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錄一】林場前傳
這裡是仙境?在開車前往阿爾山天池鎮的路上，司機這麼反問我。每到夏天，他就要拉上一車又一車從大城市逃脫出來尋找安靜的人。「但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這裡的安靜，是找不到機會，令人窒息的安靜。」在他看來，世外桃源不過是「被機會遺忘的地方」。
茂密而神秘、詭異的原始森林中間，露出了—塊平地。平地里舖滿絨毛般柔軟的青草，流淌著從地底冒出來的永不結凍的溫泉水。這裡是王立軍出生的地方。
阿爾山市離鐵嶺180公里，離省會呼和浩特270公里。而從阿爾山市要到天池鎮，還要走將近兩個小時的山路。
整個國家經濟的沸騰，曾經反襯出這個地方的凋零，現在，天池鎮終於通過旅遊，對接上機會的一點邊角。
要離開天池林場的前一晚，23歲的王立軍沿著這個小鎮那不到一百米的路，半昂著頭，來回地走。遇到認識的熟人，向他慶賀，他冷漠地不予回應。王立軍的意思是，「你們就困死在這裡吧。」時隔30年，王立軍兒時的鄰居，現在的飯店老闆賈春盛還是這麼理解。
這個小鎮在王立軍離開時，正式的稱呼，是阿爾山林場天池伐木工人定居點。與這個名字相配套的，是簡陋的生活條件：一條土路，兩邊安排著居住區，—個供應基本生活用品的商店，以及一些辦公用房。剩下的，就是圍繞著他們的原始森林。
這個擁有一千左右人口的定居點，往前推個七八十年，還是個藏在大興安嶺里的無人之地。1937年，需要大盤木材修建鐵路的日本軍隊，從阿爾山市鋪設了一條通往原始森林的鐵路，最終的站點就在這裡。
戰爭的硝煙散去後，這個地方一度又被原始森林吞噬。直到六七十年代，建設需要大量的木材，才讓政府記起這個現成的火車站。各地的青年，「響應祖國的號召」、「懷揣著戰天鬥地的熱血」，來到這裡定居。
王立軍的父母是從吉林白城過來的。「老頭兒、老太太性格特別好，待人總是和和睦睦的。」這是鄰居的評價。王立軍父母的這種謙遜，有可能來自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要求——雖然同是工人，王立軍的父親是個有知識的鐵路維修工人。
這樣的性格，在這裡卻不一定是優點。政府的架構和組織到了林區更多是象徵——管理人員很少，更多人是平級的，因而為什麼這家的房子可以修在這裡，可以修那麼大，為什麼這個人家裡只能往最邊緣挪……日常生活的秩序，在這個原始森林的腹地，慢慢習慣用爭奪和暴力來劃定。
我試圖在這個鎮子上尋找王立軍小時候的朋友，「我可以回答你，沒有。這裡不像是那種親戚聚居的鄉里。」另一家餐廳的老闆這麼回復我。
或許因為父母的和善，王立軍反而從小就必須好鬥。「他是我見過最莽撞、最沖的人，往往誰多看幾眼，他就衝過去要打別人，這種不好惹的個性，連這裡的老大都覺得惹上他倒霉，沒有人願意和他走在—起。」所以王立軍也沒能成長為當時年輕人的老大。賈春盛就和王立軍幹過很多次架。或許因為這種經常性的衝突，比起同樣生活在這裡的人，賈春盛更喜歡的是森林裡的動物，甚至猛獸。據他所說，王立軍也喜歡一個人往原始森林裡走。
即使是這樣的日子，也沒能持續多長。「在這片林區，先後成立了3個林場。」「這種砍伐速度遠遠高於生長速度的業態，讓這裡可供開採的林木資源幾近枯竭。」這是阿爾山林場的官方描述。落實到林區里人們的生活，則更為刻骨。
「工資先是調低一半，再調低一半，最後乾脆開始發一個月停—個月。」1979年左右，連小火車也停了，這個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的象徵，突然之間被廢棄了，這裡的人，感到被時代拋棄的窒息感。
林場充斥著吵架、怨懟、打鬥。所有人都在用各種辦法逃離這個地方。「最早離開的，是那些找親戚申請調動的。」那一段時間，時常可以看到許多人拿把椅子坐在門口，長吁短嘆。而好不容易進來—次的郵差，是大家最期盼的人，總寄望自己能抓到某根救命稻草。「有幾個家庭，下定了決心，總算湊足了—個人的路費，去廣州找工作，竟然成功了，那人開始源源不斷地往那裡介紹人。但是也有人，拿著幾個家庭湊的錢，出去了就沒回來了。」
老實妥帖的父母並不是善於找關係的人。這家人安靜地等著命運一點點變得窘迫。王立軍還在掙扎。他到處找關係，最終用健壯的體魄，加上父親僅有的關係，換來了—張入伍的通知。雖然只是鐵路基建兵。
「我們私底下還取笑，修鐵路的地方比林區還荒涼，王立軍是急紅眼了。不過，沒想到退伍前，他回來過—次，聽高聲地到處說，在部隊裡找了個老婆，而且岳父是部隊裡的大官。我們才開始羨慕起來。」
