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10日，北京市出租汽車公司動物園車隊司機姚錦雲駕駛計程車闖入天安門廣場，從紀念碑西側沖向金水橋，沿途衝過密集的人群，造成5人死亡（其中有3名軍人），19人受傷（11人重傷）。事件最初被定性為「反革命」，後改為危害公共安全。2月19日姚錦雲被執行死刑，離她24歲生日只差3天。

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與中共忙些什麼？首先是與日寇暗中勾結，派遣潘漢年等人赴南京、上海與日、汪密謀談判。1947年7月24日《時事公報》第二版就載有：「毛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崗村寧次……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國軍）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十座；三、共方將（國軍）中央作戰計劃告訴日方。」

習近平與馬克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後回到賓館，夫人彭滿面春風地迎上來，遞上一杯法國某品牌紅酒，讓習解乏。彭關心地問，你跟他們承諾了那麼多，月底普京到北京，會不會被他責難，畢竟我們與俄羅斯合作是上不封頂的。習笑了笑，說，這些承諾都是給馬克龍與歐盟面子，我...

與原創者沉默君的遭遇相比，《紅燈記》主角李玉和的原型胡起（1906-1967）的結局更為悽慘。沉默君稱，其創作的歷史背景就是北滿抗聯的西征，而海倫是抗聯的一個重要據點。不知是否是巧合，無論是《紅燈記》的創作者，還是其主角李玉和的原型以及京劇李玉和的扮演者，人生都充滿了悲劇色彩。

2015年股災時，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有一個封面：習高舉雙手，試圖托起一路狂泄的股指曲線。習看到後相當不爽，對下屬們說：「我不想上那個雜誌，但多虧諸位，我還是上了封面。」當時在座的證監會主席肖鋼聞聽此言，頓時臉色煞白。幾個月後，肖鋼被免職，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牆內有朋友問：文革會重來嗎？我答：文革從未走過，只是換了名號。在胡趙時代叫「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思潮」，在江朱時代叫「社會主義教育」和「三講」，在胡溫時代叫「維穩」和「五不講」。在習近平時代，直接殺氣騰騰搞「偉大斗爭」，「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必須進行堅決鬥爭，必須取得鬥爭勝利」……

中共政權危機四伏，經濟衰退伴隨社會動盪加劇，一些觀察人士的關注熱點從中共二十大，轉向熱議中共政權什麼時候垮台，究竟會不會發生。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誠說，現在中共威脅論已不再流行，現在流行的是中共崩潰論，中共的崩潰已不是是與否的問題，而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文革的倒霉次序：文藝界－教育界－走資派－地富反壞右資－高官－公檢法－紅衛兵－造反派－副統帥－軍隊－四五群眾－四人幫－三七開。物質全面短缺，工農兵學商自然沒好日子。反帝反修，輸出革命。僅僅十年，大家輪到一回。

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台詞：「一個共產黨人藏起來的東西，是一萬個人也找不到的。」

大夥可能發現了，「郝欣晴」頻道換了名號，直接就叫了「欺世大觀」。您別詫異啊，因為我們想這樣更能貼切為您服務的主題，二一個我們也看到列位很喜歡這個欄目，就來個了升級，乾脆升級它為頻道名。內容和形式捆緊了，您也更容易記住我們這個反洗腦營盤。

大陸經歷過文革的人對於樣板戲是再熟悉不過，由於當時八億人民只剩八台戲，所以處於文化沙漠中的國人不得不接受中共強加的戲碼，自然很多人對於五出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中的若干片段總能哼上一兩句，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人幫」倒台後，作為走卒的于會泳被隔離審查，其後在隔離期間自殺。1983年4月，被中共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或許于會泳選擇自殺那一刻就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人生不過是場悲劇。文革結束後，劉慶棠被羈押，並於1983年4月被公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據說，審判期間，文藝界凡遭受過他迫害的人都有旁聽證，「重災區」芭蕾舞團還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輛大客車，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聽。

1967年的春節漸漸臨近，和家人團聚的日子終於要到來了。師傅們喜上眉梢，有的把給老婆娃娃的禮物也買好了，不時拿出來擺在床上看看；有的天天在盤算幾號買票、幾號在北京中轉、幾號到家。人倒霉喝涼水也塞牙。那年的1月25日，《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發表了...

塔影巷：國王湖，德國(by Hannes Mauerer) 劉耘博士：【紅色絞肉機：從捷爾任斯基到貝利亞】每個克格勃成員都是黨的牙齒，不同時期用來咬不同的人。如果一顆牙齒不好使了，黨就會換掉它，甚至安上各種無法想像的罪名，這就是KGB成員的命運...

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女性，是個美麗的性別，即使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新聞或圖片記者，也願意將美麗的女性裝入鏡頭，以增加畫面的色彩感。今天，通過回憶書籍、畫報上的圖片，尋找那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我們仍然能感受到那種青春的盈動，她們質樸的表情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