感日。時間進入了八月，柏林的天氣已經日益...

宋彬彬走了，很多人說紅衛兵時代過去了，我不認同。有大咖說，紅衛兵對中國的危害有兩次，一次是他們響應號召造反，二次是他們成年後成為社會中堅。而且，二次危害甚過第一次。宋彬彬只是機緣巧合成為紅衛兵時代的一個符號，她不是紅衛兵運動的推動者，也不是紅衛兵思潮的肇始人，她既不代表紅衛兵時代...

了解宋彬彬背後的人，才能還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與罰。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領袖諭示"要武嘛"的時候，或許沒有料到，她此後將再也不能從"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來。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

整個一代人都對毛挑起的文革的狂熱負有一定責任，而且但凡一個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會對自己敬愛的師長下此毒手？從後一點上來說，當年的紅衛兵們，難道不應該為曾經的暴行懺悔嗎？難道良心良知真的早已蕩然無存？ 錢鍾書先生曾經寫道，文革年代有三種恥辱，一種是作為受害者的恥辱，一種是作為施害者的恥辱，一種是旁觀者的恥辱。作為施害者和旁觀者，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過一輩子嗎？

從五十年前大興縣屠殺，直到近年來的抵制日貨、韓貨，背後都有一根看不見的權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線。遇羅文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民間發生的大規模事件，不可能自發產生，不是當局背後操控，就是默許的，是政府行為；這個當局，也必定是最高層。" 紅衛兵話題，未必只是一個文革話題，也不僅僅是「紅二代」話題，而是一個「集權主義」題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習近平是一個「黑五類」，卻拿到權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訓，是去迫害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