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轟爸爸，火燒媽媽，全家改組，我來當家」這一類口號，集中體現了文革反傳統、反倫理的極端傾向。政治動員要求以「黨性」壓倒「人性」，打破以親情、師道、信義為基礎的人倫結構。親屬之間、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互相揭發大量發生。張紅兵舉報其母方忠謀並要求處決的個案，是這種制度性倫理崩壞的典型表現。⑩這不是個別人的道德敗壞，而是政治制度系統性誘導背叛親情的結果。 動物界通常識母不識父，攻擊父親者有，攻擊母親者幾乎沒有。所以，殘害父親者如同禽獸，殘害母親者禽獸不如。任何統治者，如果慫恿和逼迫人民揭露殘害自己的父母，其思想就是禽獸不如的思想。

普京的邏輯是：我不敢打北約，我還不敢打烏克蘭以色列嗎？老川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不敢打俄羅斯，我憑什麼不敢打俄羅斯的那群小兄弟？真正的差別是：烏克蘭挺住了，以色列打贏了；而伊朗、委內瑞拉、古巴都不堪一擊！這是制度差別的最好實例！民主國家平時松松垮垮，大難臨頭則眾志成城，因為...

最近讀到一篇訪談，一位伊朗裔法國作家提到：「伊朗人民不會在一夜之間變成西方的翻版。」這句話帶著一種冷靜的現實感。我們習慣相信，只要推翻政權、改變制度，社會就會進步；但她告訴我們，真正難以改變的，從來不是制度，而是人。如果伊朗不會因為政權改變而變成西方，那中國、北韓、俄羅斯呢？答案...

列寧像被拉倒了，柏林圍牆被推翻了，但那場「革命」所帶來的「主義」和災難並沒有結束，相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還籠罩在它的陰影之下。在俄國人已經反思了26年後，中國卻仍然在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仍然死守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那種奴役人民的主義和制度。在中國，憲法仍然是一紙空文，「人大」和「政協」仍然是擺設，書報檢查和言論控制仍在進行，政治指控、折磨、鎮壓和迫害仍在繼續，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以及對人類政治文明準則公然的踐踏，仍然是司空見慣的事。 中國人恐怕是最不善於記取歷史教訓的民族了。 只有在中國人開始反思上個世紀的「革命」歷史時，中國才有希望。

2026年2月19日，逾40國代表在美國和平研究所舉行首屆和平委員會會議。該委員會旨在為加沙的重建和穩定籌集資金，於2026年1月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正式成立。在全球治理架構已相對成熟的情況下，新平台的出現往往引發制度定位的爭論。川普總統主導的和平委員會被部分報導形容為可能替代聯合...

萬曆年間的江南，一畝官田要繳七八斗賦稅，而王府勛戚的千頃良田卻可以免稅。農民在稅存而產去的絕境中度日如年，權貴卻在有田而無稅的特權里花天酒地。這不是個別官吏的貪腐，而是一套被寫進章程、冠以合法名義的制度性安排。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句振聾發聵的...

當你看到三代人的持續榮景，先別高興，因為接下來碰到敗家子的機會是很高的。通常，敗家子的出現是因為前面三代人的努力，讓他一生下來就含著金湯匙，不需要吃苦，不需要翻身，也沒有重大挑戰在激發他的鬥志，他的經營能力顯然沒有受到真正的考驗，身邊的人都在拍馬逢迎，使得他很容易自我感覺良好，演變成自以為是，然後就出現重大誤判了。

在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治理邏輯已明顯從「發展型威權」轉向「防禦型極權」。維穩不再是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安全不再服務於社會運行，而凌駕於一切之上。政治權力進入一種高度緊張的狀態——對內恐懼社會，對外恐懼世界，對歷史、對人民、甚至對自身合法性都充滿不安。這種「草木皆兵」，恰恰是體制衰敗的前兆。

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偏左，並非因為他們更善良或更愚蠢，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制度位置、職業結構、思想傳統和道德語境，共同把他們推向了左側。

歷史反覆證明一個殘酷的規律：真理總是走得很慢，謊言卻跑得很快。真理要求人們思考、承擔與改變；謊言則迎合恐懼與惰性，提供簡單答案，於是像詐騙一樣，在不同時代不斷得手。 然而，文明沒有因此崩潰，正是因為總有人拒絕沉默。從耶穌、蘇東坡，到索忍尼辛與黎智英，他們共同證明了一件事：說真話的人，也許會輸掉當下，但未必會輸掉歷史。

可以給出一個清晰、可防禦的結論性判斷：當一個政治組織通過控制國家機器，使反人類罪在「法律上不可被證實」，國際社會就必須在法理上承認：證據的缺失本身，已經成為證據的一部分。 建立外部證據認證機制，不是對主權的攻擊，而是對人類底線的最低制度性防禦。

對外摩擦，已經不只是外部博弈的結果，而是體制內在張力持續向外釋放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殲-15鎖定日機事件更像是一記「制度警報」，而不是孤立的軍事摩擦。它提醒外界，當前東亞安全風險的最大不確定性，並不取決於某一次行動是否「刻意為之」，而在於一個缺乏剎車系統的國家機器，正在被「必須強硬」的政治敘事不斷推向更高風險區間。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並不是一項激進主張，也不是對某個國家的敵對行為。它是國際社會對自身價值的一次檢驗。問題不在於世界是否有能力這樣做，而在於是否仍有意願承擔代價。 如果在證據已經如此清晰的情況下，反人類罪仍可以被擱置、被拖延、被相對化，那麼真正被宣判失敗的，將不是某一套制度，而是人類共同宣稱的文明底線。 制止它，不是選擇；不制止，才是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