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會出現變老與變壞的問題呢？追根尋源，與這個「最後一課」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五十年前我們上完最後一節課以後，人生發生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們的人生觀、世界觀正在形成的關鍵時刻，所見所聞留在腦海里一輩子都揮之不去的是什麼呢？「革命」、造反、打砸搶！無法無天、唯我獨尊、老子天下第一等等。漸漸地在我們的骨子裡被移植並不斷滋生起的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稍不隨意的出言不遜、大字不識的現代文盲、沒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

我看指望不著父親，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門口就栽倒了。在台階上坐著緩了一會兒，再抱......我終於把小妹妹抱到後院的花園裡了，就放進積極分子們挖苞谷挖出來的那個坑裡。我沒力氣埋上我妹妹，就隨便用腳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23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對駐村警察進行政治宣傳，以福建晉江為典型，稱當地推出社區警察背包「住村」、背包「住企」的工作模式，讓中共臭名昭著的」楓橋經驗」再度進入人們的視線。然而歷史告訴人們，早在1990年代」楓橋經驗」早已死灰復燃。

人被活活餓死的過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餓死的統治者是極其殘忍的，是罪大惡極的。可是幾十年來統治者及其維護者們為了淡化餓死人的殘酷性，減輕統治者的罪責，用「非正常死亡」、「營養性死亡」和「人口減少」等似是而非、含糊其辭的詞語代替「餓死」二字，以混淆視聽，善良的人們不要聽信這些騙人的鬼話。

晚年，胡適對激進主義思潮下的革命進行了反思，對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大革命的態度與年青時有了很大的不同。1910年代留學美國時期，胡適對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推崇備至，在其日記中就曾有對法國大革命禮讚的話語。而對於1917年發生的俄國大革命，胡適也給予...

一則名為《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弒母》的新聞刺痛了諸多人心。但當隱隱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約而同地集體指向文革時，反思本身已不完整。一、這類告密已不同於傳統告密模式《紅衛兵懺悔弒母》這則新聞呈現給世人的是一種醜陋的告密之惡。這類告密，已突破了傳統告密模式...

父親楊後增（又名日進），1919年生於江西省廣豐縣大塘底村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父親排行老大，下邊有兩個弟弟，一曰後賢，一曰後育。父親自幼聰穎好學，強記博聞，高小畢業後，因家計困頓不能升學，到一家雜貨店做店員。他白天做生意，晚上自修初中課程。兩年後，以同等學...

文革時期道縣的殺人行為帶有隨意性，具體殺了哪個人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背後的邏輯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這是出於極權主義運動製造「敵人」的必要：不是你來充當「敵人」，就是他來充當「敵人」，「敵人」可以是張三，也可以是李四，沒有絕對標準，但是對「敵人」的需要是絕對的，「敵人」是必須要有的。阿倫特曾經深刻指出：極權主義的法則就是運動法則，為了讓運動不斷進行下去，必須不斷製造「敵人」。

我們這個悲劇性故事中的主人翁，平時有個愛眨眼睛的習慣，而就因為這個對誰都無妨害的「習慣」，竟然把命都丟了！這在古今中外史上，恐怕再難找到第二人。

你往哪兒跑？沒有戶口，你是盲流一個，沒有介紹信，你出去即使有錢也找不到地方住，沒有人敢接待你，不餓死半路上已經是萬幸了！要知道，戶籍制度將每一個人牢牢地釘在這片土地上，沒有任意行動的自由。當然，「章把子」握在村支書那裡，上哪兒得靠他的批准與恩賜！

題記：他父親是鄉長兼舵把子，50年聚眾叛亂。他親自去勸說父親投誠，後又親自處決了他的父親，一時獲得中共重用。沒有想到十餘年後，他又被中共處決……雷馬屏農場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勞改農場，建立於五十年代初期，方圓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約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馬邊、屏...

題記：是淚的文字，是血的凝結，僅把我幾十年曆經的痛苦生涯，傾吐在紙上，以喚起社會的良知，我們不能再恐懼下去了，要勇敢面對歷史……開篇人的一生中要經歷很多人和事，有些很快忘記，有些卻留在腦海里，而留在腦海里最深的莫過於是自己的父母和兒女。我是個較早失去父母的...

「激進派正竭力讓美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美國諸多反文化現象，令經歷過文革的華裔老僑深恐歷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