在吃了一頓晚飯後，—個飯店的女老闆，和我說她願意作證，王立軍的蒙族籍貫是假的。他是標準的漢族人.當時為了能出去，為了以後政治上的方便，他給自己編了個蒙古族名字。
王立軍最終成了「逃出林區的最後一批年輕人」，也在他離開後的1982年，「阿爾山林業局一度陷入了資源危機、經濟危困的『兩危』境地」。留下的人記得，當時連吃飯都成問題。「整座山都被我們刨遍了，但更可怕的是內心的感受，覺得自己和這個地方被遺棄了。」
賈春盛分析了他自己和王立軍的性格：「對人的信任感比較低，被生活嚇破膽過，所以看上去都很彪悍，對人、對理想、對道德什麼的，也沒什麼感覺。因為我們從一出生，一開始活在父輩的理想主義里，活在這個沒秩序的爭鬥里，活在困窘中的極端情緒里。好像不正常了三十多年。」
中國有一千多個林場，以這樣的方式人工集結成的，除了林場之外，還有大量的廠礦區。這些土地還來不及滋養情感，更別說禮儀和道德。這些巨變的土地，用飢餓、競爭、衝突催生了一個個激烈的人格。
賈春盛記得，「他母親去世的時候，帶著好大陣勢回來，連他母親的墓碑也是特意從鐵嶺運載回來的。但這麼大的操辦，我一直覺得那是炫耀和報復。他從來沒關心過這裡，也沒真正幫過這裡。」作為證據之一，他講了另外一個細節：「整個鎮子的人都去參加葬禮了，有人起鬨著想讓王立軍聊聊對這個地方的感謝。他不耐煩地擺擺手，一句話都沒說，開車就走。」而且，從此再沒回來過。
【沉浮錄二】彎道超車
1、粗糙的、劇烈的
王海洲一度以為，自己將一輩子在礦區工作。如果按照原來的路徑，自己退休時最好的抬頭，應該是礦務局保全處處長。他未曾想像到的是：礦務局可以突然變成一座城市。這本是塊安寧的土地。建國以前，這個地方因為極端的氣候和惡劣的環境，從未吸引過大量的人來聚居。唯一聞名的故事，是作為軍隊的驛站，北宋時期金國兀朮曾在此調兵遣將。
這因此一直是「荒漠中的某塊土地」。直到1958年，中央勘探隊發現了埋在這片地底下的礦。這個地方才開始有了定居的理由。
礦迅速為這裡召集了足夠的人，和礦的親近程度，也成了這裡現成的等級。王海洲17歲當上了法庫縣臥牛石煤礦的護礦隊員，他剛到來時，這裡是標準的礦區：小礦廠，堆積的煤炭，飄散的煤灰，和是四周的孤寂。
地底的礦一點點被挖掘出來，礦區開始一點點滋長，這裡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和這片土地一起生長的感覺。」現實到護礦工，然後是新組建的鐵法礦務局煤礦學校的警衛，1962年12月，王海洲調任鐵法礦務局保衛處。
抵達這個位置，對當時的王海洲來說，應該是他此前期望的滿意狀態了：每天就是巡邏如同自己家一般的廠區、調解些糾紛，維持些秩序，在已經大到足夠抵禦荒漠嚴寒的廠區里，過著體面卻也相對安靜的生活。
他沒想到的是，自己腳底下的礦區突然迅速擴產，隨之，地面上集聚的人越來越多。一個時間段里，到處有拖家帶口的人不知道從哪冒出來，聚集到主礦區來，分散到分礦區去。許多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為一個村、一個鎮、一座小型城市的規模。
那還是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們信任大膽的改變和創新，也殘留著對大躍進式的突擊的眷念，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催生出熱血沸騰的造城運動。
1981年，國務院宣布批准鐵法在原來的礦區基礎上建市。從政府的建制上，正式確認發生在這裡的巨變。
政府的承認，意味著質變的開始。從一個礦產生產區，到被政府正式確定為行政區。從一個採礦隊的帳篷區，到一座擁有生活的城市。這意味著：被迅速建造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座座建築，還有這個地方的政府機構，以及，人的生活。
仿佛是一夜發芽的作物，在王海洲熟悉的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冒出了正在不斷攀爬的鋼筋，然後長成了水泥柱，最終長成一座座房子。現在的鐵法市，看上去像是活在那段歷史裡：城市中心佇立著兩個巨大地火電廠汽輪機冷卻塔，白色的水蒸氣不停地飄散出來，灑在旁邊連片的住宅上。城裡的住宅大都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營廠的風格。樓體上沒有一點粉刷，是最原始的水泥色——當初這座城市建得太快。根本沒有人花心思去注意美觀，也沒有人關心電廠不應該蓋在城市內部，只是順著一個個廠礦，生長出了一片城市。
