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樣的環境下，楊鋒也意識到自己早晚要做選擇的。他不可能再假裝自己跟王立軍沒關係了，最安全的辦法只有投靠王立軍，第一個代價，就是當時很多人在做的：把自己工作里的功勞都歸給王立軍。
楊鋒明白，王立軍身處的利益鏈條：他因為格外的政績，所以成了明星，因為成了明星，必須再多點政績。如果他想一直維持明星的位置，他必須總能出格外的成績。所以某種意義上說，王立軍自己也被綁架了。
事實上當時市局派出所已經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案子要破的最後一刻，必須通知王立軍。王立軍會帶著攝影師來，在鏡頭前做完部署才能行動。然後經過這一程序，最後的成績，「主要還是王立軍的」。
現在在楊鋒的家裡，還有幾本鐵嶺警局自己編印出版的讀物，裡面讚頌了楊鋒整治村匪惡霸和破獲鐵嶺市孕婦碎屍案的過程。楊鋒自信是個業務的好手，所以他格外珍惜這些成績。「如果同樣宣傳，咱不比王立軍差。」
1996年5月，吉林省吉林市三個歹徒劫持了一輛計程車，殺害了司機後拋屍在玉米地中，用泥巴糊住車牌開車逃竄到遼寧省。路過鐵嶺時，楊鋒轄區內的村民發現了這台形跡可疑的捷達車，楊鋒接到舉報後—路追到瀋陽境內，從後備箱的血跡追查到了殺人事實，破獲了這樁很可能變成無頭案的殺人案件。
這只是楊鋒破獲的一個平常的案件，但因為牽涉到跨省，楊鋒判斷「必然會被特殊對待」。楊鋒是考慮過，是否如同其他同事一樣，向王立軍匯報。他只是遲疑了下，就已然收到吉林警方的感謝函，吉林相關負責的分局局長因為此案的破獲，也被提拔為市公安的副局長。
然而，恰恰在這時候，王立軍正在吉林做「事跡報告」。當即，王立軍打來電話，表示異常的憤怒。
楊鋒也是時常會想，如果當時他向王立軍賣個功，對方會有多高興，他相信王立軍會當著吉林警方的面宣稱這個案子有多少是自己的功勞，回來又會為楊鋒的仕途帶來什麼樣好處——「恐怕刑警支隊弄個副隊長也沒問題。」
但是楊鋒還是做不了這個「交易」：「我們吃銀州分局飯，不能越級把功勞賣給王立軍呀，那局裡300多幹警大伙兒不得罵我：這小子投靠王立軍了——那我的名譽就不行了。」
楊鋒坦承，當時的處境讓他已經無法高傲地和這個副局長抗衡，他實在做不出成績上贈與這樣的妥協，只能嘗試以其他的方式和王立軍親近。
在被免職的前三天，省公安廳刑事偵查總隊副政委到鐵嶺市警局視察時，飯局上叫上了老戰友楊鋒。楊鋒自己平時不喝酒，半瓶啤酒就倒了，但看著王立軍，思量了半天，最後還是硬著頭皮舉著酒盅過去找他套近乎，「將來我年齡越來越大了，不能在派出所干一輩子，今後我上你刑警支隊干怎麼樣?」王立軍爽快地答應他，當著領導和戰友的面，一口氣把自己的酒喝乾。
三天後，警局部署全市幹警圍堵兩名殺人犯，市刑警支隊、分局刑警支隊、各派出所三級分別部署了三道崗，楊鋒被派到了城市邊緣的一個橋下，守到了凌晨1點，楊鋒接到通知，所有派出所所長第二天早上8點開會。他數了下蹲防的還有兩名副所長等8個人，因為嚴打連續工作了7天，每天只睡幾個小時，內衣都沒換過，當晚又壞肚子，楊鋒留下了自己的車，重新鞏固了部署，趕緊回家補覺。事後知道，當時還有4名所長做了與他一樣的決定。
就是後半夜補的這一覺，王立軍把他們全部按脫崗處理，哪怕殺人犯當夜已經被成功抓獲了。楊鋒明白，王立軍是藉此推翻底下每個派出所格局。市委領導聽說這件事之後，曾開會研究了補救決議。市政法委書記找楊鋒談話，告訴他取消調離和辭退的決定，可以繼續留在警局，「只是鑑於楊鋒的心臟不太好，休息一段時間就當是養病，等風頭過去了再回去上班」。然而楊鋒等了很久，沒有等到復職的通知，反而直接聽到王立軍宣布辭退他的消息。
一向不卑不亢的楊鋒終於沒有了辦法，他找到王立軍，第一次開口懇求，「起碼讓我有口飯吃啊。」王立軍拒絕了這個要求，楊鋒又折中了一下，自己已經滿了30年的年資，實在不行辦理退休，起碼把退休金還給他，王立軍還是說不行。
回來的路上，楊鋒想，或許是體制的意外把王立軍放到這麼一個難受的位置，讓王立軍「病了」，但這種病似乎反過來通過王立軍在體制里擴散開了。無論如何，正是因為每個人的怯懦和投機，才一個個淪陷的。他想，必須為養了自己三十多年的體製做點什麼了。
5、「政治文明」
王子湘一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是錢的問題，但「錢不應該這樣子要的」。
王子湘一度是王立軍在「9·19」掃黑時期的支持者。對他來說，擔任鐵嶺市底下這個經濟最強的縣級市的警局局長，並不需要太和市局的上司打交道。在警局的編制里，市警局對縣市一級並沒有直接管轄權。而開原的經濟一直是整個鐵嶺市的首位，這個有58萬人口的的小城市，根據2012年的排名，處在全國百強縣的第63位。
