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暴動一直為中共高調渲染，南昌城裡至今還保留十分隆重的紀念館與暴動領導人群雕。但這場中共建軍的暴動，怎麼會失敗？怎麼虎頭蛇尾？後來呢？具體細節呢？中共黨史一直語焉不詳。筆者根據《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驗與教訓》、《張太雷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稍述其詳。凡引號處，均出自中共中央的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為葉賀失敗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張太雷的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廣東省委聯席會議席發言）、《張國燾的報告——1927年10月9日》（注1）。
隱去的細節
南昌暴動後，暴動主力葉挺、賀龍部經撫州、瑞金、會昌、梅縣，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帶，最後經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1927年9月24日，暴動部隊前鋒抵達汕頭，汕頭農軍起來響應，但遭陳濟棠、王俊（國民黨潮梅警備司令）、黃紹雄合圍，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頭，在湯坑進行防禦。湯坑之戰乃赤暴軍隊的最後一役，對壘雙方實力懸殊：國軍1．5萬，暴動赤軍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為葉賀失敗事件〉：「巷戰一晝夜而我軍竟完全解體」。
湯坑敗後，葉挺部僅餘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潰散；賀龍20軍第12師二三千人奔海陸豐，「這部分的軍官政治意識本甚模糊，離開大隊之後，更是絕無目標的情形，竟要求李濟琛收編。」革命意志居然如此脆弱！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葉賀部失敗的〈通告〉中，將敗因歸於「沒有大大殺滅豪紳資產階級的權勢與勢力（葉賀軍隊之中『不擾民』的口號幾乎高於一切」。〈通告〉批判前敵委員會政綱錯誤，「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張，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這證明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這種政綱可以使葉賀暴動根本上喪失其意義。」意思是為什麼不沒收二百畝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對「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無論最後的湯坑之戰「一晝夜而完全解體」，還是「要求李濟琛收編」，包括只沒收入「二百畝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堅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徹底性，不宜標舉搖晃。
「隱身」的領導人
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達九江。他們討論後議定在南昌組織暴動。李立三、鄧中夏即赴廬山找瞿秋白商議，瞿秋白完全贊同這一計劃。他們召開緊急會議，李立三、鄧中夏請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動意見，並請中央速決。過了兩天，形勢更緊，張發奎尚未到九江，但態度更右傾。李立三、鄧中夏聽說張發奎等也將在廬山開會，商議解決第二方面軍中的中共分子問題。此時，譚平山將南昌暴動計劃向賀龍探底，賀龍反應熱烈，決定其部於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於是譚平山急電中央徵詢可否。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人奉電召回到九江，參加暴動決策會議，與會者對暴動計劃持完全一致意見。26日周恩來從武漢銜中央之命趕來，表示完全同意在潯（九江簡稱）同志意見，決定由鄧中夏回武漢報告中央。一干人於27日齊赴南昌，依中央命令成立前敵委員會。只是因軍事準備來不及，改於30日晚舉行暴動。
不久，中常委又派張國燾趕來，說是共產國際不主張干，僅因譚平山一力主張，暴動決議才通過。張太雷的報告中：「致使這次暴動成為平山所領導，自然這個運動也變成了軍事的投機。」
29日上午，張國燾從九江連發密電，謂「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他到後再決定。」但前委決定暴動決不能停止，繼續進行一切暴動準備。30日早上，張國燾趕到南昌，立即召開前敵委員會，傳達中央「宜慎重」的意見。第三國際的指令性電報謂：（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將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除非得到張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譚平山等一致反對這項意見，謂暴動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張發奎已受汪精衛包圍，決不會同意中共計劃；我黨應站在領導者地位，
