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變革不是沒有平穩出路
——龍年新春答客問
吳國光
過節是訪親問友的時刻；即使在我這天涯海角的小島上，也時有朋友送來友情的溫暖。見面難免談論中國政局，特別是承蒙友人願意徵詢我對當下及未來的一些看法。為了論述的準確，過後我記下了談話的部分主要內容，並以問答方式整理成文。感謝《動向》雜誌撥出寶貴篇幅公之於眾。
人格分裂的所謂「建設性」
客：最近北京的圈子裡對政治改革討論得很熱鬧。你覺得十八大會在政治改革上做一些事情嗎？
吳：我近年一貫的看法是完全不看好所謂的改革，更不要說政治改革。當然，我也理解，國內的朋友，只能拿政治改革來說事；他們希望當局進行政治改革，於是傾向於把願望說成事實或者是即將到來的事實，以擴大政治影響。那個是政治介入者的言論，我這個是旁觀者的看法（客：學者的看法）——我著重看實際上發生了什麼，按照這種脈絡發展下一步還會發生什麼，而不是談論我自己希望發生什麼。不過，在推動自己願望實現的同時，如果誤導人們對於現實的認識，結果黑的被認為是白的或者被期盼明天就會變成白的，這作為公共言論來說就不算很負責任了。究竟有多少一般民眾、乃至一般知識分子還對十八大寄予政治改革的期望？我雖然遠離故國，但是自我感覺和這些承認冷酷現實的民眾在心理上更接近一些。
客：大家總希望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東西。要不然，這麼大個國家，就是真心想搞政治改革，也不好搞啊。
吳：這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必要性的問題，決心的問題，是不是真的要做政治改革；另一個，所謂建設性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討論具體怎麼做了。這兩個問題是相互聯繫的，但是不能混為一談。不能說，因為我找不到合適的辦法，所以這個事情就乾脆不要做了；政治行動的邏輯，一般說來，還是下決心做在前，尋找辦法在後。再說，要想有辦法，建設性的辦法，就應該集思廣益，圍繞這個問題展開公共討論。一說政治變革就認為人家是敵對勢力，這是最沒有建設性的一種態度。當然了，要害的問題在於：建設什麼東西？政治改革的目標是什麼？誰要想建設一種專制集權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有權力的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誰的權力大誰就掌握真理、掌握一切的那樣一種制度，又要老百姓乖乖地任他魚肉，甚至還要山呼萬歲地擁戴那種權力的肆虐，這個自有他那種「建設」的辦法。對此我只有批判，不會有任何建設性意見。如果承認「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要建設的是一種國家權力向民眾負責的政治制度，那又是另一種建設的辦法。最怕的是嘴上說著後者，手裡幹著前者，這樣的政權你要對他怎樣建議「建設性」的東西？你如果聽他嘴上的，那是你政治上幼稚，自欺欺人，明明是幫他粉飾了，可他對你恐怕也不會客氣。你直說就要後一種「建設性」，他手上的就是髒活，要幫他把這些髒活干好，恐怕他也不會很高興，有老底被揭穿的感覺吧。結果呢，只有人格分裂、自如地兩面三刀，空談「民主」而不給建設性想法，同時又助紂為虐但不斷說紂王其實是堯舜的那種，最好就是把專制、濫權、腐敗說成比民主還民主、比自由還自由、比廉潔還廉潔，那最能得勢。這種東西，哪還有什麼建設性不建設性？說得不好聽，那根本就是無恥嘛。一個政權、一個領導人，但凡到了喜歡這種腔調的份上，恐怕就很難走上正道了。
今天中國不存在改革和革命
客：現在是普遍地有這麼一種擔心，覺得貧富分化這麼嚴重，官民對立也相當激烈，如果不及時進行政治改革的話，恐怕這樣下去會難以收拾。有人已經在談論革命了，你對此怎麼看？
