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大小不與行政級別絕對成正比，官不大，但長期紮根基層，關係網錯綜複雜，甚至亦可權傾一方。

　　一些小額貪腐往往被從輕處理，或者視為「不正之風」，定性不同，一般不再細究，恐亦錯過遏制巨貪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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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科級的原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局長羅亞平，涉嫌金額達 1.45億。被中紀委領導批示為「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 （CFP/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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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千萬元以上「小官巨貪」不完全榜單（2001-2011年） 數據來源及說明：根據公開資料整理，為不完全結果；職務為科級和科級以下，但由於行政級別複雜性，不排除個別官員實際職級已達副處級。 整理：蘇永通 任咪娜 聶萌 （李伯根/制表）


　　值得注意的動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視「小官巨貪」現象，科級腐敗成為重點打擊目標。

　　中國最小的官員正在最近因為「拒腐」或「貪腐」而受到遠超其官位的關注。

　　一個是高調「退賄」——一年 9000元「好處費」，公開退賄的是江蘇省鹽城市經信委行業處副處長張翕飛，張的職級為副科級，是中國最小的「官」，此前他在網上貼出6筆「退賄」清單，引發輿論熱議。

　　另外一個則是高調貪腐—— 9400萬元，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股長李華波攜巨款出逃，還故意來電復函對監督體制加以嘲諷。至於股長，在中國的官員體系中，最小的副科級「官員」都算不上。

　　沒有捲款近億元的財政局股長出逃後故意的公開嘲諷，中國最底層官員的貪腐能力可能仍被低估。雖然當下貪腐數額愈攀愈高，公眾已不稀奇，但一個小小股長捲走近億款項依然令人震驚。「最牛股長」並非個案。事實上，在各類貪腐大案中，「小人物」已然開始當「主角」，他們是最底層的科級官員，以及諸多連官員都算不上的人：股長、村官、部委里最底層的收發員、甚至清潔隊小領導。

　　根據公開資料，南方周末記者發現，自2001年始，10年裡出現在媒體視野中涉案上千萬的貪腐案例，科級（及以下）官員至少有17個，6個涉案金額近億元或上億元。這顯然不是全部，最高法一位負責職務犯罪的法官說，「很多案件沒公開」。

　　多方調查和研究顯示：近三年科級腐敗正在加劇——

　　南方周末擇取的17個大案，有13個查處時間集中於2008年之後；

　　2008 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公布：三年來21件「小官員大腐敗案」已超過該院所審理的一審職務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額高達3.4億元；

　　另一個事實是，這個中國級別最低的貪官群體，貪腐罪行完全不亞於任何級別的貪官。

　　被稱作「中國法官第一貪」的吉林省高院執行庭原執行員李征達，就貪污了4500萬元，主要來自法院執行款。而1949年以來落馬的最高級別司法官員、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一審時被認定的貪污受賄金額只是510萬元，遠遠少於一個執行員。

　　值得注意的動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視「小官巨貪」現象，科級腐敗成為重點打擊目標。今年初，山西省紀委在全省各地播放的一部警示教育片，就叫《小官大腐警示錄》——在上述17個「千萬級」小官巨貪中，4個來自山西，在該省2008年起發動的「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鬥爭」中落馬。

　　反腐敗專家、中央黨校教授林喆也發出「腐敗落勢化」警告：腐敗從高職位向下落，即向科級官員及科級以下滑落，腐敗現象在向基層滲透，貪官正在「低齡化」。

　　林喆認為，科級官員最接近基層，而大批的項目投資最後都落實到基層，他們是直接的經手人和掌管人，「由於這個級別的官員人數眾多，（貪腐）一旦擴展開來將危害極大。」

尋租要挑領域，位高不如權實

　　小官巨貪，無不處於過去10年中國最容易尋租的領域，並恰巧手握關鍵權力，藉此順勢而為，膽大心細，最終「一鳴驚人」。

　　科級官員貪腐頻出的地方，總讓人感覺「似曾相識」。17個巨貪，幾乎都是在「重要部門」或「特殊領域」——3個來自國土部門，3個來自交通部門，而4個山西官員都跟煤炭有關。

