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反右派運動的真相問題與王紹光博士探討（下）
魏紫丹（美國）
一，反右的起因（此處略。見上篇）
二，鳴放的性質
第一，好傢夥！一個屁放了７０年
王博士對右派鳴放的定性，走的是群眾路線。政客們往往「借刀殺人」，我們的政治學博士卻是「藉口罵人」，他說：「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勞動婦女，她乾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說明這位「普通勞動婦女」,顯然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她丈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死，她是否與他劃清界線，可存而不論）。說右派放屁，就擊中了大鳴大放的要害，正好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它的巔峰語言是「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1。鄧小平就是堅持此體系而作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的結論。2那麼，右派在50年前究竟放了些什麼「臭屁」呢？
要翻出當時的右派言論，讓現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嘆其真知灼見，高瞻遠矚。可惜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採納，而且「言者有罪」，竟遭致了人身、家國的大災大難。儲安平指出的「黨天下」三個字，不僅找到了萬惡之源，而且將毛澤東關於國家民主化，聯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誘人上當的謊言及其搞專制復辟的真實嘴臉，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作為歷史人物的儲先生之所以偉大，是今天的人們仍受他的啟示，認定，如不廢除黨天下，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貪污、特權，發展權貴資本、對群眾巧取豪奪，破壞環境、對自然資源竭澤而漁，鎮壓異議人士、鎮壓一切維權活動（包括群眾上訪），壟斷一切媒體並強迫媒體造謠，把現實和許多歷史問題列為禁區，取締宗教信仰自由、群體滅絕法輪功。。。。。。這些浩劫將會愈演愈烈，與共產黨共存亡、共損榮。
所有右派的言論，都是對萬惡的「黨天下」的有力舉證、病理解剖、沉痛控訴和嚴正審判；激情一點的，便會聲聲血、字字淚，甚至喊打，喊殺！也就是鄧小平後來迭次喋喋的所謂「殺氣騰騰」。意見間的相互呼應、協調補充，使意見的總匯形成了一個渾然一體，宛然天成的完整系統。無怪乎歷史學家翦伯贊說:整個的右派言論，好像是「集體創作」。3但這只是天作之合，而不是鬥爭會上聲討的那樣，每個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陰謀、有綱領、有組識、有計劃地向党進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面對有目共睹的事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年，儲安平先生在會上發言，話音一落，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43年後，曾任《新》主編、剛剛作古的偉大女性戈揚，生前重讀該文，仍是不勝感嘆，讚不絕口:「現在重讀『黨天下』，真是句句珠璣，不忍失手啊！」4可以說，這是「放屁」的主旋律。
稍安勿躁。如果要說這是王博士藉口罵人的所謂「都是放屁」的話，那麼，毛澤東說的同一意思的話呢？――「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的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共產黨員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採取我黨中央所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5
如果要說「都是放屁」的話，那麼，劉少奇說的呢？－－「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6
如果要說「都是放屁」的話，那麼，「零八憲章」說的呢？――「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7
六四圖片：清華研究生的血--文革殺人鏡頭
反對黨天下，從毛澤東在抗日時期「放」起，中經右派「大鳴大放」，直到今天「零八憲章」，好傢夥！一個屁放了７０年，現今仍在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其實，不僅儲先生的反對「黨天下」是「句句珠璣」，而且我下面介紹的文章，也絕不「都是放屁」，反而倒是篇篇珍品。從實質上看，右派鳴放也好，「零八憲章」也好，都是要共產黨把自己的民主承諾予以實現，就像毛大詩人說的那樣：「不須放屁」！實在想不到王博士竟能把事實弄個是非顛倒，把制止放屁反說成是放屁，而且不以此為滿足，他還要有進一步的認為和作為：「今天，我們看到大量的歷史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人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歷史就不是原來的歷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現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真來是豈有此理！無論黨史、國史被共產黨糟蹋得還像個樣子嗎？近來黨內、黨外一些有良知的史學家，著力於還原歷史的真相；撥亂反正也只是剛剛起步，忽聞有人歇斯底里驚呼一聲：「稟告老爺：大事不好！歷史裡竟然出現了幾句真話，這是多麼地不和諧呀！後人將據實、識破我們偽造的歷史，即我王博士說的『原來的歷史』，完全是一堆垃圾。我們『土改』謀地主財、害地主命，換取貧下中農為我們打江山當炮灰；『５７年』焚書坑儒、消滅獨立思考，百萬以上知識分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大躍進』勞民傷財，造成人類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死人４６００萬，傷財數以千億計；『文革』害人數以億計、死人２０００萬，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六四血洗天安門，履帶裹卷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的血肉之軀，開花子彈射進他們的胸膛。歷史法庭，開庭審判，以毛澤東為罪魁的我黨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受百世罵，遺萬年臭！」
第二，中國現代化的初稿
五十年後的今天來重新評價57年的右派思想，許多學者認為當時的許多觀點堪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頂峰。宋永毅認為，中國未來五十年的改革藍圖在57年就提出了，所以當年右派的思想高度超過了89民運。「可以說關於中國政治改革50年後的藍圖，在57年的時候都系統的細緻的描繪過了，57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過89民運。"經常有人把1989年的六四民主運動與反右運動相比較。錢理群教授說："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57年學生提的口號,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權,而這三大口號,實際上六四運動也就是這三大口號。"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被鄧小平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羅基認為，由於歷史的斷代，六四民運並沒有承接57思想。「譚天榮57年提出民主人權萬歲（其實,通讀右派言論即可發現，其核心觀點是反對」黨天下「，其核心價值在於「爭人權」――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並沒有為六四所繼承；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不能實現,我認為就是把民主和愛國連在一起。愛國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權,為什麼要民主?歸根結底是要追求人權。所以在譚天榮之後三十多年，89民運還是提愛國民主運動，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斷代了。"
歷史斷代導致的結果，是後來的民主追求者從零開始的摸索。陳奎德說："五十年前，這批人被打下以後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中國有一段非常悲哀的歷史斷代的這麼一個過程。所以使得後來人必須從零開始，從頭摸索，慢慢發現現代的國民社會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則的，包括89年學生的抗爭，幾乎是從零開始；摸索出來的結論，有些甚至還沒有達到57年的深度。所以說這個情況是中國社會的悲哀。我想57年是作為中國現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會對中國將來的社會變革起到重大的激勵的作用。（以上引自" BBC」反右50周年」特別節目第七集：《反右對當代中國民主法制的影響以及57思想評價》）
現在的人（包括老中青），很少有對當年右派言論有較為完整地了解了。而不了解右派言論，就絕對無法評價反右派運動，也就會對有人渾水摸魚、「顛倒」歷史，如王博士引用文革中的洋「三種人」李敦白的回憶錄中的說法：「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鐘點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表現出大惑不解、甚或上當受騙了。須知，毛給右派治罪，並非因右派殺人放火、打家劫舍，而是因「言」而治罪，故而，了解了右派言論，就是還原了歷史真相，就是對一切騙人伎倆的迎頭痛擊。好了，請讀者慢慢讀下去：
１，大鳴大放，聲聲聲討「黨天下」
1959年9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說，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污衊共產黨『已成為一個權利集團』，惡毒地說共產黨是『世襲』，『比起土地私有制來更是真正的封建』；詛咒黨確『終究會被時代的車輪所拋棄』。」
人民日報，6月6日（不註明年份，即1957年，下同）載，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里還好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報，6月11日載：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談會上，候補中委陳新桂仍然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產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他以為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麼，他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史達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光明日報，6月25日載，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人民日報，6月25日載，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說『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約樓邦彥和彭子岡一起去找費孝通談「黨天下」的問題，她問道：「黨究竟該在國之內還是國之上？」（《大公報》7月8日）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於共產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人民日報，6月29日報導《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在小組和班的會上，歷史系一年級一班的學生姚安全，口口聲聲說葛佩琦，儲安平說的是『事實』，統購統銷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認為『三害』是主要的敵人，而『三害』的根子則是『黨天下』，要反對『三害』，要想不動搖黨的領導是不行的。」
人民日報，6月22日登載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中說，消滅「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滅其產生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僅允許聽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並說：「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不等於說共產黨就是國家。因為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產黨只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該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布命令或指示。」
中國共產黨聲稱自己不是農民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更不是資產階級的黨，雖然這些階級在社會上是合法的，但作為階級的思想在黨內是非法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思想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共產黨的階級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怪事就出在這裡:領導全國工會組織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為:毛澤東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他便提出:「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他主張工會要為工人階級謀福利，就犯了「福利主義」的錯誤，據說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把工會辦成教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學校。」等等。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處長，有1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據報紙上說，他認為「工人並不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工會，也不是為了學習共產主義參加工會，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工會的。因此工會的本性就是保護，至於共產主義學校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支柱作用，黨聯繫群眾紐帶作用，都不是工會的本性，而是黨強加於工會的。」高元認為，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國家有官僚主義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國家不可能不犯錯誤，國家可能會侵害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對待工人的一套，在我們國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罷了。所以需要工會和政府唱對台戲，需要工會來保護。這篇報導說，「今年4月，國家調整某些消費品的物價，高元在同志中間散布他的謬論:國家對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資，一方面又提高物價，這是國家對工人耍手腕。全國總工會應該對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高元還說:「黨只注意長遠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眾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黨的領導，工會就不能很好地保看護人群眾的切身利益，黨就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了。」他還提出:「工會法規定全國只有一個工會，是否合適可以考慮。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載人民日報11月11日，。）
可見「黨天下」是要專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不是為自己謀福利和保護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產黨用來專工人階級政的紐帶，給自己成員洗腦的共產主義學校！而有１６年黨齡、在御用工會當上處長的高元先生，為維看護人階級利益被劃為右派分子，這一事實就足證李敦白之言，乃無稽讕言也。再看讕言引用者、工農利益的代言人王博士，現在是怎麼說的？他說：「跟工人農民和普通民眾關係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業裡面，在工作的八小時裡面，他的命運，他的待遇這些問題。他自己能不能參與呢？以前有一點參與的權利，現在卻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如果說這話的人不是假惺惺，不是欺世盜名，而是像右派那樣奮不顧身為維看護人階級的利權，那就應該再三再四、不達目的誓不休止地大聲疾呼：「立即成立獨立的工會、農會!為爭取和維看護農自身的利權而奮鬥！」之所以止於徒託空言，是否因為「獨立性本身並沒有任何的道德優勢」，道德的優勢在於「御用」呢？
２，「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那裡挖
人民日報轉載陝西日報6月12日刊登的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的文章，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開宗明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里，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著。那麼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掘一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確有偉大的功勳，但從此共產黨驕傲起來了，以為天下是我們打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為之，人民只能聽從共產黨的命令、指揮和擺布，人民哪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復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復職。正的總是由黨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討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真的討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為是積極份子，認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對待在政策、號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為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３，黨外人士要求有職有權
說到有職無權，此乃「黨天下」題中之義。要是黨外也都有職有權，那還叫「黨天下」嗎？別說副職，有一位正科長，有些政策文件科員（黨員）已經知道了，可對他仍在保密。試想，他怎會有職有權呢？無怪乎——
章伯鈞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人民日報，8月25日）
民盟中委彭文應說：「民主黨派是電話總機，客人，眉毛，尾巴，包打聽，拍馬屁。」他認為中共的幹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優材劣用，劣材優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用非所願，有才無德，有德無才，德才俱無，有罰無賞，賞罰顛倒。」（同上）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什麼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報5，21）
8月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全體大會，揭露和批判文學家黃藥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人揭發他在中文系整風會議上的反動言論：「黃藥眠說他當系主任是有職無權，是被人當玩具玩，並說這與黨的整個領導和制度有關。他說有職無權的根源在於黨把知識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資產階級。他認為不能死記住列寧的個別詞句，像念經一樣，一提到知識份子就對他們有對抗情緒，總是把知識份子當成異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報）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長王毅齋說：「有職無權使你等於是個花瓶，招牌，牌位；這是黨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報，5月18日）
民盟陝西省委宣傳部長張性初揭發民盟中常委，陝西省副省長韓兆鶚：「他造謠說『有職無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的』，『作副職是給人拾遺補缺的』，是『點綴品』！」（陝西日報，8月20日）
時輪已滾動進21世紀，我們插問一句：如今中國政壇上的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如工會等）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點綴品，紙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薩，電話總機，客人，尾巴，包打聽，馬屁精，狗腿子，應聲蟲，留聲機，助紂為虐，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出賣靈魂者？有另一種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難能可貴的堅持，秉持良心說話，辦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應該說是我民族優秀文化的傑出載體，卓越的傳人，樹一代風範，在右派中也屬鳳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他任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為「我們的大民主太少」，「應當成立憲法法院」，「我們應當搞大民主」。只有讓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蘇聯覆轍。這可惹火了民主死敵毛澤東，劃右派自然是沒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這是李先生終生與專制主義所打的遭遇戰犖犖大端之一。之二是與鄧二世在血洗天安門所遇，他憤而掛冠：「決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給小人得志的江三世舉辦的國慶盛典大潑冷水：「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國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史達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指責他們是一樣的小丑，一樣的跳梁。而且為中共掌權50年的歷史定論為：「歷史剩下的竟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蘇共20大以後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制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制）。」
實在是，英雄所見略同。據光明日報7月1日所載，羅隆基私下曾對浦熙修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個人獨載政治。個人崇拜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知識份子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些。」
４，對「黨天下」摻沙子
6月10日的瀋陽日報刊出了瀋陽師院張百生，黃振旅七千餘字的長文《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主題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肅反運動擴大化是在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寧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壞了法制；從理論上是受了史達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發展敵人越多的錯誤理論的影響。肅反幹部只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們質問：「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什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文章還具體批判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對於「黨天下」，他們認為中共使「自己變成了特權者，陶醉於自己是開國元勛，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自我欣賞里，總以為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由於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從組織上又不信任非黨人士，就會把黨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於千里之外，這就使黨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群眾。黨雖擁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這僅是占全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二人的『順民』麼！
黨所以喪失威信，黨員腐化，是由於「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的真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後很有些人看到入黨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權有勢，官高祿厚，步步高升。於是蜂擁而至，『爭取』入黨，在黨員和黨組織面前，極盡其拍馬的能事，偽裝積極，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歪曲事實，欺上壓下。。。。。。以博取黨員和黨組織的歡心，達到入黨之目的。」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載。黨內也沒有民主，下級組織和黨員只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拿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破壞法制，必須改變。」
「應該實行直接，普遍的競選，讓代表們能夠真正代表本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本區選民負責。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和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監督政府，。。。。。。」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裡。『人大』只是走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爾看見他們一些無關疼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任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大』之下，使『人大』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產生，一定要選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黨派『政治分贓』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設立各種專門組織，集中最優秀的各種專家參加工作。『人大』常委會應該是專職的。人民代表不應兼任政府之職務。應該創辦『人大』的有關刊物，向人民宣傳政策，刊登消息和討論的重大問題，監督政府工作等等。至於黨對『人大』怎樣起領導作用？我們認為這就要靠黨員代表的作用。只要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黨員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選他進去。」
共產黨把人民，特別是青年要求民主，都歸結為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對資產階級民主又長期地加以詆毀、醜化。從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看，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還是嚮往的。馬哲民說得很形象:共產黨對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好，其實這好有一比，過去有個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見一位姑娘，問大和尚這是什麼，大和尚說這是老虎。大和尚問小和尚愛什麼，小和尚說我愛老虎。共產黨和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實青年還是愛它的。（《長江日報》6月26日）
天津日報，5月27日報導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學教師座談會，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歷史教師黃心平提出了一個根除「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他說，「我有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只要不殺頭，我就提出來。是什麼意見呢？我認為，現在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產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通過這次整風是不是能夠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我本來打算將這意見寫成文章投給報社的，只怕不給刊登。」
《天津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論。6月23日，又登了黃心平的一篇長文——《談「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他寫道:
「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實行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將來可實行。如果主張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此話從何說起？又是根據什麼事實而得出這樣的論斷？」
「我懇告發表與我不同意見的諸位先生們，你們的意見盡可與我不同，可以從理論上駁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帶有誣衊的話對我人格橫加污辱。」
章伯鈞對「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的黨天下局面早有所預期：「非造反不行」。他嚮往資本主義表現出的活力：「為什麼還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什麼完蛋？就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為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人民日報，6月19日）
他內心深處有一個「輪流執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說。因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產黨合作不容易，共產黨是老虎。」他只是試探著提出一個增加決策民主性的方案：「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他特別指出，「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這便是被批鬥的三大右派理論之二:政治設計院。
盧郁文批判過諸多右派言論之後，反駁章伯鈞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後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並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先生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人民日報，5月26日。這時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說，拿出成品再「充分發揚民主」，讓與會者這個表示「衷心擁護！」，那個表態：「揭誠擁護！」第三個說：「正合我意！」第四個說：「我舉雙手同意！」第五個說：「我一千個、一萬個贊成！」。。。。。。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的話，倒也是的確符合事實的。但要說是它的優越性，。。。。。。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澤東奷污並傳染給她滴蟲病的女孩，對李醫生說的：「主席可真是個偉大人物。他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8左派之所以為左派，誠如是之「陶醉」也。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教授、民盟成員艾瑋生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５，清算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罪行
章伯鈞是從源頭上對「黨天下」來一個「摻沙子」；而被毛澤東包辦的「章羅聯盟」這場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羅隆基，則是用「平反委員會」來清算黨天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對於右派理論，儲安平和章伯鈞是無獨有偶，再加上羅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
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我們社會主義學院現在就有好幾個同志睡不著覺，心裡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悶在心裡難受。有人說，領導上應該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准打擊報復。
據此，羅隆基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份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道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鳴』和『放』以後，還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機構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著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黨派的，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里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人民日報，5月23日）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搞錯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幾個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殺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萬歲，萬萬歲之萬民擁戴。如果來真的「有冤伸冤」，那麼，斯黨也而有斯領袖也的黨天下能還得起這筆錢債，物債，血債，淚債嗎？只說殺人一項，不說更多的勞改，勞教，管制，批鬥。。。。。。毛就像按比例劃右派一樣，搞的是按比例殺人。1951年4月30日毛親手所寫的「轉發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語」：「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轉，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9
那時報紙上正在猛批「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幹部都是以殺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堅定性的。我家那個八百多人口的村莊，殺了一個「偽鄉長」，兩個「投敵民兵」，兩個「地主狗腿子」（他倆是中農成分，罪行是，揚言「國軍打回來再說。」）。定比例本已是玩忽法律，草菅人命，何況從來都是寧左勿右，層層加碼，下面總是攀比超額殺人、以爭相立功呢！
當年羅隆基斥責國民黨：「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10這是公開發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蔣和毛對他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細的。這就值得品味：他雖然反蔣，蔣介石還給他部長當，除國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擁毛，擁共，毛共卻沒有讓他當部長，出於無奈，才從林業部分出個森林工業部讓羅當部長，隨後他劃右派成敵人，這個部便也撒消了。
新聞日報編輯部揭露王造時透露給該報副總編陸詒的訊息：羅隆基聽完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後，說：「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人民日報7月5日對鬥爭會的報導，標題是：《羅隆基說：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處處是錯》。當然，這也「足證」：成立「平反委員會」系統是絕對必要的；而所有當時的鳴、放，總括地說是「足證」了「足證」。同時，所有對「足證」的反駁，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虛偽的，強詞奪理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盧郁文，小丑一個，固不足掛齒。吳晗，歷史學家，飽學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巧飾成「事實」，胡說一起：「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內爭地位，爭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聯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人民日報，7月16日）可是，當迷霧澄清，真相以「章羅聯盟，天下奇冤」載入歷史時，歷史學家吳晗又該怎樣向歷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羅同盟」罪名前20天，吳批「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棄義地篡改後而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仍然寫著：「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試問：毛澤東的意見涉不涉到這兩個問題？11這不啻是吳吃了毛一記耳光。「不啻」還非真的，真的是毛通過批《海瑞罷官》一耳光打得他命歸西天。因為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咬破舌頭寫了這四個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賣友叛盟，比吳晗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說是司法部長對「章羅聯盟」下的判決書:「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是什麼呢？主要是:一，他們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張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執政，反對我們國家政治體制和基本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二，他們反對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首先是反對黨對知識份子和科學文教事業的領導，要黨的領導退出高等學校，退出科學文教機關；三，他們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和監督，篡改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黨派組織作為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四，他們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否定黨所領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歷次革命運動的偉大功績，煽動反黨情緒，企圖倒算翻案；五，他們在知識份子中間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阻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農相結合；六，他們篡改《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的政治方向，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們宣揚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強大，誹謗社會主義陣營，散布國際局勢緊張的空氣，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八，他們實行排斥打擊左派、欺騙蒙蔽中間派、拉攏擴大右派的組織路線，安排爪牙，控制組織，奪取民盟的領導實權，反對民主黨派長期以來發展組織的正確方針，破壞重點分工的協議，招兵買馬，搜羅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參加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建立和擴大反動組織基礎等等。」（人民日報，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雖苟活下來，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報，6月3日載:陳新桂說，政治運動，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難免的」這個公式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確。過去幾次運動產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比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擬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採取寧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膽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歷次政治運動還產生一些副作用，如人為地製造了「牆」和「溝」；把人分為「積極份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別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號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中，載有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論：「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眾搞的；徐懋庸（黨委書記）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卻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只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憲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布，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知識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改造，改造，什麼時候才信任我們。」（毛整人的陰謀為什麼總能得逞？除了應用毛的吃人哲學《矛盾論》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對象包括後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禍水引入別人田。我們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難道民族資產階級就應該永享改造，改造嗎？他們遭遇的災難還不夠沉重嗎？同是天下受害者，應同聲譴責害人蟲！）
「劉真（徐懋庸的繼任）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教授被叫做x犯xx，隨便把人關起來，這自由麼？」右派言論的核心觀點是反對「黨天下」，核心價值是「爭人權」。
長江日報，7月3日載楊展時致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中說:「我承認，我們黨執政七年，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識份子政策這個個別問題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說話，那我就不能不說，缺點是主要的。不！更恰當點說，是失敗的。」「也由於缺乏了解，對知識份子的估計當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這使我們對知識份子出現了或冷或熱，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況。有時（這是主要的），感到知識份子思想落後，歷史複雜，政治態度『不明朗』，心裡一煩躁就扎紮實實整他們一傢伙；有時（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們還有點知識，有點技術，對社會主義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則又不免寶貝長、寶貝短的對他們『統戰』一番。知識份子們被我們一時放在火里，一時防災水裡，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時，滿肚子委屈牢騷，深悔當時自作聰明，『沒聽朋友的勸告到國外去看看風色』，痴心妄想跟著共產黨跑了一場，還是不免頂著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下場。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連妻子兒女也抬不起頭。上天時，心驚膽戰，不知何年何月『，龍顏大怒』又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七年以來，他們像童養媳婦在阿婆手下過日子一樣，提心弔膽，戰戰兢兢，說起來是『一家人』，實際上卻不得不小聲小氣，輕手輕腳，處處看顏色行事，憑這樣還惟恐自己出差錯惟恐被家裡人抓住小辮子。」「按照我們黨的估計，知識份子似乎只是一個愛國者。他們愛祖國，可是留戀自己在舊社會的地位，嚮往著資產階級民主，而對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並不熱心，有距離，甚至反對。」「這個估計是很不正確的。」「正是因為這個估計錯了，才使我們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錯誤了。」「在一種強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緒的支配下討厭他們，冷落他們，處處用懷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一足踢開他們。而尚以為未足，並通過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加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惟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農民所不忍施之於地主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於資本家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份子。在這些運動中，知識份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鬥爭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髮難數！耄耋無逃，孕病不免，（華南師範學院在肅反運動中有五十六命的事）天神共憤，道途咨嗟！把我們這種屠殺的方式和法西斯強盜奧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為奧斯威辛的不但顯得拙劣幼稚（無論如何，總還得劊子手親自動手），且倒還乾脆仁慈！如果說，史達林同志不免因為他對同志殘酷屠殺而逃不過歷史的斥責，我看，我們黨也很難不因對已經『歸順』了我們的知識份子的屠殺而受到歷史的斥責。我黨之屠和暴秦之坑終將同成為歷史上兩大無法湔滌的污點，不能不使人萬分痛心！（於此，我們卻聽見有人對毛的熱烈的歡呼聲！――紫丹）」「可是，我們還居然心安自得地說:成績是主要的！」
光明日報，6月5日載，范朴齋說:「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這豈是我們改造的目的？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只好忍受。許多人由此逐漸產生了消極情緒，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性喪失，見人低頭，還有什麼生活意趣呢？」
遼寧日報，6月8日載，大連工學院講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發言。他說，民主的實質在於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並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適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
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為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鬥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爭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斗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2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4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浙江日報6月27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9月30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77頁）
６，呼喚法治
如果在一個政黨內，在一種情況下你通過陷害別人就能撈到甜頭，在另一種情況下就輪到另外的人通過陷害你來撈甜頭了。例如賀龍，據說是他殺掉王實味的；而他維護的這個說殺就可以隨便殺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卻讓他死得那樣悲慘，殘無人道。劉少奇也然。毛澤東的「總管」葉子龍，由於宣揚毛的桃色新聞，讓劉知道了。劉說：「這是污衊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66）難道毛不是淫棍嗎？再說，劉個人有權一句話就槍斃林嗎？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1958年，毛在總結反右經驗時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制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138頁）劉也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的參考。（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5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主席殘酷迫害，只至慘死，「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恐怕是，對法律連「做辦事的參考」也沒參考。
從人類的歷史和我個人的經歷中，屢試不爽的是: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許多人在制「瓮」，燒「瓮」，滿以為只供別人入哩！海外就有這麼個人，他胡充八當，顛倒是非，想通過誣陷正直的李志綏先生，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誣陷為毒草，來作政治投機生意，想讓中共視他為香「花」；但他沒有想想：你有什麼資格否定那本《回憶錄》？你想了沒有:最有發言權的張玉鳳為什麼沉默不言呢？你還是好好照照歷史的鏡子吧:瓮正在燒得火紅！料你也比不過劉少奇的功高望重，吳晗的真才實學和對中共忠心及貢獻大吧！只憑你拍拍馬屁，扯扯謊，撩撩炮，為醜惡的毛澤東做的那些男盜女娼、雞鳴狗盜的醜事遮遮醜，就想投機取巧撈到稻草嗎？你恐怕到入瓮時都不配學吳晗的醒悟:悔不當初！你也許可以醒悟過來這一點:「原來這個『瓮』就是我想當香花的焚屍爐！」
一個真理，對好人壞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為堯存，不為傑亡」的。本拉.登這隻「瓮」，本是美國燒紅它對付蘇聯的，現在讓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在受著付出更大代價的威脅。這就是「客觀規律」又叫做「必然規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壞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考慮進去這一點。
左派們，作為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喚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當年是何等地興高采烈！當風水輪流轉到他們入瓮時，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慘烈！喲！法制這個東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打倒對象。大難未死，文革後他對劉少奇被毛整得慘死一事感慨系之，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連劉少奇在內，都是贊成「人治」的呀！「治」別人時是無所謂的，你陸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學當黨委書記只劃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讓你取而代之，你是寧左勿右，草菅人命，劃了700極右派，800中右，合計占到15%，喝著老年學者、少年學子的鮮血染紅頭頂的。過去的事權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總算認識到:「沒有法制不行啊！」這和「悔不當初」是個等價命題。
眾所周知，毛死後鄧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設上做了許多亡羊補牢的工作。但當人們歌頌「英明」，「開明」的時候，卻忘記了當年右派們為建議他們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價！
