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出了個吳芝圃 —— 對大躍進政治本質的思考之五 魏紫丹 吳芝圃是在1925年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過的學生，而這一期是唯一由毛澤東主持的一期，這就使得他們沾染上師生之誼。大躍進可算作是一次教學實習，實習課題是在中國進行「共產主義試驗」，學生的答卷是：「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 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1957年實際指標浮誇2.4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了吳芝圃。吳便又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表揚「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 當年，中央《人民日報》曾發表社論，為河南鼓吹：《祝河南大捷》；上海《解放日報》也發過社論：《向英雄的河南人民致敬》。就這樣，學生就像老師在全世界、起碼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出足了風頭那樣，他在全中國出足了風頭。 把這一對魔王相提並論，就會為人們提供一幅認識中國大躍進由點到面的立體圖景，和由「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毛澤東語）到「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吳芝圃語）的全過程及其惡果：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和數以千億計的財產的損失，以及無法量化的精神肉體的摧殘、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淪喪、生態環境的慘遭破壞。大躍進的浩劫，使人們看到文革的十年浩劫，決不是「史無前例」；朔水而上，反右派不是浩劫？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土改，哪個不是？宏觀而言，整個共產黨的統治就是中國人民的一場浩劫，這才是史無前例的。 一、毛澤東說，讓河南當狀元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莊子：田子方》），學生吳芝圃緊跟夫子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聲嘶力竭，發狂發熱。 從政治、思想上來說，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是從反右派得勝和反右傾（即反「反冒進」）得勢開始的。而在其過程中，又始終貫徹著反右傾、掃暮氣，拔白旗、插紅旗，以殘酷鬥爭鳴鑼開道、掃清大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吳芝圃的得勢，是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當場揭發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毛澤東帶頭為他鼓掌，之後他就取而代之成為省委第一書記。鄧小平也表示支持他,說: 「真理在你們這一邊」( 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頁47)。 吳芝圃在"放衛星"的歡呼聲中召開了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的意見，集中揭發批判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會後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批潘的大字報達十幾億張。隨著又來了個反右派補課，劃右派人數居全國之冠，占全國15%。這也就奠定了河南在高舉三面紅旗上、「居全國之冠」的政治基礎。旗開得勝，上前就受到毛的誇獎：「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 二、第一顆高產衛星騰空而起 ；「高徵收」成為吹牛皮要報的稅 毛澤東在《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提出了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面的許多宏偉目標，並說∶「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 在《高潮》按語中，提出了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面的許多宏偉目標。 6月8日（指58年——下同），《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單產達到2105斤。6月12日，又報導該社放出的第二顆「衛星」，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6月14日，毛澤東在河南封丘說∶「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000斤，豬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6月23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省穀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從此，展開了一場吹牛皮大競賽，但誰也別打算比上河南省。7月12日，《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現已證實是140斤！）。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澤東上述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省委竟高估為702億斤，據此，就使河南各級政府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徵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信陽等地區，徵購竟增加75%以上。基層幹部為完成徵購而一味「反瞞產」。因向農民迫逼糧食而捆、綁、吊、打、捕的現象普遍發生，十分嚴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來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 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認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抓『小潘復生』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著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三、第一個人民公社呱呱墜地；「五風」勁吹，昏天黑地 南寧會議上，聽說廣西出現並社現象，毛說：「可以搞聯邦政府，社內有社」。 1958年3月成都會議制定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的合併為大社的意見》，會後，吳芝圃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嵖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併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 　7月間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熱潮。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公社普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這時候的大社實際上就是高級農業合作社。而毛澤東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合作社不能只搞農業，還要辦工業、辦商業、辦學校。如果辦了這些，還叫高級農業合作社就不合適，叫什麼名字好呢？毛澤東一時也沒有想出什麼好名字。　8月6日，毛視察了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見到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感到很好，很高興，就講了一句「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陽和遂平視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吳芝圃於是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 9月12日，吳芝圃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9月27日，吳芝圃又通告全國：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鋼鐵元帥升帳」。