吳：分幾句話來說吧。第一句話，人民有革命的權利。這不僅在西方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中有共識，中國傳統思想自古以來也是強調這一點的。西方的保守主義也承認這一點，當然他們對革命的後果等等有嚴厲的批評。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注意到國內討論的滿熱鬧的。討論的水準嘛，一般說來不敢恭維，很多人常常是連「革命」的概念都沒弄清楚，僅僅局限在「暴力革命」的認知中來反省革命。當然，這次「辛亥熱」，相比前些年保守主義思潮占據主導的態勢，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民心變化的反映。第二句話呢，革命不是那麼容易。出於嚮往也好，出於畏懼也好，不少人似乎認為革命在中國很快就會發生。特別是那些畏懼革命者，已經開始拿「革命」來嚇唬老百姓了，不外是說你們從革命中也不會得到什麼東西。韓寒的那種論點，要自由不要民主，要自由不要革命，云云，也是這種心態的一種反映。其實，這種害怕，在我看來，是有些神經過敏了。革命不會這麼容易地就發生，這是第二個判斷——上一個判斷，關於革命權利，是價值層面的；這個判斷是現實層面的。
客：大家都在說革命與改革賽跑，如果不搞改革那就會出現革命了。
吳：改革和革命這兩個東西，在今天的中國現實中都還不存在，怎麼賽跑？當然，我也理解，這麼說的人是在拿革命來嚇唬當權者，和前面所說的拿革命嚇唬老百姓是異曲同工吧。他們希望用革命的壓力來促成改革的實現。國內喜歡說用什麼什麼「倒逼改革」，應該也是這個意思。問題是，這裡有一個錯誤的假設，就是認為在面臨革命危險的狀態下當局可能會更多地願意爭取主動來推行改革以避免革命。我覺得這個假設有很大的問題。事情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前些年我判斷中共當局不會再實行政治改革，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社會矛盾已經高漲到當局沒有自信心來主導改革了，至少在當局眼裡看來是這個樣子。其實「六四」之後他就沒有這個信心了，知道老百姓恨他。後來經濟上好了，似乎中共又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那一陣子他又沒有動力搞政治改革——這不挺好的嗎，幹嘛要自找麻煩搞什麼政治改革？這一拖，就到了今天，畸形經濟繁榮的社會代價暴露出來了，他更不敢搞政治改革了。你一改革就等於把局勢引爆了，就像壓力鍋在打開的那瞬間是最危險的，當局恐怕自感已經沒有這個能力徐徐打開壓力鍋了。你前面講「建設性」，我體味也有這個意思：你們誰有什麼辦法能把這個壓力鍋慢慢打開而不讓他爆炸呀？
革命不是災難而是偉大進步
客：那麼，能不能說，當局現在可能有改的誠意了，可是又找不到辦法了？
吳：我完全看不出當局有這種誠意。不要說誠意，恐怕連這個意思都沒有。當局有說我需要你們來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以便政治改革嗎？根本沒有嘛。精英當中，有那麼一些具有一定社會和歷史責任感的人，上面所說不過是他們的態度。而且這些還不是主流精英。主流的恐怕還是那種「盛世」情結吧？感覺好得很，腦滿腸肥，志得意滿，老子天下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而且是「崛起」中的第二對他那「衰落」中的第一。人家還在教訓美國要進行政治改革呢，在努力向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呢。我的判斷是，這種「滿大人」心態，與前面所說的那種面對壓力鍋的心態相比，恐怕還是當局目前的主流心態。他要強化宣傳這個東西，來彌補自己所缺少的政治合法性，說得多了自己也完全信以當真，對此缺少反省能力了。前兩年這個勁兒更不得了，「完美制度「嘛，我以前討論過這種說法。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什麼危機感不危機感的。危機感這兩年剛剛開始出頭，2010年以來吧。還主要是在社會層面，在當局、精英們那裡恐怕還不是主流。
客：是不是發展下去就會成為主流？因為你不改革嘛，麻煩就會越來越多，危機感就會進一步蔓延，那個時候也許當局就會痛下決心要推行政治改革了？
吳：我沒有這麼肯定。我也認為，不改革，麻煩會越來越多，危機會越來越重。但是，從危機到改革，這裡頭並不是一個線性的邏輯。就是說，有危機也不一定就會有改革；改革是應對危機的一種選擇，而面對危機也還會有其他的選擇。什麼都不干，就是混日子，所謂「擊鼓傳花」，也是一種選擇啊。實際上他選擇政治壓制、鎮壓，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所有的危機都是導向改革的，那也就不會有那麼多、那麼大的危機了，因為危機不是一天形成的，早早感覺到危機的時候它不就早早改革了嗎？當然，你可以說，危機不夠大，不足以給當局足夠壓力以推行改革。那我也可以說，危機足夠大，當局更感到恐懼，更不肯改革了。更重要的是，當局本身，與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互為一體，再怎麼危機，它怎麼可能給自己動大手術呢？」
