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中學開始，我就非常崇拜中國那些知名的科學家，特別是因為我酷愛數學，因此華羅庚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考入北大後進一步知道了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等知名物理學家在科學方面的偉大成就，因此對華羅庚與「三錢」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說老實話，我特別討厭那些政工幹部，因為這種人除了會搞一些政治宣傳教條外，根本沒有真才實學，而且這種人一講話往往都是帶著教訓人的口氣，令人生厭。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期間，有個轟動一時的「六教授事件」，華羅庚與錢偉長都是六教授成員，他們提出的主張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大學裡應該實行教授治校。對於他們的這些主張我是非常贊成的。因為四九年建國後，各行各業的大小領導基本上都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我認為他們打仗可能是好手，但他們大都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文盲，他們怎麼能領導其它行業呢，特別是大學。後來錢偉長和另外四名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而華羅庚卻因為痛苦流涕地做了檢討，口口聲聲說周恩來總理挽救了他，這使我對他的人格產生了懷疑，特別是後來在文革期間，他到處去宣講「優選法」，我覺得他在是趕政治浪頭。因為所謂的「優選法」，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線性代數問題，凡學理科的大學一年級學生都懂得，你華羅庚作為世界知名的一流數學家何必去搞這種簡單的問題？我覺得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投機心理，從此華羅庚在我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完全坍塌了。五八年大躍進，我在勞改隊認識一個叫李樹芳的老歷反，他曾經是當時中科院農業研究所的所長，小麥學的泰斗金善寶的學生。他對我說，金善寶對糧食生產放衛星，畝產幾萬斤的宣傳就公開反對過，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後來金善寶也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可錢學森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從陽光射到地上的能量轉換「論證」糧食畝產四萬斤到十多萬斤是完全可能的。當時我就懷疑，你錢學森是中國空氣動力學的權威，但你對生物學科是外行，你怎麼對自己外行的問題隨便公開發表文章呢？後來大躍進造成的慘劇證明，錢學森發表這樣的文章，只不過是在捧毛澤東的臭腳，是在搞政治投機，從此錢學森在我心目中的偶像地位也坍塌了，但對錢偉長的崇敬依然保留著。
八六年錢偉長的告密事件，對我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方勵之等人提議召開一次右派聯誼會，邀請你參加，你不同意，不去就算了，或者進一步你可以勸說方等人，現在不宜開這樣的會，何必去告密呢？而且在告密中公然說「我跟他們不一樣，方勵之是野心家，想當中國的薩哈羅夫」。這與文革中有人給別人亂扣政治帽子陷害別人有什麼區別？這太豈有此理了！同是反右運動的受難者，如果在反右的當時，出於壓力和自保，你揭發告密還有情可諒，現在你的地位已經完全變了，已經沒有受到什麼壓力要你為了自保再去揭發檢舉別人了，你為什麼還要向當年的難友背後插上一刀？！這種行為與當年有人為了踩著別人向上爬陷害別人有什麼區別？這不僅可恥，而且是令人痛恨！鄧大人給了你一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和終身校長的獎勵，這對你來說有什麼實際意義？這樣的獎勵與一個人的人格相比哪個更重要？我實在為錢先生感到可惜，可悲！
回想當年的反右運動，許多民主黨派的重量級人物，紛紛在報紙上發文檢討自己的「錯誤」並檢舉揭發別人，對此我非常反感。我在《夢斷未名湖》中曾說過，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患了軟骨症，正因為如此，才顯出林昭的偉大。但後來一想，他們這樣做也是出於在強大壓力下的不得已，你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去做林昭。九八年我參加北大百年校慶，有好幾位當年揭發批判過我的同學向我道歉，我笑說，這些事情我從來沒有往心裡去，早忘了。反右運動那是一場時代錯誤，糾纏個人恩怨是毫無意義的。 今天倖存下來生活在大陸的右派情況雖各有不同，但絕大多數都已「改正」後安排了工作，現都退休後拿著多少不等的退休金安度餘生，實事求是地說，這比當前的下崗失業工人和被強征了土地的農民生活處境強多了。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們中有很大部分不願在對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我理解，但並沒有人再去干告密的勾當。這幾年我發表了不少時評文章，不少朋友勸我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他們的好意我當然理解。但我覺得，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還有一點良知的話，面對當前黨政官員的大肆貪污腐敗、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取豪奪、社會不公、下崗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以及被野蠻拆遷無家可歸的人群的悲慘處境，你保持事不關己緘默不語的態度，你不應該受到良心的譴責嗎？中國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與「六.四」前比，的確是大大改善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是靠「吃公家飯」活著，這大概就是他們面對各種社會矛盾緘默不語的原因吧。鐵流先生說過一句話「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實現經濟獨立，很難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有人不同意這一說法，但我覺得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事實。錢偉長告密說方勵之想當中國的薩哈羅夫，可惜得很，中國至今也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薩哈羅夫，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科學界的遺憾！
陳奉孝
二0一0年八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