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並領導實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污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們特在『透視中國』欄目中開闢「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專欄，將陸續刊登和播放專家學者的有關演講稿和實況錄影，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胡平先生，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六四」屠殺與中國「奇蹟」』。
【胡平】今年是中國改革三十周年，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確實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當然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問題；當然也有泡沫經濟的成分；另外還有極度的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等等問題。不過總的來說呢，它經濟發展的很快，這倒是一個我們應該承認的事實。問題是造成所謂中國「奇蹟」的原因在什麼地方？當然原因很多，但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沒有「六四」屠殺，就不會有這個中國「奇蹟」。
從一九七八年起，中國開始進行帶有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這個改革造成了很多的後果。第一，它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第二，這種改革也導致了對共產黨革命和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為共產黨革命和掌權的宗旨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在你回頭你改社會主義，搞資本主義了，這不等於說你革命革錯了嗎？你掌權也沒有道理了嗎？所以它的改革不是個共產黨革命和政權的自我完善，而是一種自我否定。
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它唯一的法寶就是說你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你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現在你自己是資本家了，你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你還有什麼理由去壓制別人呢？這個問題其實在改革一開始，很多中共上層的人就是非常清楚的。
我聽到一個故事，當年袁庚奉命到蛇口工業區上任，去主辦蛇口特區，他的兒子就問過他。因為袁庚是當地人，三十年前他是解放軍的炮兵團長，是他帶兵去解放的深圳。所以他兒子就問他說：三十年前你帶著兵去占領深圳，把那裡私有制變成公有制；三十年後你又跑到那裡去搞特區，要把那裡的公有制變為私有制。那你是在幹什麼呢？袁庚半天沒話說，後來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總是這麼窮嘛！所以對這些人來說，他們非常清楚他們在幹什麼，非常清楚。
像「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句話，實際上在八零年代初期就已經出現，當時很多人可能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你看鄧小平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一次革命是哪一次呢？就四九年這一次嘛！你改革，說了半天，就是在改你四九年那次革命嘛！中國需要改革，就說明四九年那次革命錯了嘛。所以在當時，他的這種改革越深入，人們對於原來的道路的懷疑和否定就越強。所以他的改革就成為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
另外呢！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後來的城市的經濟改革、工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雙軌制」的提出，又導致了大量的所謂官商、官倒的現象，也就是腐敗的大量出現。
最近，我看他們國內討論改革三十周年，很多人還在為這個「雙軌制」是誰提出來的爭論。當然「雙軌制」當時提出來是情有可原，因為你要徹底放開，那個阻力就比較大。其實，現在鼓吹中國經濟改革「漸進改革」模式的主要人物，在當時都是主張全面放開的。包括張維迎本人都是持這個觀點；另外還有張五常更是這個觀念；包括弗里德曼也是這種觀點。
張五常還講過一個例子，說要一次放開。他說狗尾巴你不能一段一段的斬，那它不疼死了，你乾脆一刀斬斷就完了。這跟中國話所說的「長痛不如短痛」是一個道理的。當時像吳敬璉他們反對「雙軌制」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說它必然會造成權勢人物，利用他們的權力利用兩個「軌」之間的差價牟取暴利，腐敗必然出現。後來施行了「雙軌制」，它確實造成大量的官商、官倒，這也是導致「八九民運」爆發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知道八九年有兩個口號，一個是「要自由要民主」；一個是「反官商丶反腐敗」。那麼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六四」屠殺，如果「八九民運」和平結局，那麼，這個中國後來的道路，我想就和俄國和東歐相差無幾了。「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另外，沒有上街的人，大部份的人心裡也是同情學生的，所以說「八九民運」在黨內造成了一個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黨內相當一批人他們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贊成用武力鎮壓？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認為鎮壓是正當的。他們早就失去了用暴力鎮壓這種和平民眾抗議活動的正當性的考慮。他們知道共產黨過去給人民帶來過很大的災難；他們知道他們對不起老百姓。因此憑什麼別人要抗議丶要上街去，你還去殺人呢？
