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自願出售自己的靈魂，可以換回多少錢，我以前的確不知道行情。按歷史形成的常識判斷，把自己的靈魂拿出來去交易，或因為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奈苟且偷生，或因為是主動輸誠以換得高官厚祿。滿清亡明時，晚明士林領袖錢益謙是屬於前者，戍邊大臣洪承疇則屬於後者，從兩人交易的結果看，大概也算是物有所值，畢竟拿靈魂換來的是身家性命和榮華富貴。從這以後約三百年，延安出了一個高人，在簡陋的窯洞裡憑一個講話，既無暴力脅迫，又無高官厚祿誘惑，竟將無數文人作家說得口服心服，從此脫胎換骨，虔誠改造，力求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為有這樣的效果，講話成了神話，每年都會有紀念，雖經三十年改革開放，仍歷久不衰。作為執政黨意識形態宣傳的一項活動，每年走個過場，也算正常，儘管在世俗層面，已聽不到任何反響。誰料到，今年卻有了變化，作家出版社為紀念講話70周年，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這個按慣例屬於體制內的自娛自樂，不經意間卻在網絡世界引發軒然大波，惡評如潮。是什麼觸動了網民的神經？我是在昨晚才了解到相關信息，說實話，我的感受和大多數網民一樣，震驚於文人的無恥已到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程度，他們竟會以如此低的價錢輕易將自己的靈魂售出。
事情起因於作家出版社，以這家老招牌來聚攏久已離心離德的作家隊伍，比起宣傳部來顯然多了一些公信力。想出的點子也不錯，邀請一百名著名文學家和藝術家，每人抄寫講話中的一段話，留下墨寶，影印成冊，讓買家珍藏。該書責任編輯王寶生披露，書的創意來自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長何建明。何社長親自寫了約稿函，作了細密安排，然後由編輯給每一位抄寫者打電話，重申創作意圖，對方同意以後，才將約稿函、用於抄寫的三張稿紙、抄寫的段落以及抄錄費用（據作家葉兆言在微博稱，為現金1000元），稿費回執單等一併用掛號的快遞快遞給抄錄者。王寶生稱，在此過程中，大多數受邀請者都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和支持，白刃、朱奇、馮德英等老同志不僅親筆抄寫，而且寫來了熱情洋溢的信。山東的馮德英在來信中說，「你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極具創新價值的工作，相信文學界的廣大朋友都會謝謝作家出版社。」對此我也相信，如果這項活動僅限於具有延安情結的老同志或身居作協主席副主席的那些作家，我想網絡世界是不會有任何反應，類似的事情太多，已經讓人司空見慣。因此，這部手抄珍藏紀念冊里出現這些人的名字：賀敬之、鐵凝、張平、翟泰豐、高占祥、李存葆、嚴良堃、吉狄馬加、馮驥才、瑪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劉大為、張海迪、陳祖芬、鄭伯農、孟偉哉、蘇叔陽、黎辛、鄧友梅、田華、王曉棠、劉蘭芳、 郭漢城、李國文、徐沛東、梁衡、於藍、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張笑天、 馬識途、謝鐵驪、閻肅、王樹增、黃亞洲、蔣子龍、梁曉聲、黃濟人、秦文君、趙玫、周大新、劉恆、徐懷中、束沛德等，網民們肯定不會感到奇怪，這些人長期受惠於講話精神和體制資源，理應站台，立場一以貫之，在道德上無可指責。
那麼，在這個名單里，還有哪些人呢？摘錄如下：
陳忠實、王蒙、莫言、二月河、賈平凹、海岩、葉兆言、畢淑敏、劉醒龍、葉延濱、朱向前、葉文玲、韓少功、周梅森、顧驤、蘇童、徐光耀、葉辛、周國平、池莉、陸天明、張潔、楊紅櫻、麥家等。
大概正是這些人出來為講話背書，讓社會公眾大跌破眼鏡。按理說，上述這些人和那些黨性作家一樣，也都是吃體制飯的，在各級作協也混有一官半職，但人們之所以看高這些人，是因為這些人還是寫出了一些好作品，和黨的文學的主旋律還不是一個調子，和講話所倡導的文學主張是兩回事。按講話標準來要求，這些人的作品明顯地脫離工農兵的火熱生活，離開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宗旨，不是迷戀於色情描寫追求低級趣味（陳忠實《白鹿原》、賈平凹《廢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資產階級現代主義泥坑（蘇童、韓少功、莫言、葉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義的歧路上（張潔），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樣，在精神上從來沒有和黨的文學合流過，至於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麥家這樣的作家，占盡了市場風光，和講話有什麼關係呢？這些看起來和講話八竿子打不著的作家，這回卻不計前嫌，不計名利，當然也是不問是非，和黨的文學一起，興高采烈地揮筆書寫講話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納一千大洋。在通貨膨脹的時代，這一千元能買到什麼東西呢？
