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為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垻里示眾，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太爺（曾祖父）和太太（曾祖母）上了歲數，該頤養天年了。爺爺取代太爺成為這個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主事人時，我已經記事了。我清楚記得，我們幾個小曾孫撿了掉在地上的熟杏，給太爺太太吃。爺爺兄弟三個，老三（我三爺）大學畢業在外工作。爺爺有五個兒子，老二（我大）在外邊念大學。除了三爺和我大，那...
1948年後，殘酷的望蔣杆雖然被糾偏不搞了，但是有多少人摔死在望蔣杆下？誰應該對此負責任？卻沒有做任何交代。中共為了支持戰爭，血腥土改政策繼續進行，在廣大共占區，隨著新政權的建立，立即開展了對富人的清算、鬥爭，對地主富農等鬥爭對象肆意施虐，捆綁、吊打、掃地出門，姦淫妻女、殘殺滅門等等酷刑，和望蔣杆一脈相承，暴戾之氣瀰漫大地，中華民族的一切優良傳統和社會精英被一掃而空，國家元氣大傷，貽害數十年，至今不能恢復。
從法律視角看，朱儉佩、朱士佩二兄弟揮霍的是屬於自己的財產，旁人是無權說三道四的，社會輿論最多在道德範疇對他們的行為進行非議和譴責。而朱榮佩尊重財富、創造財富的行為更應得到稱道和尊重。問題是在土改時對兩種不同行為的評估和對待搞了個「上下顛倒」，揮霍者接近領導階級，創造者死無葬身之地。 有位經濟學家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一個好的社會必須具備兩個制度：即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的制度和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制度。從朱家兄弟分家析產後半個世紀，社會又重新回到尊重社會財富的軌道上來，應是我們每一個人值得慶幸的好現象。
2008年，母親90歲時畫《夢荷》前幾年，我媽九十多歲了的時候，我刻意跟我媽聊天，聽我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才知道我媽是地主，原來我只知道我媽是老師，一個普普通通的職業婦女。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滿洲國的資源大量為日本作戰服務，老百姓吃的很差，大部分是劣質粗糧，又是兵荒馬亂，那時候我媽...
隊長當著大家的面說：「你是地主狗崽，能讓你活著就是寬大，你勞動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貧下中農搞平衡沒門！」陶德寶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導『不殺頭給飯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隊長輕蔑地說：「你去死吧！死一個階級敵人連一條狗都不如！」 德寶拽住隊長的衣角，哀求道：「隊長啊，我跟你無仇無怨，你幹嘛和我過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嗎？你莫非真的不讓我活啊？」隊長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開德寶的糾纏繼續走路。 失望之極的陶德寶，迅速貼近隊長身後，雙眼噴火，猛地舉起釘耙，對準隊長的腦殼死命錛去。「噗哧」一聲悶響，隊長隨聲倒地，本能地雙手抱頭，像刺蝟般捲縮成一團。因下手過猛，釘耙的鐵齒有兩根從隊長的頭頂直穿透下頦，隊長的嘴巴像上了鉚釘一般閉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