民革中常委譚惕吾（林希翎至今還口口聲聲讚佩她是個真正愛國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6月5日的發言，從法治的觀點，比較系統地提出四個問題：第一個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過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管用。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什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如何體現。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製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中共中央應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中有牴觸的！如上海將私營房產商和私營經租公司及屬於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房屋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範圍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個別的作為生產資料的房屋和作為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納入公私合營是和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符合的。關於國家制度問題，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這三者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是不好的。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由一個黨委領導。第四個問題是怎樣使共產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共產黨不受什麼監督；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把這些意見當成是惡毒進攻，現在再也無話可說，不！倒是要把這些話從自己口中重複一遍，拿來炫耀自己開明，自己與時俱進！
另一位中常委劉斐早在5月30日就談到黨政不分和法制建設問題。黨和政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系統，黨是領導國家事業的核心，但是，黨的領導要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黨不應該代政。黨政不分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國不久，法制尚不完備，某些高級幹部和許多中下級幹部法制觀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風。黨中央對這方面的情況重視不夠，也不無影響。要改變這種情況，除進行思想整風之外，還必須加強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劃清黨政關係。黨員應以身作則，尊重國家的職權，不然，整風雖能收一時之效，卻缺乏經常的法制保證。
這些話說得何其正確！讓現在的年輕人人看了，一定認為是「鄧小平語錄」，哪裡能想到這就是「罪該萬死的右派，猖狂進攻的謬論」！這裡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資產階級右派是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進份子；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是倒退派、反動派；反右派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場絞殺真理的運動，是阻擋歷史前進、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運動。二是鄧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鋒，現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賢孫。在他大量剽竊右派的聲聲含血、字字含淚的各種觀點後，反咬一口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關於體制改革的講話，看看有幾句話不是57年右派曾說過的？三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個什麼世道？一位沒有劃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訓我:「你認為是真理，在心裡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說出口呢？有一張大字報是反對蘇聯侵占中國大片領土和抗戰結束進入東北大肆奸淫擄掠的。我何嘗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簽名，結果簽名的30位師生都劃了右派！我為什麼不簽名？堅持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呀！要批你！要鬥你！要你入監！要用火燒死你！即便我有勇氣付出這樣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決不答應！中國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還要株連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對「犬儒主義」反對之餘，也常想:是不是應該首先考慮消滅（除了消滅，斷無它途）那個讓人們只要堅持說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識性的真話，就必須得堅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社會呢？這個社會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光焰無際外，任何別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從專政機關的判決書及其證詞中挖掘！
遼寧日報，6月8日載，大連工學院講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發言。他說，民主的實質在於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並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適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
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為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鬥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爭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斗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2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4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浙江日報6月27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9月30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77頁）
６，呼喚法治
如果在一個政黨內，在一種情況下你通過陷害別人就能撈到甜頭，在另一種情況下就輪到另外的人通過陷害你來撈甜頭了。例如賀龍，據說是他殺掉王實味的；而他維護的這個說殺就可以隨便殺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卻讓他死得那樣悲慘，殘無人道。劉少奇也然。毛澤東的「總管」葉子龍，由於宣揚毛的桃色新聞，讓劉知道了。劉說：「這是污衊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66）難道毛不是淫棍嗎？再說，劉個人有權一句話就槍斃林嗎？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1958年，毛在總結反右經驗時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制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138頁）劉也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的參考。（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5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主席殘酷迫害，只至慘死，「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恐怕是，對法律連「做辦事的參考」也沒參考。
從人類的歷史和我個人的經歷中，屢試不爽的是: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許多人在制「瓮」，燒「瓮」，滿以為只供別人入哩！海外就有這麼個人，他胡充八當，顛倒是非，想通過誣陷正直的李志綏先生，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誣陷為毒草，來作政治投機生意，想讓中共視他為香「花」；但他沒有想想：你有什麼資格否定那本《回憶錄》？你想了沒有:最有發言權的張玉鳳為什麼沉默不言呢？你還是好好照照歷史的鏡子吧:瓮正在燒得火紅！料你也比不過劉少奇的功高望重，吳晗的真才實學和對中共忠心及貢獻大吧！只憑你拍拍馬屁，扯扯謊，撩撩炮，為醜惡的毛澤東做的那些男盜女娼、雞鳴狗盜的醜事遮遮醜，就想投機取巧撈到稻草嗎？你恐怕到入瓮時都不配學吳晗的醒悟:悔不當初！你也許可以醒悟過來這一點:「原來這個『瓮』就是我想當香花的焚屍爐！」
一個真理，對好人壞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為堯存，不為傑亡」的。本拉.登這隻「瓮」，本是美國燒紅它對付蘇聯的，現在讓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在受著付出更大代價的威脅。這就是「客觀規律」又叫做「必然規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壞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考慮進去這一點。
左派們，作為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喚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當年是何等地興高采烈！當風水輪流轉到他們入瓮時，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慘烈！喲！法制這個東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打倒對象。大難未死，文革後他對劉少奇被毛整得慘死一事感慨系之，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連劉少奇在內，都是贊成「人治」的呀！「治」別人時是無所謂的，你陸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學當黨委書記只劃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讓你取而代之，你是寧左勿右，草菅人命，劃了700極右派，800中右，合計占到15%，喝著老年學者、少年學子的鮮血染紅頭頂的。過去的事權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總算認識到:「沒有法制不行啊！」這和「悔不當初」是個等價命題。
眾所周知，毛死後鄧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設上做了許多亡羊補牢的工作。但當人們歌頌「英明」，「開明」的時候，卻忘記了當年右派們為建議他們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價！
民革中常委譚惕吾（林希翎至今還口口聲聲讚佩她是個真正愛國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6月5日的發言，從法治的觀點，比較系統地提出四個問題：第一個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過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管用。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什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如何體現。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製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中共中央應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中有牴觸的！如上海將私營房產商和私營經租公司及屬於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房屋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範圍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個別的作為生產資料的房屋和作為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納入公私合營是和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符合的。關於國家制度問題，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這三者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是不好的。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由一個黨委領導。第四個問題是怎樣使共產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共產黨不受什麼監督；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把這些意見當成是惡毒進攻，現在再也無話可說，不！倒是要把這些話從自己口中重複一遍，拿來炫耀自己開明，自己與時俱進！
另一位中常委劉斐早在5月30日就談到黨政不分和法制建設問題。黨和政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系統，黨是領導國家事業的核心，但是，黨的領導要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黨不應該代政。黨政不分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國不久，法制尚不完備，某些高級幹部和許多中下級幹部法制觀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風。黨中央對這方面的情況重視不夠，也不無影響。要改變這種情況，除進行思想整風之外，還必須加強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劃清黨政關係。黨員應以身作則，尊重國家的職權，不然，整風雖能收一時之效，卻缺乏經常的法制保證。
這些話說得何其正確！讓現在的年輕人人看了，一定認為是「鄧小平語錄」，哪裡能想到這就是「罪該萬死的右派，猖狂進攻的謬論」！這裡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資產階級右派是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進份子；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是倒退派、反動派；反右派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場絞殺真理的運動，是阻擋歷史前進、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運動。二是鄧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鋒，現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賢孫。在他大量剽竊右派的聲聲含血、字字含淚的各種觀點後，反咬一口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關於體制改革的講話，看看有幾句話不是57年右派曾說過的？三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個什麼世道？一位沒有劃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訓我:「你認為是真理，在心裡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說出口呢？有一張大字報是反對蘇聯侵占中國大片領土和抗戰結束進入東北大肆奸淫擄掠的。我何嘗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簽名，結果簽名的30位師生都劃了右派！我為什麼不簽名？堅持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呀！要批你！要鬥你！要你入監！要用火燒死你！即便我有勇氣付出這樣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決不答應！中國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還要株連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對「犬儒主義」反對之餘，也常想:是不是應該首先考慮消滅（除了消滅，斷無它途）那個讓人們只要堅持說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識性的真話，就必須得堅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社會呢？這個社會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光焰無際外，任何別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從專政機關的判決書及其證詞中挖掘！
人民日報，7月19日專門發社論《黨不能發號施令嗎？》批駁黃紹竑5月16日所作黨政關係的發言。他實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說他所以提黨政關係，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黨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政共同發布決定，這樣對於動員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
這次會上他還談到法制問題：「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最後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份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500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是明牌。55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即便無任何「罪惡」，只要是達到某一任職（僅憑記憶，好像是軍隊連級、黨是區分部書記、政是保長、憲兵。。。。。。）便是。肅反運動中凡是符合這樣標準的，皆屬正確；另有鬥錯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通過官方資料推算，錯鬥率大致是超過94%。你就可見，肅反成績不是毛澤東說的「九個指頭」；他說的生瘡的、爛掉的即所犯錯誤，倒是占九個多指頭，成績只占半個多指頭。毛澤東憑藉著身後的幾百萬「解放軍」和幾百萬「警局」，就可以大放厥詞，他在上海乾部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說:「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什麼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給他們講了的，但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___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毛澤東選集》五卷，446頁）誰聽這些屁話呢？中間派和右派都不聽，唯有左派聽。當然，許多左派也是耳聽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徹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點上不昧良心，那麼，你在那一點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頭。請對證歷史，看是否全是這樣？
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的右派言論：「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著「法律科學」的幌子販賣舊法觀點，片面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減輕或開脫罪責。他們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有罪的人首先要求從「無罪」方面來考慮，對於有嚴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從「減輕情節」方面來考慮，對於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從「可以不死」方面來考慮。該報12月24日又揭露他說過：「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5月9日《新聞日報》發表文章《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其中第三節寫道：「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布。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法的，什麼不是犯罪，什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布使大家不能於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彌補這個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條例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事態。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下去，很可能成為製造不安與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為，領導上錯誤的指導思想是造成立法進度遲緩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級幹部曾說過，誰主張立法，尤其主張及早系統地立法，就是「歸法」或「六法」觀點，甚至於就是立場有問題。又有人認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又有人認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楊教授認為這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報6月26日載，老記者、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顧執中的言論:「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人民日報6月29日的社論《再論立場問題》，是專為顧執中的兩句話而寫的:「廣大群眾對於右派份子的態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八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為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斜氣。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論調卻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什麼報紙的態度變了呀，恐嚇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嚇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態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是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別有意思:『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別有意思，因為其中所說的『群眾』，所說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這裡真可以說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了。」「在顧執中之流看來，什麼是『群眾』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眾的右派份子，還有就是一時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數人；至於起來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眾，那是被取消了稱為『群眾』的資格的。至於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來，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氣量不大』。顧執中接著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腳，有些人『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那麼，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難道不是指著反社會主義的感情嗎？然而他說這就是『左』！」
是非顛倒，錯作對時對也錯。像其他右的言論一樣，這些法律觀點受到蠻橫無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實」批駁了「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報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會副會長吳德峰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先後頒布了數千件的法規，這些法規，曾經有效地指導和保障了我國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認這個事實，叫囂什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那又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我們的法律是保護人民，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為『黃文正』（黃紹竑）和『譚青天』（譚惕吾）所要的卻是壓迫人民，保護反革命的法律，自然，這就難怪他們說什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了。我們應該正告右派份子，你們要求的那種法律在人民的國家裡，是永遠不會有的。」「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竊據了專政機關的工作崗位，他們不僅到處散播什麼『無罪推定論』，『審判有利於被告論』以及繁瑣的『證據論』等荒謬的有害的觀點，而且還公然以這些論點作為審理案件的『理論』根據，利用職權，以各種藉口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刑事犯罪份子開脫罪責，輕縱罪犯（這種事例在不少地區均已發現）。這種情況不僅說明法學界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性，而且還說明這種鬥爭的更直接、現實的重要意義。」
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右派份子為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他們說，如果不讓司法獨立就是違反憲法。其實，我們現行的司法審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國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這才是真正違反憲法。右派份子自認為只有他們懂得法律，他們自稱『專家』，並且公然說，『現在誰夠條件就由誰來干』。事實證明，他們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歸法觀點以外，對於人民的法律根本無知。」
這次會上他還談到法制問題：「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最後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份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500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是明牌。55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即便無任何「罪惡」，只要是達到某一任職（僅憑記憶，好像是軍隊連級、黨是區分部書記、政是保長、憲兵。。。。。。）便是。肅反運動中凡是符合這樣標準的，皆屬正確；另有鬥錯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通過官方資料推算，錯鬥率大致是超過94%。你就可見，肅反成績不是毛澤東說的「九個指頭」；他說的生瘡的、爛掉的即所犯錯誤，倒是占九個多指頭，成績只占半個多指頭。毛澤東憑藉著身後的幾百萬「解放軍」和幾百萬「警局」，就可以大放厥詞，他在上海乾部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說:「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什麼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給他們講了的，但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___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毛澤東選集》五卷，446頁）誰聽這些屁話呢？中間派和右派都不聽，唯有左派聽。當然，許多左派也是耳聽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徹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點上不昧良心，那麼，你在那一點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頭。請對證歷史，看是否全是這樣？
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的右派言論：「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著「法律科學」的幌子販賣舊法觀點，片面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減輕或開脫罪責。他們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有罪的人首先要求從「無罪」方面來考慮，對於有嚴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從「減輕情節」方面來考慮，對於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從「可以不死」方面來考慮。該報12月24日又揭露他說過：「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5月9日《新聞日報》發表文章《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其中第三節寫道：「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布。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法的，什麼不是犯罪，什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布使大家不能於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彌補這個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條例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事態。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下去，很可能成為製造不安與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為，領導上錯誤的指導思想是造成立法進度遲緩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級幹部曾說過，誰主張立法，尤其主張及早系統地立法，就是「歸法」或「六法」觀點，甚至於就是立場有問題。又有人認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又有人認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楊教授認為這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報6月26日載，老記者、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顧執中的言論:「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人民日報6月29日的社論《再論立場問題》，是專為顧執中的兩句話而寫的:「廣大群眾對於右派份子的態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八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為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斜氣。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論調卻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什麼報紙的態度變了呀，恐嚇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嚇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態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是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別有意思:『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別有意思，因為其中所說的『群眾』，所說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這裡真可以說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了。」「在顧執中之流看來，什麼是『群眾』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眾的右派份子，還有就是一時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數人；至於起來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眾，那是被取消了稱為『群眾』的資格的。至於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來，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氣量不大』。顧執中接著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腳，有些人『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那麼，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難道不是指著反社會主義的感情嗎？然而他說這就是『左』！」
是非顛倒，錯作對時對也錯。像其他右的言論一樣，這些法律觀點受到蠻橫無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實」批駁了「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報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會副會長吳德峰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先後頒布了數千件的法規，這些法規，曾經有效地指導和保障了我國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認這個事實，叫囂什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那又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我們的法律是保護人民，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為『黃文正』（黃紹竑）和『譚青天』（譚惕吾）所要的卻是壓迫人民，保護反革命的法律，自然，這就難怪他們說什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了。我們應該正告右派份子，你們要求的那種法律在人民的國家裡，是永遠不會有的。」「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竊據了專政機關的工作崗位，他們不僅到處散播什麼『無罪推定論』，『審判有利於被告論』以及繁瑣的『證據論』等荒謬的有害的觀點，而且還公然以這些論點作為審理案件的『理論』根據，利用職權，以各種藉口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刑事犯罪份子開脫罪責，輕縱罪犯（這種事例在不少地區均已發現）。這種情況不僅說明法學界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性，而且還說明這種鬥爭的更直接、現實的重要意義。」
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右派份子為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他們說，如果不讓司法獨立就是違反憲法。其實，我們現行的司法審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國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這才是真正違反憲法。右派份子自認為只有他們懂得法律，他們自稱『專家』，並且公然說，『現在誰夠條件就由誰來干』。事實證明，他們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歸法觀點以外，對於人民的法律根本無知。」
幾十年前反右，共產黨無理取鬧；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衊」的還惡毒：官方像說順口溜似地說:「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同時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查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裡。誰能說清楚，這到底玩的是什麼鬼名堂？過去把陰謀說成是「陽謀」，這個騙術已成為歷史的笑柄；現在，陽的一套：明文上摑了人民日報社論和一些極左份子的耳光，規定「獨立」云云；而陰的一套：相對於作為法律太上皇的各級中共政法委來說，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部份獨立，而是絕對不獨立。搞陰謀的必然性在於，右派雖然打倒了，但黨主與民主的矛盾非但沒有消滅，而且日益尖銳。而中共既要堅持黨天下（四個堅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個代表」；除了乞靈於毛的陰謀之魂，絕對沒有第二個法門。總之是，中共做壞事必用陰謀手段；反之亦然，用陰謀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壞事。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妄加莫須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煉者；從逮捕入勞改營，勞教所到進洗腦班洗腦；從活著受虐待，侮辱，慘害，到死後焚屍滅跡；整個過程貫穿著陰險毒辣，陰謀詭計，使國人受害的受害，受騙的受騙。其中，偽造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事件」，其惡質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國會縱火案大陰謀之翻版！在這一點上，跟毛澤東無視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南方日報報導6月5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以《羅翼群說：人民生活已「接近餓死的邊緣」》（如果不是把羅先生打成右派，而是採納他的意見，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餓死的邊緣」發展到成為餓死4千600萬人的悲慘現實！__紫丹）為標題，摘登了羅的發言。他說，由於過去黨員執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經中的「大膽懷疑，殘酷鬥爭」來硬套，而太忽視中國原有的社會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習慣等優良部份，因而不少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做敵我問題來對待。在「三反」，「五反」，「肅反」期間，被鬥的人因受不了當時的痛苦，明非事實，而被迫承認者有之；有些自稱為積極份子的人，違背良心，歪曲事實，或出頭作證，或非刑拷打，不惜犧牲他人的名譽，地位或生命，企圖取得黨的信任，為爭取入黨入團的捷徑的亦有之。因此，在過去各種社會改革動動中，確不免發生多少偏差案件。至於他說的「接近餓死的邊緣」，是建議政府學古人省刑罰薄稅斂。現在政府對於征糧及各種稅收是否過重，徵購農產品價格是否有偏低，國營商品利潤是否過高，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問題。幾年來究竟有沒有餓死人？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也可以說有餓死人。算不算接近餓死的邊緣呢？是值得檢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聽羅輩建言，停止「急躁冒進」，從「邊緣」後退，自能少餓死或不餓死人。反右的結果是大躍進，排山搗海地向死亡進軍！喪心病狂的老毛啊！踏著四千六百多萬餓死的屍體，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導師」的寶座！現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的檔案，剛剛
解密，請參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況: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O年為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為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為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摘選自2005年11月爭鳴雜誌）
總計死亡人數為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這裡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統計數字包括全國各地區；一九五九年少統計十二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三十萬七千人算，本年少統計八百九十萬四千人，故本年度總計當為一千四百十二萬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當為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確數目該是四千六百八十七萬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發主委王毅齋，一說到肅反中的缺點就憤憤地說：「罪惡滔天」。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十分不滿，謾罵：「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又有人揭發他說過：「統購統銷後農民都吃不飽，人人面帶菜色，說夠吃都是瞎話！」謝瑞階揭發王曾說：「我在杞縣認識的熟人都鎮壓完了。」還曾說：「肅反中你們師範學院打人最嚴重，把沉東浦快打成肉醬了，還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厲害。。。。。。」還鼓動張仲魯說：「沉東浦在開封師範學院工作，每次動動都是重點，肅反時打得直不起腰，現在還彎著腰走。」還說：「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還說：「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傳統的民主習慣。唉！中國人就不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算怪，只會死心踏地跟著共產黨走。」（河南日報7，26）
耿伯釗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耿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七十四歲。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內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要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共產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謝泳《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鬥錯了個別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72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報載，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杰向黨中央提交了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於『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杰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衊。他說：』親身經歷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什麼人，只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鬥的，鬥爭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鬥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鬥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爭的同志進行報復，什麼『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裡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份子齊聲歌功頌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卻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著知識份子的冒著泡沫的鮮血升官晉級哩！
嚴文杰也是共產黨員。這篇報導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標題：《人民沒有委託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什麼不允許別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板報宣布李泰華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板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為什麼。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什麼世界。」
「成什麼世界？」成共產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6月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份子的歷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在文革中也嘗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腳註。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時，風聲鶴唳，人人膽顫心驚。」（頁195）他有機會得到中共高層的反映。「直到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0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額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獄遍布，誣陷汜濫。」（頁204）
南方日報報導6月5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以《羅翼群說：人民生活已「接近餓死的邊緣」》（如果不是把羅先生打成右派，而是採納他的意見，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餓死的邊緣」發展到成為餓死4千600萬人的悲慘現實！__紫丹）為標題，摘登了羅的發言。他說，由於過去黨員執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經中的「大膽懷疑，殘酷鬥爭」來硬套，而太忽視中國原有的社會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習慣等優良部份，因而不少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做敵我問題來對待。在「三反」，「五反」，「肅反」期間，被鬥的人因受不了當時的痛苦，明非事實，而被迫承認者有之；有些自稱為積極份子的人，違背良心，歪曲事實，或出頭作證，或非刑拷打，不惜犧牲他人的名譽，地位或生命，企圖取得黨的信任，為爭取入黨入團的捷徑的亦有之。因此，在過去各種社會改革動動中，確不免發生多少偏差案件。至於他說的「接近餓死的邊緣」，是建議政府學古人省刑罰薄稅斂。現在政府對於征糧及各種稅收是否過重，徵購農產品價格是否有偏低，國營商品利潤是否過高，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問題。幾年來究竟有沒有餓死人？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也可以說有餓死人。算不算接近餓死的邊緣呢？是值得檢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聽羅輩建言，停止「急躁冒進」，從「邊緣」後退，自能少餓死或不餓死人。反右的結果是大躍進，排山搗海地向死亡進軍！喪心病狂的老毛啊！踏著四千六百多萬餓死的屍體，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導師」的寶座！現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的檔案，剛剛
解密，請參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況: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O年為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為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為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摘選自2005年11月爭鳴雜誌）
總計死亡人數為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這裡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統計數字包括全國各地區；一九五九年少統計十二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三十萬七千人算，本年少統計八百九十萬四千人，故本年度總計當為一千四百十二萬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當為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確數目該是四千六百八十七萬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發主委王毅齋，一說到肅反中的缺點就憤憤地說：「罪惡滔天」。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十分不滿，謾罵：「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又有人揭發他說過：「統購統銷後農民都吃不飽，人人面帶菜色，說夠吃都是瞎話！」謝瑞階揭發王曾說：「我在杞縣認識的熟人都鎮壓完了。」還曾說：「肅反中你們師範學院打人最嚴重，把沉東浦快打成肉醬了，還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厲害。。。。。。」還鼓動張仲魯說：「沉東浦在開封師範學院工作，每次動動都是重點，肅反時打得直不起腰，現在還彎著腰走。」還說：「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還說：「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傳統的民主習慣。唉！中國人就不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算怪，只會死心踏地跟著共產黨走。」（河南日報7，26）
耿伯釗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耿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七十四歲。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內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要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共產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謝泳《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鬥錯了個別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72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報載，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杰向黨中央提交了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於『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杰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衊。他說：』親身經歷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什麼人，只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鬥的，鬥爭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鬥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鬥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爭的同志進行報復，什麼『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裡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份子齊聲歌功頌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卻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著知識份子的冒著泡沫的鮮血升官晉級哩！
