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的教職員有98%是或自稱自由主義者，以DEI、Woke、Cancel為校政，一切不被視為「進步」（progressive）的言論，全無發表空間。哈佛聲稱的多元（Diversified），只限種族、國籍和幾十種性別的所謂多元，思想則定位一尊，只准反美仇猶擁哈馬斯或馬克斯一家，絕不容許政見的多元。正如四十年代的延安，由全國投奔來此的年輕人，可以來自上海、廣州、北平、重慶、濟南、哈爾濱，有省籍的「多元」。但來到延安之後，只能夠擁護毛澤東共產黨一家，凡在延安表達為國民政府的蔣介石辯護者，亂棍打死。

在英文X上一名叫James Wood（中文名是武傑士）的一個推文里是一幅習近平的大頭像，像下方寫著Best leader（最佳領袖）兩個英文字，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1】，有人問詢你是認真的嗎？推主回答說，是的。推主甚至還認為習近平像里的滿頭濃髮乃是智慧的象徵（It is a si...

在1940年代，尤其是陝北地區，中共組織農民種植鴉片，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煙土局」來統一管理。這並非空穴來風，我的家鄉榆林和延安，曾是鴉片貿易的重要集散地。更令人震驚的是，綏德警備司令部的指揮官帶領359旅的部隊，在南泥灣地區親自參與鴉片種植。這一事實由許多當時的目擊者和後來的歷史研究所證實，成為中共以「革命」之名，行毒品交易之實的直接證據。

二戰確是人類最慘痛最恐怖的記憶。其超過5000（或7000）萬人的死亡，無數城市化為廢墟、文明毀於灰燼。關於二戰的記錄不可勝數。但是歷史永遠是不可缺席的教師。二戰的教訓，對於中國戰後迄今的發展，更有莫大的關係，很多關鍵問題，已被遺忘或扭曲。現在的美國和美中關係，又來到歷史性時刻，本文試圖以幾位美國二戰的統帥級人物與中國的故事，溫故知新。

抗戰期間，受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派遣，潘漢年前往上海，出任實際上的延安政府駐汪精衛偽南京政府代表。(圖片來源：網絡圖片)第一節：歷史人物潘漢年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討論，如果所述歷史事件與事實有出入，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至於這些事件本身在歷史上的是非功過的問題，我本人不加評論...

紅軍幹部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女學員劉茜，由革命功臣淪為殺人犯，被公開審判處以死刑。黃克功案件的一大背景在於，延安男多女少導致女性缺口巨大，軍隊幹部對於婚姻的需求與戀愛自由觀發生了矛盾。在現實中，這一矛盾的解決以組織包辦收場，以此保證較高級幹部的優先配偶權。現代中國婚姻制度中的計...

1929年11月6日，閩西特委報告：「一般過去鬥爭失敗的同志腦子裡多充滿了殺人觀念，他們殺人太隨便了，以為反動派可以殺得盡的。」贛西南，據1930年6月《紅旗》，「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的，贛西南有廿余縣的鄉村，農民協會即變成了臨時政權機關。」

中共在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就是讓軍隊種植鴉片。（網絡圖片）在中國大陸但凡五十歲左右的人都是從六、七歲開始學習《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這是毛澤東在1944年張思德的追悼大會上發表的講話，該講話還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被奉為老三篇之一，強迫全國人民熟讀、背誦。文中說道：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

1929年11月6日，閩西特委報告：「一般過去鬥爭失敗的同志腦子裡多充滿了殺人觀念，他們殺人太隨便了，以為反動派可以殺得盡的。」贛西南，據1930年6月《紅旗》，「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的，贛西南有廿余縣的鄉村，農民協會即變成了臨時政權機關。」

一九七四年夏天，幾位新華社記者曾經訪問過延安。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給他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這些要飯的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間，記者到原《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只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一九八〇年，四位新華社記者採訪延安，要飯人數減少，仍然遇到八個要飯的。

1932年初，蘇區開始大肅反，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目標。中共閩浙贛省委報告：黨的幹部已大大的撤換了……全省的知識分子已去十分之九還要多一點。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最為嚴重。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

延安還大搞所謂的思想解放，摒棄傳統的道德體系，開放程度你怎麼想都不為過。​​​​​​​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擊」，也就是一個男的碰見一個女的，問一聲：「打個游擊吧？」女的說：「好吧」。兩人就鑽棗林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延安曾被稱為中共革命的聖地。中共建政前的28年，毛澤東搞革命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就是延安。他從1935年到1948年，共待了13年。在延安，毛正式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登上了最高位。他成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八年抗戰，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胡耀邦跟隨中央紅軍大部於1935年11月7日抵達瓦窯堡，算是結束了一年零半個月的長征。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時有86000多人，到達陝北時僅剩下7000人，這其中很多人是沿途擴紅進來的，真正從江西一路走下來的可能也就是三四千人，存活率約僅僅5%，打一個不恰當比喻，比歐洲猶太人經歷了二戰種族清洗後的倖存率還低，可見這一路軍事鬥爭和自然環境的惡劣。胡耀邦作為人小體弱的紅小鬼，能夠生存下來是個奇蹟，到達延安後，他的體重下降到不足70斤。

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建立的中共國，根本不是什麼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且比古今中外所有獨裁政權更獨裁的極權國，毛則成了不是帝王的超級帝王。毛離京最愛去的地方，都是能最大限度滿足他的權欲和享樂的豪華行宮。 延安山不青，水不綠，民窮困，被毛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西北高官一大片，「解放後」還不如「解放前」。 毛如果回延安，熱來心煩燥，冷來無佳人，滿眼皆荒涼，回首皆是怨，有什麼意思呢？還不如不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