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後來接受了一套規則：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正確，最後不能只由事實、判斷和良心決定，還要等待政治作出裁決。 王實味沒有學會。 蕭軍拒絕學會。 丁玲學會了，而且一度用這套標準要求別人。 後來幾十年，她不斷檢討、申訴、等待重新獲得承認。 把自己的那百分之一交出去，並不會換來權力永久的信任。 只會讓一個人越來越需要權力告訴自己，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應該怎樣想。

比如說我是一個領導，要抓貪污分子。假如我的單位里沒有貪污，我應該感到很安慰。可是不行，階級鬥爭是普遍存在的，你這兒是世外桃源？不可能，所以就抓。抓個百分之一不行，人家都抓百分之二十，你怎麼能抓百分之一？結果人數越來越多，而且貪污數目越大，他就越髙興。五塊、十塊的不行，幾百、幾十的不行，怎麼也得上萬字號。如果還不滿意，那就上十萬字號、百萬字號。其實應該反過來，最好是沒有人貪污，沒有人是反革命，這樣心裡才安慰。可是沒人貪污，他心裡卻不高興，數目越多越高興，這到底是一種甚麼心態？是一種革命的心態，還是反革命的心態呢？怎麼能反革命越多，心裡就越髙興呢？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權威生成和知識分子政治處境改變的關鍵節點。通過學習、批評、組織調整、歷史敘事、幹部審查和文藝政策重建，中共黨內原有的多中心結構被逐步消除，毛澤東由革命組織中的核心領導人轉變為政治、思想和文化意義上的最高決策者和闡釋者。1943年的中央機構調整使最終裁決權獲得制度形式，1945年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則使個人領導與理論權威完成結合。所謂「稱聖」，正是對這一過程的概括：領袖不僅決定政治行動，也成為判斷思想正確與否的標準。

這不是周星馳的錯，也不是Zhou Xingzhi的責任。他不是英國人，他並不為好來塢拍電影，只須迎合中國人電影市場已經忙不過來，而且知足。若以航行為譬喻，周星馳在維多利亞港之外，由東海上溯至長江黃河已經夠了，而paradoxically（對不起，這個自我不知如何用中文來表達），諾蘭豈止遨遊愛琴海，他早已得到了太平洋；他不限於地球村，而且航向了星宿海。

非常贊同的一段話，引自X網友Eric：中國的知識分子，許多人常犯幼稚病，一犯，就愛扯淡，既忽悠他人也忽悠自己。比如，照搬理論忽略常識，一來就是：我們要成立一個特別民主的組織，章程規範，不依賴個人魅力，任何人都可以被取代……我們還要構建一個建設型的平行社...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人們的興趣和評論聚焦在為時越來越短的微博、短評上。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只是一個媒體事件，很快會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知識分子道德選擇、良心勇氣的問題，還會一直被持續下去。

莫言不是問題，製造莫言人格結構的才是問題莫言的問題，也許從來不是他說錯了什麼，而是很多人認為：他沒有成為他們期待中的那個人。如果回到2012年，很少有人會想到，十多年後的莫言，會成為中文網際網路爭議最大的作家之一。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人為中國文學感到驕傲。即便後來...

五四青年羅家倫：30歲當上清華首任校長終遭驅逐——中新網羅家倫（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筆名毅，祖籍浙江紹興柯橋錢清鎮江墅村，生於江西進賢。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者，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

季羨林所說高壓之下，如果不改變立場，生命可能都有危險，或許正是理解這一代知識分子命運與選擇的一把鑰匙。後人當然可以對他們的言行作出評價，但若脫離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生存壓力，僅以道德標準進行裁斷，往往也難以真正理解他們何以如此選擇。

昨天寫文章說《胡錫進反川普，已經到了魔魔怔怔的程度》，其實，很多文人、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和胡錫進有點類似，只是魔怔的程度輕重不同而已。在理解和分析川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運動時，常常表現出深刻的困惑、誤判乃至情緒上的拒斥。他們依據嚴謹的數據、宏大的歷史敘事和普世的價值...

耿同學的帳號簡介寫得很直白："吉大生物學本碩，北航生醫博五沒畢業。努力做生物學科普，因為科學能強國。偶爾也分享科研圈的瓜」。恐怕今年之前沒人會想到，這位博士退學的科普博主，能夠成功打假傑青、長江學者、院長們，還促使很多實驗室開始數據自查。

很多「知識分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所謂「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吟風弄月是「幫閒」；歌功頌德是「幫腔」；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凶」1。他的結論是：「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了『文化專制』。《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並非沒有道理」。 筆者議論時政，一貫以事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蓋「人各有志」也。無奈近日港事，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每多與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協理副校長劉智鵬先生有關，究其言行，堪稱完美地演繹了易中天筆下「四幫分子」的醜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評論一下人物。

資中筠，翻譯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從"梁效"說起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貶斥是無爭議的。對於曾與之有關聯的幾位教授，是不可磨滅的劣跡，甚至於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

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