自己曾經熟悉的礦區被粗暴的發展瓦解了，被席捲其中的人一度為此亢奮，但也隱隱的不安。
—切都顯得那麼熱火朝天，卻也顯得有些粗製濫造。而且粗製濫造的不僅是建築，還有和這—座座建築配套的角色。除了做原有工作的礦工，這裡的人一個個都要突然迎接自己很陌生的角色。有一段時間，這裡的人會錯覺，自已是臨時被要求上場扮演某個角色的演員。食品局局長、卡車隊領班、法院的審判員……在一段時間裡，彼此見而會規規矩矩地連名帶姓.叫喚彼此的職務名稱。
當白己看護的廠區變成城市，王海洲一度不清楚自己能找到如何的位置。畢竟一個
礦的保全和—個社會的治安，無論從具體的管理事務還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上，都應該是截然不同的。
公安組織是政府在一個地區最直接的管理的手，政府是考慮過，調別的地方科班出身的警察幹部來擔任領導工作，但正因為這個新的縣級市是因礦而建，所有收入都來自礦區，新組建的市政警局無錢無人，而王海洲所在的礦務局保衛科資金充足、兵強馬壯。政府一個拍板，最終，王海洲這個原來的保全處處長，就被時局莫名其妙地推上了這個位置。
王海洲出任的職務，體制上給予的正式的名稱是：鐵法礦務局公安處副處長，兼任鐵法市警局副局長——這兩個稱謂，也燒錄了從「礦」轉「市」的過度。
自己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地方，突然變成了一個大工地，而且自己還領著一塊必須迅速完成的「工地」——他奔走著到處物色人，希冀迅速組建這一整個地區的公安部門。首先是鐵法市所在的鐵法與調兵山兩鎮，然後是曉楠等鎮——雖然在那些地方，別說警局，甚至連政府大樓還沒建立。
對於被突然安上的這個角色，王海洲想到的辦法是儘可能附和已經建立的規範。他開始到各個專業成熟的市局學習一個合適的警局局長該有的能力和談吐。在找人方面，王海洲也更傾向於警校出身的人。然而，這裡迅速聚攏的人雖然多，大部分卻還是依附著礦區生產線的各類工人。
就在王海洲到處找人的時候，初來乍到的王立軍還在享受著他新鮮的城鎮生活。
王立軍應該感謝這個突然掀起的造城計劃，正因為這個計劃，這片土地打開了接納更多人的機會，讓他能最終通過岳父的關係，到新組建的食品廠謀到一個職位。
知道正式報到後，王立軍才知道，自己正式的工作室食品廠的搬運工。對一切的好奇和熱情幫助了他，他沒有像當地人一樣，眼饞著其他機構迅速擴展開的其他職位，而三心二意耽於工作。他成為了這群裝卸工中最積極的一個，有活搶著干，閒時就找司機套近乎。過了一個多月，王立軍在這些司機的調教下也開起了貨車。
食品局在物資缺乏的礦區，是一個重要也受歡迎的部門，特別是運載食物的司機，可以在不違反大原則下，決定先把哪些稀缺的物資分配給誰。在那個時候，人心被這迅速膨脹的機構催發得格外急躁，這個從鄉來的小伙子，反而因為淳樸和「不諳世事」變得格外突出。他不像其他司機，試圖通過這一特權交換另外的的利益，而樂於用它來交友。他迅速成為貨車隊最受歡迎的司機，領導因此決定讓他把食品送去給政府部門。這個職務，讓他在鐵法半年不到，就鋪開了自己的關係網，其中包括時任鐵保礦務局的紀委書記周雪琴等一撥人。最終在他人生中起到作用的，就是周雪琴：他知道王海洲正在找人。
王海洲後來和人描述過，他第一次見到王立軍時的樣子：身材精瘦硬挺，看得出事意志力和企圖心雕塑出來的身體。卻因為長著一副圓臉，笑起來看上去很憨厚、親切。
憨厚、親切，這是出身貧苦家庭的王海洲覺得親近的性格，而強烈的事業心，則是他看中的優點。他認為：這樣的年輕人因為心性，會成長為不錯的人。
時隔30年，王海洲和GQ記者說，他意識到那個著急的年代，註定會搭建出一個粗造的框架，而迅速展開的框架，會激發一些人不合常理的升職欲望。作為其中一個框架的搭建者，他擔心自己也會因為著急對人看走眼。他當時首選，是那些本來已經「規範」的人，他曾經向周邊縣市的幹警以優厚的待遇發出邀請，他覺得這些人能帶來的，其實已經和土地相處過一段時間的這個體制產生的「政治文明」。然而，終究沒有人願意來到這個蠻荒之地。
最低的底線，王海洲開始考慮退伍兵出身的人——他相信這些人經歷過的另外一些「規範」化的訓練。更重要的，他只能倚重對人心性的判斷。所以雖然這個讓他留下好印象的食品局的年輕司機，並不符合當時他招考公安人員的標準，他最終同意讓這小伙子來試試。
他不曾想到的是，20年後，正是這個當時他親手挑選的「外地人」，最終把他投入了監獄。
2、「可以出成績」的地方