有獨立的管轄權又有比較好的經濟基礎，王子湘在這個體系里相對超脫。因此，當王立軍轟轟烈烈地發起9·19掃黑的時候，王子湘可以選擇他當時覺得最正確的決定：既然市委領導覺得掃黑是對的，他就支持。後來，當9·19掃黑蔓延到警局內部時，王子湘卻第一個開啟大門接收了些跟王立軍敵對的人。雖然王子湘知道王立軍不會那麼開心，但這種政治需要的柔軟的人情世故，王子湘以為，王立軍應該也能有所理解。
開原的便利之處在於，它離鐵嶺實在太近了，開原的缺點也是這個。
34公里外，王立軍的整頓一直繼續，整頓完市局、整頓完市局直屬的派出所，王立軍突然開始以「掃黃」為名，不與當地公安部門打招呼，帶人闖到轄區各市，大肆罰款。開原因為距離最近，商業又發達，成了王立軍最常光顧的地方。
王子湘後來做過統計，1994年至1996年三年時間內，以抓嫌疑人、抓賭的名義檢查，僅在開原市內罰款就達四、五百萬元，而且絕大多數不給開罰款收據。
知道這位英模明星的作派，其他區縣的局長對王立軍敢怒不敢言，但開原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几次找王子湘表示頭疼，「再這樣下去，開原的服務業都被攪和黃了。」開原對經濟發展有景強大的野心和需求，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原市就招商引資，每—個單位都按人頭下達吸引投資的任務。洗浴城、KTV、行人徒步區等當時新鮮的事物發展得比鐵嶺還要快。—些隔壁區縣有接待事務，經常會捨近求遠，到開原來尋找更高級的餐飲住宿。
王子湘自認為理解王立軍的難處，他所希望做到的，其實只是「有序」，「罰款可以罰，但告訴老百姓規矩是什麼，要不長期下去，經濟活動會被破壞的。」所以他托人向王立軍帶話，如果是需要開展工作的資金，可以—起想辦法商量。
王子湘的示好，並沒有得到王立軍的回覆。王立軍依然不打招呼就突然來罰款。這個副局長就像一個突然闖進來的野蠻人，王子湘有種說不出的惱怒，不止是王立軍這種不規矩，還在於，王立軍完全顛覆了他以前認定的政治規則。
1996年，在召開全省警局長會議時，王子湘拉著一些局長表達了對王立軍越線執法罰款的強烈不滿。最後，領導在會議上做了指令，鐵嶺警局不得擅自到下屬轄區掃黃罰款。雖然做了這樣的投訴，王子湘事後還是試圖通過人去溝通，然而王立軍像沒聽說過指令一樣，到開原的突擊檢查—切照舊。
王立軍的作為完全摧毀了王子湘的行政理念。「體系里肯定會有利益的問題」，但在他看來，「所以學著用看起來最得體的方式解決」。王子湘判定，「王立軍是沒有政治文明的人，他就像是以天才名義跳級插班的學生，缺了實在太多東西，但出於一貫的高姿態完全失去了謙卑學習的機會。」
王子湘還是覺得引導甚至「教育」王立軍是最好的處理辦法。「他需要有人讓他開竅。」他找到當時開原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長，一起和王立軍吃個飯。那個副市長，曾在鐵嶺市警局工作，對王立軍的提拔出了很大的力氣。飯局上，副市長說，給我一個面子，今後不用下來掃黃了，罰款太多開原的經濟沒法搞。如果有什麼需要可以—起商量。王子湘緊跟著接茬，全省警局長已經明確了要求，不讓這麼搞了。他們還沒說完，王立軍就直接打斷：省里的陳書記在全省公安文明建設會上要求，各地都必須加強掃黃掃黑工作……。
王子湘終於沒有按捺住：「王立軍你今後要是還來開原的酒店，我連人和車都給你扣住，讓領導過來領。」王立軍一下子愣住了，所有人都停下來，沒有人想到會出現這樣針鋒相對的局面。王立軍起身拿了自己皮包，摔門而出。
王立軍從此沒有再來開原罰過款，鐵嶺市的一些同事給王子湘傳話，大呼過癮，說他守住了「最後的陣地」。
然而王子湘參加鐵嶺警局長會，在場其他的中層幹部沒有一個人敢跟他寒暄。開會的時候王子湘「目視前方，不跟任何人有視線的接觸，散會後直接出門，不參與午飯，以避免發生麻煩」。一次省里開會，按照縣區劃分，鐵嶺這一組應該是兩人一個房間，沒有人敢跟王子湘分配到一間。
因為9.19王立軍早已經被傳說得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王子湘下班之後立刻回家，不打麻將，不去洗浴中心，連普通的澡堂也不去，「我當時想著，不能給王立軍留下任何把柄」。「和君子吵架不怕，和野蠻人吵架我卻不擅長。」
開原溜冰場曾經有起打架事件，一名轉業武警在鬥毆中死亡。此事已經經過警局、法院、檢察院偵查審理結案。就在王子湘惴惴不安地等著可能的報復時，王立軍聽說在打架當天，王子湘16歲的兒子王瑞正在樓上一層玩旱冰，就重新翻出這樁舊案，把罪名安在了王瑞頭上。緊接著，又以查獲一支獵槍為由，抓捕了王子湘的弟弟王子軍。
