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達流民憂懼的有「2009年被稱群體性事件高發年，處理分寸亟待把握」；「中央綜治辦：今年矛盾疊加遏制群體事件任務艱巨」等文。這組文章的共同點是承認社會矛盾加劇，群體性事件高發，而失業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矛盾的重中之重。對貪官外逃行為的擔憂，也已不再局限於「造成巨大經濟損失」，而是擔心損害了國家（政府）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比如「『跨國家庭』為貪官提供外逃捷徑，源自製度軟肋」一文。要言之，失業問題嚴重，將導致「維穩」失去基礎；貪官外逃嚴重，則導致統治集團信心崩解。
長期失業者不可避免成為流民。從歷史經驗來看，「流民」大量產生於王朝末期。「流民」構成複雜，其共同特徵是失去家園、土地，也找不到謀生機會，是被社會徹底邊緣化的底層人物。他們在社會正常階梯上沒有自己的位置，但他們的足跡卻深深刻印在王朝傾覆的一頁頁歷史之中。
「流民」出身的朱元璋開創明王朝之後，挖空心思用戶口黃冊與路引制度將民眾固定於鄉土之上，但朱家王朝還是被朱元璋數百年後的「流民兄弟」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顛覆。和平年代，流民是無數個零；但當流民數量足夠大且有了陳勝、吳廣、李自成這類人物時，這無數個零就加上了一個「1」，將產生極大破壞力。
中共政府多年來用「登記失業率」與造假的「高校學生就業率」蒙蔽自己的雙眼，只是不想被「流民憂懼」所困擾。但去年企業破產潮蔓延了中國兩大經濟引擎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後，「流民憂懼」則成了當局的噩夢。不過，「國家主義的同謀」知識精英更早嗅出了危機的味道，比如朱大可就認為離鄉農民、失業職工、知識遊民、網絡遊民與異國僑民（網文摘錄未見對這一類別的具體說明，懷疑朱的「異國僑民」可能是指稱異國的政治流亡者）等五類「流民」的存在，奠定了中國流氓社會的堅實基礎。朱大可很清楚地指出「國家的權柄是流氓反叛的終點」，「流氓社會」（朱文中與流民社會同義）是「國家的顛覆者」。
面對這個數量龐大的流民社會有可能帶來的毀滅性破壞，不屬於流民社會的人都有無奈感與焦灼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擔憂幾乎一直瀰漫於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知識精英集團中。問題是精英們的焦慮與擔憂雖然是共同的，但避險方式的選擇卻無法交集。中國社會矛盾的最大製造者――貪腐官員們早就「明智」地購買綠卡，讓家屬子女以各種方式攜帶錢財移居海外，中國只是他們繼續撈錢的地方。經濟精英的情況類似，只苦了沒有雄厚經濟力量的知識精英們，他們最後只能與「流民」共一國風雨。
「『跨國家庭』為貪官提供外逃捷徑」一文，實際上反映了當局面對政治凝聚力消散的困窘。而跨國家庭的大量存在，並非象該文所說出於純粹的安全需要，「部分貪官……利用配偶子女申請綠卡與入外國籍，將巨額國有資產非法轉移出境，自己則暫時留在國內繼續做官，一旦東窗事發，便迅速抽身外逃」，更緣於中共官員群體對本集團統治喪失了信心。
當局在意這些貪官外逃，倒不真在意他們捲走了多少國有資產，因為反正統治集團已經淪為自利型政治集團，留下來的官員也在持之以恆地幹著與外逃者同樣的事情。關鍵在於這是統治集團的內部人用腳投了不信任票，「有損國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而這種不信任包含著對政治制度、政治領導人以及外逃官員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不信任。
可以預測，2009年中國經濟困難重重，撈錢的機會大大減少，因此極有可能成為貪官外逃的高發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