談到蘇聯丶東歐，我們知道蘇聯丶東歐大部分領導人（除了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之外），也是在民眾的和平抗議面前沒有動用武力。他們沒有動用武力的原因，是基於同樣的道理。就像美國一個學者講到的一個道理，他說，當時為什麼蘇聯和東歐的領導人不去鎮壓的理由，是因為官僚對保衛手中的權力無話可說，就是說他們找不出理由來說服自己去鎮壓別人。當握有扳機的人完全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們怎麼扣得動扳機呢。
當然在中國畢竟後來發生「六四」屠殺，鄧小平下令開的槍，儘管他對共產主義早就不相信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接見一個非洲領導人說，不要搞社會主義。所以說他腦袋還是非常清楚的，但畢竟發生「六四」屠殺。「六四」屠殺之後，我想中國的改革從此就改變了方向。
我認為談三十年改革不恰當，因為這明明是兩場改革。第一場改革跟第二場改革的性質、情況完全是不一樣。在「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經濟改革走向歧途。在「六四」後最初的一個階段，由於「六四」屠殺，再加上蘇聯東歐的巨變，在中共上層引起了一片恐慌。對未來應該怎麼走，感覺非常徨惑。在這個時候呢，黨內就有人提出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和平演變」，也要在經濟上反對和平演變。認為「自由化」、「八九民運」鬧出這麼大的事兒，那不光是政治上的問題，也有經濟上的問題。這是一定有它的經濟基礎。於是就對當時已經擱淺的經濟改革，出現了一種「反攻倒算」的聲音。包括當時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在內部講話中，提出要個體戶「傾家蕩產」。
就在這個時候，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他提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這時鄧小平就想明白了，你再回過頭去強調你的社會主義、正統的社會主義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你人都殺了；你的意識形態已經是千瘡百孔了，再把它修補起來你是不可能的。現在人民之所以沒有反抗，是他們沒能力反抗！是他們打不過我們。到這個時候，他沒有必要在乎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了，所以他說不問姓「社」姓「資」。
以前他還在八零年代他強調，一定要把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相區分。他區分的真正考慮不是對不同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有什麼考慮。他說，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說我們是社會主義了，那憑什麼就坐在這兒呢？我們憑什麼去壓別人呢？現在橫豎都已經去殺人了，都已經是那麼回事了！我們還說是什麼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這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嘛！所以在「六四」之後「保守派」曾一度以為他們要翻身，要得勢了，證明他們對了，但結果他們馬上發現他們比原來更沒有市場。因為到這個時候，鄧小平更不在乎是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了。結果就是大踏步地走向資本主義，而且在這方面就應該走的更遠。
正因為「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自由化」民主力量遭到了壓制，九二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的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社會化，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改革的旗號之下「化公為私」。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那麼後來的經濟改革就不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腐敗；不可能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所謂官員的「化公為私」的行為。