嚴文杰也是共產黨員。這篇報導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標題：《人民沒有委託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什麼不允許別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板報宣布李泰華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板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為什麼。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什麼世界。」
「成什麼世界？」成共產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6月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份子的歷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在文革中也嘗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腳註。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時，風聲鶴唳，人人膽顫心驚。」（頁195）他有機會得到中共高層的反映。「直到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0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額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獄遍布，誣陷汜濫。」（頁204）
這裡說明，中共內部，從上到下，並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喪盡天良之輩。那麼，誰才是呢？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政治範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_來定性、定量了。劉賓雁在《誰是反動派》一文中說:「經過五十年歷史進程，是非是更加明顯了。錯誤的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那套完全違反文藝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後來三十幾年中國的文藝變成一片沙漠。同時，排除了胡風以後，他就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識份子和反對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廣之，把1949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可見我說「毛澤東是反革命」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不是沒經過深思熟慮和實踐檢驗，信手拈來的了。因為劉先生是被視為中國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產黨人。他一再跟我說過:「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產黨好。」
他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來一個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學理論家兼詩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日共，始終沒放棄馬克思主義。魯迅去世後20年，他繼承魯迅的傳統，大力培養新人，同時以他的文學理論，批判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的歪風邪氣，為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他始終是中共的朋友，並不知道他的文學理論走上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裡所宣揚的理論相反的方向。同時，他又得罪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權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風長期以來的對手，也沒有認為他是敵人。毛澤東為什麼要對胡風狠下毒手，在短短一個月里把他的問題的性質從文藝思想上的『反黨』連升兩級而變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緊接著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經過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運動，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了，這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毛仍然堅持己見，結果是運動規模很大，而絕大部份都打錯了。
「不僅這兩次運動是無中生有，後患無窮，它們還違反了一年前剛剛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給胡風定性，就完全是毛澤東以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信件里的文字得出的結論。而按照憲法，私人信件屬於個人的隱私，應受到保護。憲法裡規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和弟子們假如說有錯誤，那也屬於言論和思想範圍，並無反革命行動。根本沒經過審判就定罪，也是違法的。胡風是關了十年以後才判決的，『集團』里的別人，有的是二十年後才判決。在批鬥胡風和肅反運動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時期所搞的『搶救運動』那套做法，隨意監禁和刑求逼供，這當然也是違反了憲法規定必須保護的人權。所以，憲法從此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歷史了。」
這兩個問題也是57年鳴放得很激烈的話題。下面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譚天榮的同班）貼的一張大字報，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他這位青年，為這張大字報被判15年徒刑，被殘酷拷打而逼瘋、而致死。
偉哉右派份子劉奇弟大學生:為胡風招幡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反胡風運動已過三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舊案重翻，我要為胡風說話，更精確地說，我要為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麼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地追隨著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裡，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為這樣，正憑著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為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惰，帶頭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懇懇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分子）寫的作品有血有肉，最為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什麼？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於對於控告胡風的內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只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推演成反革命。
請問，這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為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為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為胡風被冤枉，那麼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級浮屠，而更是為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偉哉胡風分子呂熒先生:唯一敢公開為胡風申辯的呂熒。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於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一文讓我感到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准、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呂熒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採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眾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兇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儘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熒是個「書呆子」，「離現實太遠」。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只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呆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國，只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什麼學問，不是什麼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於呂熒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呆子」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熒的出現仿佛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國涌）（http對外貿易://w對外經貿ww。dajiyuan。com）
人民日報，7月31日載，對外貿易部法律顧問室董士濂說，為胡風辯護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在報上刊登胡風「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報社「犯了誹謗罪」。
對於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於當時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於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4馮元春後來的情況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況。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為中國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驕傲。（謝泳《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以現代法律精神為基本標準，遂條為胡風案辨護。在當年為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辨護。
他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來一個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學理論家兼詩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日共，始終沒放棄馬克思主義。魯迅去世後20年，他繼承魯迅的傳統，大力培養新人，同時以他的文學理論，批判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的歪風邪氣，為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他始終是中共的朋友，並不知道他的文學理論走上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裡所宣揚的理論相反的方向。同時，他又得罪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權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風長期以來的對手，也沒有認為他是敵人。毛澤東為什麼要對胡風狠下毒手，在短短一個月里把他的問題的性質從文藝思想上的『反黨』連升兩級而變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緊接著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經過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運動，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了，這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毛仍然堅持己見，結果是運動規模很大，而絕大部份都打錯了。
「不僅這兩次運動是無中生有，後患無窮，它們還違反了一年前剛剛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給胡風定性，就完全是毛澤東以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信件里的文字得出的結論。而按照憲法，私人信件屬於個人的隱私，應受到保護。憲法裡規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和弟子們假如說有錯誤，那也屬於言論和思想範圍，並無反革命行動。根本沒經過審判就定罪，也是違法的。胡風是關了十年以後才判決的，『集團』里的別人，有的是二十年後才判決。在批鬥胡風和肅反運動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時期所搞的『搶救運動』那套做法，隨意監禁和刑求逼供，這當然也是違反了憲法規定必須保護的人權。所以，憲法從此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歷史了。」
這兩個問題也是57年鳴放得很激烈的話題。下面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譚天榮的同班）貼的一張大字報，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他這位青年，為這張大字報被判15年徒刑，被殘酷拷打而逼瘋、而致死。
偉哉右派份子劉奇弟大學生:為胡風招幡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反胡風運動已過三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舊案重翻，我要為胡風說話，更精確地說，我要為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麼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地追隨著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裡，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為這樣，正憑著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為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惰，帶頭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懇懇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分子）寫的作品有血有肉，最為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什麼？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於對於控告胡風的內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只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推演成反革命。
請問，這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為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為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為胡風被冤枉，那麼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級浮屠，而更是為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偉哉胡風分子呂熒先生:唯一敢公開為胡風申辯的呂熒。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於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一文讓我感到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准、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呂熒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採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眾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兇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儘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熒是個「書呆子」，「離現實太遠」。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只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呆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國，只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什麼學問，不是什麼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於呂熒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呆子」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熒的出現仿佛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國涌）（http對外貿易://w對外經貿ww。dajiyuan。com）
人民日報，7月31日載，對外貿易部法律顧問室董士濂說，為胡風辯護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在報上刊登胡風「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報社「犯了誹謗罪」。
對於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於當時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於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4馮元春後來的情況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況。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為中國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驕傲。（謝泳《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以現代法律精神為基本標準，遂條為胡風案辨護。在當年為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辨護。
第一，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份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係僅為一般社會關係。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係。李昌明說：「眾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係，何獨胡風別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只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
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並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風」上傾注筆墨，是因為:一，毛反胡風的意義、性質、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於反右派；二，相當多的知識份子是由於對反胡風及其延伸___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被劃為右派的。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於剛剛發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強烈反彈的勢頭。僅據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緝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復旦大學校刊編緝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財政系學生陳祖武，歷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歷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該書還收錄了清華大學s。c，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鰲、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請參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反胡風－肅反運動檔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覆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指出要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澤東寫了序言和二十七條按語，在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勢力派別，一個地下獨立王國。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旗幟鮮明，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展開運動」。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定胡風為「反革命」、「反革命集團」及「展開運動」，出現了嚴重分歧。經五次表決，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對、二名棄權，獲得通過。七名同意者為：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張聞天；四名反對者為：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二名棄權者為：劉少奇、鄧小平。
宋慶齡、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等黨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對接連展開社會政治運動，不利於國家團結、振興、建設、統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再作指示：要堅決肅清反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陳雲在會上認為：「不應當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會人心很緊張不安」。毛澤東在會上問陳云：「什麼不清，誰緊張？誰不安？你代表了什麼階級利益？」會上劉少奇提議進行表決。毛澤東說：「要表決，召開黨中央全會；否則，請老蔣返回南京表決。不要搞那種假民主！」
肅反運動到一九五六年底結束，運動中逮捕了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萬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人。
註：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轉自《爭鳴》2005年12月號）
７，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6月20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史達林統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份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份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份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於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那一個地方知識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份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份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什麼不利用？知識份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著用，罵著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嗎？
「就知識份子說，養著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識份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份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份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隱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寧死」，分別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著寧跪著」！君不聽，被強姦後的知識份子在叫喚：「現在是歷史上XXX最好的時期！」這裡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鍾蓀教授的。在我劃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誌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產黨對他，出於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產黨對知識份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為是屬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份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為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份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產黨卻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份子頭上的帽子，是「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這頂定性為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著國格寫道：「毛主席號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知識份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為知識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為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缽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為，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為教授，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什麼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顏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奷相。說蘇聯一句不好，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騖，不分青紅皂白。共產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恥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產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為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自己的明天；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中，只要有對蘇聯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為自己國家的敵人___右派份子；只要對外國洋人馬嗯驢嘶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裡，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於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轉引自《陽謀》第143頁）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份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係僅為一般社會關係。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係。李昌明說：「眾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係，何獨胡風別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只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
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並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風」上傾注筆墨，是因為:一，毛反胡風的意義、性質、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於反右派；二，相當多的知識份子是由於對反胡風及其延伸___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被劃為右派的。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於剛剛發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強烈反彈的勢頭。僅據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緝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復旦大學校刊編緝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財政系學生陳祖武，歷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歷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該書還收錄了清華大學s。c，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鰲、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請參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反胡風－肅反運動檔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覆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指出要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澤東寫了序言和二十七條按語，在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勢力派別，一個地下獨立王國。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旗幟鮮明，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展開運動」。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定胡風為「反革命」、「反革命集團」及「展開運動」，出現了嚴重分歧。經五次表決，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對、二名棄權，獲得通過。七名同意者為：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張聞天；四名反對者為：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二名棄權者為：劉少奇、鄧小平。
宋慶齡、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等黨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對接連展開社會政治運動，不利於國家團結、振興、建設、統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再作指示：要堅決肅清反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陳雲在會上認為：「不應當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會人心很緊張不安」。毛澤東在會上問陳云：「什麼不清，誰緊張？誰不安？你代表了什麼階級利益？」會上劉少奇提議進行表決。毛澤東說：「要表決，召開黨中央全會；否則，請老蔣返回南京表決。不要搞那種假民主！」
肅反運動到一九五六年底結束，運動中逮捕了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萬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人。
註：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轉自《爭鳴》2005年12月號）
７，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6月20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史達林統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份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份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份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於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那一個地方知識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份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份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什麼不利用？知識份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著用，罵著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嗎？
「就知識份子說，養著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識份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份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份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隱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寧死」，分別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著寧跪著」！君不聽，被強姦後的知識份子在叫喚：「現在是歷史上XXX最好的時期！」這裡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鍾蓀教授的。在我劃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誌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產黨對他，出於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產黨對知識份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為是屬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份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為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份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產黨卻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份子頭上的帽子，是「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這頂定性為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著國格寫道：「毛主席號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知識份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為知識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為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缽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為，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為教授，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什麼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顏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奷相。說蘇聯一句不好，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騖，不分青紅皂白。共產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恥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產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為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自己的明天；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中，只要有對蘇聯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為自己國家的敵人___右派份子；只要對外國洋人馬嗯驢嘶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裡，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於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轉引自《陽謀》第143頁）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斥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同上）
著名人權活動家、原北京地質大學學生吳弘達在他的回憶錄《昨夜雨驟風狂》中說: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黨支部組織的討論會上說:「從國際主義的立場講，蘇聯紅軍支持匈牙利政府鎮壓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政府派軍隊到別的國家去，這是否符合國際法？」這幾句話應不算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向黨惡毒進攻的「右派言行」，因為當時還沒有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
同年三、四月，中共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不說還不行，不說表明對黨的號召不響應，政治立場有問題，就是不許不說話。這點與國民黨統治大有不同，國民黨是不許說話，若奉行「莫談國事」就太平無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後來毛澤東說的「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
……
團支部書記馬景信找了我好幾次，要我去整風座談會發言，我真是沒有興趣，最後，還是在周圍十分踴躍給黨提意見的氣氛中去了。我在整風座談會說了這麼幾句話:「在我們班裡，逢到開會，支部書記就以『同志們，同學們』開場，這意思，你們黨團員是同志，我們非黨非團的就是同學了，這好似我們一般同學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說，凡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是同志。我們上街買東西，上公共汽車買票都互稱同志，怎麼到你（指支書）這裡我們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個黨員，十六個共青團員，剩下七個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當時是多麼高貴的一個稱號！七位「白板」同學自然有壓抑的感覺。
1957年十月，學校黨委宣布我是一個「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條:第一條，惡毒攻擊我國政府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聲稱蘇聯出兵匈牙利鎮壓反革命是違反國際法；第二條，惡毒挑撥黨群關係，聲稱中國共產黨把人分為兩等，挑動群眾對黨不滿。因為我的階級出身是資產階級，所以順理成章地被劃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右派份子」。（頁43）
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翔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一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陽謀》，頁146）
光明日報，5月19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幹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蘇聯以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為此，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出致史達林的抗議信。毛澤東去蘇聯給史達林祝賀七十大壽的時候，以救國會宣告「自動」結束，作為取悅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見面禮。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後，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財物，強姦婦女的大遊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劃右派六條標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7月14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1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內緊張。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雲「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討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物件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為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政權製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麼，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什麼和沒運走什麼，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歸夢錄》第559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偽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眾反蘇大遊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卻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恥，「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卻拍著胸脯作偽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為！這裡，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為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適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責嗎？另一個是關於「新民會」------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干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著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雲「放肆地挑撥中蘇關係」：「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麼？。。。。。。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麼？」
這裡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為蘇聯大唱讚歌，什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什麼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什麼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麼平等對待各個國家，民族並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並歷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麼？」（參見人民日報，7月16日）
大約是在1964年2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線廣播喇叭里發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於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占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為他早已「輕於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於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於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1957年中共在大陸「整風」，鄧祜曾已在重慶某中學任教。在一次中學教師集中參加整風的座談會上，鄧祜曾坦誠地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並且批評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違背了價值規律；批評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還說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這無疑成了他「惡毒詆毀」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共內外政策的右派言論，當然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李才義
《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中國信息中心《》）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為重要國策，誰敢不跟著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於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別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扎著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雪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史達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份子龍雲們的。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榨中國主要是史達林時代，史達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史達林令人髮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於衷，起而反對史達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歷史將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史達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為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史達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並且表態，堅決支持以史達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為「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為「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史達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丟了史達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雪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雪夫對共產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內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雪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只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歷史潮流，抱著史達林的殭屍扛住抵擋民主的閘門。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什麼英雄、狗熊！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屍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屍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後來與蘇修（修！）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史達林乾的。而毛澤東的民族英雄主義恰恰表現在死心蹋地維護、扞衛史達林主義。
著名人權活動家、原北京地質大學學生吳弘達在他的回憶錄《昨夜雨驟風狂》中說: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黨支部組織的討論會上說:「從國際主義的立場講，蘇聯紅軍支持匈牙利政府鎮壓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政府派軍隊到別的國家去，這是否符合國際法？」這幾句話應不算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向黨惡毒進攻的「右派言行」，因為當時還沒有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
同年三、四月，中共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不說還不行，不說表明對黨的號召不響應，政治立場有問題，就是不許不說話。這點與國民黨統治大有不同，國民黨是不許說話，若奉行「莫談國事」就太平無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後來毛澤東說的「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
……
團支部書記馬景信找了我好幾次，要我去整風座談會發言，我真是沒有興趣，最後，還是在周圍十分踴躍給黨提意見的氣氛中去了。我在整風座談會說了這麼幾句話:「在我們班裡，逢到開會，支部書記就以『同志們，同學們』開場，這意思，你們黨團員是同志，我們非黨非團的就是同學了，這好似我們一般同學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說，凡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是同志。我們上街買東西，上公共汽車買票都互稱同志，怎麼到你（指支書）這裡我們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個黨員，十六個共青團員，剩下七個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當時是多麼高貴的一個稱號！七位「白板」同學自然有壓抑的感覺。
1957年十月，學校黨委宣布我是一個「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條:第一條，惡毒攻擊我國政府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聲稱蘇聯出兵匈牙利鎮壓反革命是違反國際法；第二條，惡毒挑撥黨群關係，聲稱中國共產黨把人分為兩等，挑動群眾對黨不滿。因為我的階級出身是資產階級，所以順理成章地被劃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右派份子」。（頁43）
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翔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一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陽謀》，頁146）