對於這樣一個不是買賣的買賣，已有人開始吃後悔藥了。葉兆言在他的微博里糾結得很，感覺到丟人了，「黃泥巴掉在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他的這個態度讓我稍有同情，他至少還是有所反省的，以他自己的話說：「吃蒼蠅的感覺很不好，對於『講話』，自小沒什麼好感。我為自己的不當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當回事。在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有這些詞彙了。我以為它已經不能再傷害我們，但是事實顯然不是，這個紙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和葉兆言相比，另一個吃後悔藥的周國平，好像缺乏起碼的坦誠，他應該意識到，他以往依靠製造哲學雞湯而積累起來名聲，這回可能要被這一千元砸在地上了。他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成了他自責的理由，在他看來，紀念講話，是紀念自己的心路歷程，因為正是在學習了講話之後，他發現，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
除了這兩位抄寫者之外，至今還沒有第三個人出來公開向社會陳述他們在抄寫講話時的感受。就我本人來說，我是希望看到王蒙就此會發表什麼言論，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我對他的睿智、閱歷和話語充滿著太多的偏愛，他的政治人生和文學人生是如此精彩，我覺得以他的一個細胞來思考，也足以判斷出這個事情的是非所在。為何會掉入這個微小的陷阱？難道僅僅是礙於情面，不好意思拒絕出版社的盛情邀請？抑或如葉兆言和周國平那樣，沒太當回事？還是真的打心眼裡認為毛的這個講話值得紀念？這些猜測都不能代替當事人的真實想法，人們只能依據事實作出反應和評價。在士風日下、學林腐朽的時代，作家精神世界的集體淪陷恐也無法避免，這個事情出來之後，人們普遍感嘆的是，這些作家的靈魂是不是太掉價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顧炎武，對明亡於滿清有過系統總結，對明末心性之學的空疏學風有過深刻反省，尤其對士人在關鍵時期失去操守和氣節多有鞭撻。為此，他重提孔子「行己有恥」的主張，把禮義廉恥視為國之四維，認為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要求士人「有恥且格」。他最後的總結是：「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話說的擲地有聲，對讀書人來說應該是個警示。其實，對於那些高明的統治者來說，變節者，不管是政治變節還是思想變節，皆是無恥之人，均不得列入正統。清於乾隆41年正式編纂《貳臣傳》，把降清的明朝官員均稱為 「貳臣」，認為這些人在遭際時艱時，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實在是「大節有虧」，打入《貳臣傳》，以警示後人。前面提到的錢益謙和洪承疇，均在其中，以無恥而名垂史冊。
現在回過來看抄寫講話事件，這畢竟就是一個對講話的態度和立場問題，不涉及兩軍對壘，權力更替，因此談不上貳臣一說。但其中的道理還是一致的，關乎人的誠信、道義和氣節。講話對於執政黨建立思想一律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難以估量的，它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部分，承擔著教育人改造人和讓文學成為政治工具的重要使命。在講話的指引下，中國的文學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狀態？對人民的心靈世界究竟起到了什麼樣影響？對於中國向世界呈現出何種文化精神面貌？作家們心裡最清楚，如果始終按照講話的精神來寫作，請問王蒙、莫言、蘇童、葉兆言、周國平，你們會有何種創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靈自由的人，你們真的願意把講話套在你們的心靈上嗎？
不管是從政治角度還是從經濟角度上看，作家出版社都是幹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它以每人一千元的價格，以總計十萬元的人民幣，聚集起一支繼續為講話營造聲勢的浩蕩隊伍。在這支隊伍中，既有黨的文學事業的薪火傳承者，也有那些曾經扮演離經叛道的文學工作者，既有先鋒作家，也有暢銷書的超級寫手，他們身份不同，政治傾向各異，但在講話的指引下，他們又走到了一起。他們還將走向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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