站在已知的結局回頭看，王海洲可能還是得承認，重來一次，王立軍依然會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他當時最喜歡的下屬。
剛來試用的第三天，夜間出警，大家約著進飯店吃點東西，王立軍說什麼都不去。買瓶汽水，買個麵包，坐在馬路牙子上自己啃了起來。
第一次領王立軍來家裡吃飯，這小伙子緊張得筷子都很少動。第二次來的時候，王立軍就提著他自己猜測的王海洲夫婦可能喜歡的菜.還毫不客氣地，自己挽起袖子就下廚房。這個小伙子身上帶著小地方人的淳樸。對比著那些整天踏破王海洲家門，不斷打聽、算計各種擴張帶來的新職位的「老相識」，更顯得可貴。
至今王海洲還認定，王立軍對他的關心是真摯的，要不怎麼能體會到他那麼細小的需求。王立軍變著法子給他們兩口子做菜，見他們頸椎不太好，還自己跑去學了—套按摩的方法。玩笑開著開著，王立軍就叫上了王海洲乾爹，而王海洲也樂於這樣的關係。
那段日子裡，王立軍還做了件王海洲特別認可的事情。這個沒出過遠門的人，趁著假期，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自己一個人跑到北京。同樣就買瓶汽水，—個麵包，坐在馬路牙子上，看北京的交警怎麼比划動作。然後回到鐵法，興高采烈地和王海洲比劃。
王立軍試圖規範化的努力，讓王海洲很激動。他最終招來的幹警科班出身的不多，「規範化」的問題成了王海洲的—個任務。
留給王海洲的時間確實夠緊，除了鐵法市駐地，其他地方也必須開始組建派出所。因為這完全是一次突擊，所以可以不需要走太多規範的程序。雖然王海洲才走上正式的領導崗位沒多久，但他必須在各個關鍵點上迅速布好自己信任的人。
王海洲就像是一個剛學習如何下棋的人，卻被要求，馬上挑戰—盤快棋。
從認可王立軍，到派王立軍前往曉南鎮，這個決定沒龍王海洲很多時間。在當時，他自己覺得走了—步準確的棋。直到30年後，王海洲才向GQ記者承認「我終究還是選錯了人」。但如果當時讓他重新選擇，王海洲確實也一時想不到人選。「有時候別高估人選擇的空間。時局才是最終的選擇者。」
曉南的建造比—般礦區更為粗糙。為了尋找到平地，曉南建鎮的地方距離曉南礦有6-7里地，連砂石路都很少。早上6點半上礦，礦工—般5點就要起床，下午4點左右收工，沒
有任何娛樂方式，—些工人會主動加班多掙些錢，周末的時候也有不少人自願上礦。他們
寧願面對辛勞和危險，都不願意一個人回家面對無邊的孤獨和無聊。
更為欠缺考慮的—點是，在—個地方建立一個礦吸引大量的男性工人.一般就會建立—個紡織廠，安排些女性工人，以平衡—個地方的生態。曉南鎮—直只有礦廣，無處宣洩的欲望，讓這個地方一度對女性來說非常危險，這讓成家的礦工在當時連家屬都不敢帶。
也是在那幾年，撫順的煤礦突然黃了，兩三千個礦工被政府安置到曉南來，—些素質較高的知青藉機離開，臨時補充進來的新礦工很多是遊民地賴。曉南因此成為王海洲最著急完成派出所編制的地方。
王立軍—開始確實成為「最對」的人。王立軍的職務是副所長，當時他的直屬領導、派出所所長汪潤元，退休後定最終定居在曉南鎮。他記得那時候的王立軍28歲，而他自己48歲。這對老少配，在鐵嶺的警局里成了眾人覺得新鮮的搭配。
「當時誰只要見他—面，就馬上知道，他肯定是未來之星。」汪潤元直到如今，依然這麼覺得。「做事賣力氣、辦案賣力氣、待人賣力氣」。在汪潤元的描述中，當時王立軍熱切地喜歡自己的職位，完美主義地要求自己的工作。王立軍到了後，開始組織警察晚上執勤露崗，但他總是不放心，不是自己的班，也是—早一晚巡邏—遍才走。—開始他還特別願意站在路邊和眾人揮手微笑。在汪潤元描述中，王立軍有著來自農村的淳樸。連到底下村兒里走，都不在那兒吃飯，多遠都趕回派出所吃，「我呆了7年半沒在底下吃過—頓飯。王立軍也是那麼做的」。
然而，這麼一個因劇變而無序的地方，僅僅靠溫和的「監督」似乎是不夠的。曉南鎮的紀委書記張紅軍記得，曉南鎮當時「小偷太多了，煤棚、大蔥、木頭什麼都偷，農民到鎮上賣雞蛋，上來—群入圍著挑雞蛋，一會兒工夫人一散雞蛋都給摸沒了。打仗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發生，那時候小流氓們喝完灑就打仗，很多人都以打仗為榮，雙方找來20、30個人，菜刀棍子全都用上，警察在旁邊鳴槍都沒用」。
最糟的事情發生了，警察王濤在1983年被刺死，在同年案件就告破：是3個心氣很高的年輕礦工，喝酒後鬧事的錯手。3個罪犯同年年底被槍斃。
不知道是管理所需，還是出於對同事犧牲的憤怒，抑或是自己幼時生存經驗的驅使，王立軍開始選擇比「治安」更「強勢」一點的管理方式。