光明日報，5月19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幹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蘇聯以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為此，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出致史達林的抗議信。毛澤東去蘇聯給史達林祝賀七十大壽的時候，以救國會宣告「自動」結束，作為取悅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見面禮。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後，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財物，強姦婦女的大遊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劃右派六條標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7月14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1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內緊張。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雲「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討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物件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為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政權製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麼，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什麼和沒運走什麼，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歸夢錄》第559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偽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眾反蘇大遊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卻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恥，「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卻拍著胸脯作偽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為！這裡，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為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適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責嗎？另一個是關於「新民會」------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干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著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雲「放肆地挑撥中蘇關係」：「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麼？。。。。。。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麼？」
這裡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為蘇聯大唱讚歌，什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什麼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什麼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麼平等對待各個國家，民族並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並歷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麼？」（參見人民日報，7月16日）
大約是在1964年2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線廣播喇叭里發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於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占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為他早已「輕於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於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於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1957年中共在大陸「整風」，鄧祜曾已在重慶某中學任教。在一次中學教師集中參加整風的座談會上，鄧祜曾坦誠地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並且批評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違背了價值規律；批評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還說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這無疑成了他「惡毒詆毀」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共內外政策的右派言論，當然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李才義
《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中國信息中心《》）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為重要國策，誰敢不跟著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於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別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扎著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雪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史達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份子龍雲們的。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榨中國主要是史達林時代，史達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史達林令人髮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於衷，起而反對史達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歷史將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史達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為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史達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並且表態，堅決支持以史達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為「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為「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史達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丟了史達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雪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雪夫對共產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內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雪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只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歷史潮流，抱著史達林的殭屍扛住抵擋民主的閘門。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什麼英雄、狗熊！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屍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屍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後來與蘇修（修！）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史達林乾的。而毛澤東的民族英雄主義恰恰表現在死心蹋地維護、扞衛史達林主義。
８，改造資產階級的問題
人民日報，6月2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為「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著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干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嚇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接著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隻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顧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裡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眾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里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幹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接著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2000元的槓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了解群眾的情況，這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著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為後來劃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爭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爭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薰陶有關係。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開除團藉，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布時還特別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份子的第一號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為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89）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14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為什麼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李康年重申贖買20年的主張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標題所謂「定息20年」或者「贖買20年」的建議者。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係。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萬元，除1956、1957兩年已發2.2億元外，對資本家只發19.8億元，多餘2.2億元，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擬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於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後，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證，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准，給與工會會員證後，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闢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20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至於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並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裡，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幣，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將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
人民日報，6月2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為「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著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干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嚇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接著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隻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顧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裡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眾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里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幹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接著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2000元的槓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了解群眾的情況，這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著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為後來劃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爭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爭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薰陶有關係。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開除團藉，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布時還特別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份子的第一號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為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89）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14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為什麼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李康年重申贖買20年的主張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標題所謂「定息20年」或者「贖買20年」的建議者。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係。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萬元，除1956、1957兩年已發2.2億元外，對資本家只發19.8億元，多餘2.2億元，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擬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於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後，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證，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准，給與工會會員證後，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闢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20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至於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並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裡，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幣，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將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
第五段第二節「贖買是對物的，即贖買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除這以外，還有一個對人的問題，即對資本家進行教育改造，適當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這說明贖買是專對生產資料的，至於對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人的和平改造。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政府採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1949年立國之初就確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20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人民日報6月6日）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並且具有歷史證實的正確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屬於昧良心的胡說八道，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於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財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９，破除對馬列洋教的迷信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裡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只能算是沒有生存權的「生存」，相對於這「二個東西」，都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繫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布在什麼地方，有些什麼特點，而只會背誦史達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什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6月6日，北京日報）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產，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於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但，「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份都改業了。」他呼籲恢復社會學，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載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產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著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著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為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摭拾吳先生的余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後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爭索賠和榨取工農都已行不通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難道吳老師不才是搞「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先行者嗎？）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並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爭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餘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Fogel）發現並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為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著的學人以莫大啟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啊！」（世界日報，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這裡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產黨反動，右派先進。」
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5月25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現在我發現了謝泳先生在《1957年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中載有徐先生言論的較詳細的內容，讀後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精闢透徹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徐璋本說：
第一：馬克思著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布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著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徵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並不是真正辯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並不等於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啟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什麼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餘，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並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並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藥，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份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並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著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已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怒」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怒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政府採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1949年立國之初就確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20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人民日報6月6日）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並且具有歷史證實的正確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屬於昧良心的胡說八道，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於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財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９，破除對馬列洋教的迷信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裡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只能算是沒有生存權的「生存」，相對於這「二個東西」，都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繫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布在什麼地方，有些什麼特點，而只會背誦史達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什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6月6日，北京日報）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產，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於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但，「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份都改業了。」他呼籲恢復社會學，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載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產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著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著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為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摭拾吳先生的余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後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爭索賠和榨取工農都已行不通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難道吳老師不才是搞「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先行者嗎？）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並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爭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餘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Fogel）發現並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為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著的學人以莫大啟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啊！」（世界日報，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這裡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產黨反動，右派先進。」
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5月25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現在我發現了謝泳先生在《1957年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中載有徐先生言論的較詳細的內容，讀後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精闢透徹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徐璋本說：
第一：馬克思著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布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著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徵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並不是真正辯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並不等於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啟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什麼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餘，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並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並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藥，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份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並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著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已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怒」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怒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為什麼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於我們深刻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都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於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許多民間知識份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栴，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寧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內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複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財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什麼客觀經濟規律，以致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項嗎？那末怎麼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摒棄』，乾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特別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為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乾脆請他們下台，讓這批資產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內容，事實上就是這樣。」（見人民日報9月19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80年來，這個規律已為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為『和尚念經』，這只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爭可以使生產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卻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並且因為社會主義必然產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9號）後來的做法與鄧小平的說法，簡直與此字字相印。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遠說：「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於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為消極因素了。」（文匯報，7月26日）
劉思慕以「剝掉沈志遠的畫皮」為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別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為他認為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於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沈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什麼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衊，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祟祟，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20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麼看？（轉引自《禪機1957》頁171）
１０，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為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無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份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為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裡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為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僵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解放日報，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報導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鸞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為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闖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
《大公報》社長王芸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產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里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躪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號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一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是根據列寧1901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只限於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產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占多數的報紙即共產黨的黨報稱為「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為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於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准講。他認為「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周到，新聞人物活動多，什麼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為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的說法，認為現在的報紙是布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6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內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後，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為目前對右派份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的成功，並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6，26）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栴，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寧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內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複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財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什麼客觀經濟規律，以致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項嗎？那末怎麼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摒棄』，乾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特別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為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乾脆請他們下台，讓這批資產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內容，事實上就是這樣。」（見人民日報9月19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80年來，這個規律已為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為『和尚念經』，這只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爭可以使生產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卻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並且因為社會主義必然產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9號）後來的做法與鄧小平的說法，簡直與此字字相印。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遠說：「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於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為消極因素了。」（文匯報，7月26日）
劉思慕以「剝掉沈志遠的畫皮」為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別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為他認為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於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沈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什麼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衊，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祟祟，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20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麼看？（轉引自《禪機1957》頁171）
１０，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為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無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份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為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裡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為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僵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解放日報，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報導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鸞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為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闖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
《大公報》社長王芸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產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里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躪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號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一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是根據列寧1901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只限於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產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占多數的報紙即共產黨的黨報稱為「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為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於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准講。他認為「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周到，新聞人物活動多，什麼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為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的說法，認為現在的報紙是布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6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內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後，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為目前對右派份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的成功，並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6，26）
北大新聞系方漢奇批判顧執中所說的：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按說這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但直至如今，無恥的投機政客們竟然仍能彈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報》所載顧執中先生的原話全文，請讀者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對照。）
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顧執中說：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85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卻不是這樣。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報社只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微聯繫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地做。第94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卻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為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芊ㄒ脖黃苹盜恕Ｏ芊ㄗ?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後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後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我建議：一、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頓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為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內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引起混亂。
安崗批判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斗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係，只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並且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份子彭文應認為，史達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可贊可嘆！彭文英同章、羅、儲、陳作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為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為「黑雲壓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為最糟而跟北韓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泛濫於市場。」對於隨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為：「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卻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份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著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卻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於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眾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為「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份黨員沾染了骯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為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份，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7月18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爭會上有人質問他：為什麼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什麼有份量的學術著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彥修，藍鈺，彭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為：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鈺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並且把它歸咎於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別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便傾銷資產階級的私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１１，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於，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裡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裡，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4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贊著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衊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衊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於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卻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蹟，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雪夫扣上「背判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隻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裡的論據也是「隻字不提」。這時候，大歷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贊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將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贊卻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只是沒有學到：「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章怡和的文章《歷史學家翦伯贊之死》，這樣寫道:「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蜡地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戚這個史痞後來的下場，當然只是為此命題「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添一實例而已。）這時候的翦先生還在燒瓮，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歷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著眼睛問：『歷史界解放後這樣不行，黨里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裡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裡看出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贊的批判並不限於學術領域之內。「他誣衊『中國知識份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歷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裡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份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10月4日）