客：這樣說來，中國豈不是不可能找到政治轉型的平穩出路了？早晚非要走到革命那一步不可了？
吳：聽你這口氣，革命似乎是什麼大災難似的。我看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所留下的概念後遺症。那種革命是災難，但是那種革命很難再出現了。在當今中國，怎麼可能還會出現拉起武裝上山打游擊、實行邊區割據，然後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的可能？最近三十年來，世界上革命不斷，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南歐，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東歐、拉美、東亞、乃至非洲，再到去年的中東、北非。這些革命都不是災難，而是偉大的進步。有些地方，革命之後，國家治理得不怎麼好，可是那並不是因為革命本身。我覺得有一個現象很奇怪，就是很多人一說革命就只知道中國自己三、四十年代的共產黨革命，好像這個世界從那以後沒有發展變化了似的。最近三十幾年全世界幾十起革命，好像都不在中國人的視野之內。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說的那些話，遠遠不如清末的水準。（客：中共實行愚民政策嘛，大家不了解外面的事情。）這是一個方面。可是，中國現在是處在全球化之中啊，現在是信息革命的時代啊。對外開放，資訊技術的發達，就這兩條而言，中國在世界上並不落後的。如果只是埋怨當局，我看那也是沒有什麼出息的態度。
「縣政民主」先走一步
客：回到原來的題目：你說還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漸進、和緩地消解民怨，使中國能夠平穩地進行政治轉型？
吳：你這個意思，就是一定要自上而下的那種辦法？（客：可以這麼說吧，就是當局能夠主導的政治變化。）辦法很多呀。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很好的建議了，不止一兩種。何清漣去年就曾經提出政治特區的設想。復旦大學的韋森他們，正在致力於推動預算公開化，希望由此走向預算民主和財政民主。這些想法，我認為，都非常好，也都是具備高度的可行性的，完全照顧到了政治轉型的平穩性的要求。只要當局具備真正政治改革的決心，從其中任何一個辦法入手，都可以在不造成不可控制的社會動盪的前提下推動政治改革，逐步地、但是終歸會徹底地解決目前政治體制的根本困境。我也算研究中國政治制度轉型不少年了，我當然也系統地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如果要我建議一種平穩轉型的戰略，簡單地說，那就是「縣政民主」。這個東西我差不多十年前就公開提出來了。結合現在的情況，也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論述：我建議，首先在全國範圍內的100個縣，實行縣域內的、縣一級的媒體自由、司法獨立和縣級領導人競爭選舉。就走這麼一步，先不用多，就可以很快消解民怨，可以達成由當局主導的政治制度平穩轉型。
客：我看到過你這個文章。你再說說：為什麼是縣一級呢？為什麼是100個縣呢？會有什麼風險呢？
吳：縣級的重要性，我在當年的文章中講了很多了，不去重複了。結合當前現實，可以說，這一級官員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是造成整個社會矛盾緊張的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從這裡下手，就可以直接針對當前官民對立的癥結而迅速改善政治運作。