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那麼各種民間組織必然是雨後春筍，風起雲湧。工人的工會也好、農會也好都會出現。你怎麼可能下達一道命令，就使幾千萬國營企業工人就成了下崗工人，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昨天有人也講到了，像當年商業部長王磊在「豐澤園」沒怎麼給錢，就這麼一件事，他就被轟下台了。你想那個時候人們的道德要求有多高！怎麼後來允許這麼多腐敗現象發生，所以就說，如果沒有「六四」屠殺，中國的改革就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但是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六四」之後中國進行的這種「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在道義上是最無恥的丶最惡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卻可能是最容易見效的丶最容易成功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把「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那麼你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這在實踐上是非常大的一個難題。
早在共產國家剛剛提出改革的時候，有人就打個比喻說，怎麼能把「魚湯再變成魚」。你當年把「私有制」變「公有制」，就是把「魚」殺完了，變成「魚湯」了；現在「公有制」已經建立起來了，你要變回去「私有制」，你怎麼變法呢？具體操作起來非常困難。但講起來大致有好幾種變法：第一種變法就是你退還，物歸原主。你搶人家地主的地，還給人家地主。你搶了人家資本家的企業，就還給人家資本家。可以退實物，也可以退金錢，用錢來補償。在東歐一些國家中呢！特別像捷克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施行了這種「退還原主」的辦法。但是「退還」這其中也有很多的問題，且不說你共產黨已經做了幾十年的江山了，原來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另外，有的人已經死了；而且你在此基礎上又新建了很多企業，新開發來一些資源。所以你不可能都採取還的辦法。
那麼更多地是採取就是「分」的辦法。中國農村改革之所以出現的比較平穩的過度，基本上就是採取了「分」的辦法。雖然農民沒有得到他的土地所有權，但至少得到的了使用權。那麼你在進一步地落實把所有權都還給人家。但是「分」的辦法，你對農村還好辦，你對企業丶對工廠就不好辦了。因為農田你一塊大田分成一百份，它還是田。但一個工廠你分上一百份，每個人拿一塊回去，那工廠就沒了。所以企業，它是不可分解、不可肢解的，你不可能分。所以一般採取的辦法就是，把整個資產折價成股。然後老百姓一人分一股。當年蘇聯、捷克都搞這種類似這種方案。這種方案的好處就是很公平，大家都很接受。既然說全體財產都是屬於全國人民，對！那現在你就要落到實處，全國人民一人一份。
但這裡面最大問題，就是它造成資產過度的零碎化。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到頭來你和原來的國有企業、公有制沒有什麼區別。照樣是個大鍋飯；照樣是一個企業沒有人負責。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導致經營的效益急劇下降。在一段時間之內，它不但不會生產有所上升，還會滑坡。只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通過市場的運作，慢慢地丶慢慢地出現一些人富裕起來了。他們有足夠的資本，他們能夠掌控比較多的股份丶企業。他們真變成資本家了，那麼他們能像資本家一樣行事，這個「資本主義」才能運作起來。
因為畢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是建立在千千萬萬個小店主，每個人一份兒，一個小攤兒的基礎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個規模經營之上的。所以說要求一個國家要有富人，有一些有錢人，得有一些資本家。而過去共產革命就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了窮人，怎麼樣在一個全體都是窮人的國家，能夠出現一小批富人呢？這點是非常困難的事。你開放市場，最初你平分，那必須要經過一個相當的一個過程，才可能使財富財產慢慢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頭，出現新的資本家，所以這種採取「分」的辦法，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但在一段時間之內，它本身對經濟成長是相當有害的。它會使你的生產滑坡。
另外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賣」，把大企業就賣掉。但要賣掉也有很多困難，在改革初期沒有有錢人，沒有人能買得起。你一個生產隊、一個公社，要有什麼魚池呀，有個瓦窯呀，你還可以叫某個人出來承包，還可以讓他買下來。可你說一個鞍山鋼鐵公司、一個安源煤礦，那誰買得下來呢？中國人不可能有人買得下來。另外，如果採取什麼辦法，就說「貸款」吧，而「貸款」一、兩萬這沒問題，可是你根本沒有任何償還能力，你們個人信用全都等於零，銀行憑甚麼貸給你，而不貸給他呢？你們都一樣的嘛！另外呢，一個企業它到底該值多少錢？這也說不清楚的。所以另外這個辦法呢就很容易造成「開後門」。因為他可以任意壓低價格，把東西賣給自己的親戚朋友。
所以有些國家就乾脆採取把企業賣給外國人的方法。我們自己沒有資本家，沒有有錢人，那麼乾脆賣給外國人。所以匈牙利有很多企業就賣給了外國人，買的非常的多，以至於匈牙利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我們匈牙利還是不是匈牙利人的了？都賣完了嘛。當然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工業需要保護這樣一大堆的問題。當然這也是對於匈牙利這樣比較小的國家，還比較可行一點。然而你想中國這麼大，就是賣你也很難找到這麼多的買主。
那麼你也可以看出要把這「公有制」變成「私有制」，不管是您採取這個「退還」，「物歸原主」的辦法；還是採取「平均分配」的辦法；還是採取「出賣」的辦法，都有很多的困難。那麼還有沒有別的辦法呢？早在八零年代初期，張五常提出了個辦法，他說，你乾脆送，就送給當官的不就完啦！那為什麼送給當官的呢？他說因為你把產權一明確，這不就上軌道了，這個經濟就可以正常的運行了。