殘留在曉南人印象中的王立軍很喜歡抓人「頂牆」——被抓到派出所門口，頭頂牆壁站幾個小時。打架鬥毆抓、走路不沿著線走抓，廠服的扣子沒完全扣好，包括初中生小學生打架，都會抓。很多人都記得，派出所門口都有不少人罰站，—天十幾個。慢慢地，開始演變到打人：路上抽查，沒有身份證，劈頭一頓打，往拘留所押。
這種方法好的地方在於，「嚇住了不少人，慢慢地誰都不敢亂動。」「但是到後來.沒有人鬧事了，他—天總要尋些理由找一兩個人打—下，他似乎對打人上癮，誰見他就躲。」
王立軍曾得意地和同事說，他找到了超越王海洲而且更適合這種地方的管理辦法。或許也是在這一刻，他覺得非科班出身的王海洲終究不是典範，他應該自己探索警察各種規範的標準。
他自己設計警服.設計走路、說話的方式——有許多人目睹他一個人在辦公室里，刻苦地練習。他還開始帶上墨鏡、穿上風衣，甚至開始改裝警車——可以看得出，這些範例都來自於當時熱播的香港電影。
王立軍到曉南鎮沒多久，很多人就逐漸意識到，曉南鎮其實是「可以出成績的地方」。
曉南是這些新開的礦中.發展最快的。在當時整個國家策略上，礦是「國家新—輪跨越」的關鍵，遼寧作為煤炭大省是重中之重，鐵法作為因礦而設的市，具有標杆意義。再來，作為撫順煤礦的接收單位，曉南礦還是為國家作貢獻的地方。當時中國的—些礦區已經枯竭，如何做好枯礦地區人員的分流和安置，是國家的—個重要課題。
據不完全統計，省、市、國家各級領導，在1983年這一年，就考察這個小鎮將近十次。也是在那幾年，曉南礦礦長閻興國被評為中國煤炭工業優秀企業家——金鐘獎獲得者，而曉南幼兒園園長被評為中國十佳教育工作者。
1983年曉南警察王濤的犧牲，作為當時僅有的—例警察犧牲的故事，震驚了社會和公安部門。但如果這個故事往下的發展是這樣的情節—一當地警察迎難而上，在多少年之內讓這個地方煥然—新——那將是整個公安系統最樂見的「政績」。
然而，可以出成績和確實出了成績還是有差距的，如何填補這個差距。王立軍最終選擇了—個辦法：他向自己的領導王海洲匯報，在曉南鎮三年，他「先後抓了犯罪分子1600人」——這個數據超過了鐵法市其它地區拘捕的犯罪分子的總和。
王立軍後來還反覆和媒體很高興地強調這個數據，他對這個數據心安理得：每天我都抓那麼多人去頂牆，前後算起來是有這麼多人。至於這些人算不算是犯罪分子，需不需要給他們人生的履歷掛上這樣的標識，王立軍覺得，應該「從嚴處理」。看到這個數據，王海洲著實吃了—驚。在他理解中，這不是王立軍的造假，而是他的彪。「他總把—切做得過了」。
3、被需要的成績
「抓捕犯罪分子1600人」，這個讓人驚訝的數據，對當時的王海洲應該是個非常大的誘惑。
一旦進入一個新的規則，總身不由己要被規則的各種力量推著走。同僚對這個新區、新公安部門或許沒有想像總的質疑，但在鐵法，許多被推上新位置的人，總需要一次明晰的成績來安撫自己。
1983年，作為縣一級的警局主管者，王海洲再次收到從上面傳達下來的「嚴打」的通知。中央領導有著從整個社會發展高度上的判斷：文革結束的後遺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筆打砸搶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伙犯罪分子。十年動亂砸爛公檢法，導致很多人蔑視法律，威脅襲擊公安與幹部事件時有發生。而「自從1979年刑法生效，打擊惡性犯罪成為了當時很長一段的主旋律」。
在王立軍把數據報上來前，這個政策確實會讓人比較發愁。特別對王海洲，他在廠礦多年，總是有各種人情世故的關係，身處這樣的執法部門，當然誰都想立功，但「想著，把人抓了、掛了罪名了，記入檔案不說，甚至有可能突然因為要樹典型，被判了刑或者槍斃」。王立軍這個外地人反而沒包袱。
「抓捕了1600個犯罪分子」，王海洲知道，這在—開始只有三千多人的曉南鎮，絕對是「不可思議」的數字。但他最終往上匯報了這個數據。
讓王海洲自我安慰的一點是，王立軍確實為曉南鎮做出讓人滿意的功勞，連曉南鎮政府和礦區，都因此特意建了棟大樓給曉南鎮派出所。
顯然，需要這個數據的，不僅僅作為縣級公安機構領導的王海洲，還有「更上面的人」。當王海洲把這個數據納入自己的總結，向上匯報，就如同在化學藥劑里投放了催化劑一般，迅速在自己所處的體制產生巨大的反響。
1990年11月22日，因為這個「突出的成績」，遼寧省公安廳廳長帶領全省及市、縣、警局局長到曉南派出所視察。視察極為隆重，這讓整個鐵法警局非常激動，這個臨時搭建的「班子」，因為曉南鎮派出所，似乎成了超過其他同僚的示範地區。王海洲和王立軍沒有想到的還有，省廳後來把這次視察向時任公安部部長的領導做了報告，在之後不久，公安部部長親自視察了曉南派出所。當時吸引來的還有主管公安部宣傳工作的另一領導。