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顧執中說：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85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卻不是這樣。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報社只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微聯繫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地做。第94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卻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為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芊ㄒ脖黃苹盜恕Ｏ芊ㄗ?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後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後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我建議：一、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頓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為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內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引起混亂。
安崗批判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斗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係，只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並且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份子彭文應認為，史達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可贊可嘆！彭文英同章、羅、儲、陳作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為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為「黑雲壓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為最糟而跟北韓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泛濫於市場。」對於隨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為：「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卻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份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著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卻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於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眾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為「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份黨員沾染了骯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為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份，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7月18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爭會上有人質問他：為什麼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什麼有份量的學術著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彥修，藍鈺，彭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為：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鈺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並且把它歸咎於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別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便傾銷資產階級的私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１１，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於，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裡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裡，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4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贊著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衊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衊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於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卻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蹟，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雪夫扣上「背判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隻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裡的論據也是「隻字不提」。這時候，大歷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贊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將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贊卻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只是沒有學到：「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章怡和的文章《歷史學家翦伯贊之死》，這樣寫道:「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蜡地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戚這個史痞後來的下場，當然只是為此命題「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添一實例而已。）這時候的翦先生還在燒瓮，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歷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著眼睛問：『歷史界解放後這樣不行，黨里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裡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裡看出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贊的批判並不限於學術領域之內。「他誣衊『中國知識份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歷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裡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份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10月4日）
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猊。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卻一遇失敗就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於負責呢？（人民日報5月16日）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內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和《社會科學界反右派鬥爭必須進一步深入》為題進行了批判，隨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他說：「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許多代表曾經對章羅聯盟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進行了批判。」現將「意見」和批判簡述如下：
第一，「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裡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儘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於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什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著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泛濫。」
郭后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裡，一方面污衊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衊共產黨和政府不准『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只准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只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什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為，「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份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份。」（以上「意見書」引文見光明日報6月9日；郭的「批判」見人民日報7月6日和9月19日）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著倆眼說瞎話。用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著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卻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了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為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麼說，他竟能顛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確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於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恥之尤，製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並且相信別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著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卻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雞會下蛋」。別說這兩個人還號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癟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癟三。
１２，反對奴化教育，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鏞，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並由黃藥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些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於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採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制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什麼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里的『黨組』有什麼分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於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為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份里，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里工作的黨員刻劃為『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為產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份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為了給從各個大學裡趕走共產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份，窮凶極惡地干涉了黨的內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產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為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胆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7月30日）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內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和《社會科學界反右派鬥爭必須進一步深入》為題進行了批判，隨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他說：「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許多代表曾經對章羅聯盟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進行了批判。」現將「意見」和批判簡述如下：
第一，「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裡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儘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於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什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著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泛濫。」
郭后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裡，一方面污衊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衊共產黨和政府不准『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只准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只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什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為，「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份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份。」（以上「意見書」引文見光明日報6月9日；郭的「批判」見人民日報7月6日和9月19日）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著倆眼說瞎話。用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著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卻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了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為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麼說，他竟能顛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確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於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恥之尤，製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並且相信別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著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卻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雞會下蛋」。別說這兩個人還號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癟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癟三。
１２，反對奴化教育，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鏞，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並由黃藥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些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於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採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制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什麼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里的『黨組』有什麼分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於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為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份里，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里工作的黨員刻劃為『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為產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份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為了給從各個大學裡趕走共產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份，窮凶極惡地干涉了黨的內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產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為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胆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7月30日）
在教育問題上，右派的主要觀點是，在領導體制上反對黨委制，黨員特權，力爭「民主辦校」，「教授治校」。在課程設置上，主張恢復社會學（如吳景超等被批為「實質是要擴大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一步奪取思想陣地向馬列主義進攻。」）。當然，同時也反對一切照搬蘇聯，對蘇聯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對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現在錢偉長所提出的培養目標上。他認為，高等工業學校把培養目標設定為工程師是不現實的。如果培養目標是工程師，那就必須把有關的各項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可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他說，必須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二者嚴格區別開來。高等學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全知識傳授給學生，但是高等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為將來成為一個工程師作好準備工作。錢偉長認為，當前高等教育的特點是繁瑣。課程門數花樣繁多，又是基礎課，又是專業課，又是專門化課。學生一學期要學十多門課，每周學習時數在30小時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換班子，上了這堂課，又是那堂課，以致走馬看花，學得不深不透，更談不上工作能力的培養了。他說，西德的高等學校每周只上17小時，美國有的工業大學每周連上課帶實驗在內只有20小時，它們也同樣培養出了相當水平的人才。他還說，中國學校的專門化設置是採用蘇聯的，可是蘇聯的工業水平要比中國大20倍，運用人才的靈活性也比中國大20倍，按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來看，分工還不可能過細，對於人才的需求還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確。因此，專業不宜分得過專過細，以免產生「學用不一致」的傾向。（光明日報1，7）
人民日報，7月4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1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於教學計劃，培養目標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標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麼？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錢的主張，為什麼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別是他在《中國青年》雜誌（1956，15）上發表的文章《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內容卻在『服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內借屍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於『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裡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內容，確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___紫丹，下同）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成為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為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輒得咎的生活，顯然只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於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象』找『對象』，則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著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產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嘗「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於「管教」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內已成為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7月21日）與你同為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製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份。他策劃著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內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1）醜化黨，藉以收買人心，達到對科學的領導權，（2）煽動挑撥，（3）抓人事權，（4）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7，6）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墮落成為「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7，6）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爭鳴>10月號）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後，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為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為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份，如學思並重，舉一反三的啟發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份，並使之與列寧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目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只是颳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衝突後，學校領導「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份子搞科研是為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為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先生導致被劃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為:《「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干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來干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
「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我校黨群關係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高級知識份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好像認為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爭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感情不容易恢復，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係怎麼樣」？我說以我為例是很好，但這在學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像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係有一定的看法。校內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藥眠、蕭璋不了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了解，決定級別不準確，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應吸取經驗教訓。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知識份子不會造反，學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現在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況末改。如教育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沒有什麼用處，虛偽的東西沒有價值。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囂張，據馬特反映：邏輯學寧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為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眾面前檢查自己。後來黨委布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繫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 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時很細緻，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的事考慮要細緻，與群眾商量後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家爭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牴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是否牴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牴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黨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什麼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致，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將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為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將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誠懇懇為黨工作，但有缺點：１群眾路線走的不夠；２末變外行為內行；３政治敏感不夠。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我校黨委等中央鞭策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別談，打開道路，爭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聽取群眾意見，黨委個別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20幾個助教，只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的，但因為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為不公平，這是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件事。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眾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眾。（《師大教學》146期）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5月10日見報）邀請的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只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內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眾認為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里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別，討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卻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卻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匯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眾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別現象，黨員和積極份子就是專門吃這碗飯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裡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吃過苦的。」他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著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什麼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眾關係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___共產黨叫做是「落後話」或「反動話」，都別想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產黨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12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隨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於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討論。有些團員和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舍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舍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60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著黑板。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5月1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沈澤宜和張元勛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憤慨，背地裡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隻火炬，燒毀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爛，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裡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為什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為什麼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為什麼。。。。。。為什麼。。。。。。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內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發號召，反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闢自由論壇，對肅反被鬥錯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後一點:肅反鬥錯的人，為例：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警局工作，55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警局里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他說：1949年他15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人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鬥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歐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裡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為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內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裡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劃為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於文革中被槍斃。12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歷有一部份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份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扎過來，就是為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別人所經歷的事實表明，共產黨為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確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扞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後，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別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為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只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裡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劃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隨共產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別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我最為贊成，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為共產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產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台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為共產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13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105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___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夥在學校散布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著我看。」14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什麼手法都用盡了」。鬥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劃他右派時仍算一條；鬥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人民日報，7月4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1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於教學計劃，培養目標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標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麼？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錢的主張，為什麼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別是他在《中國青年》雜誌（1956，15）上發表的文章《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內容卻在『服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內借屍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於『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裡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內容，確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___紫丹，下同）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成為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為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輒得咎的生活，顯然只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於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象』找『對象』，則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著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產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嘗「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於「管教」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內已成為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7月21日）與你同為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製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份。他策劃著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內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1）醜化黨，藉以收買人心，達到對科學的領導權，（2）煽動挑撥，（3）抓人事權，（4）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7，6）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墮落成為「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7，6）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爭鳴>10月號）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後，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為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為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份，如學思並重，舉一反三的啟發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份，並使之與列寧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目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只是颳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衝突後，學校領導「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份子搞科研是為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為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先生導致被劃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為:《「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干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來干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
「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我校黨群關係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高級知識份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好像認為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爭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感情不容易恢復，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係怎麼樣」？我說以我為例是很好，但這在學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像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係有一定的看法。校內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藥眠、蕭璋不了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了解，決定級別不準確，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應吸取經驗教訓。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知識份子不會造反，學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現在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況末改。如教育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沒有什麼用處，虛偽的東西沒有價值。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囂張，據馬特反映：邏輯學寧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為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眾面前檢查自己。後來黨委布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繫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 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時很細緻，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的事考慮要細緻，與群眾商量後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家爭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牴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是否牴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牴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黨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什麼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致，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將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為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將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誠懇懇為黨工作，但有缺點：１群眾路線走的不夠；２末變外行為內行；３政治敏感不夠。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我校黨委等中央鞭策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別談，打開道路，爭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聽取群眾意見，黨委個別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20幾個助教，只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的，但因為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為不公平，這是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件事。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眾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眾。（《師大教學》146期）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5月10日見報）邀請的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只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內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眾認為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里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別，討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卻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卻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匯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眾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別現象，黨員和積極份子就是專門吃這碗飯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裡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吃過苦的。」他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著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什麼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眾關係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___共產黨叫做是「落後話」或「反動話」，都別想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產黨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12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隨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於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討論。有些團員和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舍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舍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60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著黑板。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5月1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沈澤宜和張元勛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憤慨，背地裡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隻火炬，燒毀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爛，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裡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為什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為什麼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為什麼。。。。。。為什麼。。。。。。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內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發號召，反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闢自由論壇，對肅反被鬥錯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後一點:肅反鬥錯的人，為例：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警局工作，55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警局里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他說：1949年他15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人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鬥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歐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裡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為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內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裡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劃為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於文革中被槍斃。12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歷有一部份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份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扎過來，就是為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別人所經歷的事實表明，共產黨為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確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扞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後，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別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為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只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裡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劃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隨共產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別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我最為贊成，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為共產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產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台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為共產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13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105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___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夥在學校散布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著我看。」14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什麼手法都用盡了」。鬥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劃他右派時仍算一條；鬥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第一個問題: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的問題。我的原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蘇聯紅軍趁機侵入東北，拉東北的機器、物質和糧食。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本來有九個高爐，被蘇聯拉走七個。蘇聯紅軍不但搶老百姓的財物和酒，並且強姦中國婦女。當時東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頭，白天不能出門，怕碰上紅軍，甚至有的蘇聯紅軍女兵還強姦中國男子。」我承認講過，但不是造謠誣衊，是事實，不信可以問問東北的父老鄉親。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團一次為我們作報告時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地點在北京朝陽大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的，說:「領導叫我們一面倒，倒向蘇聯，那為什麼蘇聯紅軍強姦中國婦女。拉我們工廠的機器和物質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蘇聯紅軍乾的，是被紅軍俘虜的白匪兵乾的。機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機器有毛病壞了，是蘇聯老大哥拉回去幫我們修理的。」而事實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這樣回答，他就知道什麼叫做「羞恥」了。
