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案和薄熙來、周永康的關係。《紐約時報》的文章他援引消息談到,對國家安全部的調查是和調查薄熙來案件幾乎同時進行的,或者說對薄熙來的調查立即就延伸到了國家安全部,而調查的方向在《紐約時報》這篇文章裡面說的非常明確,說一些中國官員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還有就是腐敗。
什麼是國家安全機制?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裡面他的原文是SECURITY SERVICES,就是指所有的安全部門,其實就是中央政法委的管轄範圍,而且不僅僅是限於國家安全部。對於這一次間諜的指控和他出賣情報的指控,並不是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所以看來挖出這個間諜只是調查的一個副產品,是一個意外的收穫。那麼他原來調查的目標是什麼?王立軍是一個地區的警察頭子,根本就談不上國家安全機制,但是如果看一下薄熙來案件牽涉到的和國家安全機制有關的內容,我們就不難想像調查的目標是什麼?很明顯的薄熙來是和所謂安全沙皇周永康結盟,周永康原來是選定了薄熙來接班政法委書記,進而取代習近平,這也是周永康在人大會議期間以及之後力挺薄熙來的主要原因。
整個涉嫌謀反的基礎,就是兩大部分結盟,不是說他們兩個個人關係有多好,而是薄熙來他有一個身分,就是部分太子黨領軍人物的身分,而且他具有中共內部理論上紅色接班人的合法基礎,同時他還有唱紅積累起來的政治資本,這個部分和周永康的國家安全機制的准武裝力量結合起來,這是他們二個人結盟的真正的基礎。
這裡又牽涉到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了,涵蓋面很廣,剛才說的周永康用他國家安全機制的准武裝力量做為資本,和薄熙來做為一部分太子黨領軍人物和唱紅的政治資本結合來陰謀篡權,他當然是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但是即使排除這個陰謀篡權的話,這個國家安全機制也是被廣泛的不適當的使用了。
譬如說維穩就是其中之一,官方正式的說法維穩就是公共安全,維穩經費就是公共安全經費,也就是說這個維穩本身就是政法委及其管轄的公、檢、法、司、國安等部門任意擴大權力,爭取部門利益的藉口,也是爭取他們個人利益的藉口。就說這個部門是唯恐天下不亂,沒事找事,小事變大事,大事非得鬧成國際事件不可,趁亂謀他們自己的私利。你像王立軍在重慶的時候,就要自己設計警用車輛,警用設備,自己設計警服,他的採購就必須是在王立軍指定的這些地方去採購,據說重慶一年警用設備的採購就有上億人民幣的漏洞。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間諜案和周永康的關係這個責任的問題。俞強生叛逃事件導致當時的國安部長凌雲下台了,這次案件就按照領導責任制,就一定要追究責任。追究下去的話,就不僅僅是這個秘書的頂頭上司國安部副部長要負責任,國安部部長也有負責任,而且負責整個安全系統的周永康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
因此我覺得這個間諜案在現在曝光出來的話,肯定是有特別的原因的,像在中國這種目前人人向錢看的情況下,出現的間諜案肯定不只這一件,但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節骨眼上曝光?就像我們以前討論過的,周永康他的下場會如何?這個有一個因素,是誰都不能預料的。
就是從現在到十八大或者北戴河會議之前,會有很多重大事件能夠曝光出來,能夠曝露出來,而且這些事件都會和周永康的安全機構或者周永康本人有關係,這不是哪一個人能決定的,這種突發事件不是人為可以控制的,所以這件事情在現在曝光是非常有講究的,這和在這之前發生的而且還在繼續進行的最高層的權鬥有直接的關係,是又一次雙方角力的過程。這個過程最終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那我們隨時再注意觀察,但是這確實是中央政法委系統管轄範圍之內的安全部門一個不可避開的重大的弊端。出事是必然的,什麼時候出事,什麼時候曝光,這個就有講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