結果，大量農民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里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濫伐。 毛談到，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雞鴨、房前房後的小樹，將來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興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與工資制相結合的制度。幾年以後，可能產品非常豐富，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又說∶我們現在辦大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這就是戰爭時期的經驗。隨後，在9月一個月的時間裡，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以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標誌的大躍進高潮，在9、10月間達到巔峰。7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區辦起了公共食堂，並予以提倡。據10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共舉辦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已達到70－90%。此外，在收回自留地的同時，集市貿易也被取消。 由於「一大二公」，和以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制，甚至即是共產主義，各地颳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貧富拉平，「共」各種「產」。共產風早在舉辦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其他大型公益事業時，即已顯露苗頭。平調分為國家向公社平調和公社向生產隊平調，以及平調社員的。同時，還颳起了「命令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吳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得意地說，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它財產自動交給公家」。但其實，這種「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產風」，其主要內容是「一平二調」（「平」，即把「公社」內不同「生產隊」之間的貧富拉平；「調」，即把「公社」乃至「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比如嵖岈山公社為建立牛場、「萬頭豬場」和「萬雞山」，就強令各「大隊」替「公社」建設305間畜舍，從農家「調」去192頭牛、89頭豬和2700隻雞。當時河南省幾乎形成了「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的局面。吳芝圃在1961年1月作檢討時也不得不承認河南「大辦水利、大搞非生產性建設、全民辦交通、全民辦電等花用的勞動力和資財，十之八九都還是靠一平二調才辦起來」。 「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剛開始時，大米白面管夠，但不久就每況愈下，飯菜質量越來越差，也越來越難吃飽了。究其實，前期「敞開肚皮」吃的不過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農民的口糧，這有限的口糧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難以為繼了。而更加嚴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農民自己的飯碗，以致一旦出現糧食危機，農民根本無法自救，必將遭受毀滅性打擊。 余德鴻、張樹藩等人回憶：信陽地區成為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繼4月20日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將全區5300多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成了200多個人民公社，到8-9月間，又掀起了第二次並社高潮，將200多個人民公社並成了190個，經過毛澤東派來陳伯達等空想主義者的反覆研究之後，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勞動組織實行軍事化，進行大兵團作戰，取消商品生產，取消集貿市場，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勞動產品由公社統一分配，實行供給制，取消社員家庭廚房，興辦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報》1958年8月18日在頭版以「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人民公社好」為題，發表了重要消息，將信陽的人民公社總結出十大優點及四項有利條件。這促使信陽地區人民公社再掀「指石為金大躍進」高潮，在8月份，各縣市均先後召開了有數千人或近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組織了反右傾、鼓幹勁和反瞞產、反「反冒進」的大會，批判鬥爭了所謂保守派、觀潮派及秋後算帳派，使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起來，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共產、強迫命令）越刮越大，結果將廣大社員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後來食堂停伙時，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只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中國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闢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史達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 四、更大躍進，迴光返照；黎民遭殃，雪上加霜。　　 廬山會議後，吳芝圃就更加兇惡了。他回到鄭州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八類右傾分子（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帳派、爐前搖頭派）的鬥爭高潮。在這種恐怖氣氛下，吳芝圃硬是把當年實際產量210億斤，估產為450億斤。　 這年秋後，第二次「共產風」又刮起來，還結合著貫徹毛澤東「反瞞產」的指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八，頁52）。全省搞得烏煙瘴氣，人人自危，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象土改鬥地主那樣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徵購糧，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縣長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髮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廬山會議以後，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於是，1959年秋收以後，人越死越多，進入冬季，饑寒交迫，餓殍百里。因為當時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員家中不准起伙，也沒有炊具（都搜走煉鋼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餓死了。毛澤東到河南視察時親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為信陽餓死百多萬人的直接原因。僅息縣就有639個村子死絕。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00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5647戶，息縣5133戶，固始縣3424戶。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統計，孤兒達12000人之多。　　 