　　土地，交通，資源，三個領域都映射了中國過去10年經濟發展的慣有模式。比如國土與交通經常「前腐後繼」，背景則是中國過去10年房地產開發瘋狂繁榮，而地方政府亦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同時在經濟發展上，往往以大量諸如修路這樣的基建投資作為拉動GDP的慣用手段——從而兩部門具有強於其他部門的重要性及「實權」，哪怕他是一個科級官員。

　　由此，遼寧省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原局長羅亞平，敢於對包括自己上司在內的官員吼叫：「是我弄來的錢給你們開支的，你們都是我養活的，沒有我來賺錢，你們只能去喝西北風。」

　　這位正科級女官員，被叫作「土地奶奶」，握有黃金地段土地徵用和審批權，但大量土地出讓金，後來都進了她的腰包：受賄3000餘萬元、3000餘萬元來源不明。

　　中國十年繁榮的房地產業，惠及了「土地奶奶」等官員。而全國各地遍地開花的土地徵用，還孕育了一批腐敗「村官」。安徽合肥城郊的村官劉懷寅受賄額高達近千萬元，他被指控的11起受賄事實，有9起涉及征地，他曾一次就收受浙江一開發商「諮詢費」340 萬元。

　　相比之下，交通領域作為傳統易貪腐領域在新的基建大潮中也不「弱勢」，自2009年起，中紀委針對某個領域突出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恰是「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論貪腐波及面之廣，非資源領域莫屬。有的小小一個部門，竟掌握地方經濟命脈。在湖南耒陽市，一個「礦產品稅費徵收管理辦公室」每年收稅4億元，掌握該市1／4的財政收入，成為「最肥科級單位」。去年，這個辦公室 55人被立案調查，從主任到下屬站點站長、班長，均在其中。

　　山西官員占據了17個「千萬級」小官巨貪中的4席，無論是縣檢察院反貪局長穆新成，縣煤炭局長郝鵬俊，還是縣警局刑警隊長關建軍，無一例外都插足煤炭業。

　　房子的多少，成為近幾年飽受高房價痛苦的公眾評判官員貪腐程度的重要指標。「土地奶奶」羅亞平擁有27套房子，仍不及縣煤炭局長郝鵬俊的36處——其中35處在北京，基本都位於二環附近的黃金地段。

　　南方周末記者還注意到，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由於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成為許多官員的「賺錢機器」。比如江蘇贛榆縣的貪官徐永進，更曾將三個局長、國企董事長、融資委主任、金融辦主任等「六頂官帽一人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權力大小不與行政級別絕對成正比，有時還體現為具體「影響力」。許多科級貪官的特點是：官不大，但長期紮根基層，關係網錯綜複雜，甚至亦可權傾一方。而處級以上幹部，則有跨部門和跨地域交流要求，作為「流官」，往往未必有科級官員那般更隱秘的影響力。

　　比如在山西涉黑的關建軍已41歲，仍只是山西陽泉的一名巡警隊長，不過，其父、其妹夫、其弟媳也都在當地警局工作，公安背景深厚，依靠親屬在當地形成組織，承包煤窯，開辦賭場，經營高檔會所，甚至進軍房地產業。

被 「忽略」的位卑者，被放縱的「政績共同體」

　　一些小官大貪，要麼是處於關鍵崗位，跟領導有種種利害關係，由此被信任和放縱，形成「政績共同體」；要不就是位卑之至，根本不為人重視，以為貪腐不了，卻積少成多。

　　如果說上述科級貪腐官員，至少還有某個單位「一把手」的頭銜，而另外一些小官巨貪，則更是最底層的辦事人員。

　　縱觀案例，對「小官」甚至小辦事員的監督，實非無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但因為對方位卑，往往就不被重視，但積少成多，養成巨貪。

　　一個例子是，此前的2005年7月，11名來自教育部、國土資源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局、中國貿促會、建行總行等部委和企事業單位的收發員，以及阜成門郵局大客戶組負責人劉建海，被控以加大郵資的方式，一點一滴共侵吞150萬元公款。