以這種造假的方式動到自己的至親，這是王子湘想像不到的。他正忙著收集證據想反過來告王立軍，自己卻也被雙規了——王立軍多次向中紀委和遼寧省紀委告發，王子湘有高息非法融資、干涉法院死刑判決、非法走私汽車等15個問題。
鐵嶺市紀委組成調查組，調查了王立軍所指證的所有罪名，最後一一證偽，擬好證明王子湘清白的公函後，需要讓王立軍簽字，王立軍拒絕簽字。王子湘因此又被調查了一段時間。
在衝突最尖銳的時候，王子湘經常做同一個噩夢，自己跟王立軍終於發生了槍戰，但是子彈一直噼里啪啦往自己的腳後跟掉，怎麼也打不出去，著急得不行。「這個體制怎麼讓這麼一個野蠻人躥到這個位置」，王子湘有說不出的焦慮：「這個地方的政治文明，已經被王立軍弄得如同回到原始森林了。」
【沉浮錄四】逢凶化吉
1、「都是假的」
這是一個信號。
1997年，以王立軍為原型的電視劇《鐵血警魂》籌劃開拍，導演巴特爾率領整個劇組來到鐵嶺，卻突然接到省公安廳的—紙通知：「建議不要拍攝此劇。「如果一定要拍，也希望不要在遼寧拍攝。」
還在市警局刑事偵查大隊副隊長任上的計連科早早就感覺到，1997年之後，王立軍心神不寧。他不太關心辦案抓人進行得如何，每天行蹤不定。唯—忙活的，還是媒體和宣傳。來自省里甚至是北京的記者與作家越來越多，王立軍對這些入似乎越發重視，出去接個記者，一路上王立軍要來電話關心幾次。每天囑咐管檔案的科員，只要是登了他報導的報紙雜誌，都要入他的檔案。
從1994年調任鐵嶺市警局副局長，王立軍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待了3年，按照此前的升職速度，他似乎準備被提升當警局長了。然而，王立軍接任的形勢越發不明朗：9.19掃黑結束，支持掃黑的市委書記已經升遷離開了鐵嶺，警局局長陳泰寶變成了黨委書記，填補局長空缺的，是突然從遼陽調來的王振興。
最讓王立軍意外的是，王海洲突然在1995年，從鐵嶺市交警支隊長升成了副局長，而且同年12月又被任命為警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位置相當於二把手。
這證明了此前的猜測：許多領導對他有所顧慮了。王海洲這個王立軍曾以為已經在彎道超車甩在身後的「乾爹」，突然成了他當局長最直接的競爭對手。只不過，現在的王海洲，提到王立軍，常常掛在嘴邊的詞已經是「白眼狼」。
這是一次讓王立軍非常挫敗的調整，他既失去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直屬領導的支持，又要面臨對自己知根知底的王海洲。另外，新任命局長的這一結果意味著，他起碼得等到這個局長的任期結束才有機會升遷。
對於這個新領導，王立軍並沒有把握。他刻意缺席王振興上任後開的許多會議，似乎在以這種方式向整個局裡表明，他依然是舉足輕重的。
王子湘很高興這次的人事變動。他和其他幾個深受王立軍跨區罰款困擾的局長向王振興反應問題，王振興當即明確「鐵嶺警局不去各地區掃黃罰款，如有特殊情況跟各地警局打招呼」並直接把這個結論，寫進工作紀要里。
不過這種高興也是有限的，王振興局長在一些層面上確實不是很喜歡王立軍。開會講話，王立軍的發言總充斥著新名詞、新概念。有次王立軍在會上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裝有文化的軍隊是危險的軍隊。」會議結束，局長和旁人打趣：「就屬王立軍最沒文化。」但同時，王振興卻似乎非常欣賞王立軍很彪的那一面。有下面的人反應王立軍太粗暴，王振興局長則回答：有時候太想做好事，容易顯得粗暴。但精神是好的。
王振興曾評價王立軍是鐵嶺警局里的「實幹派」，他需要這樣一個副手幫他在這個新環境裡開展工作。雖然，私下裡，王振興試圖向計連科等下屬的口中探聽王立軍一些出格的行為。
當時整個市局的氣氛，非常暖昧不清。自從王海洲提到市警局副書記開始，關於王海洲會接任警局局長的傳聞—直在流傳。
而王海洲看上去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退讓。有人到警局送一塊寫著「王青天」的匾，王海洲以為是送給他的，直接要跑出去迎接，剛好和—樣跑來迎接的王立軍撞個正著。兩個人就在局裡直接吵起來了。
1996年，遼寧省評選「十大傑出執法者」，王立軍一度已經確定當選，卻突然被暫緩授予榮譽。根據王立軍後來接受過的採訪，他得知的原因是：王海洲曾以鐵嶺警局黨組副書記的身份表態「黨組不同意」。當時，開始有檢查組來鐵嶺對王立軍進行調查，王立軍認定：還是王海洲的作用。
王海洲確實有自己的關係網，他們在鐵法時曾幫助王立軍整理材料樹立他這個典型，如今這套幫助王立軍飛升的宣傳機制似乎開始對抗他了。據計連科回憶「後來本地都不報王立軍了，鐵嶺市里也有類似精神，宣傳部領導都說對王立軍報導得慎重，淨是假的」。