第二個問題:關於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歷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於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我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招。列普斯卡婭和古里涅夫並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我認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於污衊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15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鬥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於1957年春，總算平反了。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於躲過十五。）
其次，共產黨整風，號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20張大字報。我心裡琢磨著:共產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姦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眾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爭取群眾意見，看來態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麼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里了，我沒有新的意見。』其實我剛被鬥完沒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為妙。隨便他們怎麼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裡想，當時你們去徵求意見時，稱讚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麼今天一翻臉就什麼都不認帳了？共產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党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16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歷程》。這裡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後，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姦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為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爭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17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貼出題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這篇署名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1895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痴。（人民日報6月28日；7月4日又載：）在那些日子裡，北京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鬥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據費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人民日報7月4日）
王書瑤寫的《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達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確更徹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產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4000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歷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20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里總吃肉，狗走千里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他在那時就講出「普適價值」的意思）
正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為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裡選舉流於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於「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於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係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卻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發表了五次）。她說，原本對史達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竦然，怎麼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500多人呢？怎麼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史達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史達林事件所以能產生在俄國，要按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份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沬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為，只憑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為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第二個問題:關於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歷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於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我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招。列普斯卡婭和古里涅夫並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我認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於污衊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15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鬥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於1957年春，總算平反了。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於躲過十五。）
其次，共產黨整風，號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20張大字報。我心裡琢磨著:共產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姦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眾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爭取群眾意見，看來態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麼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里了，我沒有新的意見。』其實我剛被鬥完沒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為妙。隨便他們怎麼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裡想，當時你們去徵求意見時，稱讚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麼今天一翻臉就什麼都不認帳了？共產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党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16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歷程》。這裡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後，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姦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為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爭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17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貼出題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這篇署名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1895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痴。（人民日報6月28日；7月4日又載：）在那些日子裡，北京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鬥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據費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人民日報7月4日）
王書瑤寫的《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達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確更徹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產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4000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歷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20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里總吃肉，狗走千里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他在那時就講出「普適價值」的意思）
正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為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裡選舉流於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於「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於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係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卻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發表了五次）。她說，原本對史達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竦然，怎麼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500多人呢？怎麼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史達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史達林事件所以能產生在俄國，要按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份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沬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為，只憑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為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6月30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中說：「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梢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鬥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裡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尷尬，光憑嗓門高，亂起鬨:『打倒林希翎！』」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為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確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卻說得更凶:「什麼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產黨要的正是知識份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倖跺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致」，「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份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份子的誘餌拋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為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直敲鑼」，終於連餌帶鉤一併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誹」，說「毛澤東你不仁！」也只是徒喚奈何了。與此異曲同工的是，當時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繫。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為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產黨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夠，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麼仁慈、廣闊！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為畢業後大部份不能升學，發生了800多學生罷課遊行的事例，足可說明。8月5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鍾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遊行的暴亂事件。9月6日在蔡甸鎮舉行了有一萬群眾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１３，文藝界追求人性復歸，把矛頭指向《講話》
毛澤東用陰謀和公安手段，背信棄義，濫殺無辜。我說的「無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們為此事作出決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謝黨的平反之恩於地下了。從教育思想講，這是推行他「階級鬥爭為主課」的，把受教育者培養成階級鬥爭工具的奴化主義教育思想。他要消滅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權的和尊重主體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樣的思想來對待文學藝術。這在反胡風及其之後的反右派鬥爭中得到了惡性地展開。胡風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主觀戰鬥精神」，是一種很強烈的主體精神。毛澤東說他有「可殺之罪」，只是認為「殺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當斬？「胡風分子」詩人綠原在《胡風與我》一文中這樣概述他與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互別苗頭：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新文學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鳴大放中對文藝方面所發表的意見，是和胡風一脈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識或潛意識地把矛頭對準《講話》，認為它是扼殺文藝生機的利刃。例如，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教條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見。什麼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講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用瞞與騙唆使工農兵去賣命），服從一定時期所規定的任務的文藝工作一元論定位（即作「齒輪和縲絲釘」），政治標準第一的文藝批評（甚至瘋狂到，有時是「政治標準唯一」。），杜絕「人性論」（否認人類統一的人性，只承認「階級性」），對共產黨只能歌頌光明（對資產階級才能刻劃黑暗。不歌頌共產黨的功德，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蟗蟲），要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什麼教條主義？就是把《講話》拜作圖騰。所謂右派文藝觀點，基本上是反<講話>的觀點。這表現在文藝思想理論，創作實踐和組織工作三方面。
讓我們從電影的鑼鼓敲起。中國的大鳴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鍾惦?的文章《電影的鑼鼓》卻是在1956年12月15日發表於《文匯報》（《文藝報》同時發表）。所以，也可以說它是鳴放的開台鑼鼓。鑼鼓是這樣敲起的：《文匯報》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就著電影沒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連廣告費都收不回）的問題展開討論，記者姚芳藻採訪了鍾惦?。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討論。。。。。。。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概念公式化，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在展開討論中，《文匯報》發表了近50篇文章。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實際上，導演也只是按著<講話>照本宣科的演員，真正的導演是黨委書記（毛是總導演是用不著說的）。導演孫瑜要求尊重觀眾，尊重導演，尊重藝術。他說：「今天的觀眾在走進戲院的時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態走進去的。他們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他們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導演吳永剛在文章中指出：「政論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麼能使廣大的觀眾接受呢？」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鍾惦?，作為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幹部，被《文匯報》約請寫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這便產生了不同凡響的《電影的鑼鼓》：
「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理的。這裡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的匯集之處。經過七年的歲月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群眾性最廣泛的藝術，究竟怎樣才是。按照過去的經驗，無疑應該丟掉一些東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東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群眾的聯繫，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
「上海《文匯報》在11月份發表的24篇文章，就問題的性質看，可分為兩類:一是屬於電影的組織領導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領導創作，以機關的方式領導生產；一是屬於電影的思想領導的，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傳統問題，題材偏狹問題，與所謂『導演中心』等問題。
「……我們有許多領導人對列寧所說的:『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確。因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
「……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於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
「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製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魚掉不掉？何時掉？這完全是創作人員，首先是導演自己的事。如果這樣的事都須由行政決定，要導演幹什麼？。。。。。。」
這番鑼鼓聲聒噪火了毛澤東，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批判：「共產黨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鍾惦?，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湖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台灣很欣賞這篇文章。」
「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一個鐵定的公式，誰也不能違反。56年鍾惦?違反這一點，受到毛的批判:57年誰違反這一點誰當右派。從毛澤東，劉少奇直到鄉村基層幹部，從上到下，眾口一詞：「成績是主要的」。毛澤東時常扳著手指說教，成績與缺點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即便餓死幾千萬人，成績仍然是基本的。彭黃張周們違反這一點，他們就株連了300多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農民用幹部開會作報告的腔調，耍貧嘴道：「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當時面對的是包括他們親人在內的餓殍遍野，村里餓死的人都沒有人去埋了，面對如此悲慘世界竟還能發出這種黑色幽默！難道這就是阿Q們發泄憤恨的方式？
在全國正式反右派幾個月之前，鍾惦?已被欽定為右派了。《文匯報》8月4日發表了後來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的文章《否定成績改變方向篡奪領導------揭露<電影的鑼鼓>一文的右派論點》：
「和所有的右派論調一樣，《電影的鑼鼓》首先從根本上否定電影的成績。。。。。。。總之，鍾惦?之故意把工農兵方向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串在一起，決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而正是為了把工農兵方向連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藝理論方面最為有系統，有份量的，要數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的思維方法是上前就與《講話》唱對台戲的。因為它是從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所規定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點出發的。可是，在《講話》中毛是這樣說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而我則認為，別的什麼事如果可以「不是從定義出發」的話，那麼，「我們討論問題」則是絕對地應當從定義出發的，這是一條邏輯規則。即以毛上述的話為例，是他先從「實際」，「定義」，「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之後，才說出「不是從定義出發」的。否則，說者和聽者就都將陷於五里霧中——「應當從x出發，不是從y出發」，如果你不首先對X、Y加以定義的話（當然，「心照」就甭「宣」了），那麼，你所云者何？一句話說絕，理論思維必須從定義出發。但，如果定義是錯誤的，則應首先把錯誤糾正過來，這還是從定義出發。因為正確的定義就內涵著「合乎實際」這一規定。不緊扣從正確定義出發的討論，必將引起混亂；雙方對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義的討論，一定會是「褲襠里放屁——到兩叉里」，雞同鴨講，無共同語言；違背正確定義的討論，一定是胡說八道。民諺說得好：「先明後不爭」。這一句話可理解為，先明確定義，在討論問題時就不會引起無謂的歧義的紛爭了。像毛這樣的違反邏輯常識的錯誤，不但沒人敢指出，而且還必須當作圖騰來崇拜；這使我想起，鄧小平為吳晗碑亭書寫的「吳晗亭」中的「晗」字，多寫了一點，把口上的「今」字寫成了「令」字。我在報上看到時，脫口而出:「怎麼旁邊的人就不隨時指出這個筆誤？」「誰敢？」沒有人敢，於是這個錯字，便像征著鄧小平的威風而百世流芳了。有興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風」依舊？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梢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鬥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裡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尷尬，光憑嗓門高，亂起鬨:『打倒林希翎！』」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為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確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卻說得更凶:「什麼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產黨要的正是知識份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倖跺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致」，「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份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份子的誘餌拋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為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直敲鑼」，終於連餌帶鉤一併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誹」，說「毛澤東你不仁！」也只是徒喚奈何了。與此異曲同工的是，當時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繫。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為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產黨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夠，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麼仁慈、廣闊！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為畢業後大部份不能升學，發生了800多學生罷課遊行的事例，足可說明。8月5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鍾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遊行的暴亂事件。9月6日在蔡甸鎮舉行了有一萬群眾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１３，文藝界追求人性復歸，把矛頭指向《講話》
毛澤東用陰謀和公安手段，背信棄義，濫殺無辜。我說的「無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們為此事作出決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謝黨的平反之恩於地下了。從教育思想講，這是推行他「階級鬥爭為主課」的，把受教育者培養成階級鬥爭工具的奴化主義教育思想。他要消滅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權的和尊重主體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樣的思想來對待文學藝術。這在反胡風及其之後的反右派鬥爭中得到了惡性地展開。胡風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主觀戰鬥精神」，是一種很強烈的主體精神。毛澤東說他有「可殺之罪」，只是認為「殺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當斬？「胡風分子」詩人綠原在《胡風與我》一文中這樣概述他與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互別苗頭：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新文學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鳴大放中對文藝方面所發表的意見，是和胡風一脈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識或潛意識地把矛頭對準《講話》，認為它是扼殺文藝生機的利刃。例如，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教條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見。什麼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講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用瞞與騙唆使工農兵去賣命），服從一定時期所規定的任務的文藝工作一元論定位（即作「齒輪和縲絲釘」），政治標準第一的文藝批評（甚至瘋狂到，有時是「政治標準唯一」。），杜絕「人性論」（否認人類統一的人性，只承認「階級性」），對共產黨只能歌頌光明（對資產階級才能刻劃黑暗。不歌頌共產黨的功德，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蟗蟲），要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什麼教條主義？就是把《講話》拜作圖騰。所謂右派文藝觀點，基本上是反<講話>的觀點。這表現在文藝思想理論，創作實踐和組織工作三方面。
讓我們從電影的鑼鼓敲起。中國的大鳴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鍾惦?的文章《電影的鑼鼓》卻是在1956年12月15日發表於《文匯報》（《文藝報》同時發表）。所以，也可以說它是鳴放的開台鑼鼓。鑼鼓是這樣敲起的：《文匯報》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就著電影沒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連廣告費都收不回）的問題展開討論，記者姚芳藻採訪了鍾惦?。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討論。。。。。。。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概念公式化，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在展開討論中，《文匯報》發表了近50篇文章。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實際上，導演也只是按著<講話>照本宣科的演員，真正的導演是黨委書記（毛是總導演是用不著說的）。導演孫瑜要求尊重觀眾，尊重導演，尊重藝術。他說：「今天的觀眾在走進戲院的時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態走進去的。他們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他們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導演吳永剛在文章中指出：「政論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麼能使廣大的觀眾接受呢？」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鍾惦?，作為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幹部，被《文匯報》約請寫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這便產生了不同凡響的《電影的鑼鼓》：
「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理的。這裡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的匯集之處。經過七年的歲月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群眾性最廣泛的藝術，究竟怎樣才是。按照過去的經驗，無疑應該丟掉一些東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東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群眾的聯繫，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
「上海《文匯報》在11月份發表的24篇文章，就問題的性質看，可分為兩類:一是屬於電影的組織領導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領導創作，以機關的方式領導生產；一是屬於電影的思想領導的，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傳統問題，題材偏狹問題，與所謂『導演中心』等問題。
「……我們有許多領導人對列寧所說的:『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確。因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
「……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於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
「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製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魚掉不掉？何時掉？這完全是創作人員，首先是導演自己的事。如果這樣的事都須由行政決定，要導演幹什麼？。。。。。。」
這番鑼鼓聲聒噪火了毛澤東，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批判：「共產黨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鍾惦?，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湖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台灣很欣賞這篇文章。」
「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一個鐵定的公式，誰也不能違反。56年鍾惦?違反這一點，受到毛的批判:57年誰違反這一點誰當右派。從毛澤東，劉少奇直到鄉村基層幹部，從上到下，眾口一詞：「成績是主要的」。毛澤東時常扳著手指說教，成績與缺點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即便餓死幾千萬人，成績仍然是基本的。彭黃張周們違反這一點，他們就株連了300多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農民用幹部開會作報告的腔調，耍貧嘴道：「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當時面對的是包括他們親人在內的餓殍遍野，村里餓死的人都沒有人去埋了，面對如此悲慘世界竟還能發出這種黑色幽默！難道這就是阿Q們發泄憤恨的方式？
在全國正式反右派幾個月之前，鍾惦?已被欽定為右派了。《文匯報》8月4日發表了後來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的文章《否定成績改變方向篡奪領導------揭露<電影的鑼鼓>一文的右派論點》：
「和所有的右派論調一樣，《電影的鑼鼓》首先從根本上否定電影的成績。。。。。。。總之，鍾惦?之故意把工農兵方向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串在一起，決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而正是為了把工農兵方向連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藝理論方面最為有系統，有份量的，要數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的思維方法是上前就與《講話》唱對台戲的。因為它是從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所規定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點出發的。可是，在《講話》中毛是這樣說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而我則認為，別的什麼事如果可以「不是從定義出發」的話，那麼，「我們討論問題」則是絕對地應當從定義出發的，這是一條邏輯規則。即以毛上述的話為例，是他先從「實際」，「定義」，「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之後，才說出「不是從定義出發」的。否則，說者和聽者就都將陷於五里霧中——「應當從x出發，不是從y出發」，如果你不首先對X、Y加以定義的話（當然，「心照」就甭「宣」了），那麼，你所云者何？一句話說絕，理論思維必須從定義出發。但，如果定義是錯誤的，則應首先把錯誤糾正過來，這還是從定義出發。因為正確的定義就內涵著「合乎實際」這一規定。不緊扣從正確定義出發的討論，必將引起混亂；雙方對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義的討論，一定會是「褲襠里放屁——到兩叉里」，雞同鴨講，無共同語言；違背正確定義的討論，一定是胡說八道。民諺說得好：「先明後不爭」。這一句話可理解為，先明確定義，在討論問題時就不會引起無謂的歧義的紛爭了。像毛這樣的違反邏輯常識的錯誤，不但沒人敢指出，而且還必須當作圖騰來崇拜；這使我想起，鄧小平為吳晗碑亭書寫的「吳晗亭」中的「晗」字，多寫了一點，把口上的「今」字寫成了「令」字。我在報上看到時，脫口而出:「怎麼旁邊的人就不隨時指出這個筆誤？」「誰敢？」沒有人敢，於是這個錯字，便像征著鄧小平的威風而百世流芳了。有興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風」依舊？
秦文說：首先，如果認為「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里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麼，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什麼呢？它一定不是存在於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只是作家腦子裡的一種抽像的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裡去的某種抽像的觀念。這就無異於是說，客觀真實並不絕對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裡某種固定的抽像的「社會主義精神」和願望，必要時必須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這種抽像的固定的主觀上的東西，其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實，甚至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
其次，這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既是作家主觀上的一種觀念，那麼，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探索，認識，反映客觀真實時，伴隨著形象思維，起其能動性的作用，因此，這種作用是有機地表現在藝術的真實性裡面，是無須乎在藝術描寫的真實性之外再去加進或「結合」進一些什麼東西去的。
在我們中國還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結合起來了，因而更加對文學事業形成了種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庸俗思想，就是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且主要表現在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上。
首先，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只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只滿足於一些在當時能夠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然後它才是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雜文，一段鼓書，一篇特寫，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藝性。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各種文學形式的性能，必須考慮到各個作家本身的條件，不應該對每個作家和每一種文學形式作同樣的要求，必須要儘可能發揮------而不是妨害各個作家獨特的創造性，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干涉。
說「政治標準第一」，是因為，自古以來沒有無傾向性的文學，是因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種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文學。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是否配合了每一個臨時性的政治任務為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標準，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是藝術標準並不重要。政治和藝術標準必須統一。（我認為，只有在政治理論與政治行為中，才是「政治標準第一」，如果你要求劉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報告》有藝術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堅持必須「藝術標準第一」，那麼，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學藝術作品，比如齊白石畫蝦，不是「藝術標準第一」而是「政治標準第一」。而且對違反者嚴懲不怠，我說，這就遠甚於混蛋了！）
正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糊塗觀念，於是，就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例如：不應該寫過去的題材呀，過多地從是否配合了任務來估計作品的社會意義呀，出題目作文章並限時交卷呀，必須像工作總結似的反映政策執行的過程呀，以各種工作方法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內容而忘記了人物形象呀，不應該寫知識份子呀，不應該以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動和最熟悉的「過去的題材」不要寫而硬要去寫那些不激動不熟悉的東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離開了形象及其意義去找主題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領導創作呀，政治加技術（藝術）呀。。。。。。還有：你說描寫新英雄人物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而他又說人道主義精神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
姚文元為批秦兆陽，雲裡霧裡寫了三萬多字，不見真貨色，唯有帽與棍。什麼「修正主義思潮」，什麼「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沒有政治立場的『寫真實』的虛幻性」等等帽子。同樣，他對江蘇省一些青年作者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想組織一個《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所草擬的「章程」和「啟事」，也是批之為「反動」，「夢想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說：「《探求者》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潮無保留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們在理論上是秦兆陽的弟子，他們手裡揮舞的也不過是從秦兆陽的修正主義那裡搬來的破刀爛槍而已。然而當這種種修正主義思想被他們剪貼起來湊成一套主張時，就成為非常完整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71）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和章程中說：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猊。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麼，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舊時代遣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教條主義把浩瀚統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由於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猊上存在著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鬥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係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鑑於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72）