這個數據點燃了本來就積攢在這個地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僅僅有數據顯然是不夠的。按照公安部的規定：公安新聞具有宣傳性和新聞性。從宣傳性角度來說.「嚴打之後，要總結成績，一個好辦法就是要有人的故事。」一個時任某中央媒體公安線記者的知情者對GQ記者說。
或許算是對得意門生的獎勵，對王立軍沒有任何提防之心的王海洲，倉促間把這個機會給了他。
關於那次採訪，遼寧日報高級記者趙先芝在自傳里寫到：「1990年11月10日，我去鐵
法市採訪曉南公安派出所所長王立軍，採訪很順利，苦寫二天二夜，終於寫成了6000多字的通訊……這還是我的稿件唯一一次在遼報上連載。王立軍是遼寧警界—位名人，但我認識他時還不太知名。」
而新華社著名攝影記者唐師曾則在一篇文章里寫到，當年他受公安部主管宣傳工作的某領導之託，為公安部政治部微服私訪，尋找「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好警察。經過領導提供的線索，他「湊巧」地來到了曉南鎮，發現，並拍攝採訪了王立軍。
在趙先芝的報導里，可以看出王立軍已經很能講述白己的故事：「他有著蒙古族兄弟的熱情豪放，又有著人警察察的機智敏銳;他能駕車，會武術，精拳擊，善柔道;還酷愛書法、繪畫、音樂、文學，並有一定的造詣。當地人都說他是一個文武雙全、愛憎分明的傳奇式人物。一次他力挫宵小，一個人勇鬥二三十個衝擊派出所的流氓。他抓住為首的—個扔向窗戶，頭撞破玻璃卡在窗戶上縮不回來，哇哇直叫;回身又薅住另一個抱住自己脖子的傢伙的頭髮，把那人甩到牆角癱在地上不能動;緊接著又把—個大個子踢下樓去。眨眼工夫他就把最先衝進來的五六個全打趴下，然後叉著腰站在門口大喊一聲：『誰還敢往裡沖?』一時間，把—群流氓全鎮住了。別看王立軍對不法分子狠，毫不留情地狠;可對人民群眾卻是愛，滿腔熱情地愛。當然王立軍也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麼神，那麼『刀槍不入』，受傷時照樣會流血疼痛，有優點也有缺點，有七情六慾，愛妻子，疼孩子，他就是他，只是神聖的『橄欖色』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但又是出色的一員!」
一個曾在鐵嶺擔任記者的知情者告訴GQ記者，在領導和記者即將來視察時，王立軍開始喜歡找當地的文化人吃飯。「就是想和這些文化人討論自己的事跡如何表達才比較精彩。」
不過當時的王立軍的故事，在上面的安排中，只是作為地方的典型代表而已。下來的，還是集體的榮譽。1991年10月21日鐵法市警局曉南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為「全國廉政愛民優秀公安基層單位」。
王立軍知道自己的數據和「事跡」在這這其中的重要性，他曾向別人抱怨，榮譽應該是自己的，只不過自己還是不夠會做材料。他開始讓自己的手下幹警，把公安部的相關規定找出來，一條條研究。
據公安部《獎勵條令》第十一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個人，應當給予獎勵：
(1)在同犯罪分子作鬥爭中，英勇頑強，機智果敢，不怕艱苦，不怕犧牲，表現突出者。
(2)在維護社會治安，處置突發事件，預防和制止違法犯罪活動中，作出顯著成績的。
(3)在搶險救災和預防治安災害事故中，不畏艱險，捨生忘死，保護公共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有顯著成績的。
(4)在教學、科研理論研究工作中，有發明創造、技術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議，理論研究有重要成果，為加強公安現代化建設作出突出貢獻的。
……
這十一條細緻的要求，無疑勾勒出—個好警察的標準。但是，這些標準的描述，往往比較精神化，很難量化比較，所以落實到實際評選中，反而變成了：條件要越全越好。
一個明顯的變化是，王立軍變得「興趣很廣泛」，他喜歡「和文化工作者交流」，並開始主動記錄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把自己設計的臀服、執勤用的警務遮陽傘當作創作發明寫進自己的報告總結，還特意讓當地的記者同志幫忙講述自己如何文明執法，愛護老百姓，救濟貧困兒童的故事。