除此之外，主管財務的王海洲開始卡王立軍手下刑警與巡警的撥款。每年應該撥給經費300餘萬元。王海洲每年只給30萬元的辦案經費，還要扣除一些費用。王立軍應酬多，因而開銷相對比較大，對此，王海洲也拒絕給予報銷。據說1996年時，全國統一「嚴打」。鐵嶺市召開各縣區、警局領導會議，有百餘人參加，由警局安排午餐。王海洲說：「只要是王立軍主持會議，那吃飯便是王立軍個人的事兒，花錢由他個人負責，局裡不管。」
省市領導對他的懷疑，局裡不給錢，跨區罰款被限制，甚至連對他的報導也非常謹慎。王立軍格外焦慮。
在王子湘看來，這是他們認可的這個體制正在進行的自我糾錯。「畢竟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而王立軍能做的，是大批大批地搬外地的記者來。外地的記者不明就裡，看著此前連中央級公安媒體都刊登的對王立軍的頌歌，自然樂於添上一筆。然而，越是情況不利，請的外地記者越多，招待的費用越多，這也讓王立軍一度經濟比較困窘。但外地媒體對王立軍的報導，也吹得越來越玄乎。在這些報導里王立軍擅長騎馬射箭，琴棋書畫，能臨摹《清明上河圖》，上過專業警校，參加過內蒙古少年拳擊隊。
壓力之下的王立軍開始失態了。一次跟鐵嶺副市長吃飯，王立軍當著所有人的面，把蘸醬菜的醬碟，連同勺子帶著大醬放進王海洲的襯衫口袋裡。王海洲卻沒有像王立軍期望的那樣發怒，而是在眾目睽睽下和市長笑著說：「你看，立軍跟我開這種玩笑呢。」王海洲後來和GQ記者回憶，他當時非常生氣，但是他知道自己掌握住局勢了，必須有風度。
王立軍請來的外地媒體裡，曾刊登了這樣的報導：「1995年以來，由於王海洲炮製匿名信、誣告信，讓王立軍遭受了4次被調查的『待遇』，有兩次竟被有關部門立案偵查」。「每次，當紀委和辦案單位宣布王立軍『無問題』的結論時，王立軍都是站在窗前，滿眼噙淚，仰天長嘆」。
外地媒體的報導，應該有誇大的成分，卻也一定程度上描述出了王立軍當時的心聲。而據一知情者說，那段難熬的日子讓王立軍越發明確：讓自己最安全的辦法，只有趕緊升遷。
2、「必須保護英雄」
有一天，新來的市委書記突然叫住計連科，問他「如果把王立軍交流走，鐵嶺治安會亂嗎?」
這樣一個問題，讓計連科嚇一跳。「地球離了誰都轉。」計連科當時這麼同答。這個問題要害的地方在於：王立軍這個「警界英模」是資產還是負擔，對於市委書記來說，竟然已經成了—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樹典型，一直是打造政績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在當時的考核體系下，英雄典範對任何一級政府，任何一個部門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資源。
從宣傳上，每級公安部門都而臨著公安宣傳業務績效考核，在省、市、國家不同級別的報紙上發表先進事跡都會有相應的記分。如果投稿被《人民日報》這種級別的媒體選取，或者累積的分數格外高。自從出了一個英模王立軍，上報變得容易，一周總會有那麼幾篇關於他的報導，鐵嶺警局從此不愁這方面的問題。
雖然對體制來說，這是多麼便利的—條路徑，但是王立軍帶來的麻煩和問題，在領導心目中，顯然已經可以和它們帶來的好處抗衡了。
這應該是王立軍最脆弱的時刻，而對楊鋒和霍玉奎，這則是一個「幫助體制糾正錯誤的絕佳時期」。
自從被免職後，楊鋒經常去找已經被平反的霍玉奎。然而，在楊鋒看來，霍玉奎是個過於有君子風度的人，他執拗地相信，對王立軍的問題，領導合適的時候自然會察覺並作出糾正。楊鋒最終還是說服了他：領導們要先看到問題才能糾正。於是由楊鋒收集、整理，兩個人共同以實名向上級領導申報。
他們寄希望，來自他們這兩個前鐵嶺市警局警察的申訴，能幫體制下個決心，後來他們才知道，上告的不僅是他們，還有開原的王子湘。
出乎意料地，他們很快就發現，在體制內的申訴似乎都被攔截了下來。往中紀委打電話，以實名告王立軍，保證對於所說的話簽字負責，中紀委很重視，但還是依然是沒有人來。而王子湘那邊得到的答覆，永遠是相關部門說在查。
有兩個可能：體制還在猶豫，還有一個可能是，「王立軍找關係攔下了舉報」。
在此之前，王立軍雖然有誇大宣傳、貪功、霸道、造假等問題，但總不算做些「性質惡劣的事情」。不過，在那個當下，根據楊鋒的調查，自保的本能，卻是讓王立軍更加迅速地學習—些更為「不堪」的方法。
計連科觀察到，那個時刻的王立軍開始在研究戴笠。「他買了—套戴笠文集，就放在辦公室里，翻來覆去地看，很多地方還做了標註。」
計連科還發現，王立軍似乎從《戴笠傳》獲得的啟示，偷偷派了6個警察一台車，安排在市委書記家門口，24小時倒班天天在門口蹲著給王立軍匯報。盯了半年多。名義是保護市領導，但來車記車號，來人認識的就記人名。「最後不知道挖到了什麼。」
最讓計連科覺得毛骨悚然地是，局裡有人說，王立軍偷偷給領導們都掛了線，據說由此早已經掌握了好幾個領導的秘密。