為什麼送給當官的呢？他說，你不用管當官的有甚麼道德優越性，為什麼他們該得，他們不該得。你給他們，他們就不會反對改革了。所以要改革你總不能侵犯這些人，你要考慮既得利益者的這些利益。他提出白白送給人就完了。這是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來的。當時也沒有任何人敢答應這個做法，因為這也太講不過去了。但是八九「六四」之後出現的中國經濟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給當官的。黨委書記、廠長，一下子就成了資本家，那麼他們當然就會像資本家一樣的行為。
中國沒有像其他國家，把原來的大資產拆散，它沒有拆散，它很集中。中國是廠長、書記一步到位，變成資本家了。那麼它的運行馬上就進入資本主義的運行軌道了，你原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所形成一些大企業，這工業沒有受到太多的破壞。那麼這麼一來呢，八九之後，「六四」之後，中國就是把原來企業就送給了大大小小的官員。現在的共產黨就是中國唯一的一個董事會；各級官員就是自己的CEO，這基本上就是個「化公為私」的一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在一段時期內它可能是最有效的，它避免了我們在俄國、東歐經濟中所看到的經濟滑坡。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沒有任何合法性的，沒有任何正當性。憑什麼東西就成了你的了呢？對不對？昨天你還剛剛搶了別人，怎麼今天就成為你的呢？這個道理實在講不過去嘛！而這個道理是一般中國人都很清楚的，沒有人不明白。
我老是引用十幾年前的『讀書』雜誌的一篇小文章中就講的，說有一個老農民說，鄧小平說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我們村解放前就已經是一戶地主，兩戶富農，早就是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嘛！長沙有一個下崗工人叫陳洪的，他辦了一個博客，他就說「計劃經濟」是應該改革；改革是應該付代價。但是「計劃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發明的。要付代價，該你們付代價，怎麼叫我們付代價呢？怎麼你們就成了資本家，我們就成了打工仔了呢？這個道理絕對說不過去嘛！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你整個財產分配格局沒有任何的合法性。
這我們就談到中國現在貧富懸殊，非常驚人。它的特殊性還不僅在它貧富這個差距特別大，而且它的性質特別惡劣，它性質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惡劣。你看美國貧富也很懸殊，但是美國的富人們多少年的積累，多少代人的積累，有的是靠他的創新。你中國的富人怎麼富起來的呢？那絕大部分就是靠權力富起來的，而且那還就是你們這些人還專門去共人家的產，把人家有產者統統都給消滅掉，這裡呢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有的錢完全是沒有正當性的。那麼呢它要維持這個局面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採取高壓，他不敢松這個手。他擔心一鬆手別人就要「清算」，別人就要叫「算帳」，就要叫你把吃的東西給吐出來。
當然這些年有很多人提出，比如前些年地方的黨委、省委就提出來，要「赦免原罪」。就是在經營第一桶金的時候，難免有些人做的事在法律上說不過去。但是我們要既往不咎。這個赦免沒甚麼用嘛，你自己赦免自己嘛！你自己出來宣布赦免，那有甚麼用呢？你就是債務人，然而你宣布你欠的債可以不還了。那有什麼意義呢？另外，去年我看了國務院發了個東西，就說這些官員們，你們有不義之財的，你們要在幾月幾號之前交出來，那麼以後我們就不追究你了。
可是現在誰理你這個茬兒，交出來，那不成傻瓜了嗎？當然沒人會交啦！當然話又說回來，如果他們被告知明天就要大選了，到時候新聞開放，我相信很多官兒都會交出來的。因為他知道那是玩真的了。現在你們這樣坐在那裡，你叫我們交？可能嗎？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部分官員對於政治改革丶政治開放就更敵視丶更恐懼。
一方面，他把中國經濟近幾年的發展作為堅持「一黨專制」的一個資本、一個理由，你看我們就是殺了人，我們發展了，證明我們當時殺人是對的。另一方面，他對政治開放就會更恐懼。對他來說，政治開放不但意味著你會失去在政權的壟斷權力；而且很可能在經濟上面被「清算」。現在很多當權者的想法無非就是拖。一邊壓著；一邊拖著，時間拖長了就把黑錢就漂白了，這當然有可能。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是，如果一個經過這麼殘忍、這麼不道德的手段，居然還能繼續維持若干年下去，把黑錢漂白，以至於到後來成沒事兒人了。到那個時候，我們面臨的政權一定是個更蠻橫的政權。他從骨子裡蔑視人權，因為這一輩子我就是靠踐踏人權走過來的，而居然就走通了；我壞到底了，我就贏了。你要指望他那個時候他突然間善心大發，說我們明天自由民主吧！我們尊重人權！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如果不及時剎住這種趨勢，我們將來會面臨一個很大的災難！
謝謝大家。
【編者注】胡平1947年生於中國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學史，獲哲學碩士學位。1979年投入北京民主牆運動，於民間刊物《沃土》上發表《論言論自由》長文。1980年參加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當選為北京大學海淀區人大代表。畢業兩年後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1985年轉至北京社科院。1987年1月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定居美國紐約。現任《北京之春》雜誌主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0/28/a214635.html#vid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