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白一點，列寧當時就是被西方列強的干涉軍壓得喘不過氣來，通過外交上的一種姿態和手段，首先取得中國的支持與合作，以此來粉碎敵對勢力的聯盟，減輕他在遠東承受的軍事壓力。而且列寧本身就具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在蘇維埃大會上就公開說過：‘符拉迪沃斯托克離我們很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之際，歐洲媒體出現了大量對一戰歷史的回顧、反思。中國雖為參戰國之一，但很多人感覺一戰離中國很遙遠。歷史學家袁偉時指出，其實一戰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德國之聲：中國雖然名義上是一戰的參戰國，但並沒有直接參與戰事，距離主要戰場也比較遙遠，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

五四這幫瓜娃子如果真的是熱血青年，為什麼不在一戰開始時，組軍或參軍去打德國在青島的基地？或者去示威，青島又不在歐洲。如果抗日，當時山東青島多是日本兵，隨時可以去示威或去抗擊，燒趙家樓人家私宅，算什麼英雄啊？日本當時已轉型方式，與中國新生的民主政府進行經濟合作，被憤怒青年弄砸了。民國時期，報紙上刊登的軍閥政客官僚私人財產統計表。

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請願時與軍隊對峙讀者們大概應該都記得魯迅那篇名為《紀念劉和珍君》的文章，以及裡面這段朗朗上口的語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魯迅的這篇文章，寫的是1926年3月18日，北洋臨時...

公使團的最後通牒，激怒了北京的愛國學生，也給予了蘇俄勢力利用愛國學生的機會。 3月18日上午，蘇俄代理組織在北京煽動共約五千多名的學生，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 遊行示威的隊伍，浩浩蕩蕩地朝著位於鐵獅子胡同的北洋政府臨時執政府涌去。 在1926年3月18日的遊行示威活動中，有一部分激進學生手持削尖的木棍、口喊暴力口號、衝擊中央政府，並直接導致了中央政府警衛隊開槍。

莫理循（1862-1920）是個出生在澳大利亞的英國人。他1897年擔任《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辛亥革命以後又當了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在中國生活20年左右。在此期間，他除了向報社發消息寫通訊之外，還給自己的上司、同事、朋友寫了大量書信。這些書信對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

一直到最後，列寧也是口惠而實不至，根本就沒有處理過什麼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更沒有歸還給中國一寸土地。」 蘇聯人為何出爾反爾？ 主要原因是，到了1922年，中國軍隊早已退出的這支多國聯軍被蘇聯紅軍全面擊潰，中國在蘇聯人眼中，已經不再具有戰略價值。

李大釗是共產國際的成員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李大釗是以蘇聯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的代言人的秘密身份，指揮共產黨的北方黨務。為蘇俄及共產國際赤化分裂中國積極賣命。李大釗之死也與蘇共密切相關，1927年因里通蘇聯顛覆中國政府，遭張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逮捕後處決。 李大釗為中共作出的「突出貢獻「就是背叛祖國，充當蘇俄分裂赤化中國的馬前卒。

隨著歷史檔案的解密，作者托托從大量的俄文原始史料及其俄國和歐美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中獲悉，皇姑屯事件其實是蘇俄特工的一件傑作。2011年12月16日《上海法治報》B5版，作者托托v ge b《1928年皇姑屯事件事相》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新的解...

國共內戰，民初建立的共和體制乃毀於一旦。以致百年來，中國政治社會大倒退，政治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專制，受專權統治長期執政影響，人民也越來越甘願做奴隸。

當我們沉浸在淘寶雙11的購物狂歡中時，可曾知道百年前的雙11，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戰日，有14萬的中國勞工參與戰壕挖掘，清理戰場，回收犧牲戰士遺體。中國收復了外蒙，科布多，唐努烏梁海。中國海軍進占海參葳，雙城子，廟街。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這當然叫人尷尬，就好比清華大學在108周年校慶這個大日子當天，用圍板封堵了校內著名景點「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也就是俗稱的「王國維紀念碑」）一樣。陳寅恪先生寫的這篇碑銘，最有名的是它最後這句話：「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北洋時期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時代，但因北洋軍閥長期處於混戰狀態，結果很快被北伐軍打敗，雖然新任上台的國民政府對這些昔日的北洋軍政對手還算寬容，但他們也都已經失去了權勢。在蔣介石統一全國之後，日本當然希望利用他們曾經的威望對抗國民政府，便以很高的待遇，來利誘拉攏他們出任偽職，不過均遭到他們的嚴詞拒絕，這些人有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張宗昌、徐世昌、曹錕、顏惠慶、賈德耀、靳雲鵬、朱啟鈐等等。

1921年4月21日，來自德國的露娜小姐在洛陽見到了吳佩孚，一見傾情，秋波頻傳，無奈吳就是不領情。回去之後，露娜小姐對吳大帥下了「最後通牒」——譯成中文就是：「吳大帥，我愛你，你愛我嗎？」吳佩孚看後大笑不止，提筆原信批了「老妻尚在」四個大字，命譯員將此信送回。

"話說白一點，列寧當時就是被西方列強的干涉軍壓得喘不過氣來，通過外交上的一種姿態和手段，首先取得中國的支持與合作，以此來粉碎敵對勢力的聯盟，減輕他在遠東承受的軍事壓力。而且列寧本身就具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在蘇維埃大會上就公開說過：『符拉迪沃斯托克離我們很遠，但這就是我們的城市!』......一直到最後，列寧也是口惠而實不至，根本就沒有處理過什麼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更沒有歸還給中國一寸土地。」

北洋時期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時代，但因北洋軍閥長期處於混戰狀態，結果很快被北伐軍打敗，雖然新任上台的國民政府對這些昔日的北洋軍政對手還算寬容，但他們也都已經失去了權勢。在蔣介石統一全國之後，日本當然希望利用他們曾經的威望對抗國民政府，便以很高的待遇，來利誘拉攏他們出任偽職，不過均遭到他們的嚴詞拒絕，這些人有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張宗昌、徐世昌、曹錕、顏惠慶、賈德耀、靳雲鵬、朱啟鈐等等。

北洋政府的寬容以及經常被迫認錯，是建立在強大的輿論監督和強大的民間力量制約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員貪污現象極少，正是得益於政府開放黨禁和報禁，用輿論和反對黨來制約政府權利的濫用。

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中國不僅通過參戰而成功融入了世界格局，還通過付出的極小的代價，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可以說這是一次輝煌的外交勝利。 原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中國執政者一致認為，參加一戰，有利於中國改善國際地位 1914年7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