這些匪夷所思的傳聞，局裡沒有任何人能去證偽。但計連科感覺，王立軍在壓力之下，確實又變了。
事實上，當時的領導曾公開講，一級英模的犧牲率96%，二級英模的犧牲率是85%，當時作為二級英模，王立軍是「倖存的珍稀物種，需要保護」。
這樣的論調，後來某家中央級公安媒體做了更強烈的宣傳。在這篇《愛護典型就是愛護自己的事業》的文章中，旗幟鮮明地講道：「要防止惡意炒作、蓄意詆毀和敗壞先進典型形象」。「特別要注意保護英雄疾惡如仇、勇於同違法犯罪和不良風氣鬥爭的積極性，在他們因此受到打擊報復時，要旗幟鮮明地為其撐腰做主……」、「尊重自己的英雄，就是尊重自己的事業，實際上就是尊重自己；敗壞先進典型的形象，從根本上講就是敗壞公安事業。」
曾在某中央媒體當公安口的記者對GQ記者這麼分析：「此前那種評選機制留下一個問題，因為評選按照名義上的規則，是層層報批，等於這個英雄，是每級領導都做了擔保的，所以如果評選上之後，否定了這個英雄，等於否定了那麼多級政府的擔保，所以王立軍除非真有確切的大問題，輕易不會被否定的，特別不能以工作作風、工作方式這樣的理由否定。」
無論是體制的自我過度保護，抑或楊鋒、計連科懷疑的「另外的方法」，「英雄」王立軍最終被確定「必須保護起來」。
3、「最合適的機會」
屢屢的提告沒有進展，楊鋒和霍玉奎有些著急。與此同時，焦慮的還有王立軍——雖然看上去危機有在緩解，但如果不儘快解決，錯過了這一次提升的機會，又要等個四五年，而這四五年，自己可能將會遭受挑戰。
按照計連科的觀察，那段時間王立軍狀態不是很好。壓力極大的他，更加易怒。就在這個時候，省里一個領導來鐵嶺視察、休養，王立軍主動挑起了接待任務。王立軍把領導安排到了清河賓館，專門找了廚師和大夫讓領導療養。他—天跑一趟，一直沒間斷。直到撞上了三輪車夫張貴成。而這個撞車事件，成了他此前「人生最大的危機」。
1998年l0月14日，王立軍一早去修理站取車。按照楊鋒後來的調查，這台車是此前王立軍讓人扣下的奔馳，還沒上牌照，被他噴成了警車。到了修理站，心情不好的王立軍和修車師傅吵了起來，被頂撞了的王立軍帶著怒氣轉身開車就走。去清河賓館要路過開原市，那天下著小雨，他在一個十字路口，最終和一個下崗工人騎的三輪車連同車上婦女幼兒一同撞上了。
三輪車夫叫張貴成，車上的婦女叫任靜秀。
根據GQ記者收集到的張貴成的口供，當時的張貴成忍著疼站起來時，王立軍已經下了車，對著他高聲喊「你怎麼搶道呢？你快扶她倆上我的車，去醫院。快點兒，你也上車！」張貴成看到王立軍的車沒有脾照，要求等交警來了才走，話還沒說完，一拳已經打在他臉上。張貴成大聲問「你怎麼撞了人還打人呢?」又被打了兩拳，一顆門牙被打掉。張貴成忍無可忍，握緊拳頭準備自衛，忽然聽到圍觀的群眾有人喊「千萬別還手，他是王立軍」。
王立軍的說法，則強調當時不是他開的車，而且並沒有和三輪車夫有過激行為。
而按照趕到現場的開原交警大隊長史有根對現場的責任認定，王立軍應該負70%的責任。
這個判罰王立軍並不是很滿意，2000年春節期間，當史有根要和親友打麻將時被破門而入的鐵嶺刑警逮捕。最終並沒有確切的罪名，王立軍決定對史教養三年。王立軍當時不知道的是，隸屬開原警局的史有根，已經將王立軍在肇事現場的照片交給了王子湘。
王子湘—開始猜想不到，這個事情會成為他們扳倒王立軍的可能機會。他只是本能地選擇不讓關於王立軍的任何事輕易過去。王子湘主動找到張貴成，支持他告王立軍。
1999年3月，張貴成狀告王立軍正式立案。訴訟請求很簡單：要求被告承擔醫藥贊、誤工工資等4757.32元，並賠禮道歉。三輪車夫告當時被社會認定為英雄的王立軍，一下子成了大新聞，迅速擴散開了。
王子湘應該直到此時才意識到，這事確實踩到了王立軍的痛處：一個警局局長毆打社會底層人員的三輪車夫，看上去是個小事，並沒有挑戰英模評選對王立軍種種功績的認定，但是，卻可以瓦解一個英雄的形象。此前各級領導最終選擇對他的許多維護，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終究是「英模」，但假如民望一毀，上面的領導「也可能順勢放棄他」。
計連科觀察到，得知張貴成要告自己後，王立軍好久都睡不著覺。「當他看到媒體的反應，知道這個案子的利害關係」。
就在法院立案的第二天，兩個身份不明的人找到張貴成家裡，提出只要不告王立軍，可以給10萬元，還給他女兒安排好工作。但是張貴成沒有答應。遊說的兩個人遲遲不肯離開，張貴成向開原治安大隊報案，請求出警保護。
直到被帶到警局，才知道其中一人叫李飛，是受鐵嶺市警局刑警支隊稅偵大隊某幹警之託，來勸張貴成夫婦撤訴。
這樣的大動干戈，讓王子湘更確信，這次是最好的機會了。
根據曾在王立軍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那段時間王立軍的精神狀態非常糟，也因此經常性動怒和衝動。或許正因為這種狀態，在同一個月，另一樁案子也找上了王立軍。