　　此後，由北京市檢察院統一布置，西城、東城、海淀檢察院又相繼查辦一批類似案件，涉及國家電網公司、供銷合作總社、國家專利局等單位。

　　西城區檢察院最初的線索，是北京阜外醫院舉報該單位收發員，牽扯出阜成門郵局大客戶組負責人劉建海。該區反貪局局長推測劉手裡的幾十個大宗單位客戶也可能「吃回扣」，劉果然供出了二十多家。

　　通過對帳，檢方發現：相關單位的實付資費與實際業務量相差甚大，由此可解釋，為何郵資通過銀行直接劃撥而不經收發員之手，他們仍有機會貪污——收發員較少直接到郵局領取 「好處」，多數是通過購買手機儲值卡變現，購卡費計入到郵資的「附加費」中。

　　起訴書稱，貪污額最高的是國家統計局收發員，三年半的時間裡私吞24萬元；教育部收發員被指控侵吞22萬餘元，國家工商總局收發員侵吞18萬元。案發後，涉案單位每月的郵資總額降幅達1／3。

　　而在聚集燕山石化等眾多企業的北京燕山地區，被挖出的最大貪官，居然是燕山清潔隊一名原隊長。8年裡，他共貪污公款220萬元，其中大部分是清潔費。 「新疆國稅系統第一貪」不過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胡瓦尼西·卡利卡依達爾，他憑藉在正式發票聯和存根聯上動手腳，不到4年時間共貪污稅款507萬元。庭審時，他將矛頭指向單位：「是單位的管理有漏洞。」

　　另一種情況則是，主管領導對一些關鍵崗位的「小官」，因為種種利害關係，有著天然的信任和放縱，往往使其要害權力基於一身，騰挪之間，變成巨貪。比如林喆分析，會計常常被當作領導「錢袋子」，許多行為都帶有「為領導服務」意志，因此容易得到庇護。「不能只打老虎，蒼蠅就不管了，蒼蠅慢慢可能變成老虎。」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說。任認為，監督不能僅僅看職級，另外也應看崗位的重要性。

　　2004年受審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財務局經費管理處會計卞中，被認定貪污1262.37萬元，挪用達兩億元。檢察官發現，誰是會計、誰是出納分得並不清楚。卞中實際職權遠超會計應有權限，他不僅負責登記帳目，還包攬整個自然科學基金的撥款工作，連財務局長的人名章也能輕易拿到。而他的直接主管領導——一位副處長，亦同時被查。

　　而「最牛股長」李華波挪走近億元巨款的主要手段，是繞過申請和領導審批等層層程序，虛填劃撥單，蓋上私刻假公章，拿去給會計開支票，然後到銀行兌現。這樣，他僅需要買通身為副股長的會計和信用社主任，即可完成騰挪大計。

　　至於搬走1800萬元的廈門市灌口鎮會計陳伯偉，同樣輕而易舉繞過審批程序，他的領導承認，所有銀行預留印鑑，都交由陳一人保管。

　　與涉及金融等專業領域的犯罪不同，科級官員的貪腐手段，雖日益精進，但其手段的高明程度其實有限——每個單位均制定了嚴格的財會制度，每年都會接受審計，類似虛開支票、改稅票、報假發票的粗糙手段，在許多環節都可能被識破——然而類似不合規之處卻被屢屢放縱，種種看似上級官員管理上的問題，實則體制上的弊病。

　　而南方周末列表中的二十多個案例，絕大多數是「群蛀」現象，很少官員是「一個人在戰鬥」。財政局股長李華波之前的「最牛股長」——湖北省巴東縣國土局礦產資源管理股原股長彭俠獲刑4年後，前同事潘家琪、上司原巴東國土局局長胡國品也因貪污受賄鋃鐺入獄。

　　究其原因，除了「腐敗共同體」，基層官員還形成了「政績共同體」。「土地奶奶」羅亞平敢於跟上級「叫囂」的資本，來自其以潑辣風格，在民風彪悍的東北能夠推動強拆，保證地方的「土地財政」，此前她就曾被走投無路的拆遷戶拔刀捅傷。

　　而將自己的行為歸為單位或領導意圖，是「小人物」們最經常採取的辯護理由之一。庭審「郵資案」時，核心人物郵局大宗客戶負責人劉建海就辯稱，由於郵局競爭激烈，自己完全是服從領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