為什麼是100個縣？為什麼不是一下子推開？（客：這個不用論述了。為什麼不是在縣級先搞幾個試點？為什麼不是50個縣？）200個縣當然更好，但也不見得比100個縣有更為明顯的優勢。你說99個當然也行。問題的要害在於：要在治得了病和吃得下藥這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我這個藥，劑量是比較小的，你想全國現在有2000多個縣，差不多三千個縣級地理行政單位，100個才占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可能僅僅是三十分之一。中央如果下了決心，我不信這100個縣的縣級官員有力量抵抗改革。再少了，那也顯示不出決心和誠意，反而難搞，因為那些縣的官員就會觀望並抵抗。不能搞試點，原因也在這裡：他知道你不過是試驗一下，那就給你拼命抵抗、搗亂，那幾個試點你最後也搞不成。所以，出台就要有足夠的規模效應。100個縣都這麼幹了，誰都明白那將是個方向，將來那2000個縣也跑不了，所以雖然只在100個縣動手，但能夠馬上收到全國性的改善治理的效應。至於風險，從宏觀上看，幾乎沒有。就算這個實施過程中真的會出什麼問題，100個縣全都出問題，一起出問題，我看，以中國之大，要想改善這小小100個縣的問題，那並不是很困難的。還不象特區，這100個縣又不是連成一片的，好了那就是處處開花，有問題也可以分而治之，根本沒有什麼大的風險。
客：聽著是有一些道理的。不過，我估計當局很難接受這樣的建議。那麼一搞，誰都明白，下一步就是要全國這麼幹了，我看共產黨接受不了。
吳：是啊。何清漣的想法，韋森的建議，當局都不接受的。只要能治病的方子，他都不接受。你看看，最後的癥結，還在於共產黨當局不想改變。我當年提出這個東西的時候就說過了，我就知道你不會接受，我只是要讓人明白今日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癥結不在於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不管誰來搞，這個樣子的中國都沒有辦法了，能有今天這樣的政績已經了不起了。根本不是這個樣子的；中國有很多很多辦法可以比今天做的這個樣子好得多，癥結在於這個政權根本不想那麼做。政治改革也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要說可怕那就是它會使執政黨也好、那些官員也好，再也不能為所欲為了。可是，今天的問題，不就是出在他們為所欲為上嗎？不改這個，說得再好聽，政治改革叫得再響，那都是廢話，都只能說是騙人的。當局喜歡在那裡說什麼「敵對勢力」了，「推翻我的政權」了，「搞西方那一套」了，借這些由頭搞鎮壓。可是，你看看，真正幫你解決問題的方案，你一個都不會接受的；倒是那些不斷在製造、加劇這個政權和民眾之間矛盾的東西，這個政權卻最喜歡。你說誰是「敵對勢力」？我還是那句老話：「敵對勢力」就在今天的共產黨內。你說誰要推翻你的政權？就是你自己不斷地、千方百計地在製造革命。究竟誰在「搞西方那一套」？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的？你現在熱烈擁抱的「全球化」不是西方的？我這個縣級政治倒是很中國的，至少郡縣制以來吧，少說也有兩千年土生土長的中國歷史了。
客：那麼，結論還是找不到平穩轉型的出路。
吳：不，結論恰恰相反：中國政治變革有很多平穩的出路，問題是有人擋在那裡，既不讓你出，也不讓你穩，根本就是要阻擋一切可能的、任何方式的政治大轉型。如果他真能擋得住，那中國就將持續爛下去。不過，恐怕是擋得了一時，擋不了永遠。爛到民眾不能忍受的程度了，自下而上的變革要求就起來了。這就是革命。革命並不可怕。革命的浪潮如果真的起來了，把這樣的東西搬開，中國政治變革的平穩出路就通暢了。一旦革命風潮達到一定勢頭，當局內部就會有人相呼應；如果這種呼應能夠占據上風，那麼這樣的革命就會代價更小，成功更容易，此後的變革和治理也會更順利。這樣的革命，可能會造成一些動盪，但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總體上還可以說是平穩的。當然，當局越是頑固抵抗變革，那麼動盪就可能越大一些。重要的問題在於，這樣的陣痛之後，還是要回到上下結合改造政治運行方式的路子上來。由此看來，中國目前局勢的要害和未來發展的方向，既不是危機可以逼出改革，更不是改革與革命賽跑，而是當局在難以回頭地製造革命，而改革只能等待革命為它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