1998年12月24日，刑滿釋放人員張鳳英，從遼源竄至鐵嶺市用假表騙錢。警察聞訊趕到，而王立軍如同以往前來做指揮和錄影工作。王立軍主動要求親自抓捕張鳳英，按照後來警局的材料，其他幹警知道的是，王立軍進門之後，張鳳英從樓上的窗台摔落，身受重傷，在第二天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根據王立軍的說法，張鳳英突然從屋內竄出，企圖逃跑，不想一腳踩空，頭朝下跌落到樓梯緩步台上。但有一些人確定，「張鳳英是被王立軍打死的」。刑警隊上下議論紛紛。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王海洲。王海洲在1999年3月指派了兩名律師，幫助張鳳英家屬狀告王立軍。同時家屬還寫信向中紀委上告。
王立軍這兩個案子同時被呈上了領導的案頭，一星期不到，上級領導明確表示，「王立軍暫緩提職」。楊鋒一度認為，總算是等到最合適的機會了。
4、最後的攻防
幾年後，楊鋒從親戚處得知，王立軍的妻子肖淑麗當時跟人說「王立軍當時覺得自己已經被逼到了『懸崖邊上』」。站在後來的結局回想到這一段，楊鋒依舊唏噓：「如果王立軍輸了那場官司，或許反而幫了他。」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王立軍當時的處境確實比較艱難。官司之外，楊鋒和王海洲還在堅持舉報。楊鋒找到紀委的領導當面反映問題，拿著整理張貴成與張鳳英兩案的材料寫成的舉報信，逐條講述。接待的主任斬釘截鐵地告訴他，這麼嚴重的問題，組織一定會徹查清楚。
另一方面，張貴成開始將自己的案子，寫成信發往北京的各類中央媒體編輯部。這個「作戰思路」，是王子湘的。在王子湘看來，王立軍當年因為十大中央媒體評出的「全國十大傑出警察」這個名號，踏上狂飆突進的仕途，而如今王子湘他們希望可以讓中央媒體親自來鐵嶺，用公開的調查和報導終結王立軍的仕途。
張貴成的信確實引來了一批北京的記者來到鐵嶺，《中國青年報》等中央媒體對事件做了詳細報導。
而對記者的追問，王立軍強調：「我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我是爬過來的，不是走過來的。我對人民群眾有很深的感情，我絕不會對一個騎『倒騎驢』的人動手，這種事我永遠不會發生。」當時參與採訪的某中央媒體記者說。
王立軍有一段時間精神狀態確實不太好，他甚至幾次找到計連科，一開口就讓計連科嚇得說不出話來。「共產黨對我們不公，實在不行咱們專案組的人集體退黨。」他甚至跟計連科說「我在美國考察時，有一天晚上美國聯邦調查局給我打電話，中國共產黨對你不公，你有這麼大的功，應該重視你。如果中國不重視你，歡迎你到美國。」回憶起這個片段，計連科說，「這不就是吹大牛嘛。」「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幻覺了。」
那一個月里，王立軍寡言少語，沉默了一個月後，王立軍開始也召集記者了。他反覆說的話是：因為掃黑立功，動到了一些利益團伙的基礎，所以試圖用陰謀來整他。
有當事者記得那時的場景：每天一輛大巴士車，專門接這些記者出入，許多記者還拖家帶口，中間還安排了周邊的旅遊。
根據後來的記錄，王立軍在張貴成案訴訟期間，請來省內外各地大小報紙、電視台記者幾十人，為了招待，王立軍不得不動用鐵嶺市警局行政警衛和下屬各支隊資金50多萬元，用於這些記者往返的機票、住宿費宴請招待費、紀念品等支出。幾十名記者數日住在鐵嶺春園賓館、金度大廈等處。有警局人員負責接待。「好些從海南來的，還帶著老婆孩子，吃、住、旅遊，臨走還帶一大包土特產。」計連科也記得當年的情形。
計連科還提到一個事：在記者採訪期間，王立軍拿出威脅自己妻女的匿名電話錄音，後來局裡的同事有人聽到那段錄音，「明顯是王立軍的司機的聲音」。不過計連科並沒能就此再提供更多的證據。GQ收集到的當時的報紙，報導過這個細節，王立軍拿著這個錄音對記者說：「他們威脅我，要殺我媳婦兒，要扒她的皮。」「但我毫不懼怕，我掃黑是為了人民。」
與此同時，省紀檢委的調查還在繼續。他們一個個約談局裡的同事，計連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對象。「整個警局那幾天異常安靜，大家都感覺，即將迎來一場巨變。」
然而，也就在那幾天，一個農村婦女到鐵嶺警局刑警隊找王立軍。當時值班的計連科並不知道這個女人就是任靜秀——那天坐在張貴成三輪車上的乘客。據後來楊鋒的調查材料，當時任靜秀從其他人口中聽說王子湘找到張貴成，據說張貴成可以撈一筆，她因此也來找王立軍。
這個女人進了王立軍辦公室。不一會兒.王立軍和女人一起出來了。
