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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眼中的慶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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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1862-1920)是個出生在澳大利亞的英國人。他1897年擔任《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辛亥革命以後又當了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在中國生活20年左右。在此期間,他除了向報社發消息寫通訊之外,還給自己的上司、同事、朋友寫了大量書信。這些書信對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涉獵,同時也記錄了他個人的觀察與感受。

後來,這些書信分別保存在雪梨米歇爾圖書館、倫敦《泰晤士報》檔案室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等處。上世紀70年代末,澳大利亞華裔學者駱惠敏將它們彙編成兩卷本的《莫理循書信集》,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因為這些文字材料對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的政治、社會和外交等各個領域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珍貴史料,所以該書經劉桂梁等人翻譯之後,由知識出版社出版,取名為《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在這本書中,有幾段關於慶親王奕劻的描述,閱讀起來實在是值得玩味。

1911年4月1日,莫理循一封信中寫道:「外務部從來沒有這麼糟糕。從前有一次我發電訊給《泰晤士報》說,慶親王已經三年不去外務部了。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我的電訊,三天之後,慶親王竟然到外務部去了。我沒聽說三年以來他什麼時候去過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三年前就得了癱瘓症,說話不大靈便,而他也儘量躲開外務部,也只有在某位公使寫信專門請他來時,他才來外務部。接替那桐的是鄒嘉來,那是個斜眼的草包,這樣的人給我當僕役頭目我都不要……」(《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第708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1版)。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中國官場尸位素餐的現象多麼嚴重!同時也可以發現,包括慶親王在內的中國官員,對於外國記者的報導還是有些顧忌。

5月19日,莫理循在另一封信中披露了部分王公大臣的財富:「梁士詒,鐵路總辦,……聚斂一千三百萬鎊。陳璧,郵傳部尚書,五百八十五萬鎊。李德勛,津浦路北段總辦,一百四十二萬五千鎊。而慶親王據稱在外國銀行的存款,即有七百一十二萬五千鎊。最後,許多其他消息透露,外務部兩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據說由於賣國而每人每年接受之外國禮品,達十五萬到三十萬鎊之多。」(同上,第728頁)如果沒有絕對的權力,他們怎麼可能聚斂這麼多財富?

武昌起義的槍聲,宣告大清王朝即將崩潰。這不僅導致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也引發了大批官員的外逃。所以莫理循在10月24日一封信中寫道:「財政恐慌就在北京發生了。國庫貯備的白銀不足一百萬兩,可以肯定,它無力支付官員的俸祿。而失信又會加深財政恐慌。消息靈通的漢人、滿人已經離開北京。漢人害怕滿人報復大批出走或將他們的家眷送走。滿人出走是因為害怕將來的下場。」(同上,第764頁)

他還說:「攝政王、慶親王、那桐和旁人大量提款使政府銀行處於困難。慶親王從大清銀行提款二十五萬兩白銀直接導致了我在15日電訊中所報導的危機。由於東方匯理銀行以為期六月利息七厘向大清銀行貸款一百萬兩,恐慌稍為平息。目前戶部正努力從四國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德華銀行、美國財團、滙豐銀行)得到一千二百萬兩為期一年的貸款。他們準備付八厘或更多些的利息,以皇家敕令作擔保。」

幾位王公大臣為了提款逃命,居然導致大清銀行向外貸款。什麼叫富可敵國?也許由此可見其一斑。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南方都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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