不能再依賴張發奎，爭論數小時，因張國燾代表中央意見，不能以多數票決。31日晨再開會議，又辯論數小時，張國燾最後表示少數服從多數，最終決定晚二時暴動。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紀念館的群雕，朱德占有顯著一席。文革時，暴動時不過小小排長的林彪，居然也躋身「南昌起義領導人」。而朱德其時僅為南昌警察局長，挨不上號的人物，真正的策劃與組織者張國燾、譚平山、瞿秋白等人，均因政治原因，對不起了。尤其譚平山，對整個暴動及後來的行軍影響甚大。李立三：「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完全在黨的指導之下，實際上不過是許多C．P．（按：英文共產黨首字母）分子的個人指導，最後幾乎變成平山同志的個人指導。……當時平山在政治負了很大的責任，中央並未將他撤換。」尤其決策階段，譚平山力主發難，理據是捏有兵權的賀龍、葉挺都同意干。此外，譚平山時任國民政府農民部長，乃中共在國民黨里的最高職務者，而南昌暴動又舉著國民黨左派的旗號，客觀上也需要一位標誌性人物。1927年11月14日，譚平山竟被開除中共黨籍，指責他與鄧演達另立第三黨——中華革命黨。張國燾亦於同日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被開除臨時政治局候委、中執委資格。加上張國燾後來叛共，自然只能歸於「人類狗屎堆」。至於瞿秋白，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晚節不貞，不足為訓。（注2）如此這般，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這三位南昌暴動真正的領導人，必須「隱身」。
不宜撩看的細節
1927的7月31日晚，因賀龍部20軍某營長泄露秘密，增加暴動困難。至翌晨六時，始將第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完全繳械。8月1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因四周敵軍將至，決定全軍回粵。此時得現洋十萬，七十萬紙票（但不好用）。
8月5日從南昌出發，共2．1萬人。三天後趕到江西臨川，天氣極熱，沿途多山路，每日行軍60里至百里，士兵負擔極重，每人背50～300發子彈、機關槍、大炮，無挑伕。李立三原文：
食物與飲料全買不到，甚至終日難得一粥。渴則飲田溝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極多，沿途倒斃者絡繹不絕。同時軍隊中多無軍醫處、衛生處等的組織，無法救治。加以宣傳工作極壞，逃走極多。僅行軍三日，實力損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遺棄子彈將近半數，迫擊炮完全丟盡，大炮亦丟了幾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將近四千。
暴動部隊中的第十師，親共的范藎團被「解決」，全師逕自開往浙江，尋找南京政府要求收編。暴動赤軍立「減中」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會昌之役再損失千人，戰鬥兵員僅剩八千。
臨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農民對赤軍越發仇視，落伍傷員常被農民所殺。行軍途中，數日不見一人，宜黃縣城原有近二萬人口，等暴動赤軍到達，僅剩48名六十歲左右老人。
20軍、11軍的一些參謀在臨川逃跑，原定軍事計劃有可能泄漏。因此抵達瑞金後，前敵委員會決定改道汀州、上杭赴東江。但瑞金已有守敵，為奪取瑞金城，再傷亡600餘人。此時，會昌已有錢大鈞、黃紹雄兩部共計18個團，赤軍不得不強攻會昌，戰況激烈，傷亡八百餘。
及至抵達湯坑，共計不到六千士兵，而敵方總計兵力五個師，約1．5萬人。在分水、湯坑激戰三晝夜，赤軍傷亡很大，24師下級幹部殆盡，20軍亦死二名團長，無兵補充，不得不下令退卻，潮州、汕頭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員會下設的政治保衛處，在驛前、廣昌、屏山、瑞金、會昌等處殺了30餘個「土豪劣紳」及AB團分子。在汀州再殺四「劣紳」。原準備到廣東後大規模屠殺「反動派」，結果僅在潮州殺了三人、大埔殺四人、汕頭殺12人。潮汕失守時，牢裡還關著幾十個反動派（多半是工會送來的），「竟無法殺他（晚上不能放槍，又沒有刀子）。」張太雷事後總結：
以前五十畝以下土地不沒收的，這實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礙，以後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內）的土地都要一概沒收，徹底地干去……
我們現在要放膽去干，不應像以前太規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觀念，對土豪應該亂殺，絕對不要恐怕冤枉了。
就是暴動部隊的兵士，走了一路還不明白革命意義。「連八一革命的意義，不但是沒有深入群眾，就是兩軍（按：指葉賀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
行軍途中，與中央完全失去聯繫。至汕頭後，方知有「八七緊急會議」，行軍兩月，簡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載，中共黨員人數從政變前的五萬餘驟降至萬餘。
這些一系列「後來」，全都需要「淡化」。
注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192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394—429頁。
注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192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48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