根據楊鋒的調查，任靜秀從那天起就住在王立軍安排的一個房子。同時，王立軍提交的情況匯報中寫的是，司機任樹輝開車，王立軍和刑警支隊警察劉勇、張久香在車上研究工作。肇事和打人都是司機任樹輝所為。
據楊鋒的調查，王立軍在二審前托人找到了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審判的副院長焦玫瑰（2年後的慕馬大案中，焦玫瑰夫妻雙雙被查處，開除了黨籍、軍籍）。
即將開庭了，《中國青年報》的林崗等中央媒體記者，再次回到鐵嶺跟蹤報導。此時的王立軍和林崗反覆強調是：「我是被陷害的，有人在背後整我，法律會給我—個清白。」
但根據林崗的表述，當天他剛到達鐵嶺市警局，就看到幾名中年婦女一直坐在大廳里無所事事。這些婦女見到林崗進門找王立軍，突然立刻誇張地開始哭天喊地，跑到王立軍的辦公室門前磕頭，大喊「感謝王青天為我們做主！」林崗因此對王立軍的說法保留了意見。
當天，鐵嶺市警局還發放了筆桿子加班加點寫出的名為《黑幕》的材料，裡面詳細講述了王立軍版本的三輪車夫案的來龍去脈。「很多人回去後紛紛據此改寫成稿子，在各自的報紙上發表。但我根據採訪到的另外幾方的說法，不太認可這套說法，因此並沒有採用。」林崗說。
5、宣判
開庭的前一天，楊鋒被拘捕了。同時被帶去接受調查的還有他20多位親屬朋友，其中包括他在警局做警察的弟弟、在鐵嶺縣做機關黨委書記的妻子，甚至是經營飯館的外甥女等等。
他們統統被送到一間賓館裡，由武警站崗看守，每天都有專人過來審問，家人在隔壁也不能相見，「不交代出問題不許回家」。與此同時，專案組通知，鼓勵派出所幹警揭發所長楊鋒的問題，「聽說一旦提出來，馬上提拔副所長。」楊鋒說。
直到進一步的審訊，楊鋒才知道，他們盼來的805專案組其實並不是查王立軍的。專案組成立的原因在於追究楊鋒和王海洲的「誣告問題」。根據楊鋒的說法，直到那一刻，楊鋒才知道，他「誣告」的對象「並不只是王立軍」。他和王海洲舉報王立軍的材料，本來只有「之一，之二，之三」，全部是關於王立軍的，而送上紀檢單位後，竟然鬼使神差地多了「之四」，「之五」。這多出來的部分，居然是他們完全不知實情的市委書記與一名女領導搞不正當男女關係。
楊鋒至今認為，這是王立軍使的壞。他知道，王海洲估計也要被抓了。但是楊鋒至今也沒能就這個細節拿出證據。
9月30日，專案組拘捕了王海洲，同時啟動的，是全市幹警揭發王海洲「問題」的動員。市警局還專門成立調查組，調查王海洲的人員往來，家庭財產總收入，包括王海洲子女結婚收到的親朋禮金。
楊鋒和王海洲無法到庭，但他們依然以為，官司的贏面很大。
林崗出席了那次審判。根據《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張貴成方提供了64份證據，數張現場照片和3名證人，證明就是王立軍一個人開車撞人又打人。作證言的人中，有工人、農民14人，公安幹警15人和幹部6人，其中24人是現場目擊者。3名證人中有兩人當庭認出在開原市警局在肇事現場拍攝的照片中穿藍西服、戴墨鏡的就是開車和打人的人，並指認就是在被告席上就座的王立軍。
而王立軍的律師反覆強調，原告的證人無人能證明其當時在現場，因而全部是假證或偽證。案件的有效證人，變成了任靜秀一個。然後最核心的證人任靜秀出庭作證：王立軍沒有打人。
在最後陳述中，王立軍的最後發言長達17分鐘，他感謝法庭給了他一個申辯的機會，他用大部分時間講述自己努力工作，多次負傷，屢立功勳，因而得罪了某些地方領導幹部並受到「政治報復」。他的發言迎來了一陣掌聲。
法院最終在判決書中表示：原告的人力三輪車與被告乘坐的轎車相撞屬於交通事故與本案無關。原告主張被告毆打原告一節，因其證人是否在肇事現場不能互相印證，且證據均是在肇事後5個月之後才出證，其證據效力不夠充分，不予認定。
當庭宣布：王立軍無罪。
1999年9月29日，新城子區人民法院一審裁定：駁回原告張貴成的訴訟要求，再次確定，王立軍無罪。
2000年1月25日，《瀋陽晚報》報導了王海洲、楊鋒的檢舉，他們的行為被定性「誣告王立軍政治事件」：「調查事實證明，王立軍無愧於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稱號。『舉報』王立軍事件，是—起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對王立軍的政治陷害行為，這些人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黨紀、政紀的嚴肅處理。」
2000年3月29日，張貴成的二審上訴再次失敗，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00年7月24日，遼寧省鐵嶺市原司法局長王海洲涉嫌偽造公文、誣告陷害一案在鐵嶺市中級法院開庭公開審理。
