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2年到1926年，魯迅在教育部任職長逾十四年，這段經歷被其對頭、批評家陳西瀅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跡」。即使魯迅為此同陳西瀅論戰，針鋒相對，但仍解脫不了身後的非議。魯迅經歷的一段官場歲月，也成為研究者有意無意迴避的一段歷史。
在人們的腦海里，作為文壇旗手的魯迅耿介、倔強，既不寬容，又從不妥協。他的文章是投槍，是匕首，一如他的為人。你也許無法想像，同樣的一位魯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於下僚十餘年，試圖扮演好恪盡職守的公務員角色。並且，這一切真實地發生過。
許多人熟知的中學語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認為，棄醫從文是魯迅早期思想發展的一次飛躍，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魯迅的愛國思想。但是，愛國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而且每個人也會有自己的特殊表現。所以，棄醫從文也只是魯迅早期思想發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1906年，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求學期間，由於幻燈片事件的刺激，決定棄醫從文。這是魯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回國後，從1918年至1926年，魯迅創作出版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十》、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領域的地位。
魯迅的收入來源主要有三項:即薪水、版稅和稿費。
魯迅與紹興籍留日學生合影，1904年攝於日本東京。
公務員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後，臨時政府初建，萬事輳集。魯迅進教育部的推薦人是當時在教育總長蔡元培手下任職的許壽棠(魯迅與許壽棠自留日期間結識)。
南京傳來邀請，「海歸」魯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職，南北議和後政府北遷又隨之進京。據確證，在南京短暫的幾個月里，魯迅至少擔任了以下工作：推動各省大力開展有關革命形勢及政策的宣傳講演；大力搜求各種圖書，準備建立「規模宏大」的「中央圖書館」；計劃編刊《文教》雜誌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裡，魯迅顯然幹勁十足，從參加臨時教育會議，到主講夏期美術講習會。此後還受命主持設計國徽，這是魯迅在教育部承擔的第一項部級也是國家大事。在與錢稻孫、許壽棠的合作下，任務順利完成。就在承擔此項任務期間，魯迅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處級，且須總統欽定(當年魯迅還晉謁過袁大總統)，直接聽命於社會教育司司長。
公務員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魯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戲劇，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通過，舉辦兒童藝術展覽會，協辦專門以上學校成績展覽會等等，忙得不亦樂乎。有時不免忙累了，忙壞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魯迅受命編造明年社會教育司的年度預算，同日還要擬寫改組京師圖書館的建議，他在辦公室里寫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頭腦岑岑然」。岑岑，頭腦脹痛之意也。
1904年，在日本仙台與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同學合影
第二排左起第一個為魯迅
魯迅與許廣平。 1927年9月11日攝於廣州
「黯然神傷」的另一面
在公務員日常事務里，魯迅並非如魚得水。比如教育部與內務部職務重疊就曾讓魯迅很難「做人」，因為在一些具體事務管理中，兩個部門發生撞車。1914年初，熱河避暑山莊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抵北京，魯迅趕赴北大接洽聯繫，卻不料此書為內務部截留。經過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魯迅「同戴蘆舲往內務部協議移交《四庫全書》辦法」。10月12日，移《四庫全書》入京師圖書館告成。然而，《藏書簡明目錄》卻被內務部給扣下了，仍「發古物陳列所保存」。這意味要查閱《四庫全書》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陳列所一過，查過書目後才到圖書館按圖索驥。
緊接著的1915年，為了幫助袁世凱復辟製造社會輿論，教育總長湯化龍受命改組民間社團通俗教育研究會，並以行政命令讓一些教育部部員入會，魯迅為小說股主任。不久，為加緊復辟帝制的宣傳造勢活動，張總長明確指示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並個人召見魯迅。然而，魯迅堅持自己的立場，實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復辟後他還無視袁次長的督辦。很快，魯迅小說股主任的兼職被免去了。袁世凱死後，一切恢復正常，然而魯迅「不聽話」的強項作風卻影響到他在官場的生存。1916年，魯迅與同事好友聯名上書，駁斥「祭孔讀經」之荒謬，更是為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所忌，魯迅仕途生態進一步惡化。
教育部領導走馬燈式頻繁調動。在魯迅1926年去職前，教育部總共更換過三十八任教育總長、二十四任教育次長。除了「學問道德亦不待贅言」的蔡總長，除了與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長，魯迅再沒看得順眼的了。范源濂總長演講，「其詞甚怪」；海軍總長劉冠雄兼任教育總長得了個「痰桶總長」的綽號；梁善濟「不了了」……
同一時期的魯迅卻長期得不到升遷。最讓人難堪的是，年長魯迅三歲的湯爾和1922年出任教育總長，湯爾和與魯迅是老朋友了——在魯迅開始仕途生涯的時候，湯爾和不過是一家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長，1914年1月5日湯還到教育部訪過魯迅，「似有賀年之意」。沒承想當初緊著巴結他的朋友，反過來成為教育部的最高領導。
