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女作家丁玲一生與多人同居，成為毛澤東用軍用電報獻詞的唯一一人，最終以第三者的身份嫁給了小自己13歲的陳明。難怪她在沈從文的文章中是一個「肉體與情魔」、與湘西土娼毫無二致的女人。

《新民主主義論》曾偽裝成「熱情小說」《滿園春色》，在保留小說原文的情況下，將《新民主主義論》全文摻入，前後顛倒裝訂。此非個案，如《紅旗》曾偽裝成《一顧傾城》、《快樂之神》、《紅妮姑娘艷史》；另據唐弢披露，《布爾什維克》月刊1929年也曾一度「臨時改了個名稱，叫做《少女懷春》」。

也就是說順毛者生，逆毛者亡。周恩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觀點，對於位數不少的幹部無疑敲響了警鐘，只有順從毛澤東的旨意，不可違背，從而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創造消除了重大阻力。周恩來不僅死心塌地的做毛奴，而且愛屋及烏，做江奴亦心甘!文革中所有被專案組迫害的成千上萬的人，周恩來都是身體力行的執行毛澤東的旨意，忠實的充當了第一打手角色。

廈門程凌虛：《人民日報》2015年3月4日署名文章解釋中華價值觀與西方近現代價值觀的不同有四點：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群體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微評：還差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黨高於一切！ 朱韻和：早期中共領導情愛與政治之間的故事 司馬璐...

1935年，紅軍長征後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投敵，成為「紅軍第一叛將」。事件起因是，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為保證長征時沒人逃跑及投降竟進行「萬人坑」大屠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失去信心。

在秦城中，李莎與王光美囚室比鄰，出獄平反後王光美曾看望李莎，感謝李立三沒有亂供所謂劉少奇充當史達林間諜的問題。死前瞿秋白妻楊之華對楊之英耳語：「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瞿獨伊始終認為母親死因不明。項英的愛人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被處決，事先徵求了項英意見，「項英來電，同意處決」。

八一南昌暴動一直為中共高調渲染，南昌城裡至今還保留十分隆重的紀念館與暴動領導人群雕。但這場中共建軍的暴動，怎麼會失敗？怎麼虎頭蛇尾？後來呢？具體細節呢？中共黨史一直語焉不詳。筆者根據《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驗與教訓》、《張太雷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

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死後被打成「叛徒」，妻子慘死，孩子被關，父母墳墓被掘。

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厭倦了這個黨的你死我活、爾虞我詐；躲避著這個黨的恩怨情仇、血雨腥風，看透了這一切，他選擇了遠遁加拿大，終於得以善終。多年以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沉痛地感喟道：「我曾枝枝節節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於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樣，聽由史達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義行為。……在中國的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在被處死前的一個多月中，他完成了《多餘的話》，深刻剖析了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被共產主義終極理想所吸引走入共產黨，之後在真實的現實中，面對共產黨殘酷的對外對內鬥爭，在黨的忠誠、服從原則下靈魂分裂，直至成為放棄獨立思想的「演員」，一邊宣傳著共產黨的主張，一面懷疑著用階級消滅階級，用不美好到達美好的邏輯，厭倦階級性否定人性。

楊尚昆長期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對毛澤東這個人非常了解「毛主席這個人非常多疑，後來張聞天在莫斯科當大使時，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點懷疑。」另外，楊還說：「我們這個黨後來『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問題我現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講過的話，他可以重新變過。比如瞿秋白的那個《多餘的話》，毛主席看了，也親自跟我講過，說秋白這個同志是書生，說他文章寫得很好。他那個意思就是說並沒有出賣什麼黨的秘密，或者說他是叛徒。後來忽然不曉得怎麼一下子說他是叛徒。也是他講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麼搞的。」

在不到3年多時間，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說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鑿鑿，直言不諱。「文革」中八寶山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紅衛兵砸毀，屍骨無存，周恩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的多次談話與提議，對無法無天紅衛兵來說，就是最大動員令。

維經斯基和尼克爾斯基赴華發展組織，首先在北京建立核心。李大釗一開始就進入核心，掌握了購買力相當於今天上億人民幣的資金，足以支配強大的軍閥。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黨只是外圍，雖然活動經費九成來自蘇聯，但總額不過相當於興辦雜誌和文化協會。尼克爾斯基來自蘇聯軍事情...

也就是說順毛者生，逆毛者亡。周恩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觀點，對於位數不少的幹部無疑敲響了警鐘，只有順從毛澤東的旨意，不可違背，從而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創造消除了重大阻力。周恩來不僅死心塌地的做毛奴，而且愛屋及烏，做江奴亦心甘!文革中所有被專案組迫害的成千上萬的人，周恩來都是身體力行的執行毛澤東的旨意，忠實的充當了第一打手角色。

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在全國捕獲的共產黨員是4,505人，而自首投誠者則達到4,213人，「自首叛變率」竟達95%，「這足以證明國民黨這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影響極大」。

1935年，紅軍長征後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投敵，成為「紅軍第一叛將」。事件起因是，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為保證長征時沒人逃跑及投降竟進行「萬人坑」大屠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失去信心。

所謂「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離開上海，前往其時被共產黨人稱作「蘇區」的江西瑞金；所謂「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蘇區」，而不能隨紅軍「長征」。瞿秋白因了這1934年的不得不走與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與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