1961 年1 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和中央的檢查中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 「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 五、民主補課；昏君不下罪己詔，反找眾多替死鬼。 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一書中寫道： 「信陽事件」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1998年鄧力群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 曾任過河南日報記者站站長的魯嘉賓寫道：「糧食上交了，食堂停火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不少群眾為活命而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人員當成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僅攔截收容的外流人員即達到46萬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些群眾餓極了頭啥吃了牲畜，被發現的一律以破壞生產論處，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有的被打、餓死在獄中。同時還指示郵局對發往中央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留，郵局阿的信件有1.2萬封。被追查出的寫信人，都遭到殘酷批鬥和處理。可憐的百姓，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外逃逃不掉，寫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有的地方發現或人割食死人身上的肉，以及殺食小孩等慘象。中央派以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為首的幾十人的工作組來到信陽，同時，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也先後到信陽，他們親眼看到了許多村莊一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等慘狀，無不掉淚。大躍進、反瞞產是直接原因；其源頭就是反右派鬥爭。」 吳芝圃也承認：「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是，他認為他犯的錯誤是對「階級敵人、蛻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階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 … 」。因為這是毛澤東定的調----張樹藩在文中寫道：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才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面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和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住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九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第二天，吳芝圃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因為楊在一九五九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採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八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二十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麼多幹部怎麼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麼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麼多人怎麼都變成了反革命。」 河南省委當時給中央的那份報告，說：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年春季，以信陽地區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區出現了大不好形勢，發生了極端嚴重的情況。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階級敵人利用兩年來災荒所造成的困難，利用省委常委在執行政策上『左』傾冒險的錯誤，用打進來、拉過去的陰謀手段，實行反革命復辟，篡奪了一部分縣、社、隊的領導權，向貧下中農進行最殘酷的絕望性的階級報復。在這樣的地區，組織大多數爛掉了，階級鬥爭最激烈複雜尖銳，一時敵我矛盾占居了主導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恨，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階級敵人破壞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毀滅人上，他們用種種最殘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餓死、打死，其狀之慘是難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蕪，農具大量損失，房屋被扒毀很多，有的地區（如信陽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陽、息縣等地）所遭受的損失，是毀滅性的災難。」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地主階級復辟，各地出了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復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土改才幾年？農村地富階層早已被鎮壓成粉齏，卻還可以拿來當墊背。他後來也批轉了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稱讚是「好文件」，於是處理「信陽事件」出台的政策，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民主革命的補課」，以整風（階級鬥爭）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 （蘇曉康：《萬冢千瑩是百姓》2006年3月22日 ） 毛將自己的狗腿子、臣民、階級敵人都拉來墊背，當替死鬼。 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先領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兒死去。母親把孩子頂在頭上，沒得淹死而倖存下來。 余鴻德寫道：「由於民主補課運動來勢兇猛，聲勢浩大，集訓的人員較多，方法及其政策過左，對集訓人員一律按敵我矛盾的性質，採取階級鬥爭的手段，進行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法，結果是傷害了許多人的感情。其中有些人的感情是傷害很深的。例如汝南縣的一位中層領導幹部，平時工作一貫積極負責，「三面紅旗」一貫得很高，在反右傾、鼓幹勁、拔白旗、掃暮氣、反瞞產、反潘楊王諸多運動中，始終是站在前面的，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餓死了3口，還是紅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罪惡最大，被編入了特訓班，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家屬由於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擾，社會上的歧視等諸多原因，有死了3口，最後只剩下了他一個孤家寡人。」 找替死鬼的運動，就叫做「民主補課」！撇開生活的血腥恐怖不說，單說概念的荒謬；這和「民主」怎能沾上邊呢？「中國特色」是個魔術箱，什麼概念都能往裡裝，一裝就變樣。現在共產黨還在玩概念遊戲，什麼「民主是個好東西」；像上面「補課」的民主是個什麼好東西呢？再說，民主是個普世價值，決不能變質或貶值為一件什麼東西的。只有在毛澤東手上才能翻手為雲，說要實現美國式的民主；覆手為雨，說打倒的走資派，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於動員鳴放時，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反右時就只承認是手段了。所以我說，追根求源，都是因為毛澤東不是個東西，民主才成為「東西」。 