業餘時間裡，在官場裡鬱郁不得志的魯迅常寫一些小說雜文。1925年，「三一八」慘案，此間魯迅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又傳言執政府將魯迅列入黑名單，一時風聲鶴唳，魯迅四處避難。政府越來越不講理了，與許廣平的愛情進展也要求魯迅換個環境。恰好林語堂先行到廈大任教，成為魯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魯迅偕許廣平同車離開北京，開始新的生活。由於魯迅沒有明確辭職，直到3個月後，教育總長任可澄才簽發了「周樹人毋庸暫屬僉事」的部令，魯迅的官場生涯由此畫上了句號。
魯迅全家福懷舊照片
「海嬰與魯迅 一歲與五十」。
「做官課程表」和衣食住行
雖說教育部有些忙閒不均，但當差也不是白吃飯的，總有些許公務須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應對。凡此種種，統統可歸入魯迅所戲稱的「做官課程表」。
1.閱處公文。
2.開會。
3.辦會。魯迅1913年2月參加「讀音統一會」，會議代表意見不一。作為實質上的辦會人員，魯迅不得不居間調停，拿出一套解決方案，幸獲通過，促成會議勝利閉幕。
4.外出調研。擔負籌建國家圖書館、博物館等重任，魯迅時而與司長、同事一起到實地調查，選址布局，皆需有具體的指示。
5.部門交涉。魯迅與內務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還《四庫全書》，二為通俗圖書館借址中央公園事。凡此皆需求人，恐怕內務部接洽者的臉色不會好看。
6.應酬與儀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國人海端生者來部」，董次長接見，「談至六時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魯迅「同坐甚倦」。
7.其他領導交辦之事。如陪夏司長往琉璃廠買書，或外出赴交通銀行存取公款等。
教育部是建有考勤制度的，規定到班後須由本人簽個「到」字，用以監督部員按時上下班。不過，這些規章制度最終都沒能有效執行，當時的狀況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補畫上一個「到」就是了。
「海嬰六個月，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註：背後扶著周海嬰的是魯迅的手。）
日本人眼中的青年魯迅:像個商家少爺
薪俸及花銷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魯迅寄住在位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從這裡到位於西單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裡，魯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車作為代步工具，按時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時，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車子經過，就「可以做飯了」，簡直拿他做自鳴鐘了。
進京初，魯迅曾包過一個鐵輪的洋車，「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車」，但是時間不長就不包了。租住磚塔胡同61號時，魯迅依舊沒有包車。成名之後，他仍是臨時叫車。
魯迅不吃早飯的習慣形成於留學日本期間。熬夜攻讀之下，魯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臨近中午，於是早飯、中飯一起吃。做公務員能夠滿足魯迅保留求學作息時間的需求：較晚上班，有時還有午休時間，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後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設有「飯堂」，但是飯菜不佳。臨近中午，空腹的魯迅便在街上四處「游擊」，今天這家一頓，明兒那裡一餐。魯迅曾與同事們嘗試到飯店包飯，可飯店的飯菜質量總是會由好變差，讓人忍無可忍，只好作罷。
午休時間有限，愛吃糕點的魯迅有時以饅頭、餅餌等方便食品輕鬆地打發中午的一頓。
周海嬰出生百日全家照，1930年1月4日午後攝於上海。
魯迅1912年赴京後，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貼過活，但比南京任職期間靠三十元「軍用券」零花要活絡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領到足額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魯迅月薪已達三百六十元。
彼時國家頗不太平，兵燹天災不斷，社會保障機制脆弱，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種社會捐助，不僅有政府機關集體發起的，還有個人發起的，公務員都沒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禍救濟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為「吳雷川創景教書籍閱覽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記》殘缺，1922年忽略不計，在離京前魯迅所領官俸累計約有三萬三千元，主要是銀元，占了他當時收入的大頭。若以一塊銀元折合現在的四十元人民幣來算，平均年薪約計十一萬元人民幣。那時，每斤大米才相當於人民幣一元。
魯迅、蕭伯納、蔡元培在宋慶齡宅
1909年許壽裳(站立者)與魯迅(左坐者)在日本東京合影
魯迅與宋慶齡、蕭伯納等合影。（1933年2月17日攝於上海宋宅）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魯迅抱病參加第二屆中國木刻展，極喜愛木刻藝術的他與青年木刻家黃新波、曹白、白危和陳煙橋坐在一起探討木刻藝術。
魯迅在上海病逝
安葬魯迅時，上海工人、學生及各界人士5000餘人自動為魯迅送靈。魯迅巨幅畫像為司徒喬所繪
魯迅夫人許廣平(右1)、兒子周海嬰(右2)、宋慶齡(右3)、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在魯迅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