有一些作家點明叫響地要「修正」和「發展」毛《講話》的精神，少的如劉紹棠，認為其中「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老的如姚雪垠，認為《講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著發展。」《長江文藝》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這樣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份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為知識份子服務」來代替「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衊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曆」。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正確原則為「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著一個總原則認為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隨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衊為教條主義的統治。說什麼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眾，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重的社會力量。」認為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於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產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黃藥眠在政治上被批為「章羅聯盟的參謀長」，但他畢竟是個文藝理論家。他在《文藝報》1957年第6，9號上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講了自己的意見。一篇是《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處理問題時，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份，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份刻板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同均化，而無視文學的特性。還有人處理問題硬要來一個標準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相反。這樣就抹殺了在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文學固然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但不應忘記，文學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於「本質」也不能了解得過於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係交錯著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和人之間的交錯著的關係，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多種多樣。因此，文學裡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於本質，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有些人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所以就要求文學要按著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為簡單的的說教。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裡面本身就有著美，作家的任務就是對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義。但我們應認識到，人們的主要任務在於改造世界。在實踐中，人們認識了世界，也產生了自己的態度，有時還帶著強烈的情緒色彩。有些人忘記了這些，認為作家的任務只是在檢集生活現象並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為生活里有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的，就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資料的搜集和堆積，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同樣，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只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
當前文藝界的主要矛盾，在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為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近年來，存在著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於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就是這樣。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為什麼呢？因為《文藝報》說好。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不諧調。批評文章有時並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和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討論」為由拒絕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係。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只限於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態度方面。至於作家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仿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讓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為什麼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為什麼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為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份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係看得過於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其次，這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既是作家主觀上的一種觀念，那麼，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探索，認識，反映客觀真實時，伴隨著形象思維，起其能動性的作用，因此，這種作用是有機地表現在藝術的真實性裡面，是無須乎在藝術描寫的真實性之外再去加進或「結合」進一些什麼東西去的。
在我們中國還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結合起來了，因而更加對文學事業形成了種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庸俗思想，就是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且主要表現在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上。
首先，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只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只滿足於一些在當時能夠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然後它才是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雜文，一段鼓書，一篇特寫，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藝性。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各種文學形式的性能，必須考慮到各個作家本身的條件，不應該對每個作家和每一種文學形式作同樣的要求，必須要儘可能發揮------而不是妨害各個作家獨特的創造性，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干涉。
說「政治標準第一」，是因為，自古以來沒有無傾向性的文學，是因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種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文學。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是否配合了每一個臨時性的政治任務為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標準，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是藝術標準並不重要。政治和藝術標準必須統一。（我認為，只有在政治理論與政治行為中，才是「政治標準第一」，如果你要求劉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報告》有藝術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堅持必須「藝術標準第一」，那麼，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學藝術作品，比如齊白石畫蝦，不是「藝術標準第一」而是「政治標準第一」。而且對違反者嚴懲不怠，我說，這就遠甚於混蛋了！）
正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糊塗觀念，於是，就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例如：不應該寫過去的題材呀，過多地從是否配合了任務來估計作品的社會意義呀，出題目作文章並限時交卷呀，必須像工作總結似的反映政策執行的過程呀，以各種工作方法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內容而忘記了人物形象呀，不應該寫知識份子呀，不應該以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動和最熟悉的「過去的題材」不要寫而硬要去寫那些不激動不熟悉的東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離開了形象及其意義去找主題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領導創作呀，政治加技術（藝術）呀。。。。。。還有：你說描寫新英雄人物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而他又說人道主義精神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
姚文元為批秦兆陽，雲裡霧裡寫了三萬多字，不見真貨色，唯有帽與棍。什麼「修正主義思潮」，什麼「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沒有政治立場的『寫真實』的虛幻性」等等帽子。同樣，他對江蘇省一些青年作者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想組織一個《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所草擬的「章程」和「啟事」，也是批之為「反動」，「夢想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說：「《探求者》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潮無保留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們在理論上是秦兆陽的弟子，他們手裡揮舞的也不過是從秦兆陽的修正主義那裡搬來的破刀爛槍而已。然而當這種種修正主義思想被他們剪貼起來湊成一套主張時，就成為非常完整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71）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和章程中說：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猊。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麼，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舊時代遣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教條主義把浩瀚統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由於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猊上存在著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鬥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係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鑑於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72）
有一些作家點明叫響地要「修正」和「發展」毛《講話》的精神，少的如劉紹棠，認為其中「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老的如姚雪垠，認為《講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著發展。」《長江文藝》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這樣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份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為知識份子服務」來代替「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衊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曆」。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正確原則為「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著一個總原則認為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隨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衊為教條主義的統治。說什麼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眾，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重的社會力量。」認為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於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產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黃藥眠在政治上被批為「章羅聯盟的參謀長」，但他畢竟是個文藝理論家。他在《文藝報》1957年第6，9號上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講了自己的意見。一篇是《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處理問題時，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份，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份刻板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同均化，而無視文學的特性。還有人處理問題硬要來一個標準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相反。這樣就抹殺了在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文學固然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但不應忘記，文學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於「本質」也不能了解得過於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係交錯著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和人之間的交錯著的關係，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多種多樣。因此，文學裡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於本質，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有些人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所以就要求文學要按著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為簡單的的說教。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裡面本身就有著美，作家的任務就是對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義。但我們應認識到，人們的主要任務在於改造世界。在實踐中，人們認識了世界，也產生了自己的態度，有時還帶著強烈的情緒色彩。有些人忘記了這些，認為作家的任務只是在檢集生活現象並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為生活里有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的，就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資料的搜集和堆積，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同樣，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只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
當前文藝界的主要矛盾，在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為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近年來，存在著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於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就是這樣。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為什麼呢？因為《文藝報》說好。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不諧調。批評文章有時並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和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討論」為由拒絕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係。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只限於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態度方面。至於作家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仿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讓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為什麼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為什麼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為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份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係看得過於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評家給創作制定了不少清規戒律，但文藝批評所受的清規戒律何嘗就少呢？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不能粗暴，不能諷刺，不能說俏皮話，要照顧到權威，要照顧到大作家，要照顧到新生力量，要照顧到領導首長，要照顧到老先生，要照顧到統戰，要考慮將來政策轉變時為自己留退步。腦子裡這樣許多「照顧」，許多「考慮」，於是自己的主意越來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別人的反駁。許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複。肯定之後，必須來一個「但是」，否定之後必須來一個解釋。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等等。。。。。。
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情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為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至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人民日報》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黃藥眠的賣藥葫蘆》，其中說：這裡所謂「以前」者，解放前之謂也。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那年頭，對他真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要說「百般顧慮」，那真是一點顧慮也沒有，自由得很。他所謂的「影響了創作的發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領導思想」。
北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組編寫，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上的《黃藥眠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全文2萬多字，詳述了他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的思想改造，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等方面「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些也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反對。
戲劇家吳祖光可以說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聯第二次整風座談會上說：
文藝界的「鳴」「放」之後，陳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為了平亂。我活到40歲了，從沒有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衝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衝天，這說明了「亂」。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為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發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內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眾基礎的黨脫離了群眾。這不是亂，什麼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為人民生活起碼的道德標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為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卻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面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撒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什麼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為傑作，這也是組織制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為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卻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爭，不競爭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是《白蛇傳》，《十五貫》，於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為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確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們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癮，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眾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裡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卻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麼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為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說過文藝工作又對肅反提了意見：「肅反是搞重了，面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卻狠狠地鬥了他。這是不公平的。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位同志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別人離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鬥錯了，結果卻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什麼呢？對於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產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內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僅從報紙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於組織一切包幹的結果，竟使不勞而食成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於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於不勞而食並不認為是幸福，而認為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爭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於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里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於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於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於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卻是什麼樣顛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占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權限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眾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眾作為對群眾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為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卻是頤指氣使，發號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下廖廖幾齣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衰的？
他劃為右派份子是無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儘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為「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為一段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份子、知識份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吳祖光「改正」後，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份子》為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50年代，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1957年的反右鬥爭，以號召向黨提意見為名而向數十萬響應號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於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儘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卻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從迫害知識份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於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明，知識份子是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份都是知識份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哪一個不是知識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不出仇視知識份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堅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轉引自《陽謀》頁173）
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情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為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至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人民日報》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黃藥眠的賣藥葫蘆》，其中說：這裡所謂「以前」者，解放前之謂也。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那年頭，對他真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要說「百般顧慮」，那真是一點顧慮也沒有，自由得很。他所謂的「影響了創作的發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領導思想」。
北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組編寫，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上的《黃藥眠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全文2萬多字，詳述了他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的思想改造，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等方面「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些也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反對。
戲劇家吳祖光可以說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聯第二次整風座談會上說：
文藝界的「鳴」「放」之後，陳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為了平亂。我活到40歲了，從沒有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衝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衝天，這說明了「亂」。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為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發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內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眾基礎的黨脫離了群眾。這不是亂，什麼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為人民生活起碼的道德標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為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卻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面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撒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什麼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為傑作，這也是組織制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為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卻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爭，不競爭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是《白蛇傳》，《十五貫》，於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為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確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們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癮，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眾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裡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卻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麼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為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說過文藝工作又對肅反提了意見：「肅反是搞重了，面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卻狠狠地鬥了他。這是不公平的。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位同志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別人離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鬥錯了，結果卻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什麼呢？對於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產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內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僅從報紙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於組織一切包幹的結果，竟使不勞而食成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於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於不勞而食並不認為是幸福，而認為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爭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於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里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於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於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於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卻是什麼樣顛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占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權限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眾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眾作為對群眾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為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卻是頤指氣使，發號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下廖廖幾齣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衰的？
他劃為右派份子是無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儘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為「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為一段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份子、知識份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吳祖光「改正」後，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份子》為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50年代，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1957年的反右鬥爭，以號召向黨提意見為名而向數十萬響應號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於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儘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卻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從迫害知識份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於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明，知識份子是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份都是知識份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哪一個不是知識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不出仇視知識份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堅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轉引自《陽謀》頁173）
不管話說得直接了當還是委婉曲折，你仔細看吧，筆鋒都是指向黨天下，指向毛澤東思想，指向<講話>。在文藝創作中，也出現了一批離經叛道的「寫真實」，「干預生活」，揭露陰暗面，反對「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黨的眼光把陳立棟醜化了，他恨陳立棟執行黨的指示，所以他把陳立棟醜化成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這樣的一個公式：執行黨的指示=官僚主義=獨斷獨行=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樣，他在這裡攻擊的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領導。作者把黃佳英當作英雄的先進人物來表現的，在黃佳英身上寄託了他反對『官僚主義』的全部理想。然而黃佳英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那是一個被美化了的『反現狀』的個人主義者。但儘管作者想把她寫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劉賓雁的筆下，在階級鬥爭十分尖銳的中國，黃佳英卻不是娜斯嘉，而是反黨的個人主義者。」「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內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響，尤其是在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爭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著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裡，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僵化，不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衊我國建設進度緩慢，並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膽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並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讚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裡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李文見《文匯報》，2，9，毛談話於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墮胎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是罵共產黨員和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位度的污衊」。（原詩是: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在樹稍，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捲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輓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文匯報》5月16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灣一灣！
《仙人掌》: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毒菌》: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6月4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詁」。何劍董教授說道：「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識份子在歷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份知識份子，是懷著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7月號）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裡，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里迴旋著。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里選定不那麼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裡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卻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飢餓。一次，我們去貼標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著半碗糨糊跟在後面，當要用糨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裡續了些水，把標語「胡弄」在牆上。隨後被風颳掉，雖然心裡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裡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資料也沒有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板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著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適宜於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內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卻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爭取。徐懋庸的腦子裡，其實是裝滿了資產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於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於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只有「鬥爭」了。於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麼擺脫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什麼？。。。。。。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74）
徐仲年在鳴放中發表了雜文《烏「晝」啼》。反響很大，不光文筆好，切反映了知識份子當時所焦心的一種真實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觀賞。
烏「晝」啼
烏鳳和鳴葉元龍教授在上海市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鳳鳴」與「烏鳴」的問題。「風鳴」指的是「報喜」，「烏鳴」指的是「報憂」。葉先生勸共產黨黨員：鳳鳴要聽，烏鳴也要聽；尤其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鳴的時候，就一槍開去。因為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我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過考證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１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２古人以為烏鴉是能「報喜」的（可查：「樂府古題要解」中關於「烏夜啼」的解釋）。一般人以為鳳凰是很美麗的鳥，其實不然！它是：「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說文」），實在沒有什麼好看！何況還有假鳳凰，為數相當的多！因此對於鳳凰和烏鴉的估價，應當辯證地看。能夠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烏夜啼」，作「烏晝啼」。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內！毛毛雨下個不停和風細雨……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用不著大張旗鼓，只須和風細雨就夠了。在原則上，這是對的。然也要看具體情況，不該以不變應萬變！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濕時是軟的，容水過度就會變硬。「清明時節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慾斷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靈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用得著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息民憤！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評，對黨內人士則要求批評別人！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內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症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小論帶坑臭有那麼一種說法：舊知識份子在舊社會裡生活得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話是對的。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產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煉出來，確確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麼，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麼？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則據我所了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頂帽子只往舊知識份子的頭上戴，而且幾乎在任何運動中，對於知識份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繫，——要不然只追究「壞的」聯繫，——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於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原載《文匯報》1957年6月18日，略有刪節）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內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響，尤其是在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爭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著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裡，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僵化，不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衊我國建設進度緩慢，並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膽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並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讚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裡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李文見《文匯報》，2，9，毛談話於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墮胎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是罵共產黨員和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位度的污衊」。（原詩是: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在樹稍，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捲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輓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文匯報》5月16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灣一灣！
《仙人掌》: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毒菌》: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6月4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詁」。何劍董教授說道：「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識份子在歷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份知識份子，是懷著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7月號）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裡，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里迴旋著。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里選定不那麼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裡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卻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飢餓。一次，我們去貼標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著半碗糨糊跟在後面，當要用糨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裡續了些水，把標語「胡弄」在牆上。隨後被風颳掉，雖然心裡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裡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資料也沒有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板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著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適宜於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內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卻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爭取。徐懋庸的腦子裡，其實是裝滿了資產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於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於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只有「鬥爭」了。於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麼擺脫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什麼？。。。。。。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74）