六、出河才見兩腿泥；毛在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個假檢討 他說：「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帳，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黨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我所以說他做的是假檢討，是因為： 第一、從反冒進到大躍進的發動，從大躍進的失敗到廬山會議，從打倒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持續躍進，他說：「在人類歷史中，資產階級的300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麼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把大躍進繼續下去，在1960年來一個更大更好的躍進！」也就是說，大躍進運動，從「始作俑」到「送佛送到西天」，都是毛一手遮天、干下來的。毛卻輕描淡寫地、大而化之地敷衍了這麼幾句，就又喋喋不休地開始教訓起別人來。 「難道大躍進的罪責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嗎？」 鄧小平自告奮勇要分擔,並且還要把被毛打發去見馬克思的劉少奇、周恩來也拉來陪綁： 「有些問題我們確實（「確實」嗎？）也沒有反對過（反冒進不就是反躍進嗎？——紫丹）,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接著又說: 「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73）。既然 事態發展到「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那還說什麼 「應當承擔」之類的話呢？這在邏輯上怎能站得住腳呢?人們不禁要問: 「鄧是在自打嘴巴,還是在說廢話!」 第二、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毛也是要大家分攤責任：「各人有各人的帳，應當爭取主動，首先要做自我批評。有什麼錯誤就檢查什麼，要爭取主動，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歡喜，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在這個時候，我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做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特別是「總之」後面的話，在文革中已廣為傳播，幾乎家喻戶曉。好像毛在會上的態度是很開明的，其實他在背後是咬牙切齒的，請看李志綏的回憶錄：「他(毛)有一天跟我說 : 『應該改成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兩頓乾飯,一頓稀飯),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73) 第三、大前提就是假的 7000人大會，是要在堅持「三面紅旗」下總結經驗教訓。這個大前提就是一切錯誤的總根。就連大會上所謂堅持實事求是、因而觸怒毛澤東的劉少奇的報告中說的：「現在我們不能再用過去常說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來亂套大躍進的缺點和成績。這幾年，造成困難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也是在保護錯誤之樹的「根」的基礎上，掠了幾片葉子而已。廬山會議上的彭、黃、張、周也是，在承認大躍進的成績的前提下指出某些錯誤。就這，就引起毛的殺機。 一般來說，體制內的所謂「實事求是」，大都是在謊言前提下的相對真言。 第四、反攻倒算 本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8月6日，毛澤東提出了階級、形勢、矛盾3大問題，並使之成為會議的主要議題。在會中，毛澤東堅持認為：階級鬥爭將貫徹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黨內出現分歧是階級鬥爭和修正主義新動向的反應。劉少奇、陳雲等人對經濟形勢的估計被作為「不講一片光明，只講一片黑暗的「黑暗風」；鄧子恢、陳雲等人支持包產到戶被斥責為「單幹風」；彭德懷上書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封長達八萬字的信被狠批為「翻案風」。 一個月後，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講：「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朋講、天天講。」直到毛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打倒並慘遭迫害致死，才算報仇雪恨。 毛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就是指的這次「7000人大會「。江青透底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而於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這裡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就是劉少奇、彭真等在會上對毛提出意見的人。彭真因為說了「我們的錯誤首先由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 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 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所以文革一開始、上前就打到了他。 與毛澤東、李井泉等人相比，吳芝圃的檢討還算差強人意。 　在7000大會上，餓死人最嚴重的四川省，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作為大躍進副帥的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李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於是，李輕易地混過了關。四川餓死一千多萬人，就算沒事了。李作為鄧的親信，不但沒受到法律懲處，後來竟又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 1965年1月又被提升為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1年3月，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到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人民公社60條初稿，會上揭露了許多問題，其中河南是問題比較突出的省份之一。吳芝圃心情沉重，開會時坐在後邊，低頭不語。毛澤東見狀，遠遠地高聲與吳芝圃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錯誤，還要抬起頭來，坐到前邊來嘛!要看到光明啊！ 1962 年以後，吳芝圃年年結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錯誤的沉痛教訓，給黨中央、毛澤東和中南局寫自我檢查報告，反覆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表示要堅決接受教訓，永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1962 年1 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 … 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 … 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 ％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 … 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 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1966 年，毛澤東看了吳芝圃的檢查報告後，指示他不要再做檢查了。但是，吳芝圃還是感到自己對不起河南的人民群眾，繼續做自我批評。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主持吳芝圃等八人平反昭雪追悼會，對吳芝圃的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這裡，就充分暴露出中共不實事求是的本性，並且也暴露出他們的冷血心腸，不把在大躍進中餓死的4600萬人放在眼裡。 本文為中國大躍進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鳥瞰圖，如能拋磚引玉，引出死人以百萬計的省份及其罪大惡極的領導人，如：「四川出了個李井泉」、「甘肅出了個張仲良」、「安徽出了個曾希聖」、「山東出了個舒同」、「貴州出了個周林」……當能更進一步、得出一個關於大躍進真相的詳細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