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問題在於：這支艦隊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政治工具被設計出來的，而不是一架真正的戰爭機器。它被用來震懾日本、震懾列強、向朝廷證明洋務運動的成果，它就是一個活的廣告牌！！當廣告牌需要真正上戰場的時候，才發現從來沒有為那一天做好準備。 北洋水師的故事，是一個帝國的教訓。而教訓這種東西，歷史從來不吝嗇地一遍遍重演，變換的只是主角的旗幟而已。

更可悲的是，後來當一個日本人指出了大清的核心弊病時，當時大清人卻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自我麻醉之中。甲午戰爭他們認為自己贏了，對於外來的一切批評都認為是想要迫害自己。 當時，另一個在華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也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

一個民族的衰落，往往始於對自身優勢的虛妄執念，始於用自我安慰替代直面現實的勇氣。晚清七十年，恰是這個論斷最沉痛的註腳。當堅船利炮擊碎了天朝上國的迷夢，一群身處困局的統治者與士大夫，沒有選擇奮起直追、革故鼎新，反而構築了一套荒誕卻自洽的贏學體系。 這種在慘敗中宣布贏麻了的本事，並不是晚清的特色，而是一門傳承了兩百多年的絕學。

赤馬紅羊劫說法源於源於讖緯文化。南宋一個名叫柴望的學者，編寫了《丙丁龜鑑》，統計了從秦朝到五代共一千多年的歷史，發現每逢丙午、丁未年，國家發生動亂的概率比較高。他歸結為「赤馬紅羊劫」。

在一本雜誌封面上，慈禧與光緒接見大臣的情景。畫風十分暗黑。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面容形同枯槁，兩人仰躺在特製的床榻上。身邊站著手持偃月刀的護衛，四周煙霧繚繞。大臣們跪伏在地上，畫面極其詭異、令人生畏。清朝末年，不少西方報紙、雜誌會通過漫畫、報導等形式，刻意醜化清朝統治者與百姓生活。這...

兩國關係緊張，不是兩個潑婦關係緊張，不是罵街比賽，是要有智慧、勇氣、決心和力量以及專業技術的，政府為什麼要設立這麼多部門，為什麼要聘用技術官僚，因為專業不同，角色不同，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不同，各部門要協調配合，像你們這樣搞，那就設立一個部門就好了，招一堆潑皮無賴腌臢潑才。你們是幹部，不是干就完了這個部門，你們是現代社會文明國家的幹部，不是大清國的幹部，更不是國產清宮劇里的幹部。

最典型的案例是乾隆接見馬戛爾尼使團。1793年，這位英國使者希望以平等外交姿態遞交國書，而清廷則堅持以朝貢模式來處理。乾隆特意安排禮部官員與侍衛列於兩側，全程要求保持肅立、冷麵，以顯示天威。當時的英國記錄寫道：「中國官員雙手藏在袖中，以不屑的冷眼注視著我們」。在英國人眼中，這種接待方式毫無誠意可言。英國人不認為這是威嚴，也不認為這是禮儀，而是拒絕交流，甚至是敵意的流露。

誰還在繼續愛中共？

今天，當我們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相信史實，回到歷史的原點，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在那裡面找到我們的起點，真實是歷史的生命，在歷史中找到我們的明天。昨天是我們的歷史，今天也是我們的歷史，明天也將成為我們的歷史，在歷史當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未來。中國的歷史不是某些英雄、偉人和統治者創造的，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創造的。

中國歷史上，自漢朝尊儒始，歷代書生都有公車上書的傳統（漢制規定，官吏或民眾上書言事均由公車令接待，稱為公車上書），而上書人確也有因此被破格重用者，比如著名的東方朔。這條傳統的上書之路，到了滿清，就被滾滾人頭堵住了。你是讀書人，乖乖聽話是本分，什麼獻策、改良，呸，你也配，我把你千刀萬剮，看你還敢不敢千言萬語。 就這樣，一個又一個的愛清書生，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染紅了康乾盛世。

道光是苦命的皇帝，繼承父祖的爛攤子，國庫空虛，海內睏乏。不惟不敢南巡北狩，連自家的吃穿度用，也能省就省。過去皇帝一身衣服，穿過就扔，道光得洗三遍才放棄。最過分的時候，居然衣服破了，要人給補好再穿。結果內務府派專人送到蘇州，教蘇州織造找專門的織工來補，打一個補丁，比買件新的還費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