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干將王征明，被兩任公安部長下令抓捕，前後被關押13年多，到底是怎麼回事？（《百年真相》提供）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羅瑞卿是中共第一任公安部長，謝富治是第二任公安部長。在中共公安系統，有一人，被他們二人分別下令抓捕，前後關押13年多。這個人名叫王征明。他做了什...

（一）在文革年代，中央文革小組的講話是從不過夜的，紅衛兵的小報和傳單旋風似的傳遍全國，這些紅色電波對運動產生了呼風喚雨的作用。所以說，上邊打個噴嚏，下邊就要感冒，哪怕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各地來京的造反派時說：公安機關十七年來干盡了壞事，...

下令逮捕王征明的公安部長羅瑞卿，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倒，整到跳樓自殺的地步，也是九死一生。下令逮捕王征明的公安部長謝富治，1972年病亡。文革結束後，謝被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被開除黨籍，撤銷悼詞，骨灰移出八寶山公墓。

12月6日，在海外社交媒體上一段視頻熱傳，引起網民關注。視頻中，據稱中共上將謝富治長女謝小沁（又名「劉小沁」）公開反對極端防疫，她手持兩把菜刀誓死抵制入戶消殺，並稱如果「大白」強迫她去方艙隔離，她將「來一個砍一個」。

中共清零防疫導致民怨沸騰，即使是中共紅二代也被波及。原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女兒謝小沁發視頻，稱自己準備三把刀，對抗大白暴力執法，如果大白強拉她去方艙，她會「來一個砍一個」。

文革結束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對謝富治和康生進行審查的決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審查結束後，中共中央把謝富治的罪行向社會進行了披露，並撤銷周恩來所做的悼詞，同時還開除了謝富治的黨籍，並下令將其骨灰盒移出八寶山。1981年，中共當局又以最高法院之名確認謝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經逝世，免除了刑事責任。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寫的《「文革」中的北京市警局》，讓我們得以窺見劉傳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無忌憚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自己所遭到的報應。

一1967年初夏，北京掀起反軍高潮。一日，我去景山東街小飯鋪買豆漿油條，偶一回頭，差點驚叫起來，站在我後面的排隊者，乃是中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上將。他隻身一人，戎裝，眉宇間似有淡淡的憂愁。我看肖華，肖華也看我；我們四目相對，臉上毫無表情。除了我，無人...

廬山會議後出任公安部長中共建政後，謝富治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原昆明軍區老幹部馬天佑告余，那時的謝富治還是很清廉的。一次，謝富治到邊境某縣蹲點，輕車簡從，粗茶淡飯，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返回時，發現車子後備箱裡...

中共常講，公、檢、法是專政機器。公、檢、法官員就是中共的專政工具，需要時，利用利用，不需要了，馬上翻臉不認人。即便像楊奇清這樣救過毛澤東命的人，中共說關進監獄就關進監獄。

拖延越久，清償的難度和代價就越大，這是黨內外和國內外的共識。執政黨被反右的罪惡綁死在恥辱柱上而不願自我解脫，這就是當代中國人所共見的事實

一個歷史時期走到末路時，統治集團內部一定會出現種種亂象，像晚明時所謂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統治集團內一片亂象，為明朝的崩潰埋下了伏筆。文革後期，中國政壇上也出現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員離奇死亡的事件。當時社會上傳言紛紛，老百姓演繹出許多故事，這種現象其實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窮途末路。

許多殺人動機都出於個人恩怨，甚至是為了一點兒個人的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人，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陳家的錢，把陳家一滅，就不用還錢了。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類家的婦女，還說「給你換換成分」。

1969年「國慶節」後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如期展開，10月下旬搭好鷹架木，11月下旬舊城樓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裝，3月中旬扣上瓦頂及有關設施、油漆彩畫，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1949年中共建政後，馬思聰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之後創作了一些讚美中共的曲目，比如1966年2月創作的歌曲《焦裕祿悼歌》。然而，噩運很快降臨到馬思聰的頭上。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馬思聰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大吸血鬼」遭到了造反派的批鬥。昔日熱鬧的馬家一下子變得門庭冷落。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

1966年所謂的紅八月，紅衛兵把打砸搶的惡浪推向社會，一群痞子惡棍也蠢蠢欲動，想借打人甚至殺人表現自己的革命性。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後被開除黨籍）不僅不制止還鼓勵紅衛兵，他的講話使紅衛兵及造反群眾的打人、抄家運動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興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集體屠殺事件」。

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祝春亭註：滑天下之大稽，與日本秘密接觸和睦相處，竟然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著幹。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