那時候的王海洲，則更是把王立軍當作自己的得意門生，依然像家人一樣歡迎王立軍來家裡吃飯，策劃著兩家人集體去旅遊。他唯—感覺到的，只是王立軍似乎突然對文化很感興趣。
4、 「遊戲規則」
大明鎮的商家還記得，曾經他們家家戶戶的窗口必須擺上一盆花，而且花必須養得很精神，沒有就要挨打—一這是派出所所長王立軍的要求;他會派底下的幹警不定期突擊檢查。
他是個很注重形象的人——這是時任大明鎮派出所所長王立軍留在田寶珩心中的第一印象。
田寶珩一度很得意，白己從王立軍處獲得的禮遇。「有一次在大街上，我看到—幫警察站在路口查身份證，到我了，我正要往大衣兜里拿，結果一隻帶著戴手套的手把我按住了，說這是田老師，不用查。我抬頭—看，是王立軍。我正要走，後面一個年輕人因為沒帶身份證被一個警察甩了一巴掌，就要往派出所押，我說那是我的學生，王立軍看了看我，擺擺手，那就讓他過吧。」
這樣的小恩惠，滿足了在小地方被忽視的知識分子內心的驕傲感。只是後來他發覺，自己並不是特例。總有一些記者來這裡打麻將，田寶珩總可以看到，王立軍圍前圍後，點菸倒茶。
田寶珩記得有一次這些同行彼此相互取笑起來，老張問老李，你說王立軍別人稱為王青天，這你聽誰說，你也敢寫。老李回老張，那你說他一個人搏鬥二十多個，哪隻眼睛看到啦。也有人偷偷說，他們曾看過王立軍裸上身，「哪有他自己說的二十幾個刀傷?」
但是，這群寫作者還是樂於享受這樣的待遇——有當地最強勢的人討好，可以時時凸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地位。
1991年，作為對王立軍在曉南工作的肯定，王立軍調任大明鎮派出所所長。大明鎮是鐵法市區外的文化中心，也是他當年工作的食品廠的所在地。
這次升遷雖然是好事，但如果離開曉南鎮，他消無聲息了，那當時的成績其實是曉南鎮的成績，和他無關。如果他離開曉南鎮，曉南並沒有更新的消息，而他在聲勢上甚至比以前更甚，就會讓人覺得，以前曉南的成績也是他的。
據田寶珩的描述，當時王立軍主導的派出所經常打人。一天打個三四撥人。「具體事兒我不清楚，反正天天看著他打人」。「我還看過，甚至兩個警察把一個小伙子的兩個胳膊，死死踩趴在地上，然後用腳踢腦袋」。對於一些不能打的小孩，王立軍則用一些精神暴力的辦法，「每個人交往罰款，然後脖子上都掛大牌子，弄得像文革似的」。
這種強勢確實帶來了安寧的社會環境。1986年大明鎮大明村黨總支委員會被評為遼寧省先進黨總支。
按照田寶珩的說法，當時的大名是個很土、很淳樸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警察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而上面的領導給予這個新組建的市，是一些基本的架構：必須有警察局、有稅務局、有文化局……，但每個局的管理範圍和行政權力有哪些邊界，當時並沒有太多的釐清，結果，就交由地方自我的實際情況來塑造了。
在王立軍的統領下，當時的警局幾乎無所不為。田寶珩記得這麼一個事情，當地稅務局局長邀請他來做稅務局一些文化標語的布置，他正在和稅務局長說話間，王立軍管轄的兩個警察突然闖進來，很不禮貌地直接宣布，「下午我們派出所要用你的會議室，趕緊整理出來」。氣得稅務局長手直哆嗦。
與曉南不同的是，大明商業更發達，很早就有了舞廳、撞球廳、錄影放映室、浴池。王立軍到大明後，每天晚上對舞廳進行突擊檢查，要所有人出示身份證，沒有身份證的就要被押往派出所罰款，很快就沒有人去舞廳了。舞廳沒人去了，就開始查撞球場。當地人玩完撞球有時會賭輸贏，叫「掛杆兒」，王立軍到處封。
王立軍到任一個月後，鎮上幾乎所有娛樂活動都停止了，每天傍晚開始小鎮就好像宵禁了一樣。從混亂的繁華變成了一片蕭索，王立軍只保留了一個文化官，可以舉行一些官方娛樂活動。
清理完這些娛樂場所，王立軍開始「整頓」商戶。王立軍特意請了一些退休的老頭老太太做幫辦，「無論去到哪家店，有哪裡讓你不滿意，就去找我說」，然後王立軍就立馬帶人來罰款。「大明這個小街不太長，也就是500米不到。他有一次一口氣查封了18家。」
整頓完商戶，王立軍又開始要求每家商鋪無論多小，都得安報警器，一個報警器近400塊錢，當年400塊錢，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工三、四個月的工資。
客觀來說，王立軍安裝報警器，在某些程度上，是改變治安管理辦法的一個大膽嘗試。他曾把當地的媒體邀請去看所有報警器串聯起來的樣子，任何一個地方發生事件了，一按報警器，派出所里的地圖就照示出具體的位置。這在當時整個中國的警務管理系統中，是非常先進的嘗試。