然後，跨過了幹部投票環節，王立軍最終被直接宣布當選鐵嶺市警局局長。計連科回憶，當時「我們整個班子都傻了」。
後記：
王立軍在打贏官司後稱，「我雖贏猶輸。」媒體記錄了他當時發出的感慨：「再高的榮譽，再多的輝煌，都沒有任何保護功能。」「真實的事情才是靠山。」如今這句話更像是句讖語，在12年後的重慶應驗。
2001年1月23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鐵嶺市對王海洲誣告陷害案作出終審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在羈押期間，王海洲身體健康受損，加之心理傷害，尿毒症加重。
王海洲至今也不願面對媒體，拒絕—切採訪的要求。GQ記者是委託他的私人朋友，才得以拜訪他。他還記得2000年7月24日，自己被審判的那天，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里有80餘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和旁聽者，整個法庭擠得水泄不通，那幾天家人不管是看電視，聽廣播，還是看報紙，鋪天蓋地都是王海洲誣陷英模王立軍的新聞，其中不乏他最信任的央視《今日說法》欄目。「撒貝寧在電視裡說我，王海洲這樣污衊英模的行為，必須得到懲罰！」
2003年，王海洲腎病發作，生命一度瀕危。但家境已經窘迫，一時無法承擔巨額的醫療費。「卻突然被系統里的領導下令，無論花多少錢一定要搶救」，「我醒來後感動到痛哭流涕，既是證明黨還是肯定我，也讓我想，是不是王立軍還有被懲罰的—天」，「我甚至想，自己是不是作為王立軍的活口供而被救活的。」
官司打輸之後，王子湘躲避到黑龍江、雲南等地長期居住，直到王立軍離開鐵嶺才回來。王子湘提到，在哈爾濱住院治療糖尿病期間，曾經有王立軍的手下便衣到醫院找他，被王子湘的醫院的朋友發現，才沒有引發進—步的事端。
他說，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處於高度精神緊張的狀態。
在1999年至2001年間，全國近百家報刊、雜誌相繼以王立軍找人撰寫的《黑幕》為版本，登載眾多正面宣傳王立軍的文章，並不惜—切抹黑王子湘。
從2001年至2004年9月，王子湘分別在北京、長春、哈爾濱的法院，打贏了與《人民公安》、《北方公安報》、《關東周報》、《哈爾濱日報》、《羊城晚報》、《長春商報》的官司。
在完成馬拉松一般的名譽權官司後，王子湘回到鐵嶺，開始了自己對王立軍的調查，最終整理了材料《絕不能讓政治騙子暢通無阻——撕開「英雄」局長王立軍的畫皮》，向中紀委實名舉報。
楊鋒在羈押了253天之後，被無罪釋放了出來，期間從清河看守所、鐵嶺招待所等更換了若干的地方。因為這樁案子，他的妻子、外甥女也被審查關押了兩個多月。楊鋒在平反之後，他要求單位給予國家賠償，上面的解釋是，判刑的可以賠償，他這種軟禁式的羈押，沒有賠償理由，在法律上找不到說法，甚至領導對他說：「關在裡面，只是沒有自由，起碼你吃得還挺好嘛！」
性格倔強的楊鋒咽不下這口氣，他重新找到了王海洲。他認為之前的失敗，都是因為太過於簡單相信組織的力最，低估了王立軍的手腕和能力，出於一名老刑警的職業習慣，他認為，只有完整弄到讓王立軍沒法辯駁的材料，才能把他逮住。
在警局一群反對王立軍的幹部與警察的暗中支持下，他開車奔赴阿爾山，從王立軍的出生地，開始他的調查：任靜秀戶口遷移的軌跡、王立軍虛假的蒙古族身份，岳丈在葫蘆島的別墅、當年查扣車輛的數量……楊鋒收集的材料整整有上千頁。
計連科一直等待著組織上來調查王立軍的事，那樣他就有機會一五一十地把所有事情講出來。等了十幾年，終於還是沒能等來。
王立軍後來一直刻意刁難計連科。「我也想開了，能平平淡淡的退休就挺好了。」退休兩年的計連科依然高大健壯，每天早晨5點就已經起床，每天在送孫子上學前快步爬上鐵嶺市內的龍首山。
計連科的親友一度曾經不理解他為什麼沒有跟緊王立軍，錯過了提拔的機會。直到王立軍在重慶出事，親友突然很嚴肅地叫住他，向他道歉，「你的選擇是對的。」
霍玉奎已經很久不提9.19這件事了，他在努力漸漸淡化王立軍對自己生活的影響，王立軍去美領館的事，是楊鋒在網上看見告訴他的，起初霍玉奎還不相信。在他印象里，王立軍「太有逢凶化吉的能力了」。
而當—切塵埃落定，霍玉奎不像別人那樣興奮地做什麼評價，對於紛擾的新聞，他只是淡淡地對GQ記者說：「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是這些原因。」
他頓了口氣：「其實那人也挺可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