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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詞條：娛樂至死
新聞背景：王菲離婚
王菲離婚關我屁事
文|撥惹塵
美國的電視媒體人比爾·莫耶斯表達過一種擔憂：「我擔心我的這個行業，會推波助瀾地使這個時代成為充滿遺忘症患者的焦慮時代。我們美國人似乎知道過去24小時裡發生的任何事情，而對過去60個世紀或60年裡發生的事情卻知之甚少。」
我是如此解讀他的意見：在無數的雞毛蒜皮的花邊新聞中，大多數人對此如痴似狂，作為整體的社會的遠景觀望能力就被取消了。
這類觀點的集中、更進一步的闡述是在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一書里。他認為電視(當時的新媒體)的媒介特性把娛樂性提到至高的位置，卻讓嚴肅的社會議題無以立足，整個社會文化最終娛樂至死。
我並不認同他如此激進的判斷，因為在我看來，電視並沒有取消報章，也沒有取消嚴肅閱讀，美國的公民精神更沒有被取消。未來的新媒體也不會，只要「救贖」沒有從人類精神辭典中刪除，健康的價值一定會找到健康的「肌體」重生。
但如果你把視野放回中國，觀察目前我們身處的這個媒介環境，就會看到波茲曼合理乃至天才的一面。
在我們的社會裡，嚴肅議題討論被鉗制和打壓，傳播正常公民理念的人被逐一逮捕。與此同時，娛樂新聞卻大爆炸式地覆蓋整個媒介。莫耶斯擔憂的是美國人把歷史取消了，但這種擔憂畢竟建立在知道「24小時內的一切」之上。
就在王菲離婚的同一天，王功權被拘留，陳寶成被正式批捕，肉唐僧被傳喚。他們所做的一切，不論是為自己家庭合法權益，還是為更多看不見的大眾，其光皆可照此國此土。但所有這些真正的新聞，在王菲的微博之後瞬間遁形。
波茲曼在書中提了這麼一個觀點：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在我看來，我們面向的是一個更穿越、更擰巴也更糾結的傳播語境——這是一個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奧威爾《1984》的怪物模式。一邊被悄悄抬起，一邊被猛力按下，一邊禮炮千響、煙花漫天，另一邊匕首閃現、趁夜殺人。
我們的大眾能知道的不過是「24小時內的一切花邊新聞」。
這篇文章沒有對王菲不敬的意思，令人擔憂的是傳播格局。南方系這樣的旗手陸續倒下，啟蒙之事卻未到中途。每140個字都可以是一針「皮下注射」，如此，你也就能明白為什麼民眾越來越憤怒，同時也越來越High。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媒體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會把這場離婚刊上頭條。刊了也就刊了，娛樂很重要，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
我老實承認，我是在諷刺，不過也多少有一丁點的真誠。波茲曼還有一句話很好，他說：提出了問題就是破除了禁忌。提出了問題，就該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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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娛樂業，沒有其他行業
文｜尼爾•波茲曼
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生前一直在紐約大學任教。
1983年2月，在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愛德華·迪特里奇醫生要給伯納德·舒勒的心臟作三路分流手術。手術是成功的，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術通過電視進行了直播，這是美國的盛事。美國至少有50個電視台直播了這次手術，英國廣播公司也參加了直播。兩個解說員不停地把他們看到的一切及時通報給觀眾。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直播這次手術，但直播的結果是迪特里奇醫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許是因為舒勒先生看過太多的電視「醫生秀」，所以他對自己的手術結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說：「他們絕對不可能讓我在電視上死掉。」
我這裡想要說的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我們的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美國前總統理察·尼克森曾把自己的一次競選失敗歸罪於化妝師的蓄意破壞，他就如何嚴肅對待總統競選這個問題給了愛德華·甘迺迪一個建議：減去20磅體重。雖然憲法對此隻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實上已被剝奪了競選任何高層政治職位的權利，或許禿子也一樣不能倖免於此，當然還有那些外表經過美容仍無法有較大改觀的人。我們似乎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現才幹和駕馭能力的領域已經從智慧變成了化妝術。
塔夫脫，我們的第27任總統，體重300磅，滿臉贅肉。我們難以想像，任何一個有著這種外形的人在今天會被推上總統候選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廣播上向公眾發表演講，演講者的體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電視時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辯，也難免淹沒演講中精妙的邏輯和思想。
美國的新聞工作者，如電視播音員，對此也心領神會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吹風機上花的時間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時間多得多，並且由此成為娛樂社會最有魅力的一群人。雖然聯邦新聞法沒有明文規定，那些不上鏡頭的人其實已被剝奪了向大眾播報所謂「今日新聞」的權利，但是那些在鏡頭前魅力四射的人確實可以擁有超過百萬美元的年薪。
我們可以換種說法：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不管是什麼內容，也不管採取什麼視角，電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我們提供娛樂。正因為這樣，所以即使是報導悲劇和殘暴行徑的新聞節目，在節目結束之前，播音員也會對觀眾說「明天同一時間再見」。為什麼要再見?照理說，幾分鐘的屠殺和災難應該會讓我們整整一個月難以入眠，但現在我們卻接受了播音員的邀請，因為我們知道「新聞」是不必當真的，是說著玩的。
在電視上，話語是通過視覺形象進行的，也就是說，電視上會話的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政壇形象經理"出現了，現代媒體決定了現代社會，所有社會重要議題都顯得格格不入。
我們的神父和總統，我們的醫生和律師，我們的教育家和新聞播音員，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了如何讓自己變得更上鏡。歐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沒有哪個行業能像娛樂業)，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個詞，他就會成為像奧爾德斯·赫胥黎那樣的先知：There'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除了娛樂業沒有其他行業)。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我們無需別人提醒就能認識到，我們的世界已經深受各種監獄文化的殘害，奧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些監獄文化的結構進行了準確的描寫。如果你讀一讀他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以及亞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會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數十個國家幾百萬人民身上發揮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機器是個什麼樣子。
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老大哥」並沒有成心監視著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一直注視著他，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
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
在彌爾頓、培根、伏爾泰、歌德和傑弗遜這些前輩的精神的激勵下，我們一定會拿起武器保衛和平。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聽到痛苦的哭聲呢?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該用什麼樣的語氣抱怨?對於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能有什麼救命良方?
我擔心我們的哲學家在這方面沒有給過我們任何指導。他們往往針對眾人皆知的人性惡習提出一些明確的思想，而目前出現在美國的問題卻無法歸入任何思想體系。《我的奮鬥》或《共產黨宣言》都沒有宣告過它的到來，它的產生源自我們的大眾會話模式發生的巨變。但它確實是一種思想體系，因為它帶給我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關係和觀點。
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信息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信息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信息被包裝成為娛樂。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缺少過娛樂自己的機會。
為我們提供純粹的娛樂是電視最大的好處，它最糟糕的用處是它企圖涉足嚴肅的話語模式——新聞、政治、科學、教育、商業和宗教——然後給它們換上娛樂的包裝。如果電視節目變得糟糕起來，我們倒是應該慶幸了。
《喝彩》之類的節目不會威脅大眾思想健康，但《新聞60分》、《目擊新聞》和《芝麻街》之類無疑是一種威脅。
如果某種媒介的使用者已經了解了它的危險性，那麼這種媒介就不會過於危險。那些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樣的答案還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一樣的答案並不重要，能夠提出問題就夠了。提出了問題就是破除了禁忌。