但是，罰的款哪兒去了?鎮裡的人曾私底下議論這個事情。有人發現，王立軍總要往郵局跑，每次都是大包大包地往北京、瀋陽寄東西。眾人因此判斷，估計是打點那些因來視察而認識的領導的。
不小三年，大明鎮派出所突然自己建了一棟大樓，造價60多萬。「主體樓都是我設計的，我喜歡草原上的鷹，所以是鷹的造型。」王立軍說。
這個事情讓王立軍再次在公安界震撼了一下，大樓成為因為受民眾擁戴，而第一棟自發發捐建而成的警局辦公大樓，再次迎來了一撥視察高潮。當時同在鐵嶺當派出所所長的某知情者，卻記得當時同僚的不服氣：「王立軍在報導台上說，這些錢多少是掃黑罰款的，多少是民眾捐的，有人在下面嚷嚷，掃黑生意鏈，看來是個發明。」
這些陪同領導視察的同僚進到新派出所大樓，才發覺王立軍再次震撼了他們。整整一層樓，展示著電鍋、水瓢等大量贓物，據王立軍的說法，這些都是他們抓捕小偷和強盜的戰利品。「我們瞧著就懷疑，這麼個地方，被偷被搶的哪有那麼多東西，但是難得下基層的省廳領導，卻被這個陣勢給忽悠了，連聲說這挺好，大家只能又一片掌聲。」
「他是一個作秀天才，有一次領導要來視察，大明突擊修了幾崗樓，凡是胡同口全修上治安崗樓。等領導視察完，這個崗樓一天也沒用，完了就找人拆了」。而關於那些所謂贓物，王寶珩也有抱怨：「我去看那個展，發現電鍋是其中—個警察小趙家的，我笑話他，怎麼你家的東西成贓物了，小趙說，王所動員大家借，我只好連水瓢都拿來了。」
曾在當地黨報工作的人，做年底整理的時候發現，王立軍成了整個鐵嶺地區新聞最多的警察，而且，把這些新聞規整一下，居然很均勻地對應公安部那十一條標準——他顯然是規則細膩、準確的把握者。
5、「彎道超車」
在王海洲的家裡，曾保存著厚厚一疊照片：有和王立軍一家去旅遊的，有他來拜壽的，有日常打赤膊吃東西的照片……不過那些照片都是拍攝於王立軍「到北京深造之前」。
王立軍調到大明鎮後做的種種，公安系統里的人都隱隱察覺到和上級評選標準的呼應。有人曾向王海洲分析，猜想王立軍是否有「彎道超車」的野心。
有旁觀者察覺到王海洲當時的惴惴不安，這可能來自於「王海洲感覺得到王立軍某些方面比他更適合目前這個體制」。除了敢於用鐵腕造出事跡來，王立軍還特別敢花錢，給人特別慷慨的感覺。逢年過節，重要的人一個沒掉過，誰也搞不明白他的錢哪來。再有，王立軍特別適應這個體制最重要的一個戰場——飯局。他在飯局上總是異常活躍，又善於自嘲，對外界信息接觸得很快，新詞，新概念，立刻領會，再轉達，所有人聽了會覺得很新鮮，很佩服。
許多領導來視察，即使再認真聽取工作，終只能是蜻蜓點水，飯局上的表現，成了幹部們表現的關鍵。
王海洲最終只是叮囑王立軍要收斂一些。當時的王立軍，無論走到哪，總要帶著記者，不僅自己帶墨鏡，還擅自改了警服，改了警車，把耍帥的風衣當做正式的穿著。這些在王海洲看來，都是不符合規範的事情，而且「嚴格意義上都是違法的」。
「他來家裡吃飯的時候，我批評過幾次。但後來想想，雖然過火，但他畢竟是我的手下，他犯錯，等於我犯錯，他的功勞也就是我的功勞，所有也就不追究了，這是我的私心，是我的錯。」王海洲說。
在「靠一己之力給大名派出所建了棟大樓」後，王立軍還曾直接模仿王海州的筆跡簽逮捕令。那一次王海洲本想好好修理一下他，但剛罵了句你「他媽的小子膽子太大了」，王立軍就嘻嘻笑。這事兒就過去了。
王海洲一直認定一點：他和王立軍是捆綁在一起的。曉南也好，大明也好，同樣是鐵法下屬的。何況，王海洲還是信任、依賴王立軍的「彪」，因為他自己的猶豫，似乎沒有什麼亮眼的成績，反而王立軍在曉南鎮彪出來的「成績」，讓王海洲因此獲得三等功。
這些年對王海洲來說，發展並不如預期。辛辛苦苦參與組建了這個地區的公安部門，只有1986年12月，獲鐵法礦務局先進工作者。王海洲必須攢足更多的榮譽，才能獲得提升。
王海洲曾把這樣的願望，和王立軍說過。其實，王立軍當時確實也在準備材料，只不過，不是為了王海洲，而是為了他瞞住王海洲的一個事情：上級領導視察曉南留下了許多機會，其中一個，就是全國十大警察的評選。
根據目前依然公開的材料，「中國十大傑出警察的評選是公安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光明日報社、經濟日報社、法制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人民公安報社等9家新聞單位聯合舉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