徐仲年在鳴放中發表了雜文《烏「晝」啼》。反響很大，不光文筆好，切反映了知識份子當時所焦心的一種真實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觀賞。
烏「晝」啼
烏鳳和鳴葉元龍教授在上海市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鳳鳴」與「烏鳴」的問題。「風鳴」指的是「報喜」，「烏鳴」指的是「報憂」。葉先生勸共產黨黨員：鳳鳴要聽，烏鳴也要聽；尤其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鳴的時候，就一槍開去。因為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我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過考證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１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２古人以為烏鴉是能「報喜」的（可查：「樂府古題要解」中關於「烏夜啼」的解釋）。一般人以為鳳凰是很美麗的鳥，其實不然！它是：「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說文」），實在沒有什麼好看！何況還有假鳳凰，為數相當的多！因此對於鳳凰和烏鴉的估價，應當辯證地看。能夠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烏夜啼」，作「烏晝啼」。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內！毛毛雨下個不停和風細雨……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用不著大張旗鼓，只須和風細雨就夠了。在原則上，這是對的。然也要看具體情況，不該以不變應萬變！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濕時是軟的，容水過度就會變硬。「清明時節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慾斷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靈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用得著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息民憤！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評，對黨內人士則要求批評別人！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內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症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小論帶坑臭有那麼一種說法：舊知識份子在舊社會裡生活得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話是對的。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產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煉出來，確確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麼，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麼？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則據我所了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頂帽子只往舊知識份子的頭上戴，而且幾乎在任何運動中，對於知識份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繫，——要不然只追究「壞的」聯繫，——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於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原載《文匯報》1957年6月18日，略有刪節）
由於此文遭受到張春橋潑婦罵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轟動，以至毛澤東也曾給予「垂青」（見<毛澤東選集>第五集頁446）。張春橋寫道：「烏鴉」徐仲年，曾對「烏鴉」做過一番高深的考證。考證的結果，認為「可以肯定」：「烏鴉」是「益鳥」，而且能「報喜」。。。。。。。為了「學習怎樣研究分析」，我倒要給徐仲年的考證，試作一點粗淺不堪的注釋。注日：「烏鴉」徐仲年，系政治動物，在台灣「四大家族」的屋檐下，華爾街老闆們的園裡。。。。。。均有「益鳥」之譽，「烏『晝『啼」者，向主子們「報喜」也。。。。。。。「烏鴉」又是「食腐肉」為生的動物。根據我們的常識，哪裡發生戰爭或饑荒，哪裡就有「烏鴉」盛集，斜飛怪叫，以搶食死屍的腐肉為樂。因此，在「烏鴉」身上，「臭氣」沖天，令人掩鼻。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烏鴉」便成為「不吉利」的「害鳥」。（徐仲年身為「烏鴉」，居然說「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足見「烏鴉」還是一種善於撒謊的動物。）證之徐仲年，他把共產黨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閻王殿上戴著『一見生財』的帽子的活寶」，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齒之聲，發自內心。而徐仲年畢竟是個「知識份子」，不像葛佩琦「少將」那樣的「武藝高強」，動輒喊「殺共產黨人」。但是，這又恰好顯出了「烏鴉」的本性，他既要不勞而「食」，只好和葛佩琦「少將」來一個分工：你去殺人，我來啃死屍。論殺人，葛佩琦當然不如蔣介石。那麼，什麼是「烏鴉」的「發展」「觀點」？也就「昭然若揭」的了。「烏鴉」就是這樣無恥，這樣狠毒的動物。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天下，決不許「烏鴉」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遠做「烏鴉」，那末，「烏鴉」的命運就是這樣：自取滅亡！
人民日報，9月4日載，《丁玲的夥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蜂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我這裡單單是介紹報「揭露」的，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衊黨內陰森恐怖，說「黨內沒有民主」，「黨內沒有溫暖」，並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表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著鼻子罵。」…。。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布「黨內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人民日報，，9月24日載，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詩作<黃鳥>等: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於犯過錯誤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為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為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黃鳥》一詩是作於1953年，發表於去年8月26日《北京日報》，內容是:喜鵲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占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鵲說，「她長得怪模怪樣，歌聲里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是在諷刺什麼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為黃鳥，那麼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只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裡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說:「冷淡裡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只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於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於劉沙河的。
《蟬的歌》寫一隻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唱熱的讚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裡，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份子李白鳳的「狹隘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麼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內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詩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寫起寓言了。寓言這種文藝形式，在過去反動統治的時代里，作家受著壓迫不能暢所欲言地直接表現個人的思想，往往取這種借物寓意，指桑罵槐的表現形式，去諷刺打擊反動的壞東西，但艾青的諷刺對像卻是正面的新事物。」這是臧克家著文《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什麼？》，對艾青的大批判。《養花人的夢》，「這篇寓言等於一篇宣言，鮮明地表現了艾青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惡意諷嘲。艾青首先諷刺了那位院子裡『種了幾百棵月季花』的養花人，說他的『院子裡呈現出了一種單調的熱鬧』。於是，在艾青的筆下，出現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輕蔑』的石榴，『能體會性格美』的白蘭，『帶來了信念』的迎春，說著『只愛溫順的人，本身就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緒，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力量的不滿，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工農兵方向的牴觸。他覺得月季花雖然『專寵』，但『實在寂寞』。艾青對我們的新社會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徵）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它『太單調了』，『太窄狹了』。對於各種各樣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熱情。他讚美她們的『輕蔑』，『性格的美』，『倔強的靈魂』。。。。。。而為她們不『被理解』而憤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對於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的東西去進行鬥爭，說服，反倒以極度熱情去鼓吹資產階級思想化身的東西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艾青近兩年來，由於政治熱情的衰退，由於遠遠的脫離群眾，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情感的濃重，他對於新社會的事物，不但不感興趣，有時發生牴觸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黨言行，就是他寫這類反社會主義作品的根源。」（《文藝學習》1957年第10期）
這個詩人藏克家，在大鳴大放時期，在人民日報（5月3日）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六親不認》。望題而知其要寫「新社會」的人情炎涼。他在後來寫的反悔之作《從交心談起》中說：「這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間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後證明，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著問題。我當時只感覺到它的階級觀點不大對頭，決沒想到，在右派向党進攻的時候，它被利用為射擊的子彈，起了嚴重的破敗作用，給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過去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提出來商討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錯誤，是在把『友誼』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說成『多半是由於氣候的關係』，把知識份子的不敢『熱情率真』的傾心，說成是由於幾年來的『一些運動』的關係。這顯然是歪曲了，誣衊了政治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它的成果。」我讀了那篇文章，特別是其中提到：許多朋友之間的促膝談心，都進入了檔案，成為肅反的材料。這在當時，於我心有戚戚焉，至今思及，仍會出一身冷汗。這是中共，國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大多數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則認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應該的，正常的，正確的，因為，「不講統一意志只談個人心情舒暢，不講批判清掃，只講什麼話都講，這樣講友情，是純粹個人主義的，不但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講話，在這情況下交談出來的話是會不利於社會主義集體的。」根據藏克家這種認識，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與他交談中，如果被他發現你的話是「落後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條標準」或鄧小平的「四項堅持」衡量之後，會不會打小報告，裝入你的檔案，在運動中整你或讓警局抓你的「現行」？說實在話，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這個情況可是嚴重地存在的，甚至這個問題存在於夫妻之間。所以他寫的《六親不認》反映了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良心，而《從交心談起》卻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談。何謂「統一意志」？領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著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後，毛的罪惡已經非常昭彰，大白於天下時還要興風作浪掀起一陣陣擁毛熱？擁毛個什麼勁兒？是擁他鎮壓了幾百萬「反革命」，「右派」，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迫害絕大多數「老幹部------走資派」？還是他禍國殃民把中華民族推入瀕臨崩潰的邊緣？藏克家掀擁毛熱是不遣餘力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不能指望他對艾青態度公平了，連良心都昧了還講什麼「公平」？如果誰不知道「洗腦」或「思想改造」是什麼玩藝兒，臧克家這個模特兒告訴你：就是泯滅良心，泯滅得越多改造得越好，喪盡天良就改造徹底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喪盡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臨死還有三分沒有改造好」的說法。
多數只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還是有良心的，只是昧著而已。這裡，為中國民主運動提出一個重大的「啟昧」課題。民運的一個迷思是認為只要把毛，共令人髮指的罪惡讓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讓國人皆知，然後由曠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揭竿而起，風起雲湧，一桿到底，大功告成。事實並沒有這麼羅漫蒂克，相反，已具備上述要素的留學生卻仍粉飾罪惡，歌功頌德，甚至有民運人士回國助其建造防火牆，以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探其因果，實乃昧良心所致。相對而言，宗教雖也受中共打壓，但仍能屢壓不衰，其原因就在於它在搞靈魂工程。我說的「啟昧」就是促其良心發現，也是靈魂工程。這一點，是民運要在自己原有軌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輪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經驗之處。反右派運動，唯「心」而論，便是一次昧良心運動，所以在運動中能稱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對被劃為毒草的從維熙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75）可見，連老舍也必須作昧心之談。
人民日報，9月4日載，《丁玲的夥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蜂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我這裡單單是介紹報「揭露」的，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衊黨內陰森恐怖，說「黨內沒有民主」，「黨內沒有溫暖」，並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表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著鼻子罵。」…。。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布「黨內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人民日報，，9月24日載，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詩作<黃鳥>等: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於犯過錯誤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為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為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黃鳥》一詩是作於1953年，發表於去年8月26日《北京日報》，內容是:喜鵲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占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鵲說，「她長得怪模怪樣，歌聲里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是在諷刺什麼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為黃鳥，那麼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只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裡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說:「冷淡裡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只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於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於劉沙河的。
《蟬的歌》寫一隻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唱熱的讚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裡，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份子李白鳳的「狹隘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麼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內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詩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寫起寓言了。寓言這種文藝形式，在過去反動統治的時代里，作家受著壓迫不能暢所欲言地直接表現個人的思想，往往取這種借物寓意，指桑罵槐的表現形式，去諷刺打擊反動的壞東西，但艾青的諷刺對像卻是正面的新事物。」這是臧克家著文《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什麼？》，對艾青的大批判。《養花人的夢》，「這篇寓言等於一篇宣言，鮮明地表現了艾青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惡意諷嘲。艾青首先諷刺了那位院子裡『種了幾百棵月季花』的養花人，說他的『院子裡呈現出了一種單調的熱鬧』。於是，在艾青的筆下，出現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輕蔑』的石榴，『能體會性格美』的白蘭，『帶來了信念』的迎春，說著『只愛溫順的人，本身就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緒，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力量的不滿，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工農兵方向的牴觸。他覺得月季花雖然『專寵』，但『實在寂寞』。艾青對我們的新社會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徵）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它『太單調了』，『太窄狹了』。對於各種各樣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熱情。他讚美她們的『輕蔑』，『性格的美』，『倔強的靈魂』。。。。。。而為她們不『被理解』而憤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對於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的東西去進行鬥爭，說服，反倒以極度熱情去鼓吹資產階級思想化身的東西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艾青近兩年來，由於政治熱情的衰退，由於遠遠的脫離群眾，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情感的濃重，他對於新社會的事物，不但不感興趣，有時發生牴觸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黨言行，就是他寫這類反社會主義作品的根源。」（《文藝學習》1957年第10期）
這個詩人藏克家，在大鳴大放時期，在人民日報（5月3日）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六親不認》。望題而知其要寫「新社會」的人情炎涼。他在後來寫的反悔之作《從交心談起》中說：「這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間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後證明，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著問題。我當時只感覺到它的階級觀點不大對頭，決沒想到，在右派向党進攻的時候，它被利用為射擊的子彈，起了嚴重的破敗作用，給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過去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提出來商討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錯誤，是在把『友誼』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說成『多半是由於氣候的關係』，把知識份子的不敢『熱情率真』的傾心，說成是由於幾年來的『一些運動』的關係。這顯然是歪曲了，誣衊了政治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它的成果。」我讀了那篇文章，特別是其中提到：許多朋友之間的促膝談心，都進入了檔案，成為肅反的材料。這在當時，於我心有戚戚焉，至今思及，仍會出一身冷汗。這是中共，國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大多數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則認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應該的，正常的，正確的，因為，「不講統一意志只談個人心情舒暢，不講批判清掃，只講什麼話都講，這樣講友情，是純粹個人主義的，不但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講話，在這情況下交談出來的話是會不利於社會主義集體的。」根據藏克家這種認識，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與他交談中，如果被他發現你的話是「落後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條標準」或鄧小平的「四項堅持」衡量之後，會不會打小報告，裝入你的檔案，在運動中整你或讓警局抓你的「現行」？說實在話，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這個情況可是嚴重地存在的，甚至這個問題存在於夫妻之間。所以他寫的《六親不認》反映了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良心，而《從交心談起》卻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談。何謂「統一意志」？領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著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後，毛的罪惡已經非常昭彰，大白於天下時還要興風作浪掀起一陣陣擁毛熱？擁毛個什麼勁兒？是擁他鎮壓了幾百萬「反革命」，「右派」，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迫害絕大多數「老幹部------走資派」？還是他禍國殃民把中華民族推入瀕臨崩潰的邊緣？藏克家掀擁毛熱是不遣餘力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不能指望他對艾青態度公平了，連良心都昧了還講什麼「公平」？如果誰不知道「洗腦」或「思想改造」是什麼玩藝兒，臧克家這個模特兒告訴你：就是泯滅良心，泯滅得越多改造得越好，喪盡天良就改造徹底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喪盡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臨死還有三分沒有改造好」的說法。
多數只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還是有良心的，只是昧著而已。這裡，為中國民主運動提出一個重大的「啟昧」課題。民運的一個迷思是認為只要把毛，共令人髮指的罪惡讓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讓國人皆知，然後由曠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揭竿而起，風起雲湧，一桿到底，大功告成。事實並沒有這麼羅漫蒂克，相反，已具備上述要素的留學生卻仍粉飾罪惡，歌功頌德，甚至有民運人士回國助其建造防火牆，以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探其因果，實乃昧良心所致。相對而言，宗教雖也受中共打壓，但仍能屢壓不衰，其原因就在於它在搞靈魂工程。我說的「啟昧」就是促其良心發現，也是靈魂工程。這一點，是民運要在自己原有軌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輪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經驗之處。反右派運動，唯「心」而論，便是一次昧良心運動，所以在運動中能稱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對被劃為毒草的從維熙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75）可見，連老舍也必須作昧心之談。
北京日報記者、從維熙的夫人張滬，16歲參加革命，因提意見:「五一勞動節搞大規模慶祝，實屬勞民傷財」，和在辦公室寫陶行知式打油詩:「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成為夫妻右派，受到嚴酷懲處。（詳見《走向混沌》）
被批判的名篇還有: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張賢亮的《大風歌》；被姚文元批為「明顯地看到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具體作品」宗璞的《紅豆》，李國之的《改選》等；徐遲的相聲《開會迷》；公劉，邵燕祥的詩；丁聰，廖冰兄，李濱聲，沉同衡，王復羊等的漫畫……
在鳴放中還出現了巨量的漫畫，諷刺小品，詩歌（還包括古雅的填詞，下里巴人的打油詩，快板），見報的有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的《花叢小語》，自稱是小說，反映的問題是北京新修的馬路質量太壞，到處翻漿。文章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這篇「小說」的開頭，他填了一首《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綠盡枝頭薛。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淒切？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卻曾迸裂！盼處士杳無消息。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靜悄悄，微言絕。忽來司命護花節。乘迴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沏。人間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翻瀲灩芬香洋溢。好鳥百花叢里翠，這當兒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為是由於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爭，並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確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份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份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於眾，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髮言，卻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帳！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標」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裡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為了為了翻老帳。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註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段落）：
「[再批判什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一九四一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穀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裡，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o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註明：「現常用於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為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什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帽子。（郭羅基《動向》2003年11月號）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為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爭，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複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30年代。詳情可參看參與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的回憶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1993年3月號）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喪良昧心！是多麼漆黑一團！什麼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璉是怎麼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顛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為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捲孤城。保全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廣大人民的教員。」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後，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井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被批判的名篇還有: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張賢亮的《大風歌》；被姚文元批為「明顯地看到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具體作品」宗璞的《紅豆》，李國之的《改選》等；徐遲的相聲《開會迷》；公劉，邵燕祥的詩；丁聰，廖冰兄，李濱聲，沉同衡，王復羊等的漫畫……
在鳴放中還出現了巨量的漫畫，諷刺小品，詩歌（還包括古雅的填詞，下里巴人的打油詩，快板），見報的有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的《花叢小語》，自稱是小說，反映的問題是北京新修的馬路質量太壞，到處翻漿。文章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這篇「小說」的開頭，他填了一首《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綠盡枝頭薛。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淒切？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卻曾迸裂！盼處士杳無消息。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靜悄悄，微言絕。忽來司命護花節。乘迴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沏。人間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翻瀲灩芬香洋溢。好鳥百花叢里翠，這當兒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為是由於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爭，並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確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份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份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於眾，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髮言，卻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帳！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標」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裡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為了為了翻老帳。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註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段落）：
「[再批判什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一九四一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穀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裡，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o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註明：「現常用於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為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什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帽子。（郭羅基《動向》2003年11月號）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為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爭，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複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30年代。詳情可參看參與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的回憶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1993年3月號）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喪良昧心！是多麼漆黑一團！什麼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璉是怎麼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顛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為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捲孤城。保全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廣大人民的教員。」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後，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井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同樣，馮雪峰也是周揚搞宗派主義的受害者，不過，變受害者為「害人者」，這種顛倒是非乃是共產黨內政治運作的常規。共產黨總是把事情搞得與事實適得其反；請看，宗派主義受害者馮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檢討:「我對於周揚同志等，在1933年的時候，，已經形成宗派主義的成見。1933年底我離開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為。1936年7月至9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態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於懷疑周揚同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為登峰造極的表現。」（9月4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第25次會議上的檢討）他這個老布爾甚維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誣衊自己，而讓周恩來、張聞天等當時作此決策的領導人出面作證，自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卻舍此途而取給自己身上潑污水的「下策」，足見他已看穿了黨和領導人，以及黨的任何「組織原則」，而對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說假話，而是整個顛倒了「是」和「非」。這樣做只是為了苟且偷生。如果誰責備他這樣做法「可羞恥」，還不如說，一個參加過共產黨打腫臉充胖子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高級知識份子的下場實在是「可悲可嘆」。至於「兩個口號」之爭，一方是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一方是周揚、夏衍等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已廣為人知，無需我再來贅述。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9月28日）魯迅之妻（準確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沖沖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第78頁）。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慾薰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於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1956年2月號）如果她作為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麼，我們對人們廣為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並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麼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卻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雞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22期發表文章《清除靈魂里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於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麼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著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號惡意地從雞蛋裡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___紫丹）……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什麼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復。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於是她只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什麼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裡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30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里顯然包含著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麼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繫起來，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從這裡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多麼令人毛骨竦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爭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廝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里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凶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34）袁水拍聞風而動，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裡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頁363:）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討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麼大了。例如，馮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裡「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討說:「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討里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里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周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裡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著「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鬥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為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為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也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為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並採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別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恥，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別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別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份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只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為賤民，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飢餒、勞累、折磨而死。當然，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以上所引右派言論，只是掛一漏萬，但就此已經可以看出：共產黨統治大陸今年整整６０年，把問題從廣度上說得如此面面俱到，概括一切；從深度上說得如此深刻，如此透闢；從高度上說得如此超前，如此尖端；從精度上說得如此專業，如此科學；從風格上表現得如此嚴謹而又理直氣壯；實實在在是除右派而外，再無出乎其右者。經過歷史檢驗，再回頭來看，所有左派批判當年右派鳴放、桀犬吠堯的假大空文章，可以統統用「普通勞動婦女」的話來定論：「都是放屁」！難道能有人找出一篇不是放屁的嗎？右派言論是大陸60年來最來之不易的一筆帶血的精神遺產，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將與日俱增地展現出來。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9月28日）魯迅之妻（準確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沖沖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第78頁）。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慾薰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於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1956年2月號）如果她作為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麼，我們對人們廣為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並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麼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卻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雞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22期發表文章《清除靈魂里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於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麼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著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號惡意地從雞蛋裡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___紫丹）……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什麼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復。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於是她只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什麼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裡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30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里顯然包含著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麼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繫起來，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從這裡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多麼令人毛骨竦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爭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廝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里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凶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34）袁水拍聞風而動，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裡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頁363:）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討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麼大了。例如，馮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裡「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討說:「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討里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里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周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裡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著「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鬥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為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為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也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為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並採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別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恥，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別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別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份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只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為賤民，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飢餒、勞累、折磨而死。當然，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以上所引右派言論，只是掛一漏萬，但就此已經可以看出：共產黨統治大陸今年整整６０年，把問題從廣度上說得如此面面俱到，概括一切；從深度上說得如此深刻，如此透闢；從高度上說得如此超前，如此尖端；從精度上說得如此專業，如此科學；從風格上表現得如此嚴謹而又理直氣壯；實實在在是除右派而外，再無出乎其右者。經過歷史檢驗，再回頭來看，所有左派批判當年右派鳴放、桀犬吠堯的假大空文章，可以統統用「普通勞動婦女」的話來定論：「都是放屁」！難道能有人找出一篇不是放屁的嗎？右派言論是大陸60年來最來之不易的一筆帶血的精神遺產，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將與日俱增地展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